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解读《温公家范》来解读古代的齐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家齐而后国治，只有家庭和谐兴旺，社会才能稳定而进步。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所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温公家范》论述了祖父、父母、儿女、夫妻、兄弟姐妹、叔侄等众多的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温公家范》所包含的以礼治家、以德传家、各安本分、每个人都要为家庭尽义务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家庭教育的核心思想，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关键词：温公家范 司马光 家训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一生为官清廉、治家有方，后人说他“其生平学问，以诚为归，以不欺为本。”[[1]]据文献记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2]]《宋史》上形容他的儿子司马康“涂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3]]
司马光为后人留下了一套治家的理论。主要包括《家范》《居家杂仪》和《训俭示康》三部（篇）著作。当时的许多官宦人家都编写家训家范，作为对后世子孙为人处世、齐家治学的教导，而“就其对宋及宋代以后的影响而言，司马光的家训堪称第一”[[4]]。许多家庭都将司马光的治家理论作为典范，《家范》10卷19篇，又称《司马温公家范》，或简称《温公家范》。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反映我国古代家庭伦理道德的著作。全书以“正家而天下定”为宗旨，系统阐述了父子、兄弟、夫妇等家庭关系和伦理原则，由此引申出治国平天下之道。司马光一生为人处世、治家理政、著书立说，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的修齐治平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被当做世人典范，因而他的《家范》要比其他人更有示范作用。从历史上看，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正值北宋中期，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高峰。为了避免唐与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当国，宋代一直奉行扶植文官、打击军人的政策，力图创造一种文官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宋代的科举制度大大完善，科举取士的人数和官员的薪俸都远远高于过去。[[5]]随着文人在国家地位的高涨，读书成为这个国家成功的主要途径，规范的家庭教育是士子读书成才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家训的重要性从宋代以后凸现出来。
家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家庭的规矩、典范的意思。《温公家范》从“家”的含义入手，引用《周易》《大学》《孝经》等主要经典对家的论述；从祖、父、母、子、女、孙、侄、兄、弟、姑姊妹、夫、妻、舅甥、舅姑、妇、妾、乳母等方面分别论述各自在家里的地位和义务，采录了大量的历史人物的治家之道，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家庭和谐兴旺对个人、国家和儒家道统兴衰成败的重要性。
在《序》当中，司马光从“家”的含义入手，引用了《周易》的“家人”卦， 这是全书的题眼。家人卦，上卦为巽，下卦为离，问的是妇女之事的吉凶。彖辞上说：妇女在内，以正道守其位；男人在外，以正道守其位；是天地间的大义，父母子女兄弟各有各的样子，家道就端正了，每个家庭都这样，国家也就安定了。家人卦的象辞说，治家应从一开始就打好基础，立下规矩，防患于未然。妻子要对丈夫顺从。治家严厉，虽然有过失，但是从长远看，最终是吉祥的。如果妇女孩子整天嘻嘻哈哈，最终将变得困顿。能够使家庭富裕，一家之主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带动家里的人，使他们各自都按照自己的本分和职责去做，是会吉祥如意的。治家的根本在于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自己能够诚实有信，树立起威信，结果一定会获得吉祥。
《周易》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和演绎，被誉为“大道之源”，蕴含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周易的卦象和爻辞被认为是天意的体现，代表了古人的一种信仰。《温公家范》以周易的家人卦作为理论根据，由此展开对家庭伦理的论述，体现出作者对理论的重视，因而也更具有说服力。对《周易》当中卦象和卦辞的解释，历代各有不同，但就家人卦而言，说的是如何组织好家庭，使家庭不断兴旺发达的道理。在司马光看来齐家与治国同等重要，他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所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温公家范》论述了祖父、父母、儿女、夫妻、兄弟姐妹、叔侄等众多的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作者以《左传》当中提到的“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所谓“六顺”作为全书的提纲，搜集了历史上众多的家教故事，阐明了治家理想。这本书讲述的家庭伦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家以礼为先
“礼”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品德，古人治家与治国一样都离不开礼。子女侍奉父母要像臣子侍奉皇帝一样。司马光举了柳公绰的例子：唐朝的河东节度使柳公绰治家有礼，儿子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穿戴整齐到书房门口给他请安，站在他面前背书，听他讲解。20多年都没有改变。
二、家庭成员要相互忍让
书中列举了唐代张公艺的例子，张公艺九代聚居，受到历朝皇帝的表彰，唐高宗召见他，问他家族和谐的秘密，他拿了一张纸，写了100多个“忍”字。司马光在这里指出家庭成员难免产生矛盾，相互忍让是传家的秘诀。
三、父母对子女要严厉
《颜氏家训》提到：“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司马光指出：“自古知爱子不知教，使至于危辱乱亡者，可胜数哉！”过分溺爱孩子所造成的问题古已有之，司马光主张对待子女不可以过分亲近，否则无法树立家长的威严。他用生病必须用针灸汤药作比喻，认为适当的体罚对于孩子就好像针灸汤药一样，看似痛苦，实则有利。
四、父母要督促子女努力学习
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能够安心学习而搬家三次。唐代的赵武孟喜欢打猎，经常把捕获的野味给母亲吃，母亲却哭着说：“你不读书，只是打猎，看来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赵武孟很羞愧，回来努力学习，最后博通经史，成了大官。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早年守寡，独自抚育几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有一天下大雨，把院墙冲毁，下面露出一罐钱来，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地告诉母亲，母亲却说，这是上天念你父亲的余德，赐钱来帮助我们。我宁肯你们以后读书有出息，自己拿国家的俸禄，这个钱我不要，于是把钱埋了。后来孩子们都非常有出息。司马光指出，“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
五、子女要孝顺父母
《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说文》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忠与孝，是中国古人最珍视的价值观。于国家为忠，于父母为孝，忠孝实为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列举了古往今来众多孝的例子，认为孝最重要的就是尊敬父母。“孔子称色难。色难者，观父母之志趣，不待发言而后顺之者也。”作者列举了曾子耘瓜的故事，指出孝的本意不仅要顺从父母，还要为父母避祸，父母有错误的时候要善于劝诫等等。
六、夫妻之间要和谐
夫妻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夫妇之道，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欤！”关于夫妻关系，司马光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敬”字，“夫妇之际，以敬为美”，“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小心呵护，“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他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比作天与地、日与月、阴与阳，夫妻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敬爱、互相督促，家庭才能长盛不衰。
以上这些方面，基本贯彻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六顺”，为家庭和谐做出了一番理论和实践探索。本书还体现了《孝经》当中“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以及《论语》当中“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差序格局的伦理观[[6]]和平均主义的经济观，成为古代家训的典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温公家范》“观于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南宋宰相赵鼎在其《家训笔录》中提到：“司马温公《家范》，可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7]]从此以后，历代的家训大体上都遵循了司马光提出的一些模式，“他所确定的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实际上为宋代家族组织制定了一套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符合封建礼教标准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宋元以后的家族建设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8]]
《大学》曰:“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齐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文化家国同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先把家庭治理好，才能治理好国。所以古人都十分重视治理家庭。《温公家范》所包含的以礼治家、以德传家、各安本分、每个人都要为家庭尽义务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家庭教育的核心思想，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礼仪，把家庭的成功与个人的成功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家庭的利益个人可以做出牺牲。这些思想还是受到历代家训的深刻影响。以《温公家范》为蓝本，后代又产生了很多家训、家规。如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曾国藩的《家书》等等。很多读书人都自己制定家训、族规，将治理家庭与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结合起来。家训与族约、乡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治理制度。学者杨念群认为：“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9]]这种基层治理模式大大缩减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并使低层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维持这种基层治理模式的思想来源，就是古代的家训、族规和乡约。近代以来，这些维护基层社会的思想资源，连同承载它们的阶层 —— 乡绅，一起被当做封建礼教的化身，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消失在中国历史当中，而家训和乡约作为古代维护基层社会的思想资源，也基本上消失殆尽。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也不完全是封建礼教，它所倡导的某些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经济高速发展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自秦代以来，中国基本维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央集权模式的特点，就是要维持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理性官僚制（科层制）本质上不同，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在这个体制当中政府官员谙熟儒家典籍并遵守儒家礼仪是最为重要的。这个体制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缺乏绝对的衡量标准。然而这种带有前现代特征的官僚制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将近两千年的统一，就在于它很好地处理了集权与分权、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只要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事实。
儒家伦理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具有层层递进的特点，每一个阶段的责任和义务都是不相同的，每一层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家”的环节非常重要。这个环节承前启后，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环节。只有在家的环节当中经历了锻炼和学习，才有资格治理国家。《朱子小学》上说；“（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也就是说男子30岁开始成家，处理家庭事务；40岁开始做官，辨别事物，提出办法，思考问题；到了50岁才可以做百官的表率，可见治家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当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当中，从政人员在学生时代参与社区实践，组织社区活动是走上政治生涯的起点。众多西方政要在上大学的时代都有参与社区实践的经历，这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了解社会、锻炼才干的机会。这种经历也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重要标准。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在治理家族方面的实践，实际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正是这种层层选拔，层层培养，时时轮换的官制为中国的几千年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回顾以《温公家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家训，也必须提到一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过分强调等级和义务，忽略了平等和权利；过于强调集体的利益，忽视甚至否定个人的利益；强调男尊女卑；主张一致否定创新，强调家族利益导致的任人唯亲等等。在家国一体的文明背景之下，这些缺点往往也是中国国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近代以来已经被一代代的学者大张挞伐，并斥为“吃人的礼教”，直到现在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值得我们警惕。
《温公家范》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家庭教育的范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管理家庭、教育子女有理论依据、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自成体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这是我们现代人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基础，古代的齐家思想，在中国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实践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基层治理的思想来源；同时也为国家培养选拔栋梁之才提供了借鉴，其作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作者简介：曹磊，四海孔子书院学术编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曾工作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温公家范·序》，乾隆二十四年黄晟亦政堂刻本。
[[2]]《渑水燕谈录》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3]]《宋史·列传第九十五·司马光》
[[4]]徐少锦，陈廷斌著，《中国家训史》，第40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5]]唐代每年科考取进士不过三四十人，而且进士做官还要经过吏部考核。北宋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人数大大超过唐代。见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编第31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
[[6]]“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7]]徐少锦、陈延斌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第38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8]]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9]]杨念群：《“士绅”的溃灭》，《读书》2014年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