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初七日是七夕节，又有乞巧节（巧夕）、香日、兰夜、女节等多种称呼，它是一个由牛郎织女星象拟人衍生出的民间传说为载体、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也是流行于全国与东亚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宋代将其列为国家法定节日。2006年5月2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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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七夕节的源起，流行的说法认为是星象崇拜、数字崇拜和生殖崇拜三者的汇集。其说为：
星象崇拜。古人夜观天象时将位于银河东岸、由6颗星组成的“牛宿”称作“牵牛”。《尚书·考灵曜》中有“（天地开辟），七曜俱在牵牛初度”之说。“七曜”是古人对日、月、水星、火星、木星、金星、土星七个天体的合称，七天体俱在“牵牛”初度，足见牵牛位置之重要。“牵牛”以北的“织女一”星是全夜空中的第五亮星，因其明亮又被专称作“织女星”。早在汉代，人们就对这两颗星赋予了拟人化的想象，即：“织女七夕当渡（银）河（会牛郎），使鹊为桥。”古人还把与夜空星区相对应的地理区域称为“分野”。因《汉书·地理志》有“粤（越）地，牵牛（牛郎）、婺女（织女）之分野也”的记载，故我们以为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描述庐江郡焦仲卿、刘兰芝夫妇婚姻悲剧发生地正处粤（越）地范围之内，很可能是促发人们对牛郎织女星象拟人化想象的重要因素。
数字崇拜。古人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个日子称为“重日”，并认为“重日”是“天地交感”与“天人相通”的大吉大利之日。又，“七”与“吉”谐音，“七七”有双吉之意。再有“七”这个数字在民间既表明时间、还指西方，因此“七七”相遇，就有了消逝后的再生之意。《周易·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来复”指去而复来，也就是轮回重生。
生殖崇拜是指“七七”为女性生命节律。《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即指“七”为女子生命节律：一七肾气盛，二七天癸至，三七肾气平均，四七筋骨坚，五七阳明脉衰，六七“发始白”，七七天癸竭。“七七”一过，生命便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循环。
以上这些说法虽考据详尽，但文气过重、又显零散，不利记忆。还是讲点直白话语为好：
汉末三国文学家曹植《九咏》有：“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牵牛为夫，织女为妇是我国传统家庭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标准模式。它既适应于男性财产继承的需要，也保证了女性生存繁衍的需要。观人类婚姻史，从乱婚到群婚再到对偶婚、个体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进步，全都是女性在主导。足见从拥有一个长久稳定的生活空间及性伙伴的角度而言，女性渴求的程度是男性的数倍。故女性对爱情的忠贞、对亲情的坚守和对经营家庭的付出往往至死不渝。面对银河阻隔牛郞织女全家团聚的悲剧，只因有了织女每年七夕的渡河相会，便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冀。
人们心目中的织女，是一位集端庄稳重、高雅脱俗、诚恳善良等等传统美德于身的女性。这里一提女“德”，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女子无才便是德”，并认定我国自古以来便不允许女子读书和掌握技艺。其实这是300多年前明末一位书画家戏作对联“男子有才便是德”的下联，意在论证“德”与“才”二者毫无关联、以及“德”对男女双方具有的同等重要性。不料却被妄图将百姓统统变作奴才的满清统治者断章曲解并大加宣扬，引领后人将这句话移植到中华民族传统上。实际上中国古代，尤在汉、唐，以至明、清，都不乏一批批优异的女性（含诸多名家），在为中华民族精神与物质的建设默默地奉献着聪明才智。
我们认为，人生在世最基本的“德”，就是维系“人”这个物种的长存和本民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长存，以确保地球上物种及文化的多元性。女性天然便具拥有这一美德的能为。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2月17日春节团拜会上讲话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我们在古籍《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里，看到了乐羊子妻规劝丈夫不要私藏拣到的财物、以及她割断自己织了一半的布匹劝丈夫完成学业的故事；在《韩诗外传》和《列女传·邹孟轲母》里看到了孟母仿周太姙践行胎教及“三迁教子”的故事。这就是中华女性“相夫教子”美德的典范。“相夫”，即有如宰相辅佐皇帝那样支持和帮助自己丈夫为人处事，“教子”即用教育手段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种子撒播进子女的头脑。女性的这种能为，全出于两性自然分工的合理安排。我们不能用男性价值观为标准来判定女性的价值，如用能否完成操纵机械、宰牛杀猪等男性重体力劳作来考量女性等等；也不能叫男性去实现怀胎胎教、哺育子女等女性天职的价值。
七夕节又逢天上主管文事的魁星生辰，故七夕白天必须晒书。当日，家家户户都要把自家的藏书捧到屋外晾晒。书是人类知识的固化形态，晒书则是本户人家知识的展示。女性通过读书和从口耳相传的见闻中汲取知识，不断提升自身修养，逐渐生成克制、坚韧、含蓄的气质，就自然会取得中华民族传统“妇德”的魅力。
懂得感恩是“德”的表现之一。传说中耕牛为救牛郎，冒死将其嫂的诡计告知牛郎；还让牛郎剥下自己的皮披在身上渡河会织女。为感恩耕牛自我付出的精神，大人会叫孩童们在七夕当日采摘野花满挂牛角，“为牛庆生”。
人们心目中的织女，不开口显得端庄，一开口说话必定是态度亲切温婉、声音和顺甜美、言词合情入理。正符合我们民族传统“妇言”的标准。
人们心目中的织女，身体洁净、装扮大方，是世间女性的榜样。故每逢七夕当日河水、泉水因感受仙气成为圣水时，姐妹们就结伴或到水边取水储水，或入水洗发、沐浴，或取花草汁液涂染指甲、自我装扮。女性面容姣好、健康洁净、仪态大方，“妇容”方可达标。我国南方七夕日，无子的已婚妇女要到集上购买婴儿形状的蜡偶，回家置浮圣水之土，是为“化生”求子；而有子的妇女则要到七娘妈庙供奉花果牲礼，向竭尽心力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七娘妈”神祈请感恩，离庙时再买上几个俗称“磨喝乐”的小泥塑土偶供家中孩童玩耍。
人们心目中的织女，是智慧与巧手的化身。因此每到七夕，女性必与闺中密友共设香案祭拜织女、切磋女红（gong）、乞巧祈福。自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首次记载了“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后，这种女性七夕夜向织女乞求智慧与巧手技艺的活动便一直延续到清末，至今尚存余波。七夕夜，姐妹相聚一处，或结扎草人穿以花衣，谓之巧姑，或用“穿针乞巧”、“喜蛛应巧”、“对月穿针”、“兰夜斗巧”和“投针验巧”等方法互比针黹（zhi）功夫，或捧出名为“乞巧果子”的各式糕点，请人品尝“巧果”制作者的手艺。
女红（gong）又称“妇红（gong）”。为何将“红”读作“工”？这是因为自嫘祖发明养蚕制茧抽丝纺纱织布技术以来，与丝线相关的手工业就成了心细手巧女性的专属。为特指纺纱、刺绣、织绸、织缎是女性工作，便在“工”字旁加上“糹”成了“红”。从这个意义上说，称联系东西双方的“丝绸之路”为中华女性开辟亦不为过。如果陆、海两路上所运不是中国织女们生产出的大批丝绸，还能叫“丝绸之路”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欧洲18世纪棉纺业时说：“要找到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而早在此前四五百年，中国织女们手中已经能够同时纺出三根纱来了！这是中国女性勤劳、聪慧与巧艺的充分体现。
2011年以来，中外历史学者、经济学者和人类学者尝试用阶级分析以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女性缠足的源由。如：《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11年5期刊载刘晓丽、秦艳所写的《民国时期女性缠足与生产劳动——对山西省碛口镇女性的考察》，又如《南大商学评论（经济版）》2017第10辑发表邵晓、任保平所写《妇女缠足、性别分工和经济变革：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村》，再如2017年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劳拉·伯森与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希尔·盖茨两位女人类学教授的专著《Bound Feet , Young Hands》（《缠足女性，年轻的手工业者》）。这些论著认为，社会是用缠足手段确保年轻女性能够长时间地坐在织机前工作，以增加国家丝绸积累和自家家庭收入。而当大批廉价洋布进口抵消了手工纺织的经济价值后，缠足习俗才逐渐步入没落。上述论著的观点虽然新奇，但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中国织女们为维系“丝绸之路”长存的功勋和所付出的血泪艰辛。
中国七夕节内涵如此之博大、丰富，值得我们细思、详品。内容肤浅的西方情人节哪里配与中国七夕节相比？我们很不理解这种把中华优秀传统硬往西方传统里套的做法。中国七夕节就是中华女人（性）节！我们提倡中华女性时时以传统“妇德”、“妇言”、“妇容”、“妇红”四项标准不断提升自己，以成为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具高尚气质的女性。这将有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抬升和自信心的增强，而中国女人花也必将会在世界百花园中绽放出最为绚丽的色彩！
2019.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