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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其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儒家的“仁爱”在践行上可以分成五个次第：具备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即血缘亲情之爱；“泛爱众”，即爱一切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仁爱思想以自我为起点扩展到宇宙万物的践行次第蕴涵着儒家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取向，在历史上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平衡起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保护生存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谈到儒学，人们可以从先秦儒学到现代新儒学说出一个个概念、范畴，一套套理论来，可以说出从孔、孟、荀经朱熹到王阳明等著名圣贤大儒。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他们浩繁的著述，就会发现其中大都是属于高深的哲学和艰深的学术，即使有道德箴言，也多是面对饱受儒学教育的“儒士”、“儒生”提出的，很少有适用于社会大众的道德训诫和伦理教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蕴涵在“道”这个概念中，“道”本意是指地上人行之道。古代思想家把它引申、抽象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最一般性法则，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

本文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自爱是仁爱展开的基本环节，仁者自爱，中和长寿。仁始于爱亲人，亲情之爱体现为孝悌之道，为仁之本。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是践行“仁”的基本途径。泛爱众人，亲近仁德的人，博爱无私。行仁政，爱民力，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理念。仁者爱物惜命,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敬事鬼神，使民德归厚，体现人道精神。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把“仁”放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立仁之大本，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

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三祭之礼渊源甚早，有着鲜明的人文指向，体现出独特的人文精神：敬鬼神、承大祭的“神道设教”；质性情，形文饰的中和精神；慎始终，厚民德的道德教化；祖有功，宗有德的人文意蕴；别远近，序尊卑的伦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具有宗教性和人文理性的双重品格，这对于今天世界的宗教、种族冲突有重要的化解和平衡功能。

三国至清末历代朝廷在道、政、教的三元结构下，形成了以政为主，以教为用的政教关系模式，帝王对三教总体上处于主动、主宰的地位。历代朝廷在处理三教关系时逐渐形成了三教并用，以儒为主，道佛辅助的三教关系基本模式。在三教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以儒家人文理性为底色，使道佛二教也打上了人文烙印，形成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主体色调。

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仁爱是一种人道思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比较儒家仁爱与道家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行善惩恶，可以看出世界不同文化都强调“爱”，但对“爱”却有不同的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儒家仁爱思想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独特智慧。

本文以《论语•学而》有子“其为仁也孝悌”章及其汉唐代表性注疏为主，在进行纵向的思想史梳理的同时又进行横向的哲学体系辨析，指出汉魏时期孝悌为仁之本是主流，宋儒提出论性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孝弟为仁之本，把“仁”看做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而把“孝”统属于“仁”本体意蕴之中，强调孝弟为行仁之本，借以彰显仁的道德实践性。仁孝之辨融天道性命与百姓日用、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伦理核心与伦理基础为一起，形成体用、本末、先后、总分等相互融摄、相互包含，形成了相辅相成、相维相济、互为支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独特思想结构形态。

儒家以“道”为最高理想价值。儒家之道属“人道”范畴，其实质即是“仁道”，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儒家的仁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仁政”，试图建立以仁道为根本的政治形态，张扬道统以与君主专制与官本位抗衡，但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存在很大的缺陷。今天，仁道观念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

儒家仁爱是建立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等级基础上的“等差之爱”，具有同心圆式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层层扩展的特点。具体体现为仁者自爱，身心和谐；孝悌之道，家庭和谐；泛爱济众，人与人和谐；万物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继承发扬儒家的仁爱精神，培养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热爱、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

近来学界多以“义”来诠释儒家正义论。但通过文字训诂、思想范畴考辨、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儒家正义论后，可以发现：“人道为大”，“仁道为本”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价值基础；“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核心内涵；“中正无偏”、“由中致和”是儒家古典正义论的实践途径。

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主要特点是一系列的两极化倾向，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整合就是要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等两重性之间找到一条既可以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又能够解决人类文化出路问题的基本道路。作者为此提出了确立民族文化、儒家和儒者道德人格的三重主体性。中国文化整合的原则是和而不同，途径是中庸之道，思路是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目标是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