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欧洲“文艺复兴”有关系吗？
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欧洲中世纪谈起。
欧洲中世纪，指欧洲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之初的公元15世纪，长达近千年。期间，教会严禁印刷、科研和文艺创作，凡被视为“异端”者均被捉入宗教裁判所折磨致死；世俗统治者如罗马尼亚大公格拉克拉，可以将不向自己脱帽致敬的中亚商人的帽子用铁钉钉在商人们的脑袋上，可以在宫殿门口竖起数十个铁签，将活人穿剌其上，且每天更换新人；如有“血腥玛丽”之称的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因相信少女的鲜血可使自己返老还童，便建造了一个用12岁以下少女鲜血灌满的游泳池；等等。因此西方学者将教会与世俗权力勾结统治的这近千年称之为“黑暗中世纪”。
西方史家认为，公元14世纪至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兴起了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论者大多认为欧洲与中东的战争是这场运动的起因，但千年来欧洲与中东的战事绵延不断，很难阐明是由哪场战争所引发。笔者则认为这场运动内因在于“黑暗中世纪”对欧人思想的长期桎梏，外因则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述中华文明的诱发。
马可·波罗1254年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17岁那年随全家先经地中海、并横渡黑海，后走陆路抵达巴格达和霍尔木兹，向东通过伊朗沙漠与帕米尔高原，沿着今新疆与甘肃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前行，历时三年半之久才到达汗八里（突厥语，指元大都、即现北京）。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登上帝位不久的元太祖忽必烈。元大都城市的布局和管理、宏伟的宫殿及社会道德风习等等，都给初到中国的马可·波罗以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大都城郊一座长而华美的古石桥卢沟桥，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这座桥因此而被西方后世称作马可·波罗桥。
请注意：在这张弗拉•毛罗的羊皮纸地图的左下角，经过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座石质的拱桥。在拱桥上有很多的石柱，每一个石柱上面都有一个小狮子的雕像。这就是毛罗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描述所绘的卢沟桥。
在跟随父亲经商时，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中国市场上交易使用“大汗的纸币”，即在桦树皮纸上印制的中统元宝交钞。他也看到在商户炉膛里燃烧着的黑色石块，发现“黑石头……的热度优于木柴。……而且价格十分低廉。”纸币和煤炭的广泛使用，让马可·波罗止不住地惊奇。
马可·波罗在华期间还到过杭州，游览过西湖，西湖的美景让他忆及故乡威尼斯水城。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挖掘出叠压在南宋街道之上的元街道和明清街道的遗迹，确定了马可·波罗眺望大运河的位置和视角。站在那里，马可·波罗的确可以看到“（运）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入狱。他向狱友、精通法语的作家鲁思蒂谦诺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1299年《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寰宇记》等）在意大利面世并很快风靡了欧洲。
对这本书，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它“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
现今一些学者仍在争议马可·波罗到过的是契丹还是中国。尽管马可·波罗在华时中国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人，许多地名的称呼与汉人叫法有异；尽管法国传教士卢伯鲁克提出过地理上的“大契丹”概念，将中国这片土地统称做“契丹”；尽管俄语国家一向称中国为Китай（读音与“契丹”相同）；尽管在威尼斯圣马来可教堂图书馆藏马可·波罗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中有要释放他从中国带回的鞑靼仆人内容等等均可佐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并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但笔者还是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因为马可·波罗口述的这本书主要是在向欧洲传递中华文明的信息，与他到没到过中国毫无关系。
下面是1323年马可波罗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现存意大利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
2019年3月24日习近平访法期间，接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赠与的一本1688年出版的法文《论语导读》。有论者认为此举证实了17、18世纪长达百年的“中国文化热”中心就在法国，而笔者更认为欧人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阅读中国典籍、接受中国文化，与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游记》广传中华文明所做铺垫是分不开的。欧洲三次思想运动原本就是承接的：文艺复兴之后紧接着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紧接着启蒙运动，相互影响、越推越高，直至引发推进欧洲历史进程的革命。
《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打开了欧人的眼界，还指导着欧人的行动。中华文明是如此美好，怎能不令欧人前去追寻?
因此，就有了西方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绘制出早期如弗拉•毛罗地图等的“世界地图”；也就有了哥伦布、达·迦马等人纷纷驾船出海去寻找璀灿东方文明的欧洲“大航海”时代。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是个偶然，其实他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东方中国。这并非笔者的臆想，而是在哥伦布随身行囊中只发现了两部书籍，一部是基督徒必携的《新旧约全书》（《圣经》），另一部则是讲述中华文明的《马可·波罗游记》。
2019.4.15
（文载2019年4月26日《北京晚报》及腾讯网
http://view.inews.qq.com/a/RUS2019052900328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