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一般认为，唐永徽二年（公元６５１年）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至今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回族人口最多。
在刚传入的唐代，就有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据《全唐文》卷767记载，唐宣宗时就有伊斯兰教徒李彦升考取进士的事，当时一名文人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华心》。文中赞扬李彦升是一位“形夷而心华”人才。
元代，随蒙古人西征迁徙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西亚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定居中国，其中有不少对儒家经典和学说颇有研究的穆斯林学者和官员。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即元时所称的色目人，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居多。陈桓认为西域人的“华化”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精研儒学。因为“儒学为中国唯一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足以文治太平，西域诸儒实与有力。”[①]随后他列举了高智耀、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赡思等如何兴儒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其中赡思还著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阐发儒家思想的著作。元代回回人在礼俗、丧葬、祭祀、居处等方面也大量借鉴吸纳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现存于河北定州清真寺的《重建礼拜寺记》是伊斯兰教从文化深层的哲学层面吸收儒家文化的典型作品。一般认为这是元代清真寺的汉文碑记。碑记在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一番总体估价，肯定了儒教，批判了释、道教，着重介绍了“专以事天为本”的伊斯兰教，并指出药石科技与儒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认为伊斯兰教奉行的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与儒家五伦、伊斯兰教的真主与儒经中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功与儒家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后世的“以儒诠经”滥觞于此，此碑为后来穆斯林学者将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会通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到了明代，伊斯兰教吸收儒家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是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来复铭》全文仅155个字，共分两大段：第一段从开始至“有心之名”，主要综述宋明理学关于天、道、心、性、理、器等基本概念；第二段着重介绍伊斯兰教认主学和道德修养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这样一段话：“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段给天、道、心、性所下的定义，引自张载《正蒙·太和篇》，代表了张载的基本哲学思想。《来复铭》给伊斯兰教教义披上了张载的“理”服，比定州《重建礼拜寺记》把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简单比附又前进了一步。
明末清初，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回族传统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学者为了取得官方、汉人的理解，在思想上寻求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主要是与儒学的会通。他们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以儒诠回”，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这些伊斯兰教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蓝煦：《天方正学·自序》）
“以儒诠回”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吸收宋明理学家的“太极说”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相结合，提出伊斯兰教认主学的基本理论“真一说”，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王岱舆吸收、改造了无极、太极和“一”的思想学说，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三个基本概念。在《清真大学》、《正教真诠》中，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安拉的造化，把安拉作为创世主列与最高的地位。安拉创造宇宙的次序为：真一（真主）——数一（无极、太极）——阴阳——天地——四行（土水火气）——人类——万物。这与宋明理学的宇宙发生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人类——万物就大体上一致了。这样就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吸收、改造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起源论。
“以儒诠回”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之作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提出了“五典”说：即夫爱妇敬之道，父慈子孝之道，君仁臣忠之道，兄弟协义之道，朋友忠信之道。所谓“五典”，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五常”。他们认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它与伊斯兰教宣扬的天命五功同等重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圣教（伊斯兰教）讲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尽人道。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盖尽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尽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以正其本。天道人道尽，而为人之事毕矣。”（刘智《天方典礼》）刘智吸收儒家“三纲五常”之说来说论证“五典”说，认为三纲则是人伦之礼的“本”，而五典是人伦之礼的具体体现；三纲制约着五典的义，五典统于三纲之名。三纲之中，以君为臣纲为基础：“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因此，“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篇》）这种既忠于主又忠于君的思想，就是回族学者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从“一元忠诚”向“二元忠诚”的转变，他们提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顺主，就要坚守念、礼、斋、课、朝的“天道五功”；顺君、顺亲，就要尽心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人道五典”的伦理秩序。只有这样，做人的义务才算完成。这样，伊斯兰教为了获得在中国的生存发展，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建立起了一整套道德规范。
“以儒诠回”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与民族偏见，使得中国官僚和士大夫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了解，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伊斯兰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吾今服其教矣。”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徐元正在《天方性理·序》中说：“天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子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当时的儒者们认为伊斯兰教“与吾儒大相表里”，可以“广吾儒所不足”，“光大吾儒”，也就是看到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通之处和补益作用，可以促进儒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宗教》2019年第7期，第28-30页
[①]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