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达30年普及儒学的过程中，深切地领教到了一股巨大思潮柔中带刚的抵挡。这股思潮源自学界泰斗的言论。如张岱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方法论的依据，这却是儒学所缺乏的”；如吴大猷的“古代中国超过西方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如杨振宁的“《易经》阻碍了科学启蒙”演讲；等等。而这些言论却都是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发展史学家李约瑟“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即所谓“李约瑟难题”的不同表述。
老实说，我最初看到这个“难题”时十分吃惊。我本以为这是一位不谙中西文化者借用李约瑟大名提出来的。因为李约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科学家，如果不是他尽毕生之力，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钩沉辑佚、以众多翔实资料撰成7巨册34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优异发明与发现的话，则这些辉煌的科技成就必定会被中外“西方中心论”者与反传统者贬损得一文不值。故而我初见“李约瑟难题”时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样一位熟知中西文化的可敬学者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李约瑟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时的1930年前后提出来的，而40多年后的1976年才又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归纳提炼后命名为“李约瑟难题”的。
其实，“李约瑟难题”是一个荒谬的命题。
为叙述清楚，兹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揭其谬。
荒谬一：以某种文化为标准判断他种文化的是非。
我们都知道：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两种内涵根本不同的文化。而每种文化对事物都有自身独特的评判标准，不能以某种文化为标准去判断他种文化的对错是非。这是个很普通的常识。“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就是用西方科学标准来评论中国科技的短长。这显然有悖于常理。
众所周知，西方基督教文化造就了一个人人都负“原罪”的罪感文化社会，提倡人人赎罪和用严刑强制恶人赎清罪过的方式，帮助其能在离世后重返天堂。而中华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是个讲求人伦道德的耻感社会，提倡人人知书达礼、多以激发犯罪错者的为善之心、使之自感羞愧而能幡然改过、回归社会。可见，西方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正如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在“双城论”中所说，宇宙中有“耶和华神之城”和“世人之城”，世人之城的一切都是受耶和华神之城主宰的；而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世间社会中。
再有，西方世界讲求个体自由，注重每一个体都能与耶和华神直接沟通。而中华文化讲求整体一致，如果某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那就是他整个家族的荣耀；如果某人为私利出卖了民族利益，则一定会被全民视为国贼，其家族也不免遭到唾骂。
试举两个表面相似、内涵各异的文字为例：如西方看重个体的独立，因而文字中根本就没有表达血缘亲情的“孝”字。直到16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为翻译中国古籍为西方文字时，才造出了一个内涵为“对耶和华神的虔诚”的词“filial piety”作为与汉字“孝”的对应。而中国数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存在着表达父母子女相互扶助、相互爱怜的“孝”字了。可见中西文字中虽同有“孝”字，但却不是同一意思、所指也非为同一件事，仅只是文字字面的相互对应而已。
再以“科学”为例：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o”,在17、18世纪欧洲百多年“中国热”中英文初创时演变为“scientin”,最终被定为今天的“science”。“science”的本义是“知识”、“学问”， 因与中华汉字中“格致”一词的内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故在清末初传入我国时一度被译作“格致”。后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在 “脱亚入欧”进程中，将“science”一词译为日本假名汉字“科学”。1893年,清朝改革激进派康有为先把这个“和制汉语”的“科学”二字引入了中国；接着，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也采用了“和制汉语”中的“科学”二字。此后,“和制汉语”“科学”就逐渐取代了“格致”而进入了中华民族词语库，迄今不过一百多年。
中华传统称谓中的“科学”，与“science”及“和制汉语”“科学”这两个外来词语的内涵都是有差异的：“科学”在中华传统称谓中是指“分科之学”（或“科举之学”），是用来专指学问（知识）整体中某一科目（部分）学问的，“科举”一词所表示的也是因某一科目的学问达标而得到了举荐之意。而“science”先被转译成“和制汉语”“科学”、再被引入中国，其文字形式与内涵已经历过两次变化，故而目前出现在中华汉字库里的“科学”，与“science”、与“和制汉语”“科学”是否同一概念？所指是否同一事物？尚须认真研究、厘清。
荒谬二：只有符合西方历史进程的才属正确。
“李约瑟难题”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里提到了社会历史发展和科技史的发展两项。
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资本主义”是产生于西欧的词语、也是西方人自诩西方才有的社会发展阶段。然而，从历史文献和“被发现”的文物情况来看，西方信史的时间并不长。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16世纪以前西方根本就没有信史。因为那时西方还不具备制作与长期保存文献的条件，而目前世人所见到的历史文献与文物实物也都是在欧洲17、18世纪百多年“中国热”期间“被发现”出来而非出土于某地的原件原物。如目前西方各大博物馆所展出文物的说明标签上，很少有明确写出该物何年何月出于某地的；甚至《圣经》博物馆也公开宣布，在若干页馆藏手抄经文的羊皮纸上发现了造伪痕迹。
西方学者指出，西方历史主要是由神职学者在欧洲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接受教皇委托，以当时所得到的中国文献为根据虚构出来的。著名的历史造伪“三剑客”是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1432–1502）、法国神职学者斯卡利杰（1540–1609）、德国神职学者珂雪（又名基歇尔，1602–1680）。他们臆造的西方历史著作一出炉就遭到英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牛顿（1643–1727）、法国让·哈尔端（1646—1729）等等诸多著名学者的戳穿与痛斥。因西方教会一再维护安尼乌斯的17种伪史著作，以确保《圣经》阐述之对世界认识的“正确性”（《圣经•旧约》认为人间世界都是按照约书中的叙述在西方展开的），和用来作为“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成因笔者已有论文专述）的理论根据，故而正直学者揭斥这些伪史的口诛笔伐一直延续至今。如21世纪初，俄国科学院院士伏门科就与十几位院士同事合作，将世界全部历史文献统统输入计算机，利用大数据进行数学统计关联分析，并在2007年以《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历史，是虚构还是科学》）为题出版的6卷本英文专著中，公布了他们进行这项大规模长期研究的结论，用确凿无疑的实例证实了西方历史纯属捏造。
这种捏造毫无根据地提升西欧历史进程，贬损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更造成了后世世界史研究中的巨大混乱。
我们以欧洲18世纪造出的“Feudal”即“封建”一词为例：“Feudal”词根“Feud”的本义是指原始各部落间的争斗、掠夺和仇杀，是当年主宰欧洲三大蛮族（凯尔特部族、日耳曼部族、斯拉夫部族）的行为现实；它与后世的“封建”即天子对功臣“封邦建国”的文明制度不存在丝毫关联。但18世纪的欧洲神职学者却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所介绍的“周朝封建制度”，用中国封建文明概念置换了“Feud”词根的原始、野蛮内涵，再加上后缀“al”，就造出了这个表示当年欧洲已进入封建文明时期的词语“Feudal”。
其实，蛮族部落里氏族争斗和血亲仇杀是欧洲当年普遍的社会现实，例如欧洲上层社会中一直持续到19世纪解决争端时须借助于武力决斗就是明证。西方伪史言之凿凿地说，欧洲这三大蛮族的“发展超越了奴隶社会阶段，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这种任意制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标准、并自已任意宣布某地某族已达到或未达到社会历史某一阶段的作法，真如小孩子玩游戏一样地幼稚可笑。
据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欧洲诸国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海盗式地侵地、殖民、抢劫而不是靠自已双手的辛勤劳动。因为这种殖民活动正是他们原始野蛮本性的暴露和延续！欧洲神职学者还力图将秦汉后的中国也纳入“封建社会”范围，那么，在属于这一范围的明朝，早于欧洲“地理大发现”即海上殖民近百年的郑和也在奉命航海，如他也按神职学者所歌颂欧洲海盗殖民作法行事的话，中国还会让西班牙轮到殖民北美？还会让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吗！
再就科学技术发展史而言，欧洲科技快速发展始于欧洲百多年的“中国热”后；他们不仅模仿中国历史伪造了欧洲文明史，还站在中国这个科技强国巨人的肩膀上于17世纪构建出一套与中华传统科技相悖的“实证科学”。李约瑟指出：“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技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技成就先后传到欧洲，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 “近代科学只兴起于17世纪的欧洲。……但当时及其后的发现和发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赖于以前许多个世纪中国在科学、技术与医学方面的进步。”如当时人说，“在英格兰18世纪的棉纺业中，要找到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可是中国松江地区每位从事家庭织布的女性，人人早在14世纪初就可以同时纺出三根纱来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还说，3–18世纪的欧洲从中国获得了成百上千种科技发现与发明成果，而欧洲同期传入中国的科技发现与发明只找见了4种。这些事例使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学者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西学中源”命题。
李约瑟的助手坦普尔指出：是中国公元前数世纪发明的农业技术传入欧洲，西方才在16世纪左右开始了农业革命，而欧洲农业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恰恰是这西方引以为傲的工业革命，给地球带来了致命危难。据《纽约时报》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调查报告说，现在地球气候已较工业革命前平均升温了1℃（2019年的数据为均升1.1℃，预测2025年将均升1.5℃）。而《巴黎气候协定》呼吁人类将升温控制在2℃以下，是因为地球气温均升2℃，海平面将上升数米、自然灾难频发。地球气温均升3℃，北极的森林和多数沿海城市将不复存在。地球气温均升4℃，欧洲将永远干旱，亚洲将变成沙漠，美洲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当地球气温均升到5℃时，则将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此外，工厂烟囱排出如高硫石油焦等含多种化学元素及重金属颗粒的烟尘污染着大气，生产大规模杀人武器产生的废渣废水污染着淡水和海水水体，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污染着土壤，种植了经“先进”转基因技术处理过作物地区内、所有有性生殖动物均因生殖系统被破坏而全部灭绝，等等等等工业革命的“成就”无一不在使地球物种消亡、使人类文明彻底摧毁。真想不通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在以西方为圭臬、亦步亦趋地跟进“实证科学”的罪恶步伐？
其实，早在20世纪中后期，联合国就提出了以生态文明（绿色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黑色文明）以挽救人类家园的前瞻性意见。意见指出：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建立起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引导人类与自然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强调人类道德的自觉自律，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突出了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很明显，生态文明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支撑下的工业文明，而与中华农业文明（黄色文明）有着太多的相通相连之处。如农业文明中的尊崇自然、对地球资源的适度取用、人类消耗物可全部回归自然的循环经济等等。只有在这种“黄色文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自我修复才能达到基本平衡，环境危机方能解除。也就是说，中华农业文明的根本精神就是解决工业文明引发的地球危机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瑞典等离子物理学泰斗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为什么会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集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地向全世界公布集会的16项结论之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荒谬三：只有符合西方对科学认知的才算标准。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走的是完全相悖的两条路。不可以用某条路为标准来评判他条路的正确与否。正如不能用我家生活状况去指摘邻居家不会过日子一样。我们先来做个比较：
1、“格致”即前文提到与“science”本义有一定相通之处的中国传统科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science”是游离于《圣经》之外的。
“格致”是“致知在格物”的缩略词，出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中华儒学的中心是“修身”，而“格物”“致知”正是“修身”的外部条件，即修身之先必须认知世界与自身。因儒家“修身”的根本目的是将自我塑造成一位仁德君子、把天下建造成一个自然与人类和谐发展的大同世界。由此可知，在儒家那里，“格致”是人们认知宇宙、改善世界的方法，展现出儒家发展技艺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因而 “格物致知”本就是构筑儒学体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传统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科学之命题。
中国古籍《周礼》原名《周官经》，是公元前11世纪时纪录中央政府官职及通过官职阐释治国思想与方案的著作。《周礼》中所有官职完全按自然界分划设置：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表达出对自然的尊崇和以人事配合天象变化的心态。《周礼》“冬官”的职责是：“冬官司工，治务，主管营造（即管理一切与技艺有关的事务）。”我们抛开这部分文字佚失，后人便以古籍《考工记》补代不说，而强调从这一官职的设置，即可看出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就是把改善民生的技艺作为整体思想的一部分；亦可确知李约瑟所说“（中国）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之不虚。
与中国“格致”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同，西方实证科学并非《圣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圣经》的“伊甸园之约”说，神要将大地全新配置给人，要治服大地供人使用，并允许人有权管理一切动物。《圣经》的“挪亚之约”也说到了神对新世界自然界秩序的安排。即《圣经》只是提出了神授权人类管理自然界的原则，并没有把西方实证科学细化为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实证科学倒底是什么？
现代法国科学院院士勒普兰斯•兰盖说：“科学家使命……是基督徒有幸所参与的天主创造世界巨大工程的延伸。”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吞写道：“人是耶和华的子女，他有权力得到更多的享受，……足以使我们的生活具有高贵感。”
这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语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西方的实证科学就是在履行耶和华神和耶稣与人订立的“圣约”，就是在“治服大地”和在“对新世界自然界秩序之安排”的旗号下不断发明出控制、抢掠与榨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无止境贪欲、享受的新方法及手段。
美国夏威夷大学一位教授在电子邮件中开导我说：“一定要知道西方科学背后是非理性，是迷信，个人主义，金钱利益，它汇集人类所有糟粕文化的动机，十分邪恶。这是中国没有的科学。”
2、中国传统科学即“格致”的目的是为改善民生、也是为造就大同世界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格致”的手段是充分利用自然并保护自然界的持续发展。如捕鱼时只钓成鱼不捞幼鱼的“钓而不纲”，如纳西族人的“借柴”，即打下一定量的枯枝作烧柴后再种下一棵小树返还自然。如古代行猎必避开春季幼兽生长时、也要“弋不射宿”决不允许射杀留宿巢中孵卵的亲鸟。等等。
前已说过 ，西方实证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与征服自然、抢掠自然，以满足人无止境的贪欲享乐。西方科学家们深藏于心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努力研发出能更多更好控制异教徒与压榨自然的机械、器物，以便上天堂后能够获得一个离耶和华神更近的位置。西方实证科学的手段就是一味地强取豪夺，苏联园艺家之父米丘林“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的话便是明证。
3、中国传统科学即“格致”的科研方法是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亲近自然并从整体上观察自然万物，寻求其联系、变化与最佳的利用时机，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及将其纳入循环发展的可能性。
西方实证科学的科研方法基本遵照《圣经》要求：因《圣经•旧约》中耶和华神授权人类掌管地球一切，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很难不心怀“自豪”或“傲慢”；因《圣经•新约》耶稣用牧人不顾整个羊群而去寻找一只走失羔羊来比喻个体的重要性，故将自然万物进行拆解，拖入实验室后再行层层分割、切片、并将其观察到的状况孤立静止地予以量化，充分体现出西方“知道了局部就知道了全体”的固化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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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视角的论述，我们既可看到中西文化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又可看到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西方科学技术所走的根本就不是一条路。既然不是同一种文化、同一条路，那就不能用同一个判断标准去衡量对方的是非曲直。李约瑟是英国人，肯尼思·博尔丁是美国人，他们站在西方中心立场、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评论中国传统科技发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我们能从“西方中心”思维定式里跳出来考量，“李约瑟难题”就决不可能再是个“难题”。
2020.9.18禁足中初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