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被稱為「先師」
孔子之所以為「先師」，是因為他刪削製作「六經」 ，並以“六經”來教授廣大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涗：“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
又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

這些記載行文簡練，卻關係到儒家之所以成立的關鍵。

後世稱孔子為「先師」，其意是作為「師」的先行者，也就是說，孔子是「師」這一身份的創始者。

周代的學校本是國家的政治機關，到孔子才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傳統。 也正是因為這一傳統，使孔子及其弟子作為「儒家」學派獨立於王官系統，具有獨特的精神屬性。

另一方面孔子以“六經”授人，其中一個道理，為政治國之道必須進入政治生活才能踐行，這使儒家學派呈現出一種特性：精神上獨立於政治，在角色、身份上又附著於政治。 因此，孔子既有師者之名，也有政治導師之實，名實兼備，方能教化群倫，公推萬世師表。
子墨2024.12.4

孔子被稱為「至聖」
何謂「至聖」？
在孔子之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有德有位的聖王。 而孔子終其一生，雖有聖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甚至僅僅是春秋晚期的一名教書先生。

孔子逝世以後，人們卻把他視為古聖先王的繼承者。 《孟子·公孫醜》錄宰我之言：“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漢代趙岐註解此言：”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製作素王之道，故美之。 ”

“賢於堯舜”，這是孔子能夠達於“至聖”的道理：堯、舜等人已為聖人，孔子之聖尚過於堯、舜，所以可稱之為“至聖”。

而按照趙岐的理解，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是因為孔子“製作素王之道”，即身非王侯，而功績比肩堯、舜。

那麼，孔子功績何在呢？
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

也就是說，孔子在春秋之世，面對禮崩樂壞、周道不行的變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促使他刪削“六經”，總結歷史經驗，並留下了垂范萬世的文化準則，自身也成為超邁堯、舜的“至聖”。
子墨2024.11.30

孔子的理念
孔子早年出仕魯國，並於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左右升任大司寇，攝行相事，這是“得君行道”的路子，在體制內。 他早年一直期待為時君所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以為能夠如《論語·雍也》所講「魯一變，至於道」。。

隨著時局的崩壞，孔子寄予希望的道路行不通了，於是他開始了周遊列國，期待能夠在其他度推行自己的政見。 他曾居留於衛，也曾打算西行謁見晉大夫趙簡子。

當時的諸侯國也有贊許其學說者，如《論語》所載，魯國的公山弗擾、晉國的佛肸都曾邀請孔子前往他們的封邑，但最終這些動議都無疾而終。

傳聞楚昭王打算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與孔子，也為令尹所止。 這些都說明當時諸侯國不乏推崇孔子政治理念的執政者。

另外，孔子也曾有“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感慨，按照前人的解釋，此言依然體現了孔子不能建國於諸夏，而欲行道於化外的“得國自王”之行道路徑。

從《孟子》《史記》《韓詩外傳》等文獻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孔子的另一面，即推崇歷史上的明君商湯和周文王。 他們都在狹小的封地上，成功推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終成就了三代之治。 顯然，孔子也希望重現這樣的成功範例。

經過仕魯和周遊列國的多年嘗試，孔子明白堯、舜之道已經不能實現。 晚年，孔子曾發出“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感慨。

他通過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將政治理想與具體建言寓於經典撰述中，這就是孔子的“為之”。

《公羊傳》終篇說：「君子曷為為《春秋》？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則未知其為是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后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

孔子“作《春秋》”乃至刪削“六經” ，寄望“以俟后聖” 延續這個理想。
子墨 202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