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术研究或决策，我们必须收集并综合大量信息作依据；为了做出正确的研究结果或决策，我们就必须以正确地收集和判读信息为前提。
目前计算机网络一统天下和海量信息泛滥的现状，既给我们广泛收集信息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又给我们正确判读信息设置了不少障碍；因此，目前我们在收集和判读信息时就应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计算机网络不是获取信息资料的唯一通道。
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使收集国内外各种信息资料的工作成了一件能够快速完成的易事。的确，使用计算机网络不但能大大减轻我们收集信息资料的工作量，还可以节省我们不少宝贵时间。因此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青人，每逢寻找信息资料时就打开计算机，一敲键盘、一击鼠标、再一打印就算收集齐全了。这时如果有人指出有的信息他们并没有收集到，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说：“电脑上就是这些嘛！”
这是典型的过分依赖计算机网络的表现。它源自认识上的偏差，即把网络当成了世界上获取信息资料的唯一通道。实际上宇宙间的信息源是多元的：宇宙空间的碎片上含有信息、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含有信息、事物运动过程中些许变化的现象中含有信息、人与人对面交谈的话语中更富含信息，这些信息都有自己特定的通道向外传播，并不一定都会被收集上网。可见，计算机网络只是信息资料传播的通道之一而非全部。为了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资料，而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资料就决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信息通道上。
计算机网络的建设不过是几十年的事，与其他畅通了千百年的信息通道相较还是个新生事物。既是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芬兰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汉努·卡里教授就认为：病毒和垃圾邮件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最终将会超过网络自身的承受能力；网络提供的信息可信程度越来越差；黑客对网络的恶意攻击也将会使网络运行失去稳定性。这三大因素最终将可能导致因特网崩溃。又如2004年8月和2005年2月，山东大学信息安全所所长王小云教授就成功地先后破译了MDS、SHA—1这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算法，通过密码分析找出了它们的漏洞，从而震惊了世界。这也就告诉我们，不要过分迷信网络信息资料的可信性。
在计算机网络上传播信息的主要是某超级大国，他们是带着“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在网上发布信息的，因此这些信息中所附带或隐含着的，就不只是有西方世界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更有着对超级大国强势文化的宣扬。这就特别提醒我们，在网上收集信息资料，特别是收集国外信息资料的时候，要保持着一种警惕：警惕我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要受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左右，因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国情和文化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思惟方式也全然不一样，在西方可行的到了东方就不一定可行，在东方顺理成章的到了西方也不一定能畅行无阻。更要警惕不能对强势文化无条件、无原则的认同，对我们来说，无条件、无原则地认同强势文化，势必会导致对自己文化的否定、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扼杀打压所造成的苦果就是教训；对强势文化发布者而言，得到接受方无条件、无原则地认同，是他们“去其国，必先去其史”阴谋的一大胜利，如琉球本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尽了琉球王国内所有的典籍并实施奴化教育，在使琉球人民丧失了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记忆后，就将琉球王国悄悄地变作了日本的“冲绳县”。
所以我们在对待计算机网络问题上，正确的作法应该是：要善于利用网络，但不能依赖网络，更不能神化和迷信网络。
其次，必须认真仔细地判读我们收集到的每一条信息资料。
正确处理收集所得的大批信息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方法和技巧很多。这里只着重谈谈判读信息资料时的“认真”和“仔细”。
先说清末慈禧太后的一次决策：当年革命党人在南方活动频繁，慈禧太后即派亲信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以镇压革命党。不久，有人送来一张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梁启超、麦孟华的合影照片。慈禧太后看到后大怒，当即下令罢黜了岑春煊。其实这张照片是革命党人伪造的，慈禧太后相信了这条虚假信息。
类似这样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情形并不少见：如1958年“大跃进”期间报道的“小麦亩产八千斤”“水稻亩产一万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刊登的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以及1972年各报刊载的“农民科学家”用远缘杂交法培育出了蓖麻棉的消息等等，都是人们为着某种政治目的制造出来的虚假信息；如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大媒体竟相报道的“埃及美人鱼上岸”照片和1982年美国科学家宣称他们已成功地培植出由牛基因与西红柿基因相结合的“牛西红柿”等等，都是人们在西方“愚人节”那天恶作剧制造出来的虚假信息；1972年世界许多报刊报道“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发现最后石器时代部族”的消息和前些年关于“转让永动机专利”的消息等等，都是人们为着追求巨大经济利润制造出来的虚假信息。这些虚假信息的确蒙蔽了不少人！有报道说，国内某科研单位认为“牛西红柿”的培育成功是科学技术的一大突破，立刻拨巨款成立了课题组“攻关”；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还不远万里地到菲律宾“实地考察”。等等。
为了不让虚假信息资料干扰我们的决策，就必须认真地判读收集到的每一条信息资料。在判读时，一定要了解这条信息发布时的相关背景，如发布的时间、发布时该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以弄清该信息发布的真实目的；一定要了解这条信息是否在西方愚人节等特有的民间习俗节庆之际所发布，以识别信息发布者是否在恶作剧；一定要把信息内容与已知的现代科学概念相比较，看看这条信息是否符合现代科学概念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明显有悖于常理的信息资料一定要多存疑问、多与相关信息进行比对。这样，就可以把信息误判的机率减到最小。
另外，判读信息资料切忌粗心大意，要做到仔细再仔细。阅读文字时应在捕捉出隐含于文字之后的真实含义方面下功夫；阅读图像器物时更是要详尽地观察到每一处，不放过任何细节，以透过表象还原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1934年日本出版的儿童连环画的一页上画着两个穿军服的小孩站在太平洋上，一个脚踩着菲律宾、夏威夷，另一个脚踩着关岛、马雷岛。粗看起来让人觉得这不过是孩子的幻想，但细心的情报人员却从中读出了日本对太平洋实施侵略扩张的信息。7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印证了情报人员对这幅画中信息的正确判读。又如二战结束时发表了一帧苏军攻克柏林后、一名战士站在德国国会大厦屋顶挥动苏联国旗的照片。照片上的一个细节是：在扶着这名战士双腿的军官左右两手手腕上各戴着一块手表！对此，盟军方面认为这证明了“苏军率先攻入柏林、获取了大量财物”传闻的真实性，而苏联方面则用技术手段去除了照片上军官腕上的手表，并指责盟军“传闻”是反苏的政治诬陷。到底孰是孰非？恐怕只有我们东北人才能说清楚：因为东北人的老一辈亲身经历过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全过程。当年，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的确英勇壮烈，但东北的平民百姓确实也遭了罪。
因此我们在对信息资料进行判读时，一定要认真仔细。虚假信息总是有破绽、经不起推敲的，只要认真仔细地判读、运用多种知识比对推断，破绽终究是藏匿不住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去除的一种态度，即认为祖国传统文化中毫无对今天有用的信息可言的虚无主义态度。
确实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封建反动的东西而遭到持续地口诛笔伐、打压围歼，以致到了21世纪的今天，许多30—40岁的中年人还完全不知道祖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由自己民族的人如此长期、如此猛烈、如此全面地破坏自己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仅有的一例。
返观我们祖先创造的物质文化——如魏晋时期发明的金属马蹬，在传入西方后迅速推进了西欧封建制度和骑士阶层的建立。如战国时期发明的铁犁及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17世纪传入欧美后，就“直接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如中国经济，自公元前3世纪至17世纪的2000年间（这恰恰是孔子儒家学说形成和发展期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是到了中国国力已走入下坡路的清代嘉庆5年（1800年），中国经济年产量尚占全球经济年总产的33%，而此时整个欧洲占28%，美国仅占0.8%。
返观我们祖先创造的制度文化——如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19世纪传入欧洲，英国率先仿效，于1855年进行了首场文官考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而欧美沿习至今的公务员考选制度皆源于英国近代的文官考试制度。
返观我们祖先创造的政治文化——如春秋时期孔子提倡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格言就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引用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后来移入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各国所制订的宪法又都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为蓝本。这样，孔子的这一主张也就随之进入了欧洲各国的宪法文本之中。如孔子的思想精髓——“和”，现今不仅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也成为了地球村居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美好愿望。
从以上几个信手拈来的史实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不是那么“反动”，中国历史的每一页上也并非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二字，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的信息对今天的革命与建设恐怕更不是没有用。
例如春秋时期的《国语》，其中有一篇被后人称作“单子知陈必亡”的文字，大多读者只把它当作单子奉命出使期间途经陈国、返回朝廷后向周天子报告见闻的散文来读，仅认为它叙事紧凑而又有条理而已。但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从这篇文字里关于天象与人事关系的论述中，明瞭了公元前600年前后的社会生活原来是依观天象以授时令、又以时令来规定生活操作的，读出了许多有助于研究古代天文与节气的关系、节气与人事的关系、人事与政治的关系、天文气候的发展等大量信息。政治家和文史学家们也从这篇不长的文字里获得了许多关于政治管理和城市管理方面的信息，并感叹于这些信息中所含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代的思想观念。又如战国时期孟子提到的“心之官则思”，一些人坚信这是古代人将心脏误认为有思维功能的无知谬说。但中医学家通过研究后指出：人的心脏确实是“以心、脑最佳频率耦合的形式参与了思维”；而后国外医学界频频报导的实例证明，人在接受心脏移植后性格和思维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变得和心脏提供者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一致。这不但肯定了“心之官则思”信息的正确，更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息蕴含量的博大。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即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前后，在古希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北纬20°左右的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各自独立发展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了一个横亘于东西方的思想“轴心”，此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觉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现在，这种历史现象已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顾我们延续了五千年而从未中断的文明？是不是也应该从中发掘和收集更多的信息、使之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动力呢？
（文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9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