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園地

中国古代上帝名称有帝、天帝、昊天上帝、皇天、皇天上帝、天皇大帝等，其渊源甚古，殷商已成熟，西周发生了由“帝”而“天”、由神而人的重心转移。六经中随处可见上帝，但从春秋时期开始了文化精神的转变，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导。汉代又有宗教复兴的趋势，但董仲舒仍然保持儒家人文理性的基本精神，以伦理道德依归。宋儒更多地讨论“天”、“道”、“理”、“性”、“命”，即使讨论“上帝”、“鬼神”，也多是哲学理性解释，上帝隐遁了。明清之际儒者反思批判宋明理学，面对基督教传入，有重建上帝信仰的意思。明清时期儒学开始了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近代以来国人精神信仰危机，儒学复魅，上帝回归的思潮，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儒教复兴的有重要意义。

“神道设教”出于《易经·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实即天道，是从信仰的意义上的“天道”，因此也可以说就是“天之神道”，表现为日月相推、星辰运行、四季循环等天道自然秩序。圣人制作敬天祭祖的礼仪，将天之神道彰显出来，目的在于实现人道教化，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尊崇神道，祭天祀神，显然是宗教性的教化。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政”大致对应甚至包含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真理”与“权力”概念。孔子以前道与政合一，体现为德政合一的圣王政治形态。孔子以后圣与王一分而为二，于是道德理想和现实政治、真理与权力一分为二。儒家既寻求理论上的统合形成了内圣外王观念，试图以“圣”制约“王”；又在政治理想及其理想人格与帝王权势之间的紧张中形成了以道抗政、以德抗位的传统，来限制皇权的过度集权专制。近代以后道统失落，政统断裂，学界政界致力于道统与政统的重建，但至今没有完成。传统文化中道与政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与真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使我们明白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吸收西方政治制度的精华。

如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论文通过对儒家忠恕之道的诠释和发挥，结合现实，提出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之一，以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走向大同。“忠恕之道”是实践“仁道”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方法，当今已经成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忠恕之道应用在处理世界各个文明的关系中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走共同发展之道，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原则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做出贡献。

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格建树。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篇中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原文很长，大致的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

何谓精神？万事万物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具有灵性的状态，就是古人所谓的“精神”。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精神就是指人的信仰、理想、信念、伦理、道德、追求、憧憬等。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不然，人就不能称其为人。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了“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本文认为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在社会激荡、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张载揭示了“和”哲学的多重构成：即宇宙本体之和，天地人一体之和，人类社会之和，个人身心之和，达到了那个时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并提出了实践“和”哲学的方法论：中和、中道、中正；实践“和”哲学的途径：礼乐、井田、宗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途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应对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元初维吾尔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廉希宪，性至孝，有仁爱，自幼生长在汉地，从小研习孔孟之道，谙熟儒家治道、时中、经权之道，以儒家复三代之治，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主政各地，形成了以儒治国的具体实践：重用儒士，提倡文教；敢言直谏，无少回惜；刚正不阿，忠诚贤良；坚持正义，不畏权贵；施行仁政，德化广被；为官清廉，鞠躬尽瘁。廉希宪虽然有较深的儒学造诣，但主要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一位纯粹的学者。廉希宪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 政治生活中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历史影响深远，历代评价很高，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西周明德慎罚是当时的重要政治法律思想，其渊源于黄帝时代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治道观念。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思想，成为西周统治一而贯之的指导思想。后世的德主刑辅就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并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流观点。在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德主刑辅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主体模式，在历史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我们国家治理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源。

儒家之道源于历史的，形成了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董仲舒之“道”是一个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他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提升出王道政治的精义，诠释其王道观以及正、元、仁等核心价值观，试图重建王道理想。其王道政治有二重性：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以民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的思想路径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