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优秀家风的时代内涵与培育路径 – 徐 俊

摘要: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尚。当代优秀家风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家风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时代精神的血脉而产生的一种精神风貌,对于建构新型家庭成员关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整体道德建设和强化主流价值观认同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价值观多元与道德滑坡的时代背景下,培育优秀家风是一项长期、艰辛的系统工程,只有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与政府等的各自作用,形成道德合力,才能使其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

关键词:优秀家风  时代内涵  培育路径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这是民族记忆的沉淀、奋斗的诗史、辉煌的确证,它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和千百万个家庭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力量源泉与强大的精神动力。家风作为构成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民族品质的涵养、道德境界的提升、终极关怀的守望以及塑造和谐、稳定、向善的社会风气与强烈的文化和政治认同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为有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及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很有必要对新时期优秀家风的内涵及其培育路径进行系统性的探讨。

一、当代优秀家风的内涵及特征

    家风亦称“门风”,它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风气或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中”[[1]],并体现于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上。家风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与作为规范或法度的家训、家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说家训或家规是教化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有形文本,那么家风则是经由其长期教化的结果。

    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释道并存等特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家风主要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哲理依据,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旨归,以“家和万事兴”和“天人合一”为理想诉求,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宽以待人、勤俭节约、诗书继世、谦虚谨慎和精忠报国等为修身立世的圭臬,延展并贯穿于民风、国风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始终。中国传统家风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性、历史性和民族性,深刻映射了华夏先民在农耕社会条件下伦常日用、治理社会和安邦定国的真实样态,对于当时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以及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突出和强调男权(以父权为代表)、族权、君权的绝对性、等级性和至上性,致使传统家风也带有诸如愚忠、愚孝、守陈等不利于个体身心发展的弊端。

    家风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沉淀。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移,其内涵也必然会发生或迟或早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期和攻坚期,社会转型加快,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城镇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信仰、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所要培育的优秀家风既不是传统家风的照搬,也不是外来家风的移植,更不是虚无历史后的重建,而是在对传统家风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的融合创新。

    与以往家风相比,当代中国优秀家风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引领,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思想根基,以包容多元文明为宽广胸怀,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现实关照,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梦想蓝图,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身心之间的和谐统一。其突出表现为孝亲爱幼、民主平等、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持家和敬业爱国。

孝亲爱幼。

    所谓“孝”是指“基于亲子的自然联系和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信任、尊敬与感谢之情”[[2]]。它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价值核心,是一切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古语“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行”等无不体现了孝亲的重要性,相反对于不孝的行为则视之为“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经》)。当前,尽管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孝”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不复存在,但其所倡导的“孝养”、“孝敬”、“孝义”等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要求却依然适合当下社会。爱幼与孝亲相伴而生,它构成了当下优秀家风的内在要求。如果说孝亲折射了对人类历史经验与劳动成果的珍爱,那么爱幼则体现了对人类未来发展责任的自觉。

民主平等。

    这是当代中国优秀家风与传统家风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以往,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关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其最典型写照,进而衍生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诞道德律令。针对传统家风压抑个性、漠视人权的弊端,当代优秀家风在建构的过程中,理应将民主、平等这一反映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元素吸纳进其内涵之中。体现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一方面要合理维护父母或兄长作为“家长”的权威和威望,另一方面要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人格、尊严和权利,从而得以营造自由、宽松、有序、和谐的家庭氛围。

明礼诚信。

    “礼”,许慎曰:“履也,所以事鬼神致福也”。(《说文》)后来,由祭祀之仪式逐渐演变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成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一向“自诩礼乐文明之邦”[[3]],这就要求所建构的当代优秀家风,不仅要带有现代文明的时代特质,而且更要秉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礼仪文化的优秀传统。回眸历史,华夏先民之所以能享有“万邦来朝”的礼遇,除了当时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之外,还在于其拥有并奉行完整的礼仪规范。守信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又一特征。儒家认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杨泉:《物理论》);“可终身而守约,不可斯须而失信”(张弧:《素履子·履信》)。在当下,明礼诚信不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相契合,而且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倡导相一致。

团结友善。

    团结是在为某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时所形成的紧密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正是凭借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和毅力攻坚克难而历久弥新的。这种众志成城的诉求和努力反映在家风上,便是强调家庭成员间要互帮互助、同仇敌恺,对于手足相残、同室操戈的行为则大加谴责。诚如三国时魏国曹植所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谋求佑助,获取友情,就称为‘友’。”[[4]] 友善在传统家风中被视为立人之本,处世之法。它不仅强调家庭成员间要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而且也强调非家庭成员间要彼此尊重、相互善待。团结友善作为传统家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外局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其本身所固有的道德价值更加得以彰显。

勤俭持家。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家庭兴旺的传家之宝。自古以来,无数古圣先贤、思想泰斗都曾从不同的层面对此给予了道德肯定。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韩非曰:“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李商隐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司马光曰:“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训俭示康》)……经过岁月的洗礼,民族记忆的沉淀,勤劳节俭已深深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繁荣昌盛、永葆生机的法宝。勤劳节俭在化为千家万户日常道德操守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勤劳持家的优秀家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成为当下建构优秀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敬业爱国。

    敬业是爱国的基础和前提,爱国是敬业的升华和归宿。敬业与爱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在中国传统家风中,敬业与爱国被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诸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等名言警句即是生动写照。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以悠久历史而长居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话,那么敬业爱国则是铸就悠久历史的中坚力量。近代以来,敬业爱国的优秀家风化育出了无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式的英雄儿女,他们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新时期以来,为贯彻执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应倡导敬业爱国的优秀家风。

二、当代优秀家风的价值功能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尚,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尽管世事沧桑、物是人非,传统家风的内涵也发生了嬗变,但那些承继和彰显民族集体智慧的部分仍然是当下我们建构优秀家风的主要思想资源。今天,我们所建构的优秀家风既是对传统优秀家风的承继和发展,又是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炼与创新,对于建构新型家庭成员关系、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整体道德建设、强化主流价值观认同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有助于建构新型家庭成员关系。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成员关系和谐与否,将直接关涉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历览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可知,凡是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或矛盾凸显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时期;相反,则是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与人类其他几大文明国度相比,古代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除了有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外,相对和谐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也是重要条件之一。得益于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价值核心的传统伦理文化的涵育,华夏先民在家庭伦理上逐渐形成了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良好关系,并化为兴家立业、为人处世的优秀家风。这种家风尽管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洗礼,但其价值精髓至今仍然存续于华夏后裔的家庭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身份的符号标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传统优秀家风的批判继承,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我们逐渐建构和培育了包含有自由、平等、独立等现代意识在内的优秀家风。沐浴在这种家风下,家庭成员间不仅能够做到彼此尊重、相互善待、同甘共苦,而且还能在思想观念、价值诉求、终极关怀上形成某种共识。如此以来,一种和谐、宽松、乐观、进取的新型家庭成员关系便可日渐形成。

其次,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确证的标识,是该民族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累或凝结的结果”[[5]],因而传承民族文化便是保持民族自身特色、维持民族存续的主要路径之一。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优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教化思想,它们对于探索世界、治国理政、提升精神境界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家风的接力传承,已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血脉和骨髓里。作为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代优秀家风以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声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沁润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对涵养、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直接作用。在社会转型加剧、全球化与信息化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在深刻反思和剖析当下中国社会家庭及其人口结构变化的同时,勇于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其价值观对当代优秀家风的冲击和挑战,化各种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针对贯彻执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突出广大民众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大力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以此推进传统优秀家风的现代性转变,从而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坚实的平台。

再次,有助于加强社会整体道德建设。“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6]],家风好坏直接关涉到民风、国风的健康与否,进而又会间接影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高低。诚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7]] 家庭是个体成长成才的摇篮,是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基础环节。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调解规范体系”和“实践精神”[[8]] ,是衡量人社会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其形成得益于良好家风的长期熏染。可以说,家庭成员道德风貌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后天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实践能力,因此培植和守护优良的家风对于提升和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至关重要。当下我们所培育的优秀家风,不仅是对主体道德养成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而且还对主体内在追求崇德向善精神需要有着本质契合。它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伦理文化明礼仪、孝亲老、崇勤俭等价值精髓,又吸纳和发展了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协作等现代思想意识。通过对优秀家风的不断培树,便可使家庭及其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时俱进,进而实现家风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激发起人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守道重义的道德情感。

最后,有助于强化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主流价值观是指由统治阶级倡导与执行的意识形态[[9]],它构成了特定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核心与灵魂。主流价值观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同,不仅关乎到统治阶级的意志能否得到贯彻,而且也关乎到其统治地位能否得以稳固和持久。鉴于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民众对其主流价值的认同,其中培植契合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优秀家风便是重要做法之一。其原因在于,家风与国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在价值诉求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国风是家风的整合与放大,家风是国风的基点和载体。这种情形在传统中国则尤为明显。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多年而绵延不绝,关键就在于有高度自觉和共同崇尚的价值基础,而家风便是这种价值基础在社会细胞中的自然显现。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所坚持和奉行的主流价值观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新型的主流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作为核心内容,集中彰显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价值共识,因而也必然融合了优秀家风的道德精髓。毫无疑问,家庭成员长期生活于这种新型的家风下,不仅有助于形成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也会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而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总之,当代优秀家风的建构和培育,不仅能净化人的心灵、规约人的行为,而且还可直接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向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心灵之路。

三、当代优秀家风的培育路径

    当代优秀家风是历史与现实在当下中国场域里交汇、碰撞与融通的必然产物,各种因素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建构和培育当代优秀家风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各司其责,通力协作。

其一,重视和发挥家庭的涵养作用。

    家风是家庭及其成员的一种精神风貌,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的涵养是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培育当代优秀家风的过程中必须从以下四点着手:一是要积极营造宽松、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尊重家庭成员的人格和尊严,鼓励他们发表对家庭重大决策的观念和看法;对于其不当或错误的观点,应及时、稳妥地指出其问题所在。二是要赏罚分明,一视同仁。对于为家庭做出贡献的成员,无论是什么辈分,都要适当给予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鼓励;相反,则要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批评和教育。三是要帮助家庭成员树立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既是治国安邦的要求,也是治家管家的原则,古语“富不过三代”即是如此。日常生活中,家长要适时与家庭成员共同分析家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帮助其形成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四是要帮助家庭成员形成宽以待人、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的为人处世意识。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切身利益必然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方能实现。当前,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强势推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此境遇下,家长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向家庭成员讲清宽以待人、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为人处世原则的重要性,还要从现实的角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帮助他们明白培树上述意识的利害性。当然,家长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帮助他们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

其二,重视和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

    学校是除家庭之外对家风形成影响最为直接的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平和行为方式。作为未来家庭的家长以及现在家庭的成员,学生从幼儿园开始直至大学或研究生毕业都处于不断道德化和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因此,在此阶段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道德实践能力锻炼就至关重要。首先,寓伦理道德文化于知识教育的全过程。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学校要主动打破唯“升学率”、“考研率”或“就业率”为直接目的的短期做法,不但要注重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实用性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而且还要注重对社会科学知识、为人之道等人文科学知识的传授,使其在“德”与“智”上得到平衡发展。其次,积极创设健康向上的崇德校园环境。校园环境具有人群密集度高、影响直接快速的特性,校方要根据这些特点主动创设各种条件发挥其在崇德向善、讲义重道上的引领和培育功能。比如,可以定期开展“校园最美人物”、“校园道德楷模”、“校园传承优秀家风”等活动,以活动促学风、校风向良性发展,以好学风、好校风助推道德践履活动普及化、深入化。再次,适度加大对反面典型的宣传批评力度。先进人物具有引领示范的作用,但反面典型同样也具有警示劝阻的功能。从现有管理来看,出于种种顾虑,校方一贯是只报喜不报忧,对于教师违反师德家风的行为姑且给予一定范围内的公开批评,但对于有悖伦理道德行为的学生却过于宽容,时常是讳莫如深。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自身行为过错的认知,也无助于其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相反却会更加助长其不道德行为的滋长。因此,校方要择机树立反面典型,利用校园舆论的批评和规劝功能,推动学生的自我反省和道德自律。

其三,重视和发挥社会的熏染作用。

   家风是民风的体现和载体,民风是家风的整合和放大。民风代表和反映的是社会公众的一种精神风貌,其好坏直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起始期,社会转型加剧,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结构深刻调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盛行,追逐经济利益、崇尚奢华攀比成为时尚,一种讲求实惠、放逐崇高、不择手段、及时行乐的浮华奢靡风气日渐形成。在此境遇下,整个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等精神症候,导致了传统优秀家风的式微和现代良好家风的扭曲。要培育当代优秀家风,整个社会必须通力协作,积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优势和长处,批判假、丑、恶,高扬真、善、美,共同营造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良好民风。当前,我们在鼓励和倡导不同社会主体勇于承担应尽责任和义务外,特别要注重发挥各种媒体的舆论引导、议题设置、批判监督、宣传褒扬等价值功能。一方面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媒体行业经营和管理制度,完善事前审核、事后监督的操作规程,提高媒体行业的自律能力和他律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媒体宣传和报道的方式方法,加大对反映社会正能量内容的曝光力度和频度,使各种媒体的社会责任心和公益性进一步落到实处。

其四,重视和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

    中国自古即以“家国同构”为主要文化传统,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但“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却依然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所推动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行动之所以备受公众关注,其最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源于“国风即家风”的伦理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的频发及其负面影响的扩展,整个社会的家风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下行转变。部分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不仅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名望,而且也使公众对社会的认同出现了裂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张扬跋扈、为害一方,激起公众的“仇官”、“仇富”心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普通民众却处于“蚁族”、“房奴”或“相对贫困族”的尴尬境地,生存性焦虑、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日益积聚。长此以往,必将进一步瓦解优秀家风涵育的文化心理根基,加剧社会的离心化和非道德化。鉴于此,政府理应从道德批判的“后卫”转变为“前锋”,在逐步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失信失德行为的处罚力度,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崇德向善等主流价值观为公众所接纳并践履。

作者简介:徐俊,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博士后,蚌埠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信仰、价值伦理、生命伦理等研究。


[1] 徐梓:《家风的意蕴》,《寻根》2014年第3期。

[[2]] 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3]] 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4]]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3页。

[[5]]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6]] 费孝通:《费孝通选集》,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7页。

[[7]] 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我国妇女为大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8]] 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3页。

[[9]] 李德顺:《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人民论坛》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