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对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吹捧有加。特别是些对西方世界还不甚了了的年青学子，持国人视众皆善的心态，称这些传教士为“伟大的文化使者”、夸赞传教士“杰出表现维护了清王朝的利益”（见吴晓路：《清朝宫廷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5期）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无视传教活动实质、有意无意拔高传教士行径的说法混淆了事物的黑白是非，很容易让人们落入“西方中心论”者设下的陷阱。
西方教会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的目的，就是要把非教徒变作教徒、把非教会地区改造成教会地区。就其本质而言，传教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侵略行为。因为它是通过异地传教、传销式洗脑，使原住地居民放弃（或背叛）自己本民族文化而接受传教士所宣扬的文化，变作他民族教会的信徒。这是用一种思想观念根本取代他种思想观念的不平等活动，与平等的文化交流或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的对等互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再说，传教士也并非人们所想都是带着善念而来的文化交流使者，他们多是带着教会给予的任务被派遣到世界各处的，都在竭力完成其领受的任务。例如明末威尼斯共和国派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主要目的是希望将中国这片广袤的异教徒之地改变为教会地区，次要的经济目的则是为确保威尼斯共和国海上的优势地位及行业垄断，到中国搜寻并销毁郑和海图，以阻断其它国家利用郑和开辟的东方航路顺利到达中国。又如葡萄牙帝国派达·迦马远航的政治目的是：到东方寻找蒙古高原上皈依了中国而被称作“景教”的基督教涅斯托利派，与之建立联系，以便从东西两个方向来夹击他们在中东的穆斯林敌人。遗憾的是达·迦马只到达了印度西南部，停泊在郑和船队到达过的港口，没能找到他们的“景教”兄弟。
欧洲人并非不想到中国来。因自汉武帝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香料、瓷器等物品和技术源源不绝地传到欧洲后，他们就一直渴望踏上东方这片富庶的土地。但当时欧洲正处于“黑暗中世纪”时期，野蛮残暴的统治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束缚住了他们。1299年底，一本叫做《马可·波罗行纪》的游记悄悄而迅速地传遍了欧洲，东方的文明与财富就牢牢地吸引住了欧洲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贪婪之心。特别是在“黑暗中世纪”操控欧洲的教会，一方面，他们指使意大利的安尼乌斯、法国的斯卡利杰、德国的珂雪（基歇尔）等等一批神职学者根据当时他们所掌握到的中国历史材料创作出虚假的欧洲历史，如将零散的小聚落虚构成已进入国家阶段的古希腊城邦等等，并不惜斥巨资雇请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等一批艺术家制作出各种各类当代艺术品，还将其伪装成上古作品，希图通过造假历史、假文物来确保《圣经·旧约》中所勾勒世界历史框架的“真实”性，即证明世界历史是以欧洲为中心展开的、要比中国历史长得多；另方面，他们不断地派出多名传教士到东方，企图把中国变为教会地区以取得对中国的实际控制权。为避免新教教派也来插足中国，教会于1534年建立了准军事化组织“耶稣会”，赋予了耶稣会士在为教会利益行动时有使用各种手段直至暗杀敌对者的权利。此后200多年间耶稣会士的任意恣行，使耶稣会在欧洲声名狼藉，如1758年在帕尔马和马耳他、1759年在葡萄牙、1763年在法国、1765年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等国都出现了大规模驱赶耶稣会士的国家行动，以致在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被教宗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后于1814年被教皇庇护七世恢复，是为后话。）
传教士们深知，征服中国人的第一要务就是取得官民的认同。为做到这一点，他们试用了许多方法，觉得介绍和推广西方一些科学技术是最能取得成效的。如明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明天启年间来华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都是依靠出让西方科技获得中国官方信任的。然而，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傻，如康熙在亲政初（康熙八年，1669年)智擒权臣鳌拜后处置“历法之争”时，他并未采信南怀仁说杨光先是鳌拜同党的诬告，仅罢免了杨光先钦天监监正职务，令其回家种田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同时批示“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即只承认外国人信教自由及允许传教士在宫廷和指定地点活动，而不准他们广泛自由传教。对此，他还向臣民一再解释：“赞美天王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朕意。”雍正及乾隆都准确无误地奉行康熙谕旨：禁教而用其长技。以乾隆“寓禁于修”编纂《四库全书》为例，《四库全书》共收入西人著作37种，而能进入四库“正刊”的只有23种讲说科技知识的书，另14种论述西方哲学宗教的书仅列为“存目”。对此，《四库》馆评论说：“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一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可见西方传教士为取得中国官民认同而带来的西方知识，虽与中国原有知识不同，但在客观上确为中国传统科技（格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们再回头看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他在被派到中国后协助时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工作，因此陷入“历法之争”。
康熙亲政不久，他就因诬告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是鳌拜同党而获得钦天监监副职位；后来又向康熙吹嘘威力强劲的“子母炮”非比利时人不能造出，而他自己却耗时1年多也未造成。康熙便命中国火器制造家戴梓试制，戴梓仅用8天时间即将“子母炮”造成且威力更大，康熙喜赐炮名为“威远大将军”，并命将戴梓姓名镌刻于炮身。后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威远大将军”仅向噶尔丹大营开了三炮，敌军就吓得败逃四散。南怀仁妒恨心起，遂勾结叛臣张献忠养子陈弘勋共诬戴梓暗通东洋（日本）。康熙听信了南怀仁谗言，将戴梓全家流放东北边地、清军配备戴梓所造火器全部被禁。这是南怀仁有意破坏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罪行。
1687年，在中方反击沙俄入侵两次大捷后，沙俄提出与满清签订和约。得知消息的南怀仁不顾东正教与天主教这两个基督教教派间的嫌隙，错误地认为沙俄入侵中国会加速实现耶稣会“追求的事业”。于是南怀仁就抢在谈判开始前与沙俄秘密通信，唆使俄方提出以拉丁语作为谈判语言。因为当时满清没有人通晓拉丁语，这就可以使耶稣会士操控谈判。
此时濒死的南怀仁已有心无力，在病榻上向康熙竭力推荐葡萄牙籍传教士徐日升和法国籍传教士张诚作为谈判时的译员。康熙允准，赐徐日升和张诚两人三品顶戴及袍服，并命领队索额图凡事皆须与徐、张二人商议。
中方谈判团刚组成，俄方谈判信使洛吉诺夫就多次秘密会见徐日升。徐日升便借给洛吉诺夫送酒菜之机，避开清军守卫，将一封拉丁文书信秘密递交俄方。同时露骨地说：“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升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 他还把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佟国纲的情况透露给了洛吉诺夫。
在双方谈判时，即使清朝官员就坐在他们身边，徐、张二人也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和俄方全权代表戈洛文相互问候，甚至明确表示会帮助戈洛文。谈判间歇，徐、张二人果然给戈洛文送上密信，提出只要俄方能给他们上等皮草和美酒，他们就会以提供满清使团相关情报为交换。本来沙俄是在劣势下与满清谈判的，沙皇为尽快签订和约，已表示俄军可以退出雅克萨、甚至可以让出整个“达斡尔地区”。但已得到徐日升和张诚暗中允诺帮忙的俄方全权代表戈洛文却盛气凌人地拒绝了满清使团的几次让步，使谈判陷入僵局。徐、张二人便借“调停”之机到俄方营地，将康熙的底线告知俄方。戈洛文在以皮草、美酒相赠后，还特意向他们透露自己愿意让步的消息。
这时，尼布楚地区居民得知满清使团到来，便纷纷组团抗击沙俄残暴统治，导致谈判中俄方呈现败势。徐日升张诚为助俄方挽回局面，遂向康熙报告当地居民抗俄的负面消息，阻止了清军出手相帮当地居民的抗俄斗争。
在索额图、佟国纲的坚持下，中俄《尼布楚条约》终于拟定。《尼布楚条约》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由于清方使团的其他人不懂拉丁文，徐日升和张诚故意使满文语义和拉丁文语义有所差异。如，徐、张二人给俄国沙皇加上了多达60余字的头衔，其中不乏吹捧狂妄之语，而康熙的头衔就只有“中国大皇帝”5个字，从字面上看俄国沙皇的地位似乎要比满清皇帝的地位高上一头。又如条约文本上满文写为“暂行存放”的地区，而拉丁文则写为“没有归属权”的地区。以致后来沙俄常常利用这些拉丁文条款，将自己入侵中国的行为说得有理有据；也使后世许多中国人把中外订立的唯一一个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当成了不平等条约。
综上可知，西方教会委派传教士到中国是为了西方各国自身利益而绝非为中国利益着想。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的手段伎俩，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更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些事直到被俄方一点点地透露出来后，满清政府才得以警醒、开始注重对自身翻译人才的建设。但大规模培养通晓诸国语言文字译员的同文馆，却拖到百多年后才开办。
因此，本文提醒那些对西方世界还不甚了了的年青学子，和视众皆善心态的国人，不要再称清初来华传教士为“伟大的文化使者”、并夸赞传教士“杰出表现维护了清王朝的利益”等话，而应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两面性给以正确地评价。
2019.9.19于励耘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