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ssociation of Confucianism Malaysia
農曆新年
中華民族過年是農曆正月初一，以太陰暦換年為過年，已經有四千多年歷史了。
由於近代百年嚴重西化，過新年反而以西方耶曆為主。而把中國人的新年稱為＂春節“。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废除旧历改用西历，中華民族幾千的過年叫春節。100年來由年變成節，矮化了！延用至今，不肯長高！
假如用太陽為曆法，應該在「立春」換年，北斗之柄直指正東；假如用月亮為曆法，初一是「朔」月的開始。這兩者都以天象有依有據。
可能太久沒有接觸中華文化，才用“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的耶穌曆1月1日為過年。
子墨 2025.1.24
“年”字的最早出現始於周代”
在此以前，堯舜時稱「載」，有日月星辰運載一周之意，夏代稱「歲」，有人長一歲，新春將臨之意; 商代稱「祀」，表示四時已過，該編史造冊，奉祀神靈祖先了。
這裡有一個小插曲：即在唐肅宗時曾一度將“年”改為“載”，但為期很短，之後又復稱為年。
年作為計時單位，一直沿用到現在。 春夏秋冬一個週期，稱為一年，在書面語言中，亦不時出現“載”字，如成語：三年五載，顯然是受古時稱謂的影響。
《荊楚歲時記》的記載，至少在南北朝時已有吃年夜飯的習俗。
子墨2025.1.23
你認識「桃符」嗎？
「桃符」是古代中華民族過年，辭舊迎新，一定懸掛的吉祥物，歷史悠久。
早期的「桃符」是用桃木削成板片，寫上吉祥文字，最普遍是用兩片桃木板寫上兩位門神的名字「神荼」和「鬱壘」，有的地方直接用紙畫上二神的圖像，嵌綴或者張貼於門首門扇上，是有祈福滅禍， 壓邪驅鬼的作用。
中華民族過年，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讓家煥然一新。
《幼學瓊林》歲時篇寫的桃符，最有名：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
漢朝時代已經非常盛行，新年掛桃符。
五代時代，在桃木板或紙上書寫聯語，稱為春聯。
“春聯者，即桃符也。 自入臘以後，文人墨客，書寫春聯，以圖潤筆。 ”
桃符就是春聯的別名。
子墨2024.12.28
冬至
古人仰觀天文，把一年分成二十四個節氣(太陽曆法)，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第22个节气
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時代，華夏民族已經用土圭觀測太陽，測定出冬至節氣時間，就是每年的西曆每年12月21-23日交节。
古人對冬至的分析是：陰極之至，陽氣始生，北半球，冬至太陽直射南回歸線，陽光對北半球最傾斜，日短之至，日影長之至；白天時間最短，晚上時間最長，所以冬至又稱“日南至”或“南至”、“冬節”、“長至節”、“亞歲”，也有的稱“消寒節”等，
冬至節日有2500年以上的歷史。周秦時代以冬十一月為正月，以冬至為歲首過新年。《漢書》有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也就是說，人們最初過冬至節是為了慶祝新的一年的到來；冬至起天地陽氣開始興作漸強，代表下一個循環開始，是大吉之日。因此，后來一般春節期間的祭祖、家庭聚餐等習俗，也往往出現在冬至。冬至又被稱為“小年”，說明年關將近。
保健養生
“冬至陽生”之日開始保健養生，陰極陽生，體內陽氣蓬勃生發，易吸收營養，滋補功效，冬至前后養生保健的關鍵時期。要把陽氣之苗保護好，精心調養，經絡通暢，陰陽順利轉化。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子墨2024.12.21
禮儀的意義
生活需要儀禮活動的調適。
禮儀的儀式可以强化生活的底蘊。
從個人角色來說，容貌端莊，举止得體，儀态威儀，增加被尊敬。
從個文化來說，生活有禮儀、禮節、儀式、儀仗……等，民族的凝聚力。
有如節日的「過年」，其意義最豐富，有團圓飯、壓歲錢、守夜、接財神等等儀禮，是家的親情與凝聚力；
清明節有春祭、上墳祭祖等等儀禮，是敬祖孝親；
端午節有粽子、賽龍舟等等儀禮，是愛國情懷；
中元節有超度等等儀禮，是感恩眾生的記會，
中秋節的拜月等等儀禮，成為發揚文化的活動，
重陽節的登高等等儀禮，是敬老節，
冬至湯圓等等儀禮，是團圓和睦。
“禮”所實踐的“儀”，表達了人們情感，儀式莊嚴慎重，包括了所流傳的宜與忌，會逐漸形成生活的深邃文化。
子墨2024.12.19
春秋三傳的流傳
東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
《公羊》、《穀梁》二傳的史學地位並無法與《左傳》相比。 《穀梁傳》影響最小，不及《公羊傳》，更遑論《左傳》。
南宋的朱熹說：「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 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道理上便差。 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
《春秋》在漢朝起被尊為五經之一，在四庫全書中屬於經部，三傳既是史學，又是經學，在唐代同列九經，在宋代同列十三經。 十三經中，《公羊傳》與《穀梁傳》作為《春秋》的解讀文本，也被列入十三經中。 《左傳》可能是獨立於春秋的比春秋更早的一部歷史書。
子墨2024.12.17
《漢書》解說春秋三傳
《漢書・藝文志》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
《左傳》：《漢書·藝文志》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孔子作《春秋》時，與左丘明參觀魯國的史記，據行事，論人道，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明聘以正禮樂，其中有所褒諱貶損，不可寫明，乃口授弟子。 而弟子們後來所言互異。 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故討論本事而作傳，證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
《公羊傳》是齊國的公羊高受傳於子夏，再傳其子，子孫口耳相傳，到漢景帝時，由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與齊人胡母生合寫成書，
《公羊傳》《穀梁傳》二傳，則是口傳要義，傳了幾代以後，始寫成文字。
《穀梁傳》的解經風格比較平實，與《公羊傳》形成對比。
《穀梁傳》至何時何人始著為書，史記不詳，據《漢志》注，只知始承傳者是魯國的穀梁子。 顏師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譚《新論》以為名赤，王充《論衡》以為名置，阮孝緒《七錄》以為名俶。 四名何者為是，難以考證。
子墨2024.12.14
孔子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余（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
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註釋《春秋》的書有三傳：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 另有鄒氏、夾氏二家，但早在漢朝即已失傳。
子墨2024.12.10
中華古時的史書
《春秋》即歷史，是周朝魯國的歷史。 《春秋》是孔子所作或修訂而成。
《春秋》記述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242年之歷史，魯國與眾諸侯國的大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這段時間被後人稱為「春秋時代」。
它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典籍，記事記人。 內容取材於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 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 等。 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 ，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
《春秋》的體例宛若各年月的新聞標題彙編，意不在史而在“義”。
子墨2024.12.7
孔子被稱為「先師」
孔子之所以為「先師」，是因為他刪削製作「六經」 ，並以“六經”來教授廣大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涗：“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
又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
這些記載行文簡練，卻關係到儒家之所以成立的關鍵。
後世稱孔子為「先師」，其意是作為「師」的先行者，也就是說，孔子是「師」這一身份的創始者。
周代的學校本是國家的政治機關，到孔子才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傳統。 也正是因為這一傳統，使孔子及其弟子作為「儒家」學派獨立於王官系統，具有獨特的精神屬性。
另一方面孔子以“六經”授人，其中一個道理，為政治國之道必須進入政治生活才能踐行，這使儒家學派呈現出一種特性：精神上獨立於政治，在角色、身份上又附著於政治。 因此，孔子既有師者之名，也有政治導師之實，名實兼備，方能教化群倫，公推萬世師表。
子墨2024.12.4
孔子被稱為「至聖」
何謂「至聖」？
在孔子之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有德有位的聖王。 而孔子終其一生，雖有聖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甚至僅僅是春秋晚期的一名教書先生。
孔子逝世以後，人們卻把他視為古聖先王的繼承者。 《孟子·公孫醜》錄宰我之言：“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漢代趙岐註解此言：”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製作素王之道，故美之。 ”
“賢於堯舜”，這是孔子能夠達於“至聖”的道理：堯、舜等人已為聖人，孔子之聖尚過於堯、舜，所以可稱之為“至聖”。
而按照趙岐的理解，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是因為孔子“製作素王之道”，即身非王侯，而功績比肩堯、舜。
那麼，孔子功績何在呢？
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
也就是說，孔子在春秋之世，面對禮崩樂壞、周道不行的變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促使他刪削“六經”，總結歷史經驗，並留下了垂范萬世的文化準則，自身也成為超邁堯、舜的“至聖”。
子墨2024.11.30
孔子的理念
孔子早年出仕魯國，並於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左右升任大司寇，攝行相事，這是“得君行道”的路子，在體制內。 他早年一直期待為時君所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以為能夠如《論語·雍也》所講「魯一變，至於道」。。
隨著時局的崩壞，孔子寄予希望的道路行不通了，於是他開始了周遊列國，期待能夠在其他度推行自己的政見。 他曾居留於衛，也曾打算西行謁見晉大夫趙簡子。
當時的諸侯國也有贊許其學說者，如《論語》所載，魯國的公山弗擾、晉國的佛肸都曾邀請孔子前往他們的封邑，但最終這些動議都無疾而終。
傳聞楚昭王打算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與孔子，也為令尹所止。 這些都說明當時諸侯國不乏推崇孔子政治理念的執政者。
另外，孔子也曾有“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感慨，按照前人的解釋，此言依然體現了孔子不能建國於諸夏，而欲行道於化外的“得國自王”之行道路徑。
從《孟子》《史記》《韓詩外傳》等文獻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孔子的另一面，即推崇歷史上的明君商湯和周文王。 他們都在狹小的封地上，成功推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終成就了三代之治。 顯然，孔子也希望重現這樣的成功範例。
經過仕魯和周遊列國的多年嘗試，孔子明白堯、舜之道已經不能實現。 晚年，孔子曾發出“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感慨。
他通過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將政治理想與具體建言寓於經典撰述中，這就是孔子的“為之”。
《公羊傳》終篇說：「君子曷為為《春秋》？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則未知其為是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后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
孔子“作《春秋》”乃至刪削“六經” ，寄望“以俟后聖” 延續這個理想。
子墨 202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