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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概念在哲学上，常常与神或物相对，就是说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既强调重民轻神，如《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强调人贵于物，如《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说到“本”这个概念，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

论文以回族为例，考察、分析伊斯兰教进入中国1300多年发展的历史，总结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走向现代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

荀子基础上古以来三才观形成了更为完备的三才构架：天与人职分不同，人能够与天地参，理天地，具有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建构以礼义为主干的国家治理体系。分疏百姓、士、君子、圣人等不同人格层级，以圣人为治道的最高担当者，君子在治道中具有主体作用，礼义在治道中居中制衡，上通下贯，形成了立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它给我们今天国家治理的启示是：应该复兴儒家礼治治理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

以礼乐进行教育、教化是礼教。文章对荀子的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荀子天人相分，归本人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秦汉以后，礼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今天，对于礼教问题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倡礼教，以礼教作为社会儒学实践的基本途径，重建伦理秩序，重塑道德精神。

政道是关于政权的道理，而治道包含之道和治之具。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传统治道模式经过了三皇以道治国，五帝以德治国，三王以功治国，五霸以力治国四个阶段。荀子是先秦治道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总体治道思想上发挥了孔孟人道为本的思想，在具体内容上形成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合治观，德主刑辅的德刑兼用观，粹王驳霸的王霸并用观，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法兼取观等。这些思想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为了对汉初统治集团寻求长治久安之道进行学术考察，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视角梳理汉初儒家学者进行思想整合的过程，认为汉初黄老政治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机遇，陆贾、贾谊、韩婴汉初三位儒家代表人物，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治道思想，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

论文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角度入手，通过个案分析，认为学衡派对儒学是站在慎思明辩、同情立言的学术立场，主要通过学理的争辩来说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心地位，阐释孔子基本思想的现代意蕴，以及后儒对与原始儒学的偏离和异化，并站在中西古今文化比较的高度，提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融通中西，返本求新，建设新文化的具体方案。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

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徐复观与现代新儒家其他同仁同途殊归，反思批判学界以西释中，中话西说，试图重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形而中学”是以先秦儒学的心性之学为思想渊源，与后来程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是其主体。他所说的“心”是通过修工夫确立的“本心”，是建立人生价值以及道德、艺术、认知的根源，是人之为人的主宰。心的文化具有人文性、实践性、现实性，是生活化、大众化﹑社会化、和平的文化，也不抹煞思辨的意义，可以统合形而上与形而下。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可见，这里“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之学校。

儒家与专制问题是近代以来颇有歧义和误解的一个问题，有必要正本清源，调正学界长期以来的偏激之见。儒家以道为最高，孔子之道以人道为本。先秦儒家的道统意识强调人能弘道, 道统与政统相涉而又分立，以“道”为价值理想统摄政统，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儒学的批判并非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这种批判精神通过儒者群体体现出来，既是一种关怀现实的自由批判精神，也是一种担当道统的宗教性卫道精神。

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现代阐释，认为：孔教为中华文明的支柱，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融汇东西文明的精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道德理想和人格标准的寄托，他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德行之本，以克己复礼、行忠恕和守中庸为实行道德的方法。吴宓反对批孔，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和歪典，并因此遭受摧残。

吴宓，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