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影響 子墨講義2016/4/25
《大學》從成篇直到北宋儒學複興之前的千餘年間，作爲經學化的《禮記》中的一篇，並未受到特别的重視。此間雖有鄭玄爲之作注，孔穎達爲之作疏，卻都是並《禮記》而行。另外犖犖大者如南梁皇侃、北周熊安生二家的《禮記義疏》，其中應該也有對於《大學》的闡釋，但已亡佚而不可見。雖然如此，《大學》所秉承的往聖先賢德性倫理政治之道，卻並未中絕。
據《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以賢良文學應對漢武帝策命時曾曰：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彳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這顯然是以内聖外王之道鞭策武帝，其思想來源雖不必出自《大學》，但從董仲舒對策中引曾子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的言論是符曾子之學。
洎乎中唐，韓愈鑒於佛、老二家“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的嚴重現實，直接引述《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一段，以《大學》所秉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内外貫通、德業兼修的德性倫理政治之道，批判佛、老的“一人之私言”。《原道》正是由於在儒家與佛、老的劇烈思想交鋒中所凸顯的獨特而重大意義，《大學》逐漸爲世人所看重。
迨及北宋中期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出，《大學》始離《禮記》而單行。(注: 據南宋王義山《稼村類稿》卷4《宋史類纂序》載，北宋仁宗曾於天聖四年（1026年）賜新科進士《大學》篇，其卷15《稼村書院〈甲戌秋課試〉》又載仁宗曾於寶元元年（1038）賜新科進士《大學》篇，誠如此，則《大學》離《禮記》而單行當稍早於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然查《宋史》，並未見仁宗賜新科進士《大學》篇之記載，故本文不取王氏之說。)其後宋元明清通儒碩學，幾乎鮮有不對《大學》加以闡發者。
諸代《藝文志》以及《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大學》專門著述達60餘種，而以“四書”爲名論及《大學》的著作尚不知凡幾，更兼許多關於《大學》的篇章被收入學者文集而未另行著錄（如《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便被收入《二程全書》中），因此完全可以說，《大學》乃是由宋迄清900年間最爲流行的經典之一，它對當時社會思想產生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而在所有依《大學》立論的著述中，對社會思想發生了最爲重大和深遠影響的，當推朱熹的《大學章句》，其次便是王守仁的《大學古本注》。
在《大學章句》中，朱熹遵從程子觀點，認爲《禮記》中的《大學》一篇（即後來王守仁所謂“大學古本”）“爲書猶頗放失”，故“采而輯之”，“補其闕略”。《大學章句序》所謂“采而輯之”，除了將古本“在親民”之“親”注改爲“新”、“身有所忿”之“身”注改爲“心”之外，最主要地是將古本分爲“經”一章、“傳”十章，並按“經”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修身齊家”、“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的論說次序，對“傳”文直接進行了調整。
所謂“補其闕略”，則是在“傳”之第五章下，以按語形式補入一段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致也。”
《大學章句》朱熹的輯補，從形式上看，是爲了使《大學》的結構更加嚴謹，文句更加完整；且如“傳”之第二章所引《盤銘》、《康誥》、《詩·大雅·文王》均突出“新”義，亦可證明“經”之相應部分的“在親民”當作“在新民”。不過，在實質上，對《大學》的這種大刀闊斧的調整，則是爲了凸顯程朱一系内外並重、格物明理、德知兼修而最終以知輔德的本體—工夫論。這一點，從上引朱熹“格物致知補傳”所謂“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已可見出；而其《大學章句序》關於通過“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的“大學之明法”以變化氣質之禀而複歸天賦德性的觀點，則更加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思想。
朱熹的《大學章句》，隨其《四書章句集注》一道，曆元明清諸朝一直被作爲學校教育及科擧取士的基本程式，由此，《大學》的思想内容也就通過朝野士大夫的思行言教而輻射到整個社會心理之中。
王守仁起而對之提出了異議。他批評朱熹對《大學》舊本的調整是“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認爲“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故而“去分章而複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大學古本序》。王守仁這種“悉以舊本爲正”的做法，甚至連其親密弟子都“始聞而駭”。
究其實質，王守仁是基於“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格物致知之旨”《姚江學案》，標擧“《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的所謂“聖人之心”《大學古本序》，以反對程朱理學格物明理、内外並重的工夫進路。王守仁所謂“格物致知之旨”，即“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這也就是專一用力於内以求本心之誠、進而將本心之誠顯發推擴於外的工夫進路。
毫無疑問，在心與理的本體論以及内與外的工夫論方面，王守仁與朱熹確實大相徑庭，王學以其完成形態的心學體系而與程朱理學相頡頏。然而，朱、王之異，克就其形下層面的意義來看，是對於大學之道成德進路之擇取方式及其工夫次第的不同，而對以“止於至善”爲歸宿的大學之道本身的服膺，則是一致無二的。在《大學》思想影響的普及和深入方面，朱、王之爭非但沒有產生消極作用，反而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王守仁之後的儒者，幾乎鮮有不究心於《大學》而在朱、王之間做出抉擇或加以摺中者，關於這一點，《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頗有反映。由此，《大學》通過理學和心學兩大學脈而更加全面地包絡了士人思想和社會意識，成爲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最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