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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儒学的衰颓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一是明清经世实学思潮。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本质是王朝覆灭的重要祸根，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在“空言”。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局面，都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这就预示了宋明理学走向穷途末路，必须改弦更张。

中国原创文化表现出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这就是人文精神。中国原始宗教在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时有明确的人文指向。黄帝从一开始具有神人二重性，但是中国人更重视的则是其“人性”，后来被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春秋战国百家言黄帝多有虚托和夸大，秦汉儒者注重人文理性的把握，使黄帝以古代圣王的现象呈现。黄帝人文始祖的形象是具有现代性的，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集中体现在黄帝祭祀的文化认同上。

有人说公祭轩辕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本文针对这种观点，主要通过传统文献的梳理和解读，阐明历史上祭祀黄帝的真实意蕴，指出黄帝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人文精神，其所具有的特性主要是兼容性、中道性、伦理性和德业性。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中国文明有不同的称谓，一般称为“中华文明”、“华夏文明”，也有称之为“汉文明”，一些西方学者又称之为“儒家文明”。在笔者看来，“华夏文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概念，应当指“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前以华夏族为主长期融合其他各族文明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是汉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前身。华夏文明形成的经过从横向上看，从炎黄时代就已繁衍生息在这块大地上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在共处与战争的交替状态下逐渐形成了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的华夏族，其文明融合、同化其他部族文明而形成了春秋时代的中原华夏文明；从纵向上看，夏商周三代承前启后，继承创新，到西周形成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新形态。

河间献王刘德积德累行，俨然汉初一位儒家领袖。他修学好古，在河间国复兴儒学，颇得儒家正脉，却与朝廷儒学形成分立。仁义治国，德教化民，是献王治道的基本思路；修兴礼乐，治国理民，是河间献王治道的基本途径。献王与汉武帝思想倾向的不同导致了他及其河间儒学的悲剧命运，这是历史的遗憾，但掩盖不了献王道德人格，思想学说的价值。献王的治道思想为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慢长历史，我们发现其中浸透了“和”的精神。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时，除了总结其中凝结的理论思维成果，还要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探讨中华文明发展是如何体现了“和”的精神，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历程，是源于经济领域而逐步扩散到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过程。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制度的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易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和领土来界定。”

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香港孔教与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六大宗教长期以来和而不同，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和谐共处，为人类处理复杂难缠的宗教冲突问题树立了榜样，为香港的和平稳定，实现一国两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如何和平共处？西方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提出文明冲突论。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帝国主义。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首先要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性思想。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观念是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是经过儒者长期的精心筛选、提炼、组合而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结构。先秦孔孟荀对五常都有论述，仁的根本与核心地位逐渐确立，但还没有明确地把五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构建。经过汉初贾谊、陆贾、韩婴起步，到董仲舒“五常”提法固定下来，并初步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仁与义、礼、智纵向展开的内在思想结构，后来《白虎通》总结，扬雄、王充等人补充、修正，初步构建起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价值观。

汉初儒者对秦的暴政和速亡进行的批判反思，以仁义为核心价值，提出了各自的治道思想。陆贾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思想，力谏刘邦以仁义治国，指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要以仁义为本，道德为上。贾谊对儒道两家思想进行整合，继承了道家的道术论而归本于儒家圣王的仁义治道，强调仁义为本，非礼不成；以礼为主，礼法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