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 – 田正平

    摘要: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践行者。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他有关读书、修身和治家的言论和实践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曾国藩认为,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即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作是与个人荣辱得失有关的事情,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曾国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曾国藩的治家理念是,愿家族世代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暴发之家;愿子孙个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礼义之旗帜,不愿他们做大官、发大财;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所有这些,在《曾国藩日记》中都得到充分展现。

 关键词:  曾国藩  日记  读书  修身  治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经翰林院侍讲、侍读,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奉旨帮办本省团练招募湘勇,与太平军角逐于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咸丰十年(1860)升任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同治七年(1866),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回任两江。两年后去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世时即被称为“中兴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后世对他的评价可以说褒贬不一,青年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坦陈:“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启超对曾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写道:“曾文正公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2]]一种声音则把曾国藩说成是“汉奸刽子手”,说他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3]]要说明的是,后一种声音在1980年代后渐行渐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国藩”三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国人广泛的兴趣。

    从官场到士林,从商界到军营,从学校到家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们,都似乎想从曾国藩的身上汲取点什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无数重要人物,为什么唯独曾国藩会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还是梁启超的分析有道理:“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4]]的分析告诉我们,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铄今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个人天分高,不是由于他所处环境顺或者有什么大的背景,而是得力于“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曾国藩的影响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他的立身行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

    一部一百五十万言的《曾国藩日记》,详尽记录了这位从农家走出的大人物每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生动地展示了传主从青壮年到老年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翻检日记,满目都是关于读书、治学、修身、养性、教子、治家、为官之道、处事之方的思考、践行和体会,很难想像,这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做殊死博斗的前线统帅的日记,更难想像,这是一位位高权重、日理万机的总督、大学士的日记。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记载的字里行间,流徜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精气,正是这些哺育成就了曾国藩;同样,后人研读《曾国藩日记》,试图从传主的成长轨迹中寻求其成功的秘密,而收获的多是民族文化的滋润和启迪。

一、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都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并无多大关系。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取进士之前,读书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诸弟》信中,他谈到自己读书求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5]]

    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1835),其时曾国藩25岁。这一年曾国藩赴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6]]但是,此时的曾国藩虽然知道了在时文括帖之外别有广阔的学术天地,仍苦于没有良师益友,进步不大。直到翰林院散馆,他授职检讨兼任国史馆协修,读书生涯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他已整整30岁。在朋友的引见下,在京城他拜见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理学大师唐鉴(字镜海)。《曾国藩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7]]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把曾的这段日记摘录出来,是因为这次拜访对曾国藩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不仅是对其读书生活,而且影响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

    唐鉴的谈话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如何读书,要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要熟读《朱子大全》,对其内容不能仅仅浏览,而是要“身体力行”。

二是天下学问俱包括在文章、义理、考据三门之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中。

三是告诉他做人要检摄于外,持守于内,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饰、不自欺欺人。

    同时,唐鉴还向曾介绍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倭艮峰(仁),盛赞倭“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8]]

    届三十、已经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听了唐的一番议论之后,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昭然若发蒙也。”“若发蒙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与决心。

    翻检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日记,多处留下了他拜访唐鉴、倭仁的记载:“至镜海丈处久谈,哺时始归。”[[9]]“走杨朴安、穆中堂、唐镜翁处。”[[10]]“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余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11]]倭仁告诉曾国藩的所谓“研几工夫”即是理学家所强调的“内省”工夫,读书人要时刻对照书中所讲的义理,检查、衡量自己瞬间产生的念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小事,将它们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并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时时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正如前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时所讲的那样,这位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1818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累迁至太常寺卿,晚年主讲金陵书院。倭仁(1804-1871)清蒙古正红旗人。1844年任大理寺卿,1862年升任工部尚书,旋充帝傅,授文渊阁大学士,后管理国子监。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倭仁更以反对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称。平心而论,理学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浸润已逐渐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仍然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就读书、求学而言,这些影响体现在曾国藩身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读书贵在立志

    翻阅曾国藩的《日记》,随处可见:“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12]]的字样,这既是他的自勉,时时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励友朋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

    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作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身在北京翰林院的曾国藩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主要是谈读书为学之道。

    信中针对其六弟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写道:

“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13]]

    曾国藩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读书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少;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有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等。

    紧接着,在信中曾国藩对四位弟弟谈了自己对“读书人”三字的理解:“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4]]在信中曾国藩把那些读书只是为了吟诗作文、以博雅自诩而与国家兴衰、百姓疾苦和个人修养无涉的人,斥之为只是识得几个字的“猪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二)读书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语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说,君子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获得高深的造诣,在这里强调的是自觉地获得即“自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15]]

    曾国藩终身服膺并努力践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来,读书求学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即用来指导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应掺杂“好名好胜之见”。《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内容:“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

    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16]]翻阅《四书》一遍。用白绫写《论语》、《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约二十章。”[[17]]阅《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故思以陶、白、苏、陆之诗及张文端之言解之也。”[[18]]“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19]]“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纵不能如孟子……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20]]写下此则日记的曾国藩,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且早已名满天下,身居一等侯爵、两江总督的高位了。

    读书贵在立志,读书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强调读书要胸怀远大抱负,不为一己的私欲;后者突出读书要修身务本,“学以为己”,注重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二者看似相悖却相辅相成。应该说,这两条读书原则都不是曾国藩提出来的,它们早已积淀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他能自觉地继承并将之奉行终身。

    无论是作为一介书生还是位极人臣,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代还是暮齿衰迈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昏花,而且医生警告左眼亦将失明的情况下,仍读书不倦,思考、反省不懈。

    《日记》中留下的许多文字,读了让人动容:“念老年读书,如旱苗叶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虽勤无益,古人所以戒时过而后学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则禾稼虽枯而菜蔬或不无小补耳。”[[21]]“在轿中温《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轿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22]]“在舟中温《左传》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叶,涉猎一过,不能深求。屡次小睡,以息目力。”[[23]]年近六十的老翁,在摇晃的行船上、在颠簸的轿子里看书本来就很吃力,更何况眼睛不好,只能选择一些早已读过的书,主要凭记忆重新温习。有时眼睛实在“昏蒙无法视物”,则“静坐一时许,默诵论语二十篇一遍。”[[24]]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25]]这是记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的最后一则日记,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时,曾即辞世。可以说,读书、思考、精神修炼、道德实践,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二、修身: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二日晚,刚刚处理完棘手的“天津教案”,第二天一早即将由儿子曾纪泽陪同进京陛见的曾国藩,在天津寓所写下如下一段日记:“是日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26]]两个月后,他将这则日记的内容通过诠释文字大加拓展,作为一封家信,寄给了纪泽、纪鸿两个儿子。

    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信的结尾写道: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27]]

    与《日记》相比,信中四条的内容改动了三个字。一是第一条的“慎独则心泰”,将“泰”字换作“安”字,意思没有变。二是第四条“思诚则神钦”,“思诚”改为“习劳”,这两字改得贴切。其实,这四条八个字,既是曾国藩对子侄做人的要求,更是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一生的追求。

“修身”是中国传统士人成长过程中贯穿其一生的重要环节。《大学》里甚至有这样的论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28]]在这里,把“修身”作为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功“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提出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前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省悟。

“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倭仁告诫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就是指的“慎独”功夫。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独处时的态度。一部《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针对内心深处“一闪念”的某种错误想法或某种不为人所觉察的不道德行为,对自己所进行的反省、自责、鞭笞,甚至辱骂。“母亲五十八寿辰。……是日不能预备寿面,意在省费也。而晡时内人言欲添衣,已心诺焉,何不知轻重耶?颠倒悖谬,谨记大过。”[[29]]这则日记需稍加说明。此时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妻子随他在京居住。而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家。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三日,恰逢曾氏母亲生日,因为母亲远在家乡,所以,尽管曾在这天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即是“母亲五十八寿辰”,但并没有预备寿面,他考虑的是母亲不在身边,“意在省费也”。但是,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已答应了。就这么一件他不在日记里写,谁也不知内情的事,让他自责不已,在日记里大骂自己把妻子看的比母亲重,真可谓不知轻重、颠倒悖谬!还给自己记了大过一次,以接受教训。同年十月初十的一则日记更有意思:“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30]]梦中的事更是除他本人以外无人知晓,即便对于这种情况下流露出来的一丝贪欲,他也不放过,日记中责备自己:看看你已经卑鄙到什么程度,连做梦都羡慕别人发财!“慎独则心安”,说得是一个人在独处时尚且能为善去恶,心中自然无一愧疚之事,“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就像俗话所讲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就能保持心情的愉悦。养生首在养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慎独”就是最好的养心,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主敬”,亦是儒家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认为:“敬字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31]]曾国藩强调“主敬”,实际上突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要自强、自信、自立,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庄敬严肃,持这种态度的人,必定会事业有成,生活充实;反之,精神委靡、缺乏自信、处处傍人,必定是事业无成、生活空虚,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主敬则身强”说得就是这层意思。曾国藩一生“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敬”二字,即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求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十分推崇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概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万物同为天地父母所生,同出一源,因此都应该互相关爱。曾国藩把这种关系上升为“必如此,乃可谓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32]]的高度。咸丰九年(1859)五月初八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夜与沅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33]]“求仁则人悦”,就是说,只要你时时、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欢迎你、信服你、跟你走。可以说,“求仁则人悦”是曾国藩一生在处理官场、友朋、家庭等人际关系时所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习劳”二字,意思清楚明白。“习劳则神钦”说得是人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等在上位者,以自己的智慧、才能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和努力为家庭谋温饱。无论是智慧和才能,还是才技和努力,皆来自于勤劳艰苦,都来自于个人的付出。当一个人的付出和他所得的酬劳相一致的时候,那就不会招来忌妒和怨恨,否则,就会惹得天怒人怨。

    在本节开始时我们提到的那封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写道:“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34]]这是一位父亲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写给自己儿子们的一封信,此时的曾国藩是清政府的侯爵、大学士、两江总督,信中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如此真诚地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华生活的富贵之家给予严厉的谴责,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这种同情和谴责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用来律己,用来教育和约束自家的子弟。

    翻阅《日记》,随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

“细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35]]“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36]]

    在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一日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的家信中,他写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住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37]]要求家中的子侄辈从小要和农家子弟一样,养成劳动的习惯。把“习劳”二字作为自己修身的重要内容且用以严格约束子弟,固然与曾国藩出身农家、从小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出于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信念和个人阅历的智慧。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是曾国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治家:“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的观念特别重要,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人格中,“齐家”是介于“修身”和“治国”之间的津梁,正如《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38]]子欲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必需有一个和睦、勤俭、向善、好学的家庭作为依托。因此,重视子弟的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风,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历代以来,关于家庭教育的种种格言、教本、典型人物和事件,可以说不胜枚举,而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几乎成为士大夫人手一编的必读之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把它当作治家圭臬,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试图从中寻求治家教子的智慧和启迪。

    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给远在湖南家乡的四弟国潢写信,讨论家庭教育问题,主要是将他近来整理好的祖父留下的家规告诉家里。曾氏兄弟五人,国藩为长,四个弟弟中有三个早年亦投笔从戎,长年在外,且其中两个分别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阵亡和染时疫而死。只有四弟国潢留在老家,主持家务、照顾家庭。在信中,曾国藩写道:“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孙。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 、鱼、猪 、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39]]信中提到的“星冈公”是曾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此人一生在乡村种田、虽未见过大世面却有见识,对子孙课读甚严、影响极大。祖父说过的一句话让曾国藩终生难忘:当年他刚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40]]竹亭公是曾国藩的父亲,宽一是曾国藩的乳名。孙子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祖父教训儿子,我们家仍靠种田为生,不可靠他吃饭!这句体现了乡间农人远见卓识的话,让曾国藩一辈子牢记不忘。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许多具体实践,都深受其影响。

    信中所讲的“六恼”,“恼”就是不高兴、不愿意或者说不准许家人和子孙后代做的事情,“六恼”包括不与地(即地仙,原指神话故事中住在人间的仙人,乡村中多指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引者)、命(算命的人)、医生、僧人巫婆等交往,不在家里做求神拜佛的事,也讨厌家中留客人久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六恼”之中有合理的内容,比如说不与地仙、算命先生、巫婆神汉打交道,不准此类人进家门,不在家中做法事,等等;但显然也有不科学、或不近人情的地方,如不与医生交往就实在令人想不通,当然也难以做到,而不在家中久留客人似乎也有点一概而论缺乏具体分析。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祖父家规中的“六恼”,曾国藩在《日记》或《家书》中很少再提到。事实上,他本人也未能遵守。曾氏一生体弱多病,数十年中几乎经常与医生打交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曾国藩虽然在信中写道“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实际上他更多关注的是“八好”,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世道人心的观察、思考,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八好”的内容。

    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书、蔬 、鱼、猪 、考、早、扫、宝”所谓“八好”。

“书”是读书,意义自然明白,要求子弟读书明理;

“蔬 、鱼、猪”是指乡间农人的种菜、养鱼、养猪等日常劳作,即不要丢掉农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早、扫”,分别指的是起早不睡懒觉,自己动手清扫庭院、收拾房屋,强调的是勤、俭二字。

“考”,指的是祭祀祖先虔诚恭敬,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贵孝道、贵和睦。

“宝”则是指善待邻里,凡亲戚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接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作为家中的长子,曾国藩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之外,亦承担着教育诸位弟、妹、子侄辈的责任,更肩负着继承发扬家风的重任。其实,“八好”的内容,曾国藩早已在践行之中。

(一)“愿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之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接到祖父病重的家信后,给四位弟弟的信中重点谈了自己对家庭长远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41]]

    信中明确提出曾氏家族发展的定位,希望成为耕读孝友之家,而不愿成为仕宦之家,而且明确指出,这样的定位是符合祖父的意愿的,否则就是曾家的不肖子孙。按照一般人的观念,官宦之家有权有钱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等家庭;商贾之家有钱无权至少也是二等家庭;耕读之家既无权又无钱,最多属于三等。但在曾国藩眼里,其排序恰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权和钱都对子孙的成长不利,两者俱全,则更不好。而耕读之家虽然无权无钱,但知书识礼,有利于子弟成长。孝友,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种良好的家风,这种家风,既可存在于耕读之家,亦可存在于商贾之家、官宦之家。有了这种好家风,家运更可长久维持。在以后的多种场合,他都反复讲述自己的这一观点。

    下面是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九日写给小儿子纪鸿信中的一段话: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42]]

    此时的曾纪鸿年仅9岁,他是曾家在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曾国藩38岁时才得的儿子,在家中受到父母的极其疼爱自然是人之常情。就是面对这样一个9岁的孩子,曾国藩写下了如此情意真挚而又坦露心胸的一番话。9年后,当16岁的侄儿曾纪瑞(曾国荃长子)考中秀才的喜讯传来,曾国藩立刻给在家乡的四弟、九弟(国荃)写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有加,为人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43]]

    不愿子孙为大官、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曾氏的这几句话百余年来在士人之间广为传诵!自己身为政府高官,却不愿子侄们做大官、发大财,此话怎讲?读读曾国藩的下面一段言论,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内心世界: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44]]

    曾国藩的逻辑是,做官和发财是两码事情,他认定靠做官发财积金遗子孙为可耻;但是,在现实的官场上,能够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坚持操守是难之又难的;与其让子侄走做官的路而毁掉他们并造孽子孙、玷污家声,不如鼓励他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曾国藩的这种教子逻辑,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深长思之。

(二)“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45]]

    这是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五日,在南京两江总督府上,曾国藩为家中妇幼辈拟定功课单后特意在后面添上的四句话。随着曾家兄弟事业的发达和官越做越大,曾国藩非常担心家里人会忘记先世之艰难而变得骄奢淫逸。他针对家中不同对象,或当面训谕,或书信劝戒,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家中大小,不忘“勤、俭”二字。

    首先是对四位弟弟提出严格的要求,因为在家中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子侄们,而且,也关系到曾氏家族在村里、县里乃至湖南和全国的名誉与家声。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一日,曾国藩给家中四位弟弟的信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46]]信中批评诸弟不喜欢“收拾洁净”,就是没有恪守祖父“八好”中的“扫”字,并把这种懒惰行为,上升到“败家气象”来认识;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六弟、季弟的懒惰,告戒他们,我们不做出好榜样,子侄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

    对于常年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他专门写信特别叮嘱:“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47]]他非常担心这位主持家务而又特爱面子的阿弟,在家乡讲排场、摆阔气,大手大脚,丢失“寒士之家风”。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单身赴任或带兵打仗住在营中,夫妻之间离多聚少,深知妻子在教育儿女上的责任重大,写信勉励夫人:“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做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48]]事实上,这位欧阳夫人和曾国藩一样,律己极严、教育子女有方。有一年带领子媳到安庆两江总督府上住了一段时间,每天与儿媳、女儿等在府中纺棉纱,约定以四两为率,常常至二更才歇息。[[49]]堂的总督府后院,七架纺车从早响到晚,“每日纺声甚热闹。”[[50]]对于子侄辈这方面的教育,曾国藩更是重视。翻阅其日记,可以看到,只要子女在身边,他总是向他们灌输这一道理:“傍夕至内室与诸女论节俭、习劳之道。”[[51]]“傍夕训两儿,言作人之道以知艰苦为最要。”[[52]]子侄们不在身边,则通过书信谆谆教诲:“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未可使尽。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53]]这是他写给侄子纪瑞信中的一段话。“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做些寄与我吃……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54]]这是他写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信中的一段话。难道是总督大人真的没有可口的腐乳、酱油、酱菜过饭而等着家里人寄来吗?当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此事让儿子们转告家中,“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以不忘记农家本分。读着这些在戎马倥偬、政事繁重的间隙抽空写下的“教子书”,字里行间充溢着的良苦用心,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三)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

    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七日晚,处理完一天公务,再一次细读《课子随笔》一书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感想:“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55]]在曾国藩看来,良好家风的承传、一个家族的兴旺,不仅要对子弟从正面引导、教育,还应该从反面提出要求,禁戒恶习萌发、滋生。而对于早已跻身官宦人家之列的曾氏家族而言,家庭衰败最可能的突破点是一个“骄”字。

    子弟们身上有了“骄”字,初则傲慢师长、讥弹人短、疏远亲戚邻里,丢弃祖先留下的“宝”字家规,继则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其实,上述感想不仅仅是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曾国藩早已从自己兄弟子侄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有所警惕,并多方规劝、训戒,构成了他治家思想的重要一环。“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泆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56]]这是曾国藩早年写给老家四位弟弟信中的一段话,要求家人不要有“半点官气”,不准子侄们出门坐轿子,不准在家呼奴唤婢取水添茶,各项要求针对性强、具体而又可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在军营中得到信息,“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公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

    又言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云云。”听到这个信息,曾国藩彻夜难眠,“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57]]“沅甫”即曾氏九弟国荃。在深深自责的同时,马上给这位九弟写信:“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58]]于这位早已是声名显赫的湘军重要将领的阿弟,曾国藩的批评柔中带刚,婉转而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寒士之家风”。

    一句“岂非过计哉?”包含了批评、教育和期望的多重意思。同治三年(1864)七月,虚岁17岁的小儿子纪鸿告别父母,离开安庆回原籍湖南省城参加甲子科乡试。在临行的前夕,曾国藩已再三嘱咐儿子做人行事要“力去傲惰二弊”。纪鸿还未到长沙,曾国藩给儿子的信已经发出,他不是担心儿子参加乡试能否考得好,而是对他到省城之后的行事不放心。因为,这些日子曾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湘军因攻下太平军首都天京(南京)立下大功,曾本人被清廷锡封一等侯爵、赏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锡封一等伯爵,赏太子少保衔、赏戴双眼花翎,兄弟同日封侯伯,这不仅在湖南、即使在全国,古往今来也极为罕见。

    深知世态人情的曾国藩担心,在这样的时刻,小小年纪的纪鸿,万目所瞩,在湖南士绅一派颂扬、捧场、甚至是巴结、讨好的氛围中会举止失措。在信中,曾氏写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骄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59]]曾氏再三强调,要儿子一定谦谨行事,注意影响,特别嘱咐考试前不要去和地方官往来拉扯关系,更不能为考试的事递条子。他告诫纪鸿,参加乡试对你来讲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清白做人,自爱自重,不可仗着父辈的功劳而走捷径。曾纪鸿此次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一生的功名亦从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倘若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这个结果也为曾国藩的治家和曾氏的家风,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愿家族世代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暴发之家;愿子孙个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礼义之旗帜,不愿他们做大官、发大财;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上述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这些具体的家规、家训,读起来可以说句句“卑之而无甚高论”,是早已融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的一部分。而他的治家实践及成效则是百余年来无数家庭争相仿效的楷模。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千百年来自古及今,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鼎盛的局面能延续到五代以下者确是极其少见,而曾氏家族则至少五代之内代有英才,是海内外难得一见的长盛之家。其奥秘何在?一部《曾国藩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答案。

作者简介田正平,浙江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等。著有《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等。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85.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5]] 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166.

[6] 曾文正公全集(第一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74.

[[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8]]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9]]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0]]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1]]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2]]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3]]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5]]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9.

[[16]]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8]]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9]]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0]]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1]]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2]]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3]]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4]]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5]]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6]]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27]]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28]]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29]]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30]]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31]]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2]]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3]]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3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5]]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36]]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37]]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8]]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39]]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0]]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1]]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2]]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3]]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5]]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46]]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7]]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8]]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9]]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

[[50]]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1]]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2]]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3]]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5]]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6]]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8]]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