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引用周濂溪的說法,認為存養在寡欲。但只是寡欲,遇到外物的引誘不能克制,寡欲必然流於浮面,那人的修養也不能美善。因此寡欲之外,克己的工夫還是重要,克己工夫做不到,心不能安定,徬徨躁進,修身仍然無益。
於此,《近思錄》特別引伊川的話,講: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1.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2.聽箴曰:人有秉彝(持守常道),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防止)邪存誠,非禮勿聽。
3.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4.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
本段文字稍長,卻是克己旨要所在。所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做人處世自然的態度;「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又在自我的省察。所謂「制於外」,是先制內,然後外才有所制,不是本來就制外,是應內制了,外才能養,內不制,心不能存,又如何能養,這是伊川剴切教人的意思。進一步說,人的視聽言動容易受外物矇蔽,蔽障既交之在眼前,如果沒有克制的念頭,非禮之想法就堂堂皇皇進駐進人心,人在當下怎麼能不生非分的想法和非分的念頭。是而必如上所說,要先安內然後才能制外,内得安,外得制,才能「克己復禮」。克己復禮是立基的工夫,工夫要始終不間斷,這人才能誠明而從容中道。而誠之意本在自己,如人時刻惕勵勉行,閑邪惡惡,節操自好,就沒有所說的滅理犯義之事,這就是「志士厲行,守之於為」的大義。反之,雖稱志士,卻不厲行,反身也不誠,就不值得稱士,所以講到「守之於為」的守,意義是深切的,一定要那人立定決心,有守有為,才能克制欲求,如果無守無為,沒能克制欲求,要那人堅定志向恐怕困難。
其次,所說的克己,其實是明白自己的不善而歸於善。這道理一般人都知道,但一般人都不能行,比如羞愧的行為,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已經先知先克,「善」便能堅守,便不流於「惡」,怕的是能知卻不能克,或者知了卻無法堅定意志,使善無法持續,於是惡仍不離於身,那是無法自克,無法自克,便流於下。又好比做官的人讀了許多聖賢書,但遇到千金萬金擺在眼前,或者美人嬌柔在旁,意志立刻動搖,那就是無法自克,便由君子反轉於小人,反轉於小人,他的道德便日黯日損,要返回本來的善恐怕已不可能,以是知要人人都能克制己欲是不容易。
談到「克己」二字,漢、宋儒者的解析又有差別;漢馬融講克己,指的「約身」說,意較籠統;宋朱熹解說「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私欲不能勝,克制也無益,說法就較貼切。至於《近思錄》則以天理、人欲作為「克」字的分野,所引二程《易傳》〈損〉卦彖辭講: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墙,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
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殘忍,窮兵黷武,是人的自損,也是欲的高張,都在戕人的性,那是末流,是人欲的泛濫,要阻這樣的氾濫,就要去人欲,去人欲就在自克。如朱子《中庸章句序》所講: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上智、下愚都具人心和道心,都有人欲和天理,而要天理存,人欲去,立基點就在於「治」,治就是克,克是克他的非禮,非禮的行為能適時克制,人欲自然汰去,天理自然清明。同樣的話,朱子也說: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
朱子所說,是要學者體認省察天理,但是什麼是天理呢?。按照哲學進路說,天理其實有二義,一是同於道家所說人生的自然,一是儒家所說先天的善性;在理學家有時解釋「中」,有時解釋作「良知」,不論中或良知都指的先天的善性。現在姑且撇去道家的自然之說,只以理學家來論,如程顥《語錄》所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如何體貼程氏卻未說明。朱子因此引申: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到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
天理只是本心,但本心渾然,未發之時,不見端緒,所以須用實名來說,這實名不在外,卻是作人基本的「仁義禮智」,如孟子所講:「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固有之。」固有之,是人人當有,但如不合義道,行事偏離正軌,固有也必亡失,亡失後再要回歸本心就不容易,因此,如何存天理便是一個重要的命題,而如何使天理存得,又在時時的自克。由是知自克是一項工夫,而這工夫又須時刻省察,天理才能「體貼出來」,否則,一切都沒有意義。
理解了這一層次,對底下的話便能作更好的釐清,如《近思錄》所講:
「人而無克伐怨怒,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
回溯原句,它是出自《論語》〈憲問〉篇:「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按照朱子的意思,克伐怨欲,分別為好勝,自矜,忿恨,貪欲,原憲問孔子,克制這四情緒不去行是否就是仁者,孔子答以「難能可貴」,但未必就是仁,這是孔子對仁的嚴格要求,孔子的要求,在於情緒可以自克,但是否存天理卻未必瞭解,是以用「不知」去概括。其次,朱子所說好勝等義,進一層推去,指的好勝的人心傲氣驕,自我憐惜的人志向平常,多怨的人心思受限刻,慾望多的人情感沉溺,這些都受私己和慾多的牽累,如果能夠平順情意,振奮志向,光明行事,使清虛的玉體不受損傷,淡定世間,始終清亮,仍可近於仁。此外,孔子還認為克伐怨欲還不足稱仁,他所說的仁,是純天理的流行,去私念,化私作公;節欲求,使欲求都合理,便是「自克」,但這自克不是隱藏在心,是要時時做去,這時時做去就在一個「行」字,行而不見疲累,行才有效,如雖行卻時時受累,那行也不得益處反得其害,因此知自克的「克」多麼不容易,天理的「存」也多麼不容易。總之,都在持之以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