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文化的精华是“人权（民主）”（democracy，即“德先生”）和“科学”（science,即“赛先生”），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国社会所缺乏和亟需引进的也正是这两样东西，新文化则是要实现人权（民主）和科学这样两个目标。
陈独秀百年前的这番宏论，虽至今仍被奉为圭臬，频频被人引用，然而它并不可能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实现。因为这宏论是在完全无视中、西文化差异和彻底否定中华文化富涵民主与科学因素的基础上发出的，故而它对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起到丝毫积极作用，反倒培育出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启了用西方文化杀伐中华文化的风气、损毁了国人对自己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各自包含的内容。
一、中、西文化中的“德”先生
1、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观
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始，欧洲各国迅速由仰慕中国改为俯瞰中国。这是因为信奉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等教派）的西方世界，视自身为被耶和华神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的后人，是受命来掌控地球及地球上一切活物的（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因而其文化本质就是以寻求人与《圣经》中的耶和华神沟通为终极目的，所以西方所使用的词语就多与耶和华神有着派生意义。例如human rights （“人权”）的本义是“耶和华神认可的行为”，源于希腊文“demos”（人民）的democracy（“民主”，即“德先生”）的本义是“追求耶和华神赐予自由幸福的政治机制”。（见安乐哲、田辰山：“首届国际尼山中华文化师资班简报：授课学术要点”）这种政治机制具有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利与责任，政府权力相对分散，社会崇尚宽容等等特点。西方世界之所以敢于标榜自己拥有人权与民主，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觉得自身已经具备了人人平等的意识和政府采用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两大要素。
①西方世界的人人平等意识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圣经•旧约•创世纪》说：生活在天堂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违背了耶和华神不许摘食智慧果的吩咐，受到了被赶下地球受苦的惩戒；亚当、夏娃当年所获的罪，要由他们的后人世代承袭。即后人一出生就继承了其始祖的罪，即“原罪”。另外，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等章节，耶稣又在反复强调：“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正是西方这种认为人人都是有罪之身、而罪人之间并无高低贵賎之分；和每个人都以耶和华神为父、众人皆为兄弟的这两个认识，就是西方文化中平等意识的思想基础。当然，那些不信仰耶和华神的人和异教徒都是被排除在这种平等意识之外的。
②与人人平等意识相联系的，是不使权力过分集中。而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有在一个权力机构里应该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大主要权力分开执掌的主张。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进一步提出政治分权的学说。174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haron de Montesquieu）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此后，西方国家大都采用了将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以便相互制约达到平衡的制度。现今西方大多数国家一般采用由议会（或上院、下院）行使立法权、总统（或国王）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来进行国家管理。
2、中华传统的民主观
有论者认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没有“民主”，只有“民本”。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解。民主思想与平等意识历来都是最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需求，民本思想则是统治阶层较为开明的治国思想。本来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使用阶级分析法取代了所有的科研方法、对古代民主思想的阐发被斥为“给剥削阶级涂脂抹粉”而成为科研禁区之后，就被混为一谈。尧舜广立谤木、春秋遍设乡校，都是先秦时期百姓普遍具有言论自由、批评国政的民主之风实例。当然，在古汉语中也有以“民主”作“民之主宰者”解，如《尚书·多方》中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是用“民主”（即民众的主人）来指帝王成汤，如《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中的“僕为民主，当以法率下”系官吏锺离牧用“民主”自指。但古代文献中仅有此二例。
①自中国春秋战国至今的两千多年间，主流思想儒家孔孟之道中一直闪烁着自由平等的光芒：如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仁”就是“爱人”、尊重人，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识，更是对“人”的伟大发现。孔子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准则。更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的自由平等理想，时至今日，一些志士仁人还将其作为进行革命与改革的口号。在《荀子·哀公》篇里还记述了孔子对鲁哀公提出的警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提倡的平等思想，他既能说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样体现人的价值的话，也号召人们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定力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但更把注意力集中于限制君主的权柄上。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尽心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百姓与君主地位对等的主张。
时至秦末，百姓中间已经能够用“王侯將相寧有种乎！” （《史记·陈涉世家》）与“王者以民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话语来公开表述自己的平等思想。
②事实上，为避免君权过分集中而形成专制独裁，我国历来都不乏措施。如秦汉以来便实行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决策机构、“九卿”为执行机构的两权分立政治格局；隋朝统一全国后，又将两权分立扩大而为三权分立的“三省六部制”。有论者认为：“三省六部制”的雏形出现得非常早，自周秦以来，天子或皇帝就是事实上的议会首领，掌决策权；丞相或宰相掌行政权；史官负责对政府决策与执行情况及后果的记录，实际起着用历史成败评判当下决策与执政的作用，是为后世监察御史的前身。
所谓“三省六部”即负责起草和发布诏令的中书省、负责对皇帝诏令审议和封驳的门下省、负责执行的尚书省与其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负有监督、纠举和弹劾之权的御史台构成。这里，中书省和门下省共握决策权、尚书省及其六部握有行政权、御史台握有监察权，是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实行于隋、唐、宋三朝（581—1279）的近七百年间。
元朝以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施野蛮的专制统治，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被破坏殆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的一个回族聚集区，幼年并非出家皇觉寺，而是在清真寺就学于“海推布”的学童）无视儒家思想、又因自身人格缺陷，不仅承袭了元朝将全社会人群划分为十等予以分别对待的作法，还大兴文字狱，如恼怒于孟子蔑视君权的言论，采取了从孔庙中撤去孟子配享的牌位、从《孟子》一书里删除全部含有民主性精华章句、编印《孟子节文》的办法，对人们的思想言论严加控制。清朝是又一个北方尚处奴隶社会阶段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民族歧视和用兴文字狱及“寓修于禁”限制人们思想言论自由的手段较元朝更高一筹。虽元、明、清三代的百姓毫无多少自由平等可言；然而明、清的内阁却仍是与执行机构保持相对独立的决策机构，负责监察的御史一职也还存在，管理国家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并未丢弃。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清朝实施的“密折制度”，即经皇帝特许的人可以避开一切盘查直接上书皇帝报告其听闻到的所有大小事件。这种可以直接进行上下沟通的有效方式，不用说是在专制时代，就是在今天最讲民主的国家里也是做不到的。
事实上，儒家的法律严于官而宽于民。儒家认为君主对民众的“不教而诛”谓之“虐”政。如君主在不给予民众一定教育和告诫的情况下，民众触犯了法律，理应从宽处理；而深知法律的官员犯了法，理应从严、罪加一等。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君主专制独裁阻碍了中国发展。这正是统治者背弃了儒家思想中“从道不从君”，即“仁义之道必高于君主之位”的约束君权思想所造成的恶果。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君主统治，孙中山重新发掘出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并给以了还原、提高和弘扬。如他不但在《建国大纲》中明确提出了“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的原则，还在亲自设计和指导裁制的“中山装”上展现了他全部施政治国的理念。中山装前身的四个口袋表示“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倒笔山形的口袋盖表示重视知识和传承中华文化；门襟上的五粒纽扣表示建立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制的五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分立；封闭式的翻领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左袖口上的三个纽扣表示“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右袖口上的三个纽扣表示“自由、平等、博爱”。后背采用整片布料制作，代表国家和平统一的大义；等等。遗憾的是，这一政治体制最终未能实施。
3、西方对中华传统民主观的态度
17、18世纪，欧洲走出千年“黑暗中世纪”后感到需要思想启蒙时，他们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大潮中“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语）的孔子思想与以“德”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便以之作为抗击封建思潮、建立自由平等民主体制的有利武器。
1789年，第二国际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其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中说：“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普遍地支配了人类的关系时，才能得到。”
同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在其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里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宣言后来被一字不易地移入法国宪法，成为宪法序言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国宪法后来被欧美各国奉为各自的制宪依据，《人权宣言》则被移植在欧美各国宪法的序言中。
1853年，中国政府为颂扬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确立民主制度而赠予他一块汉字碑。碑上刻有福建巡抚徐继畲《瀛寰志略》中“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的一段文字。1867年10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向徐继畲致谢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平等权利；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到中国重庆访问期间，在所撰《中国民主的前途》一文中亦称“中国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励者，而且是间接的创造者。”
1946年，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写进宣言，并将“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从而成就了《宣言》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9月10日获联合国大会通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我国代表董必武也在《世界人权宣言》上签了字。
欧洲不仅接受了孔子平等、民主的思想，在官吏任用制度方面，欧洲也采用了以孔子“选贤与能”为基础的中国科举制度来击溃原有的世袭贵族政治制度，如风靡欧美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移植中国科举制度于1855年首先确立下来的。欧美各国看到英国大批德才兼备的平民通过考试源源源不断地补充着官员队伍，是实施民主政治最佳的人事保障之后，便先后陆续采用并沿用至今。
附带说一句：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所通过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也把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作为普世的“黄金规则”而写入其中。
二、中、西文化中的“赛”先生
1、“科学”名词的由来与释义
“science”是陈独秀称之谓“赛先生”的原文，源于拉丁文“scire”，其本义为“知识”。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7年，相当我国清朝同治年间）期间，时在欧洲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译英文文献时接受了法国哲学家孔德关于科学分类的观点，认为“science”是一种与熔文、史、哲等多个类别学科为一体的儒学有着根本差别的“分科之学”，与中国古代的“科学”（即“科举之学”。如宋代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的“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意义相差无几，便将“science”译作了日本假名汉字“科学”。1895年，严复将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为《天演论》时，也将“science”译作“科学”。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向皇帝上书中“外求各国科学”一句，其中“科学”一词就是直接借用了日本假名汉字“科学”。从此，“科学”一词便进入了中华民族的语言词库，迄今不过一百多年。
1995年版《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对“科学”一词的定义是：“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而1999年版《辞海》给出的定义则有所不同：“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据统计，对“科学”定义的不同表述约有一百多种。但无论如何表述，其主语只是4个字：“知识体系”。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科学就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体系。如人在与自然界打交道之前，人得先了解自然界的变化情况；人与人交往前，人得先知晓对方的思想行为。将这些了解、知晓的知识汇总起来、提高概括成为理论体系，就是科学。
2、中、西文化对“科学”的不同解读和应用
①17世纪，西方世界作为对“黑暗中世纪”专制残暴的反动，确立了“人权”（“human rights”，指被耶和华神认可的行为）和“自由”（“liberty”，指耶和华神赐予的绝对自由）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并以人类应履行《圣经·旧约·创世纪》上耶和华神与亚当夏娃所立的“伊甸园之约”（“伊甸园之约”的主要点是：一、将大地全新配置给人。二、治服大地供人使用。三、人有权管理地上的一切活物。）和“挪亚之约”（“挪亚之约”的主要点是对新世界自然界秩序之安排。）为由，开创了一种新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应用。其代表人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坚信人类始祖是被耶和华神从伊甸园驱逐到地球上、并受命管理地球上的一切、自身本不属于地球的潜意识作用之下，提出应以强力控制并掠夺地球资源以满足人类无止境贪欲的理论。他曾在1592年表述说：“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深藏于知识之中。”后又简化为：“知识就是（征服自然的）力量。”直到20世纪，苏联园艺家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чурин)还沿用这种观点说“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向自然界索取是我们（人类）的任务”。从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以社会进步和造福人类名义大规模地发展实证科学及技术，但这些重大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实践对人和自然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是优先用于战争，而各种毁灭性的技术包括用于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和克隆技术等等）又无不出自科学家之手。人类在西方实证科学的引领下把地球当作能源库、试验场和垃圾堆放地的作法，不但危害了地球，也已严重地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早在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联名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在当前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趋势下，“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但这警告丝毫没能阻止西方科学家们发展实证科学的脚步。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致力于发展搾取与破坏自然的科学技术視作获得耶和华神恩宠的途径，并认定它“是基督徒有幸所参与的天主创造世界巨大工程的延伸。”（现代天文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勒普兰斯•兰盖语）德国现代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enk）更举例说：1589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换算成我们的长度系统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一书说，经过科学测量，量出了“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地狱近而路宽，但天堂却非常遥远。为了能获得耶和华神更多的恩宠和增加耶和华神的荣耀，现今的西方已普遍将以商业和科技为手段的牟利行为视为天职，并将获利的多少视为对耶和华神奉献的大小、以及今后在天堂获得地位的高低。
具有强力型的、旨在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功利目的突出的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自17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科学”。因此，现代人们判定“科学”与否的标准，就陷入了看其是不是符合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的特征和观念的误区。
②就“科学”的广义而言，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极为丰富的科学知识。不过当时并不叫做“科学”，而一度称为“格致”，后来又被称之为“物理”。这是因为那时曾将知识统统叫做“学问”，并将关于自然物体发展变化道理的学问专称为“物理”的原故，故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物理”指的就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宋明之后，主要是从明代开始，又将“物理”改回称之为“格致”。“格致”是《礼记·大学》里“格物致知”四个字的简称，“格”是“推究”即研究之意，“致”即达到、得到之意，“格物致知”按清末民初出版的《辞源》的解释是：“穷究事物之理而推极其知识也。”就是“研究事物发生、变化所得到的学问”的意思。
在宋明理学之前，对“格物致知”一直停留在“以物格物”层面，即认定只有在认真观察事物后才能获得知识（客观认识）。但到了明代王守仁（王阳明）“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后，就在“以物格物”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以心格物”（主观认识）。再到了清代颜元“手格其物而后致知”后，又发展为“以物格物”、“以心格物”与“以身格物”（行先于知）并存。走过了一个从纯客观认识事物，到客观与主观共同认识事物，再发展到客观认识、主观认识与行先于知交织认识事物这样一个渐次递进的过程。
与西方人坚信他们的始祖是被耶和华神从天堂伊甸园被赶下地球不同，孔子儒家从尊重生命出发，认为人类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在对自然、对自身“致知”后就要进行“吾日三省吾身”式的修养，逐步地去改正那些不符合天理（自然法则）的错误（即“法天则地”）、不断完善自我，以便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仁德君子。由此可知，在儒家那里，“格物致知”是人们了解宇宙、认识世界的方法，目的是使人们获得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知识，从而发展和完善自我，达到人之为“仁”。可见中华民族的“格物致知”原本就是儒学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努力达到人之为“仁”的中华民族先民自孔子“尚技”“兴艺”始，就确立了“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汉书·货殖列传》）的原则，而取用自然资源的目的仅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必需而已。这种一度被斥为“落后”的自然经济和“不得己而节俭”的“陋习”（前些年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人的节俭原是古代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不得已而为之的“陋习”），实质上却是极具内在节制的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或称之为“生态经济”。中国人一生消耗的所有物质几乎没有浪费，最终全部都会顺利地回归于自然。这是接近自然和本真的最高智慧。
③一种“东方（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语）的言论极大地困扰着国人：一方面，中国确实没有具备西方实证科学特征的那种知识体系；另方面，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中国古代两千年物质文明的辉煌又怎么解释？又有人会说：那至多不过只是技术领先而已。可我们从罗伯特•K•G•坦普尔（Robert K. G.Temple）在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指导下整理出版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21世纪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所列举的实例看，就有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对彗星尾部方向的描述、圆周率π的精确值、冬季雪花的六角形结构、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等等这些就都不是技术，而恰恰是数理方面的知识体系，即“科学”。
我们以为，就广义而言，“科学”就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古今中外都存在。因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科学”的名词与内涵在认识、表述、对待与处理的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这本来是一件因文化不同而见解不同、行为不同的正常状态。但是由于近200多年来“西方中心论”的强势和中外文字互译（特别是“硬译”。鲁迅一贯采用“硬译”方法汉译英文文献。目的是想引入新思想并促进民族思维与心理及民族语言的改造。因英文词语多与耶和华神有派生意义，于是他就把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西方基督教神学思想完全引进了中国，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产生的误区，迫使国人屈从于以符合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特征和观念的“科学”判定标准为标准，将祖传的人与外部事物打交道的理论知识，即“格物致知”，硬往西方“实证科学”的概念里套，甚至由于套不进而产生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不自信甚至虚无主义。现在到了给广义“科学”概念与“格物致知”这一中华民族固有的科学概念正名的时候了。
④还有一种“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方法论的依据，这却是儒学所缺乏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语）全然否定儒学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说法也在影响着国人。对这一说法，我们的质疑“是：儒学的方法论虽然是‘中庸’，但并非是静止的折中；因为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原有的平衡即旧的‘中庸’被不断打破，而要取得新的平衡就需产生新的‘中庸’。此其一。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苟求其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等等儒学的一些思想方法构成了我国古代科学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模式与爱因斯坦（Albert Einatein）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模式、与波普尔（K.Popper）的科学进步方法论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此其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四个高潮，这四个高潮分别出现在原始儒学向两汉经学转变时期、经学向玄学转变时期、宋明理学形成时期、阳明心学兴起时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技发展高潮与儒学发展转变阶段在客观上呈现了耦合的现象。此其三。中国经济与科技居于世界顶尖地位的时间长达两千年，而这两千年恰是孔子儒学兴起、发展到衰败的一个周期。此其四。”（董乃强：《忆吉惠先生》，《赵吉惠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中西方科学技术的交流
①舆论总是在宣传中国闭关自守、不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李约瑟却指出：“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技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技成就先后传到欧洲，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即《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英文版李约瑟的序言）
这里仅举对西方世界起过巨大影响的几例：如在3世纪魏晋时期发明的金属马蹬，约在8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灭亡时传入西欧，使西方骑马者解放了双手并可以身穿沉重甲胄，直接推进了西欧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如2世纪发明的造纸术与10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于14世纪左右陆续传入西方后，一扫欧洲只有少许羊皮纸手写本流传于世的落后状况，有力地促进了欧洲文化思想的本土传播从而导至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如1405年至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后，其航海资料被曾在郑和船队上工作的葡萄牙船员及随郑和船队同行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达·孔蒂藏匿着带到了西方，从而开辟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如公元前3世纪发明的铁犁及公元前6世纪发明的精耕细作技术于17世纪被荷兰海员带入欧美后，“直接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中文版坦普尔序“西方受惠中国”）
②18世纪时，清乾隆皇帝“寓禁于修”编纂“四库全书”。“全书”共收入西人著作37种，其中进入“经史子集”各部的26种全是数、理方面的学术专著，而列入“存目”的11种则都是宣扬基督教教义的书。对此，“四库”馆评论说： “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强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可见，中国政府所“闭关”禁止的只是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而吸纳的却是西方的科学知识。
③有人以西方耻笑中国人能发明出火药却造不出枪械自惭。而事实是最迟在960年至1127年的北宋年间，中式枪械就被列入了军队的正式装备。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所造枪械威力日增。如1674年在清康熙平定三藩叛乱中，火器制造家戴梓创制了可以一次填装弹丸28发、并可将填装弹丸和击发两个步骤连动进行（即可连续击发）的“连珠火统”。因其机械原理与现代的机关枪类似，故被后人称之为“世界上第一种机关枪”。戴梓研制出了不少新式火器，还轻易造出了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经年未造成的火炮，从而引起了南怀仁的嫉恨。南怀仁诬告戴梓通敌，康熙皇帝信以为真，便将戴梓流放并下旨禁用戴梓创制的所有火器。这并非“中国人造不出枪械”，而是受到西方人阻止的缘故。
④罗伯特•K•G•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的序言“西方受惠中国”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他接着写道：“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
李约瑟亦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近代科学只兴起于17世纪的欧洲，那时找到了作出发现的最佳方法；但当时及其后的发现和发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赖于以前许多个世纪中国在科学、技术与医学方面的进步。”“全世界都认识到他们亲身受到来自中国的恩惠。”
但由于中国古代科技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自起始走的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结果就有明显的不同。在西方实证科学的引领下，全球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无止境的奢华与肆意享乐，但它的本质却是反人类和反自然的，正在造成人类和自然的突变，并可能导致人类或自然进程的突发性中断。如2015年7月1日德国大众汽车厂发生的机器人杀死人类员工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因此，1988年 1月，在法国巴黎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的高能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Alfvén，Hannes Olf Gosta）宣布了大会的几个重要结论之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澳大利亚《坎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这句话出自主要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们之口，还不值得人们深省吗！
三、几个困惑
通过以上简要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经历了17、18世纪“中国热”狂潮，以孔子思想为武器击溃“黑暗中世纪”而确立了民主制度的欧洲，以中华先进科技促进自身发展建立了实证科学的欧洲，在其后短短的百多年时间成为暴发户后，一变“中国热”而自詡 “西方中心”。其后，他们用武力把鸦片运进中国、把“欧洲至上”的思想灌输给中国、霸占中国领空领海和领土、插手中国内务制造中国社会混乱。这种“恩将仇报”的作法怎么配被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接受呢！
但最令人们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平等自由民主精神和科学技术的传统，只能输出并成就西方，而不能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
为什么包含着平等自由民主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儒学传统能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一片喝彩，而在中华大地上却饱受打压和被妖魔化？
有人说，这是因为“儒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语）所致。但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儒学是道德哲学，是教人并使人为“仁”为善的。人有了道德，政治就会清明；科研有了道德，科学就绝不会走上与人类、与自然相抵牾的道路。在人类社会中，解决了人类自身的根本道德问题后，还能有什么问题能够成为不可解决的社会问题呢？
再有，我们又会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全面系统宣讲中华民族历史真相的资料出现在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中，并以此来“敬告青少年”呢？
初草于乙未年驱五毒日
（本文原载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网刊《读经通讯》2015年76期、多国合办的国际儒教大会网刊《儒教邮刊》2015年77期、《孔庙国子监论丛（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