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古以来儒和医就是相通的。
儒家以为，在天地万物间，人丁的繁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人口增长到一定数量时，方能组成人群。人群扩大到一定的规模，才能称之为人类社会。唯有生活社会中的人，才会因其需要而建立起种种关系，又在这种种关系中产生出种种思想和行为准则，藉此增强全社会利用自然的力量，以改善生活、养育后代、维系人类社会的长存。如果人类不能繁衍，社会不能形成，则思想、行为准则等等一切就全都无从谈起。因此，重人事，特别是重视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就成了儒家思想中最为根本的观念，成为儒家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
最能集中反映儒家这种思想观念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它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即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祖先和出兵打仗。为什么祭祖是大事呢原来在香烟缭绕、儿孙跪拜仪典的深处，蕴含着“感谢祖先赋予了我（或我们）能存活于世、支撑社会；恳请祖先保佑我（或我们）多生儿女，以便让我们这个社会永远延续下去”这样一种意识。出兵打仗也是大事，就直观而言是人们用武力在保卫自己这个社会的利益不受侵犯，或者是用武力来为自己这个社会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使用武力的内涵，仍然是出于“保卫自己生命与社会永存”这样一种潜意识。既然“祀”与“戎”都与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存留有关，难道还不能称其为大事吗！可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了儒家对于人的生命和人类社会的重视。
前些年，孟子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被认为是在重男轻女，很受到了一些批判。其实，孟夫子的这句话正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主旨相同，只不过是反向表述而已。这句话的字面上是说，人不能生育后代，是对自己祖先的最大不孝，而深层含义则是在指责这些人对自己、对社会都未能尽到责任，因为他们不仅没能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更没能为人类社会的世代相传做出丝毫贡献。
《春秋·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实际上都是从孔子首倡的“仁”生发而来。孔子提出统治者治国要施仁政，从事交易要讲仁义，人与人之间要以“泛爱众”之心交往，特别反对以人或人形俑殉葬和不关心奴仆死活的拿人不当人看的思想行为。可见孔子儒家之“仁”的最初意义就是讲仁道、倡仁爱，就是珍视人类的生命，就是爱人。
医生与儒家不同，儒家更多的是思想、是理论，而医生则是实际、是行动。
医生救死扶伤，施治于患者，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药物来挽救或延长伤病者的生命，便之健康地生活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这种活人济世之举既充分体现出了医生“泛爱众”的仁德之心，又可看做是儒家珍视人类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和展示。因此，古往今来，无人不把医生尊为救人于水火的“仁者”，更无人不将医学技术（医术）褒之为“仁术”（即仁者之术或仁慈之术）。
如是，与其说是儒、医相通，倒不如说儒、医二者思想同源更为贴切。
二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引述南方的一句俗语说：“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这实际上是给人们提出判断一个医生称职与否的标准：有无恒心。恒心即恒常之心，也就是始终如一。那些始终如一地抱有仁爱之心去施治患者，始终如一地刻苦钻研医术、执意精益求精的医生才是有恒心、名符其实的医生。反之，那些对患者按贫富亲疏分别对待，施治中常有敷衍、马虎和懈怠行为的医生则是根本不配被人称做医生的。可见这里所说的“恒”，指的就是医德、医魂，也是指做一个合格医生的最基本的条件。
医德是医生所具有的思想品质，它往往从一个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上和施治技术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试以孔伯华为例：
孔伯华，名繁棣，孔子七十四代孙，民国初年北平（今北京）的四大名医之一。他行医的一生，堪称全心全意救治患者的一生。仅举数例：1918年夏秋之交，河北廊坊一带霍乱流行，北平警察厅派时任北平外城官医院医官的孔伯华等四人参加临时防疫医疗队的工作，要他们驻在廊坊某学校内的医疗队队部中“待诊”。当时廊坊的疫情十分猖獗，时时有人病毙，但居民大多不信医术，因此无人到医疗队邀诊。孔伯华“耳闻目睹，叔焉忧之，遂与同仁共商对策，决定留陈伯雅（医官）以应邀出诊，余与（张）菊人、（杨）浩如深入庄村，沿户访问，边作宣传，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未数日，群众见治疗能起效果，确有挽救危亡之功，幡然改观，表示极端信任。每至一处，相率欢迎，竞相求治。因此，全活甚多。”不坐等病人上门，主动下乡挨户送医，“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的事现在也不是太多的，在八十多年前更是难能可贵，而孔伯华正是这一做法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可见患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后来，孔伯华辞去医官之职，在家中悬壶应诊。每天前来求医的人从早至暮，络绎不绝，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位患者认真施治。对患疑难重症者的诊治更为仔细。每逢饭时来了患者，他立刻放下饭碗；只要有人深夜敲门邀诊，他披衣即起，从不延误片刻。对那些路途遥远求诊不易或病情严重行动不便的患者，他都劝其安顿到自己家中予以治疗。对那些孤贫患者，他不但免收诊费，还时时解囊为其支付药费甚至疗养期的生活费。这种种作为他一直保持到了晚年。为广济世人，孔伯华还一面和名医萧龙友合力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教授生徒，以壮大行医者的队伍；另一方面还潜心研制了防治感冒、预防中暑的“清灵甘露茶”和一种治疗妇科病的丸药，以及几种医治外科病的药膏，常年施送需用者，深受一般大众的称颂和欢迎。这里应说明的是，孔伯华虽无田地房产，也并没有积蓄，但他的诊费收入不菲，家中足可十分殷富。可是他一生周济贫孤、办学授徒、制药施送的开销绝非小数，因此自家的生活过得并不宽裕，每逢年节，还须“向达仁堂、瑞蚨祥、谦祥益等几家（北平、天津的百年老字号店铺）借贷，加以维持”。他这种心系患者、舍己助人的高尚情操，着实令人敬佩！
医德并不只表现在舍己助人的精神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这一点上，它更表现在努力提高医术、尽快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方面。在这方面，孔伯华真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表叔又都精于医理，因此他自幼便受到儒家思想和医学知识的熏陶，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时既读诗书，又从表叔学医。他表叔医治瘟病时重用石膏，他便下功夫学习掌握这个特长。后来又试着在治疗其他疾病时使用石膏，经过多年不断的钻研，终于形成了他善用巧用石膏治病的独特风格，被誉为“石膏孔”。可见孔伯华对家学不只是秉承，更是有所发展。于家学之外，他还多方求师，广采众长。特别是随家从山东迁至河北、落足于易县，得悉当地中医前辈梁纯仁、蔡秋棠学识渊博、医术高明，便即前往受教。梁、蔡二人因孔伯华聪颖虚心，遂尽传其术，使孔伯华的医术又上了一个台阶。对众师所传古代医案、验方，孔伯华从不原封照搬，因为他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效耳！”体现出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科学态度。为了弄清古方的疗效和研制新药，他常冒生命之险以自身试药。一次在临医前试服新药，第二天清晨起床发现满嘴的牙全部掉光，药力之猛，使家人后怕不已。而孔伯华却毫不在意。正是凭着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博爱精神，也伯华的医术才日臻精进，不仅创制出了效力高于日本“仁丹”和一般避瘟散的“宝丹”等新成药，且在行医上常妙手回春，活人无算。他高超精湛的医术和以患者为重之心使他无愧跻身于“北平四大名医”之列。
孔伯华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医德，值得每个医务工作者学习。
三
如果说儒家的伦理观在影响着医生品德形成的话，那么儒家的天人观就是在影响着医术的发展了。
以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天（自然界）与人原本就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天（自然界）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人的活动也会作用于天（自然界）。而中医诊治时的“天人相应”的思维方式与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一致，中医认为，病人身体上的某处疾患只不过是个局部，而局部的疾患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整个身体发生了病变或因天（自然界）的变化变化造成体内的不和谐、不平衡。因此中医的施治往往不是直接对着局部疾患，而是对着似乎与局部疾患毫不相干的整体来进行的。在整体上根绝了病源，局部疾患的症状也就随之消除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西医诊疗方法的最大不同：中医是视患者为一整体，力图从患者整体上寻找出致使局部发生病变的根本原因，再针对这根本原因用药；而西医则看重病变的局部，并对这一局部做非常细密的诊检，然后直接针对病变给予对症治疗。中、西医诊治方法的不同反映出二者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医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善于从整体上和事物的关联性上思考问题；西医因被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机械医学论”思想左右，考虑问题多注重于局部和个别。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70年前的那场中、西医之争。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以“早医（中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西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由，议决“取缔中医”，并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公布实施。此令一出，全国哗然，工农商学各界聚集上海，开会抗议，并成立了中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推举孔伯华为主席。孔伯华即率“联合赴京请愿团”前往南京，据理力争，要求政府撒消“取缔中医”令。国民党政府做此决议本属无理，这时又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这场争斗，表面上是中医和西医之争，实则是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两种思想之争。“五四”运动自有它的伟大功绩，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很大。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造成出了一批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盲目地贬低、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狂热地宣扬这种数典忘祖的思想，甚至借助于手中的权柄强迫民众放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1929年初“取缔中医”的闹剧就是一例。而在70年后，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仍无绝迹，这就很值得警惕。“民族虚无主义一日不除，中华民族一日不能向上”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西方诸种思想根植于西方文化。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则根本谈不上谁优谁劣、谁胜谁负或一方必定取代另一方的问题，它们只有“同”与“不同”之别。而在“不同”里面很可能就含有各自文化中所缺的或发扬不够的东西。因此，中、西文化也好，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也好，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那种伤害民族自尊心的虚无主义思想应予坚决摒弃！
【附录：200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导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中医药从“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
（本文系1999年4月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养生保健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原载《孔孟之乡论养生之道》，济宁市印刷包装总公司1999年4月出版）
（文中所举“中医北平四大名医孔伯华”之例，是因为他是我的叔伯大舅，经常走动，对他较为熟悉之故而非抄自他人之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