每日好文

爲什要修行
持戒了！才慢慢學會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還要常常付之落實實踐，漸漸才建立了“心好” ，當有了“心好”的結果，便不必去强調持戒了！

修禪是一種生活「定靜安」的鍛煉，借用“參”的深習，鍛煉起來心正，知道正不傾向邪。

我們常稱爲「正心」，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具備有智慧才能把心端正起來，當一個人經此苦修，心足以正了，到此階段，心正了就不必去談修禪了。

終究持戒與修禪是一艘“船”，既然已渡了，具有「心好、心正」，那就不必抬着船走

可是，人必須終生，乃互多世以持戒，修禪以為舟，不可離開須臾，否則連「作人」也成問題。
子墨2024.9.3

有信仰有方向
華人的信仰，已經達至日用常行而不知，因此會另外追求，甚至去湊個混合體。

華人的信仰是淵源久遠，起自「自然」的認識，把這些認識組織起來的“學問”，古人給它一個名稱為“道”。 用白話文來解説“道”，可以說是宇宙自然的“道路”“ 途徑”“規則”“方法”“方式”…… 等等。

“道”要以西方定義的“宗教”涵義來概括，是一件很困難的。 因為“宗教”兩個字的華文翻譯也不對，學漢文的人會誤解。 因爲西方的religion意思不是“祖宗的教誨”，而是“人與神的再接觸”，漢字上“乩”的意思比較接近些。

由於以“道”為原則的終極目標，中華民族的處世處事方法方式都具有宏觀的視野。 雖然沒有天地般的廣闊，但也不至狹窄到唯我獨尊的現象。

現在我們還生活在「追求物質」的低層次中，不久將來一定會往上提升到“追求精神”層次，自然而然有欲望，要學習古人的經典，汲取幾千年的智慧，重建文化自信就可期。 到了那個時候，就會加以對“道”深入認識。

中華民族再確定次“道”為生活終極觀念，我們的思維就會突飛猛進，對待宇宙萬物就會定位於“各有自己的本性”，“萬物可以依自己的本性，進行著自己方式衍生繁殖” ； 思想及行爲以“天地之大德曰生” 為本，而生起“萬物的生命皆是共同體”觀！

今天雖然還生存在被動的弱勢階段裏“祈禱”，只要“道”的信仰日增，一定有一天提升到“飛龍在天”水平！
子墨2024.8.23

為什麼學歷史
中華民族的教育，把歷史學習視為重要的學科，因為是成功失敗、興盛衰敗的經驗實踐。

中華民族寫歷史，不是在寫故事；只寫它的發生過程，後人讀起久遠的事，覺得與自己無關，那可會很悶，讀不下去。寫歷史的重點是，爲何一個朝代會成功，一個朝代會失敗；一個朝代興起滅亡的原因，甚至會綜合為一個重點，傳授給後人，才是成為一份真正的歷史教育。

我們不是統治者，不是一個領導領袖的工作，學會歷史的興衰勝負内容，對於我們的處世處事可有大幫助！

歷史的書寫，都是持別專長的學者，視野不只廣大深邃，還具備古今的比較能力與分析天分，這些天才積累的知識，學習它肯定大有益處。

另外一種一定要讀的課本，是稱為「經典」，中華民族的「經典」也有持色。古人以智慧把生活經驗化爲文字的記錄，是淵源流長的生活沉澱積累，這種文字不是「推論」「設想」的哲學。

中華子弟肯讀這兩種課本，願意從中學習，五千年文化就給我很高的起步點，使我們在短短的人生路途，減少許多“重新再來”的冤枉浪費；在什麽情況之下？在什麽時候？遇到什麽樣的阻礙？應該如何應對？減少我們失敗的機率。

讀中華歷史，讀中華經典，還有大好處，當我們的情緒處在谷底低落的時候，或者生活遇到失敗的時候，它是促使我們很快恢復，很快站起來的動力。

不過講回頭，有機會學習，有讀書心的人是一種福報。學的經典，是隽永的學問，是終身受用的智慧，是要有更大福報的人，才有這個欲望。

重視功利的社會，人的頭腦、視綫只有目前的利益，很難理解「生命不留白」的生活選擇。
子墨2024.8.14

一定要讀“書”

讀書不只是在於增長知識，最大的利益是開拓人生的價值觀。
我們的人生觀和生命價值觀都是從接觸中吸收並形成的。
小的時候是以父母家人那裏學習，再下來吸取老師那兒。進入社會，身邊接觸的人來決定我們的格局。

假如這些身邊人都是庸俗或膚淺，那受到的影響也肯定的，成為一個格局庸俗或膚淺！

要突破這種格局，就是説自己的格局要自我超越提升，那就要“讀書”了。

“書”具有環境的超越性 ，讀它會給我們許多不同的價值論述，假如讀的是“經典”的書，那吸收的内容便超越時間、環境。是不受時空的束縛。

由此可見「讀書，讀經」的作用是多麽的重要，決定人的高格局。
凡是希望孩子成龍成鳳的父母，要從「讀書，讀經」着手！
子墨 2024.8.12

天命：第三、與天相知　　
第三，孔子與天相知與相依的情懷。 孔子不僅強調畏天命，還強調知天命。 從孔子有關敘述來看，這裡的知的含義是雙向的，包括人與天之間的精神互動。 一方面是人對於天命的覺知，孔子總結其一生的為學次第為：“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知天命顯然是學問發展的關鍵環節。 只有經過“知天命”，才臻於“耳順”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這就意味著，對於孔子來講，那個至高的神聖者的意志，不僅是可敬畏的，也是可覺知的，與人的心靈是相通的。 孔子將知天命看作是成為君子的必要條件，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 另一方面天對於人也有覺察。 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朱熹在解釋這句話時說“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在與學生的對話中，孔子不止一次地發出過不為世人所知的孤獨感，那是“會當凌絕頂”的孤獨，但在那人跡罕至的精神的高處，孔子卻感到了來自那個至高的神聖者的慰籍。 這是孔子一生奮進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正因為有了它，孔子才能夠在那個彌漫著怨天尤人氣氛的亂世中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才能在「厄於陳蔡」之際，連勇冠三軍的子路都發出「君子固亦有窮乎？ “的疑問時，彰顯出”君子固窮“的鎮定; 才能一生保持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從容與灑脫。 皇侃《論語義疏》釋「下學而上達」一句說「下學，學人事; 上達，達天命“，此為確解。 在孔子看來，知天命是下學上達的最終目標，唯有在這裡方能實現天與人雙方的契合與溝通，臻於精神的天人合一之境。
子墨 2024.7.31

天命：第二、對天命的敬畏

　　第二，對天命的敬畏。一个全能的造物主的信念，必然伴隨着信仰者對它的畏惧，同神秘感一样，畏惧感也是必不可少的宗教情感之一。奥托甚至認為“出現在原始人心中的畏惧，形成了歷史上整个宗教運動的出發點。”《聖經》認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在孔子那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感。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季氏》）按照朱熹的解释，孔子所以畏大人和聖人之言，是因為他們言行与天意和天命密切相關。

　　敬畏不是單純的畏惧，孔子的天不是自然中的上帝而是歷史中的上帝，對於這樣一个道德性的至上神，孔子絕不僅是畏，更有“敬”。敬来源于對于至上神的至善屬性的體認。對于天命的敬畏深刻地影响了孔子的精神，并對他的日常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鄉黨》描述孔子容貌之變說：“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然，迅雷風烈必變“。 如果說聽到“迅雷風烈必變”是“所以敬天之怒”（《論語集注》），那麼見到穿喪服的人、盲人以及背負圖籍的人所表現的尊重與同情，則是基於對於天命的敬畏而產生的對於生命和文化的敬畏。

　　對於天命的敬畏影響到孔子對於人事的態度，就是他對於“恭”和“敬”的強調。 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孔子主張君子有九思，其中的三思是「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季氏》），孔子本人以此自律，身體而力行之，形成了「溫良恭儉」（《學而》）的精神氣質，並對於儒家的修養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庸》提出“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宋儒以“主敬”修身之本， 皆是對於孔子上述觀念的繼承，而作為功夫論的恭與敬，正紮根於孔子對於天的信仰和對於天命的敬畏之中。

　　正因為有了天，孔子的一生不但勇猛精進，而且虛懷若谷。 當人們稱讚晚年的孔子是聖人時，孔子婉言謝絕了，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爾已矣“，弟子公西華曰應聲回答”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里仁》）。

孔子的謙遜既不是故意的造作，也不是無源之水，其根源在於天命信仰。 孔子不僅從天那裡學習到了日新月異的進取精神，而且在天面前感到了人力的界限，他一生都是有法有天的。 戰國以降，隨著人文理性的強化和天命信仰的式微，我們在儒家的後學那裡已經難得見到這種源於天命意識的謙和與博大氣象了。
子墨 2024.7.29

天命：第一、天的神秘感
　　第一，對於天的神秘感。 天作為一個神聖者，在孔子心中是頗有些神秘感的。 孔子晚年慨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罕》）任何宗教都有其祥瑞徵兆物，比如基督教的光、彩虹等，河圖洛書乃是原始儒家特有的祥瑞，據記載舜時鳯凰來儀，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而出，它們於天下有道時則現，無道時則隱。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由此而斷定自己三代之治的社會理想已不可能實現。 這些所謂的祥瑞之兆，現代人可能莫名其妙，可篤信天命的孔子卻是認真的。 需要注意的是祥瑞意識背後的宗教心理，那是對於萬能的神聖者天德意志的密切關注，以及求索這一神秘意志的強烈渴求。

孔子讚美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泰伯》），堯的德業功勳不過是他則天效天的結果，在孔子心目中，天的力量是超言絕象，不可以用人類的語言來表述的，天力之中有著人無法言說的神秘。

語言是人類戰勝自然的工具，一向被視為人類的驕傲，可奧托認為人類的語言在認知上帝和表達人的宗教經驗方面具有難以克服的局限。 孔子也有類似的思想。 他一向主張君子應當「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在前面已經引述的他對子貢所說的“予欲無言”那段對話中，一連說了兩句“天何言哉？ 充滿著對於天的神往，也包含著對於人力有限性的清醒判斷。
子墨 202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