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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是对先秦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这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外因是社会变革使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因是儒家思想的分化。这一变异主要是遗失了先秦儒家的真精神，包括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君臣关系的扭曲、礼乐传统的变异、民本思想以及人间真性情的遗失等。但也有个别儒者对儒学真精神进行着不懈的追寻和努力的拯救。

过去我们谈到秦文化与儒家思想，往往过分地强调儒法斗争和对儒家的排斥打击。其实，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着对儒家思想的兼容和吸收，秦与儒家不是绝对斗争，毫不相容的。当然，由于秦在主导思想毕竟是法家思想，特别在秦王朝，秦始皇大搞思想专制，对儒家进行打压，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最后导致二世而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对秦吸收儒家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秦汉之际的思想整合。这是上古三代文化向中古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齐家之道就是整治家庭、管理家族之道，通过家庭伦理得以实现。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由父子、夫妇、兄弟组成，以维护家庭的基本秩序，实现家庭和谐。齐家之道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是治理国家，平治天下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

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其渊源是古代圣王。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中圣王不再，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侧重外王，或侧重内圣，但内圣外王之道一脉相承，传承至今。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复兴的有重要启示。

孟子以大丈夫人格为理想人格，相对否定性人格有贱丈夫、小丈夫、齐良人、纵横家。要修养“浩然之气”以内在精神支撑来造就大丈夫人格。浩然正气要“直养而无害”；要靠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还必须经受长期而艰苦的磨练。大丈夫的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认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直激扬着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品格。只有懂得这种大丈夫人格及其底蕴，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今天，应重新激活大丈夫精神，发挥其在引导现代人格塑造过程中的应有作用。

当代西方哲学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身体”成为了审视世界和思想言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如出现了“身体现象学”、“身体伦理学”和“身体美学”等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哲学该怎样应对这种身体转向？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当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

礼乐的价值基础是道德，通过礼来体现人的内在心性和道德修养。宋儒还以天理作为礼的形上依据。春秋礼崩乐坏，礼乐成为虚文，孔子认为原因是礼乐丧失了内在精神。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礼”《说文解字》“从示从豊。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起源于祭祀。人不可能天生下来就懂得礼仪，为使人明礼、行礼就需要教育、教化，“教”《说文解字》“从攴从孝。上所施，下所效也。凡教之属皆从教”，《礼记·学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以礼进行教育、教化就是礼教。

西汉儒者都十分重视反思秦法治模式的经验教训,试图确立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模式。陆贾提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思想。贾谊、韩婴重视礼义教化,强调礼法(刑)结合,先礼后法。董仲舒提出引礼入法、礼法合治,德刑兼用、德主刑辅,王霸结合、以王统霸,初步确立了汉代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秦始皇“坑儒”问题，集中对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有别于学界过去从政治方面对“坑儒”问题的反思，主要从文化方面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发现坑儒与秦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坑儒”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为后世帝王统驭国家开了恶例。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这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的反孔批儒留下了许多祸患，应该进行反思。孔子作为文化象征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