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開展的儒學，衍伸而出，即有不少派別。《韓非子‧顯學》篇就有孔子死後儒分為八的說法，但因文獻缺乏，所引資料多已不存，是以先秦儒家較具影響力的，仍在孟軻、荀卿二者，在思想層次的表現上，由於環境、教育及氣質等因素，彼此顯發的質素也大有差別。以孟子說，他的特質即是：

（一）內在理性的充實

孟子思想，就內在理性說，有二個特質，一是先天的德性，一是具體的存有，以前者說，如仁、義、禮、智之類，來自天性，是先於經驗而存在，是與生就具存，如孟子所講：「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指道德的良知，生來就具有，不受外在的影響，說明德性本就存於內在。以後者說，孟子所講的理性，獨立在經驗之外，不是抽象的演繹，而是具體的存在，活活潑潑地映現在每個人心中，作為個人行為的依據與導向。

「仁。義、禮、智」本即涵蓋在倫理規制內，是由天性推向外在，亦即由內在理性向外推拓而賦予具體的內容。以歷史淵源說，儒家的興起，恰值倫理規制失序，正所謂禮崩樂壞的時期。孔子首先正視這嚴重的現象，並作一深切反省，反省人類生命的本質究竟為何，這本質顯然就是生命活潑的真幾和仁性，也意謂外在規制的失序，源頭都來自心靈的僵化和仁性的喪失，治本之道，便在甦醒真幾恢復仁性。依照這樣的要求，所展現的「真幾、仁性」，便是生命哲學中所說的內在理性，這內在理性，經由孟子淋漓的推展，就凝聚而為儒家道德理境重要的基礎，儒家後日的政治、社會及形上學的理論，也是由這基礎開展出來。再者，由於內在理性的開展，使得儒家的人文思想及人文運動，找到了依據與動力，也使得儒家能徹底擺脫天神信仰的纏繞，為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不拔的基礎。

（二）天人合德的理境

天人合德，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是從人內在理性基礎上所展現出來的道德形上學。所謂的「內在理性」，指的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這特質潛存在每個人的心中，經由心覺的活動，理性的本能可被提昇，一旦提昇，人的自然生命就和理性本能統合諧一，以是人自然生命的本質和道德生命的本質即諧合與統一。因此，天人合德即映顯人道德實踐無止境的追尋，也彰顯人自然生命無停止的探究。換言之，人之所以能實賤，之所以能提昇自己，心覺的活動是主要的關鍵。由心覺而後能知性，由知性而後能知天，知性知天的知即是內在理性的外射。這理性，就內而言，克服了自然生命的障礙；就外而言，融化了自然的天，因之，由內而外，使自然的天消融了祂的機械性和物質性，而成動態的道德秩序，於是天人同質，人乃能知性亦能知天。

孟子天人合德論的立意，有它的長遠歷史因素。它的萌芽與發展，正與天神下降的歷程相應合，影響及於孟子的即是周初「天命靡（無）常」的觀念。天命靡常，意謂天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天既不高高在上也非永遠不變，如要國命永長，就要看人間的君王是否能樹立崇高的德業；能樹立崇高德業的，天命就保佑他，反之，天命就滅亡他，一如《書經‧湯誓》所講「唯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指「命」不是恆常不變的，行善道，就得好命；不行善道，就不得好命。也意謂道德的存養不是一朝一夕就可達成，跟人的念慮有極大的關聯，一念向善，精神就昇進；一念趨惡，道德即崩潰。是以統治者能不能得天命長久眷顧，得視其人立德是否持久而定，是如《中庸》引《詩經》所講周文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周文王承接上天的道理深遠無窮。又講「於乎不（丕）顯，文王之德之純。」說周文王的道德明顯且純一不變，而最後「純亦不已」的始終純一，就順周文王而下成為儒家哲學一重要的部份。

天命靡常的觀念，促進了道德意識的覺醒，推展了道德意志的堅實，也為天人合德的建立提供一個重要的條件。另一層次，天本身也要道德化。就原始天命說，天神所意即在降福人間，本來就具有「德」的涵義；相對的，天同樣能降禍，所以天也不是純善，因之，靡常的天命顯現的善惡，就得看人間的君王是善是惡來作決定，由此也讓天命轉化為體恤人民的天命，如《左傳‧襄公14年》所講「天之愛民甚矣」的天，就指天具人格化而能表達關愛人民的善意。

天人合德觀念的建立，在儒家來講，孔子是一個關鍵的人物。他所闡揚的仁體，同時連接著性與天道，一方面可繼天德立人極，一方面又是仁心的擴充，仁心和天德交感並存，互輔相成，就成就人之為人的善端；順應這路前進的就是孟子，也就是孟子使天人合德不流於玄想，落在當下的實踐，並由此實踐，使道日深德日彰，達到人生真淳的理想境界。

（三）道德良知的建立

「道德」一詞，基本上在對治現實人生和現實社會的不道德現象，同時也對治自身潛在的性格。易言之，道德規範一旦被權威化或制度化，對個人就具有強制的作用。顯而明白，道德和現實人生，或現實人生與道德，二者自始至終都是不即不離。不離，說明它的內在性；不即，說明它的超越性；以其內在，使得道德實踐成為可能；以其超越，使人有直上的嚮往。所以道德又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想性。

由此理念，孟子內在理性發展出來的道德良知，即具更進一層的涵義。一者，它與道德的功利主義絕然不能相容。在孟子看來，所有獨斷式的功利設想，都勢必損害仁義的價值，所以他見梁惠王，第一句回撥的話，就是〈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說惠王不要一心存功利，仁義道德是超過功利的。而相對的，他之所以激烈地抨擊墨者，原因亦在於此。

再者，道德的良知與道德的實況也不相容。良知所發，在道德理想的提昇；而道德現況，卻受環境的影響。以後者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團，往往凝結不同的民俗與不同的道德，在甲社會被為是對的事物，在乙社會可能被認為是錯的，如奴隸制度便是一例。此外，如早期節婦烈女的行為，被當時社會認為是崇高的道德，也具合理性，在今天看來，卻是殘酷不人道的，也明白看出道德標準是隨時代而遷，隨社會而變，並非絕然不變。

道德的隨情境而變，在孟子即稱為「權」。最簡單的故事是嫂嫂掉落水中，小叔用手去拉她，動機只為救嫂嫂，沒有所謂的避嫌，如果純為道德而避嫌，那嫂嫂就可能淹在水中了。因此，由「權」的意義探討，知道孟子在道德良知的進路上是有判別性的，他不一味食古，也不一味固執，卻是隨機而行應時而化，與後來宋明儒者的泥古堅硬是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