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历史上对我国伊斯兰教的影响-韩星

韩星

一般认为,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至今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回族人口最多。

在刚传入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767记载,唐宣宗时就有伊斯兰教徒李彦升考取进士的事,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华心》。文中赞扬李彦升是一位“形夷而心华”人才。

元代,随蒙古人西征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西亚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定居中国,其中有不少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和官员。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即元时所称的色目人,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居多。陈桓认为西域人的“华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精研儒学。因为“儒学为中国唯一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足以文治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①]随后他列举了高智耀、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赡思等如何兴儒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其中赡思还著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元代回回人在礼俗、丧葬、祭祀、居处等方面也大量借鉴吸纳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现存于河北定州清真寺的《重建礼拜寺记》是伊斯兰教从文化深层的哲学层面吸收儒家文化的典型作品。一般认为这是元代清真寺的汉文碑记。碑记在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一番总体估价,肯定了儒教,批判了释、道教,着重介绍了“专以事天为本”的伊斯兰教,并指出药石科技与儒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认为伊斯兰教奉行的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与儒家五伦、伊斯兰教的真主与儒经中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功与儒家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后世的“以儒诠经”滥觞于此,此碑为后来穆斯林学者将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会通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到了明代,伊斯兰教吸收儒家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来复铭》全文仅155个字,共分两大段:第一段从开始至“有心之名”,主要综述宋明理学关于天、道、心、性、理、器等基本概念;第二段着重介绍伊斯兰教认主学和道德修养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这样一段话:“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段给天、道、心、性所下的定义,引自张载《正蒙·太和篇》,代表了张载的基本哲学思想。《来复铭》给伊斯兰教教义披上了张载的“理”服,比定州《重建礼拜寺记》把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简单比附又前进了一步。

明末清初,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回族传统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学者为了取得官方、汉人的理解,在思想上寻求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主要是与儒学的会通。他们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以儒诠回”,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这些伊斯兰教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蓝煦:《天方正学·自序》)

“以儒诠回”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吸收宋明理学家的“太极说”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相结合,提出伊斯兰教认主学的基本理论“真一说”,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王岱舆吸收、改造了无极、太极和“一”的思想学说,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三个基本概念。在《清真大学》、《正教真诠》中,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安拉的造化,把安拉作为创世主列与最高的地位。安拉创造宇宙的次序为:真一(真主)——数一(无极、太极)——阴阳——天地——四行(土水火气)——人类——万物。这与宋明理学的宇宙发生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人类——万物就大体上一致了。这样就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吸收、改造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起源论。

“以儒诠回”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之作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提出了“五典”说:即夫爱妇敬之道,父慈子孝之道,君仁臣忠之道,兄弟协义之道,朋友忠信之道。所谓“五典”,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五常”。他们认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它与伊斯兰教宣扬的天命五功同等重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圣教(伊斯兰教)讲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尽人道。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盖尽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尽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以正其本。天道人道尽,而为人之事毕矣。”(刘智《天方典礼》)刘智吸收儒家“三纲五常”之说来说论证“五典”说,认为三纲则是人伦之礼的“本”,而五典是人伦之礼的具体体现;三纲制约着五典的义,五典统于三纲之名。三纲之中,以君为臣纲为基础:“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因此,“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篇》)这种既忠于主又忠于君的思想,就是回族学者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从“一元忠诚”向“二元忠诚”的转变,他们提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顺主,就要坚守念、礼、斋、课、朝的“天道五功”;顺君、顺亲,就要尽心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人道五典”的伦理秩序。只有这样,做人的义务才算完成。这样,伊斯兰教为了获得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建立起了一整套道德规范。

“以儒诠回”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与民族偏见,使得中国官僚和士大夫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了解,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伊斯兰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吾今服其教矣。”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徐元正在《天方性理·序》中说:“天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子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当时的儒者们认为伊斯兰教“与吾儒大相表里”,可以“广吾儒所不足”,“光大吾儒”,也就是看到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通之处和补益作用,可以促进儒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宗教》2019年第7期,第28-30页


[①]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