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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intergration)一词是现代文化科学和思维科学所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来源于生物学，是指生物机体或细胞中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有着严密的组织形态，在功能上能够很好地协同动作，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良性系统。后来，“整合”一词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借用，来说明社会发展或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同思想观念(如价值观等)的融通和合现象。它有结合、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等多重涵义。

董仲舒思想来源多元，经过整合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反思周秦，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积弊，提出复古更化，以解决西汉治理危机。对汉初各家治道思想进行整合，完成了王霸结合，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主体治理模式构建；阐述了王道统治德刑兼用，阳德阴刑，阴兼于阳，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以《春秋》为基础，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礼法并用，以礼主法。当代中国面临社会治理危机，应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与德治、法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港台现代新儒学在牟宗三先生1995年逝世之后可以说走完了一个阶段，此后进入后新儒家的发展时期，在台湾出现了以李明辉为代表的具有“护教”倾向的新儒学发展路向和以林安梧为代表的“批判”倾向的新儒学发展路向。后者特别强调儒学应该进入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强调历史社会的总体意识，强调新儒学应该从境界的形而上学转到实践的开启。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称为“天人之辨”、“天人之际”等，主要是对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等问题的探讨与论辩，经过长期的思想演变，形成了天人相分、天人同类、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不同命题。其中西汉董仲舒对此前讨论“天”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和天人合德为主体构架的天人关系思想体系，并以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为目标和归宿。对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一般多认为是天人感应，有的笼统地归结为天人合一。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宗教、哲学和伦理角度，深入探讨、辨析董仲舒的“天论”、天人关系的基本涵义、思想渊源、内部结构、本质特征等，以求准确完整地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及其价值。

三才之道渊源久远，董仲舒继承传统三才模式，形成了自己的三才观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在经学视野下，董仲舒以阐发《春秋》公羊学的仁学思想为其仁学构建的学术基础。在三才构架下其仁学理论构建以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为逻辑顺序展开。其仁爱思想强调爱他人，并扩展到大众乃至天地万物，具有博爱性质，体现和谐精神。其仁学思想构建为我们今天重建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帝尧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之一。陶寺遗址已基本确认就是尧都，其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可以看到帝尧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帝尧德行高明，效法天道，公正无私，是仁君的典范。作为圣王其功德卓著：禅让帝位，选贤任能，谏鼓谤木，中道政治，伐乱禁暴。儒家祖述尧舜，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德政合一，天下大同，中庸之道，道统传承，都与帝尧有关。今天研究帝尧，对于讲清楚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服运动是当代中国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涉及服装、民族、历史、信仰、礼仪等许多方面。对待汉服运动社会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呈现多元的状况，各种文化现象纷然杂出，在繁荣中显得有些混乱，在追求中表现些许迷茫，这都是缺乏文化整合的结果。我们应在反思基础上促使汉服运动的发展方向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合拍，使汉服运动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当代整合当中，为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春秋时代，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出现了崇德尚礼的思潮。德观念的拓展，即“德”的内涵日趋现实化、理性化、平民化，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的近源。礼思潮的兴盛，即礼乐的观念化、人性化、人情化，为儒家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就是人文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贞观之治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体现。唐太宗的三教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界一般认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释、道三足鼎立，这种说法稍嫌笼统。本文认为，唐太宗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总体政策，具体即重儒以寻求道统的合法性，确立治国理政的主体；崇道以寻求血统的正统性，为提升皇权合法性的基础；尊佛以重建精神信仰，以为归化民心的工具。在确立儒学官学正统地位和国家民族主体信仰地位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补充和辅助，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思想格局。

作者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场有哲学，把握场有哲学的本质，要走“中道”。 中道在是打开场有哲学神奇之门的钥匙，是把握场有哲学的关键（道枢、枢纽），是权能场有的运行之道，是场有哲学的最高原理（皇极大中），是场有哲学的终极关怀之道（超切中道）。场有哲学——超切中道的哲学。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中道观念，并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除了中国而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国文明虽然走的是“中庸之道”，却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

白鹿原的文化意蕴包含白鹿意象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白鹿原》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其核心价值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做人”二字。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忠实实践者，同时《白鹿原》展现了关学的人格魅力，是关学思想的活标本。《白鹿原》是文化反思与传统文化回归思潮影响下当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试图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确立价值基础。

“霸王道杂之”是汉宣帝刘询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据《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