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五节”在农历五月初五。晋朝周处《风土记》中作“仲夏端五”。“端五”之“端”，意为初始；“端五”的“五”字，因避讳唐玄宗八月初五生辰中的“五”字而改作了“午”，此后才称“端午”。“端午节”另有端阳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多达20余个名称，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及东亚文化圏诸国节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8年将端午节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端午节”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祭祀说。其中说法不少：有端午日本为殷商历法新年的敬天祭祖说，有楚人纪念舜帝（祝融）南巡死于湘水说，有闻一多的百越诸部落龙图腾祭祀说。等等。先民于五月初五夜观星空，发现苍龙七宿上升至天中正南方，“龙星”既“得中”又“得正”，为后世《周易·乾卦》所说“飞龙在天”的星象，寓意大吉。故先民以为在此时祭祀龙祖祈求赐福最为得当。但无论哪种说法，祭祀形式同为龙舟竞渡。表明了端午节实发源于南方。

二是“毒月恶日”说。先民敬畏自然，恪守农作物春生夏长、秋获冬藏节律，认为宇宙中阴、阳二气的消长决定着自然变化的方向；故强调作为自然界一分子的人类，行事必须遵循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就要受到惩戒。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夫阴阳……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五月五日是阳气即将达到鼎盛、阴气已经复甦抬升并逼迫阳气下行之时，即《礼记·月令》所谓的“阴阳争，死生分”。在阴阳相争未决时，不但极阳伤人；阴恶邪佞也由此而生，五毒（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俱出，恶疠病疫泛滥。故称五月五日为“毒月恶日”。《风俗通》佚文中甚至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之说。

既然五月五日如此凶险，先民就运用了一系列措施予以规避。首先，人们须在整个五月份斋戒、禁欲、佩戴香囊。五月五日当天住宅门窗上要悬吊五色桃符印或五色丝线辟邪，室内须挂钟馗像、并插菖蒲、艾蒿驱鬼，薰苍术、白芷，并用兰草汤沐浴和饮雄黄酒以蠲除毒气。这一天要把刚出生的“妨亲”婴儿丢弃，要尽可能地偕全家出游登高避恶，亲友间还需相互走动、以聚合之力驱赶瘟疫。可见端午节意在辟邪驱瘟、健体强身，而这本意则出自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掌控。作为端午节标志的粽子是为最直白的展现。

粽子又叫“角黍”，是先民祭天祀祖的供品。它用菰（稻梁麦黍稷菰六谷之一，经黑穗菌感染变作茭白）叶（叶片宽大，长可达90厘米，宽可达3厘米）紧裹黍米而成。因菰多年生于水泽中属阴，黍（亦称“糜子”）长于田土带有火性，又称“火谷”；用菰叶裹黍米制成角黍，按《齐民要术》所说就是“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象。”这使我们不能不赞服先民在这颗小小粽子上表达出对自然现象的物化展现、和对阴阳消长哲学思想的解读。这是先民的智慧，也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指世人行为要顺乎天理、也要顺乎人情；即既遵循自然与事物的发展规律，又要深得百姓的支持拥戴。

中华百姓自古尊崇孝亲爱国。战国时期，楚国王室贵族屈原曾在左徒及三闾大夫任上实施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政策并有成就。但遭政敌构陷两次被贬职流放。屈原亦写下大量爱国诗作，开辟了全新的辞赋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他在得知秦军攻占了楚国郢都后，择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殉国避世。民众自发地将纪念中国历史上首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与端午节联系到了一起。南北朝时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正式将“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载于文献。此时屈原虽已自沉750多年，但其伟大爱国情怀却深受百姓拥戴，人们以为向汨罗江中投掷角黍，会令水族争啖而不致伤害爱国诗人屈原的躯体，以示对其精神的敬爱。此俗千年不衰，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