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践行者。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他有关读书、修身和治家的言论和实践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曾国藩认为，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即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作是与个人荣辱得失有关的事情，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曾国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曾国藩的治家理念是，愿家族世代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暴发之家；愿子孙个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礼义之旗帜，不愿他们做大官、发大财；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所有这些，在《曾国藩日记》中都得到充分展现。
关键词： 曾国藩 日记 读书 修身 治家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经翰林院侍讲、侍读，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奉旨帮办本省团练招募湘勇，与太平军角逐于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咸丰十年（1860）升任两江总督。同治三年（1864）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同治七年（1866），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回任两江。两年后去世。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世时即被称为“中兴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后世对他的评价可以说褒贬不一，青年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坦陈：“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启超对曾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写道：“曾文正公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2]]一种声音则把曾国藩说成是“汉奸刽子手”，说他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3]]要说明的是，后一种声音在1980年代后渐行渐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国藩”三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国人广泛的兴趣。
从官场到士林，从商界到军营，从学校到家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们，都似乎想从曾国藩的身上汲取点什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无数重要人物，为什么唯独曾国藩会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还是梁启超的分析有道理：“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4]]的分析告诉我们，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铄今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个人天分高，不是由于他所处环境顺或者有什么大的背景，而是得力于“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曾国藩的影响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他的立身行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
一部一百五十万言的《曾国藩日记》，详尽记录了这位从农家走出的大人物每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生动地展示了传主从青壮年到老年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翻检日记，满目都是关于读书、治学、修身、养性、教子、治家、为官之道、处事之方的思考、践行和体会，很难想像，这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做殊死博斗的前线统帅的日记，更难想像，这是一位位高权重、日理万机的总督、大学士的日记。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记载的字里行间，流徜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精气，正是这些哺育成就了曾国藩；同样，后人研读《曾国藩日记》，试图从传主的成长轨迹中寻求其成功的秘密，而收获的多是民族文化的滋润和启迪。
一、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都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并无多大关系。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考取进士之前，读书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诸弟》信中，他谈到自己读书求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5]]
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1835），其时曾国藩25岁。这一年曾国藩赴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6]]但是，此时的曾国藩虽然知道了在时文括帖之外别有广阔的学术天地，仍苦于没有良师益友，进步不大。直到翰林院散馆，他授职检讨兼任国史馆协修，读书生涯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他已整整30岁。在朋友的引见下，在京城他拜见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理学大师唐鉴（字镜海）。《曾国藩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7]]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把曾的这段日记摘录出来，是因为这次拜访对曾国藩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不仅是对其读书生活，而且影响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
唐鉴的谈话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如何读书，要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要熟读《朱子大全》，对其内容不能仅仅浏览，而是要“身体力行”。
二是天下学问俱包括在文章、义理、考据三门之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中。
三是告诉他做人要检摄于外，持守于内，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饰、不自欺欺人。
同时，唐鉴还向曾介绍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倭艮峰（仁），盛赞倭“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8]]
届三十、已经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听了唐的一番议论之后，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昭然若发蒙也。”“若发蒙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与决心。
翻检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日记，多处留下了他拜访唐鉴、倭仁的记载：“至镜海丈处久谈，哺时始归。”[[9]]“走杨朴安、穆中堂、唐镜翁处。”[[10]]“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余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11]]倭仁告诉曾国藩的所谓“研几工夫”即是理学家所强调的“内省”工夫，读书人要时刻对照书中所讲的义理，检查、衡量自己瞬间产生的念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小事，将它们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并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时时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正如前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时所讲的那样，这位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1818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累迁至太常寺卿，晚年主讲金陵书院。倭仁（1804-1871）清蒙古正红旗人。1844年任大理寺卿，1862年升任工部尚书，旋充帝傅，授文渊阁大学士，后管理国子监。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倭仁更以反对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称。平心而论，理学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浸润已逐渐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仍然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就读书、求学而言，这些影响体现在曾国藩身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读书贵在立志
翻阅曾国藩的《日记》，随处可见：“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12]]的字样，这既是他的自勉，时时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励友朋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
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作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身在北京翰林院的曾国藩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主要是谈读书为学之道。
信中针对其六弟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写道：
“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13]]
曾国藩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读书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少；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有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等。
紧接着，在信中曾国藩对四位弟弟谈了自己对“读书人”三字的理解：“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4]]在信中曾国藩把那些读书只是为了吟诗作文、以博雅自诩而与国家兴衰、百姓疾苦和个人修养无涉的人，斥之为只是识得几个字的“猪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二）读书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语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说，君子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获得高深的造诣，在这里强调的是自觉地获得即“自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15]]
曾国藩终身服膺并努力践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来，读书求学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即用来指导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应掺杂“好名好胜之见”。《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内容：“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
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16]]翻阅《四书》一遍。用白绫写《论语》、《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约二十章。”[[17]]阅《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故思以陶、白、苏、陆之诗及张文端之言解之也。”[[18]]“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19]]“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纵不能如孟子……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20]]写下此则日记的曾国藩，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且早已名满天下，身居一等侯爵、两江总督的高位了。
读书贵在立志，读书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强调读书要胸怀远大抱负，不为一己的私欲；后者突出读书要修身务本，“学以为己”，注重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二者看似相悖却相辅相成。应该说，这两条读书原则都不是曾国藩提出来的，它们早已积淀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他能自觉地继承并将之奉行终身。
无论是作为一介书生还是位极人臣，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代还是暮齿衰迈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昏花，而且医生警告左眼亦将失明的情况下，仍读书不倦，思考、反省不懈。
《日记》中留下的许多文字，读了让人动容：“念老年读书，如旱苗叶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虽勤无益，古人所以戒时过而后学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则禾稼虽枯而菜蔬或不无小补耳。”[[21]]“在轿中温《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轿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22]]“在舟中温《左传》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叶，涉猎一过，不能深求。屡次小睡，以息目力。”[[23]]年近六十的老翁，在摇晃的行船上、在颠簸的轿子里看书本来就很吃力，更何况眼睛不好，只能选择一些早已读过的书，主要凭记忆重新温习。有时眼睛实在“昏蒙无法视物”，则“静坐一时许，默诵论语二十篇一遍。”[[24]]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25]]这是记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的最后一则日记，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时，曾即辞世。可以说，读书、思考、精神修炼、道德实践，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二、修身：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同治九年（1870）九月二十二日晚，刚刚处理完棘手的“天津教案”，第二天一早即将由儿子曾纪泽陪同进京陛见的曾国藩，在天津寓所写下如下一段日记：“是日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26]]两个月后，他将这则日记的内容通过诠释文字大加拓展，作为一封家信，寄给了纪泽、纪鸿两个儿子。
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信的结尾写道：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27]]
与《日记》相比，信中四条的内容改动了三个字。一是第一条的“慎独则心泰”，将“泰”字换作“安”字，意思没有变。二是第四条“思诚则神钦”，“思诚”改为“习劳”，这两字改得贴切。其实，这四条八个字，既是曾国藩对子侄做人的要求，更是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一生的追求。
“修身”是中国传统士人成长过程中贯穿其一生的重要环节。《大学》里甚至有这样的论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28]]在这里，把“修身”作为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功“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提出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前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省悟。
“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倭仁告诫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就是指的“慎独”功夫。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独处时的态度。一部《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针对内心深处“一闪念”的某种错误想法或某种不为人所觉察的不道德行为，对自己所进行的反省、自责、鞭笞，甚至辱骂。“母亲五十八寿辰。……是日不能预备寿面，意在省费也。而晡时内人言欲添衣，已心诺焉，何不知轻重耶？颠倒悖谬，谨记大过。”[[29]]这则日记需稍加说明。此时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妻子随他在京居住。而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家。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三日，恰逢曾氏母亲生日，因为母亲远在家乡，所以，尽管曾在这天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即是“母亲五十八寿辰”，但并没有预备寿面，他考虑的是母亲不在身边，“意在省费也”。但是，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已答应了。就这么一件他不在日记里写，谁也不知内情的事，让他自责不已，在日记里大骂自己把妻子看的比母亲重，真可谓不知轻重、颠倒悖谬！还给自己记了大过一次，以接受教训。同年十月初十的一则日记更有意思：“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30]]梦中的事更是除他本人以外无人知晓，即便对于这种情况下流露出来的一丝贪欲，他也不放过，日记中责备自己：看看你已经卑鄙到什么程度，连做梦都羡慕别人发财！“慎独则心安”，说得是一个人在独处时尚且能为善去恶，心中自然无一愧疚之事，“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就像俗话所讲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就能保持心情的愉悦。养生首在养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慎独”就是最好的养心，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主敬”，亦是儒家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认为：“敬字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31]]曾国藩强调“主敬”，实际上突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要自强、自信、自立，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庄敬严肃，持这种态度的人，必定会事业有成，生活充实；反之，精神委靡、缺乏自信、处处傍人，必定是事业无成、生活空虚，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主敬则身强”说得就是这层意思。曾国藩一生“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敬”二字，即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求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十分推崇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概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万物同为天地父母所生，同出一源，因此都应该互相关爱。曾国藩把这种关系上升为“必如此，乃可谓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32]]的高度。咸丰九年（1859）五月初八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夜与沅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33]]“求仁则人悦”，就是说，只要你时时、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欢迎你、信服你、跟你走。可以说，“求仁则人悦”是曾国藩一生在处理官场、友朋、家庭等人际关系时所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习劳”二字，意思清楚明白。“习劳则神钦”说得是人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等在上位者，以自己的智慧、才能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和努力为家庭谋温饱。无论是智慧和才能，还是才技和努力，皆来自于勤劳艰苦，都来自于个人的付出。当一个人的付出和他所得的酬劳相一致的时候，那就不会招来忌妒和怨恨，否则，就会惹得天怒人怨。
在本节开始时我们提到的那封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写道：“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34]]这是一位父亲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写给自己儿子们的一封信，此时的曾国藩是清政府的侯爵、大学士、两江总督，信中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如此真诚地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华生活的富贵之家给予严厉的谴责，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这种同情和谴责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用来律己，用来教育和约束自家的子弟。
翻阅《日记》，随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
“细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35]]“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36]]
在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一日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的家信中，他写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住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37]]要求家中的子侄辈从小要和农家子弟一样，养成劳动的习惯。把“习劳”二字作为自己修身的重要内容且用以严格约束子弟，固然与曾国藩出身农家、从小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出于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信念和个人阅历的智慧。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是曾国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治家：“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的观念特别重要，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人格中，“齐家”是介于“修身”和“治国”之间的津梁，正如《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38]]子欲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必需有一个和睦、勤俭、向善、好学的家庭作为依托。因此，重视子弟的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风，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历代以来，关于家庭教育的种种格言、教本、典型人物和事件，可以说不胜枚举，而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几乎成为士大夫人手一编的必读之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把它当作治家圭臬，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试图从中寻求治家教子的智慧和启迪。
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给远在湖南家乡的四弟国潢写信，讨论家庭教育问题，主要是将他近来整理好的祖父留下的家规告诉家里。曾氏兄弟五人，国藩为长，四个弟弟中有三个早年亦投笔从戎，长年在外，且其中两个分别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阵亡和染时疫而死。只有四弟国潢留在老家，主持家务、照顾家庭。在信中，曾国藩写道：“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孙。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 、鱼、猪 、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39]]信中提到的“星冈公”是曾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此人一生在乡村种田、虽未见过大世面却有见识，对子孙课读甚严、影响极大。祖父说过的一句话让曾国藩终生难忘：当年他刚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40]]竹亭公是曾国藩的父亲，宽一是曾国藩的乳名。孙子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祖父教训儿子，我们家仍靠种田为生，不可靠他吃饭！这句体现了乡间农人远见卓识的话，让曾国藩一辈子牢记不忘。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许多具体实践，都深受其影响。
信中所讲的“六恼”，“恼”就是不高兴、不愿意或者说不准许家人和子孙后代做的事情，“六恼”包括不与地（即地仙，原指神话故事中住在人间的仙人，乡村中多指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引者）、命（算命的人）、医生、僧人巫婆等交往，不在家里做求神拜佛的事，也讨厌家中留客人久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六恼”之中有合理的内容，比如说不与地仙、算命先生、巫婆神汉打交道，不准此类人进家门，不在家中做法事，等等；但显然也有不科学、或不近人情的地方，如不与医生交往就实在令人想不通，当然也难以做到，而不在家中久留客人似乎也有点一概而论缺乏具体分析。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祖父家规中的“六恼”，曾国藩在《日记》或《家书》中很少再提到。事实上，他本人也未能遵守。曾氏一生体弱多病，数十年中几乎经常与医生打交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曾国藩虽然在信中写道“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实际上他更多关注的是“八好”，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世道人心的观察、思考，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八好”的内容。
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书、蔬 、鱼、猪 、考、早、扫、宝”所谓“八好”。
“书”是读书，意义自然明白，要求子弟读书明理；
“蔬 、鱼、猪”是指乡间农人的种菜、养鱼、养猪等日常劳作，即不要丢掉农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早、扫”，分别指的是起早不睡懒觉，自己动手清扫庭院、收拾房屋，强调的是勤、俭二字。
“考”，指的是祭祀祖先虔诚恭敬，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贵孝道、贵和睦。
“宝”则是指善待邻里，凡亲戚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接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作为家中的长子，曾国藩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之外，亦承担着教育诸位弟、妹、子侄辈的责任，更肩负着继承发扬家风的重任。其实，“八好”的内容，曾国藩早已在践行之中。
（一）“愿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之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接到祖父病重的家信后，给四位弟弟的信中重点谈了自己对家庭长远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41]]
信中明确提出曾氏家族发展的定位，希望成为耕读孝友之家，而不愿成为仕宦之家，而且明确指出，这样的定位是符合祖父的意愿的，否则就是曾家的不肖子孙。按照一般人的观念，官宦之家有权有钱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等家庭；商贾之家有钱无权至少也是二等家庭；耕读之家既无权又无钱，最多属于三等。但在曾国藩眼里，其排序恰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权和钱都对子孙的成长不利，两者俱全，则更不好。而耕读之家虽然无权无钱，但知书识礼，有利于子弟成长。孝友，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种良好的家风，这种家风，既可存在于耕读之家，亦可存在于商贾之家、官宦之家。有了这种好家风，家运更可长久维持。在以后的多种场合，他都反复讲述自己的这一观点。
下面是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九日写给小儿子纪鸿信中的一段话：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42]]
此时的曾纪鸿年仅9岁，他是曾家在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曾国藩38岁时才得的儿子，在家中受到父母的极其疼爱自然是人之常情。就是面对这样一个9岁的孩子，曾国藩写下了如此情意真挚而又坦露心胸的一番话。9年后，当16岁的侄儿曾纪瑞（曾国荃长子）考中秀才的喜讯传来，曾国藩立刻给在家乡的四弟、九弟（国荃）写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有加，为人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43]]
不愿子孙为大官、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曾氏的这几句话百余年来在士人之间广为传诵！自己身为政府高官，却不愿子侄们做大官、发大财，此话怎讲？读读曾国藩的下面一段言论，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内心世界：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44]]
曾国藩的逻辑是，做官和发财是两码事情，他认定靠做官发财积金遗子孙为可耻；但是，在现实的官场上，能够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坚持操守是难之又难的；与其让子侄走做官的路而毁掉他们并造孽子孙、玷污家声，不如鼓励他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曾国藩的这种教子逻辑，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深长思之。
（二）“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45]]
这是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五日，在南京两江总督府上，曾国藩为家中妇幼辈拟定功课单后特意在后面添上的四句话。随着曾家兄弟事业的发达和官越做越大，曾国藩非常担心家里人会忘记先世之艰难而变得骄奢淫逸。他针对家中不同对象，或当面训谕，或书信劝戒，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家中大小，不忘“勤、俭”二字。
首先是对四位弟弟提出严格的要求，因为在家中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子侄们，而且，也关系到曾氏家族在村里、县里乃至湖南和全国的名誉与家声。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一日，曾国藩给家中四位弟弟的信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46]]信中批评诸弟不喜欢“收拾洁净”，就是没有恪守祖父“八好”中的“扫”字，并把这种懒惰行为，上升到“败家气象”来认识；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六弟、季弟的懒惰，告戒他们，我们不做出好榜样，子侄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
对于常年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他专门写信特别叮嘱：“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47]]他非常担心这位主持家务而又特爱面子的阿弟，在家乡讲排场、摆阔气，大手大脚，丢失“寒士之家风”。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单身赴任或带兵打仗住在营中，夫妻之间离多聚少，深知妻子在教育儿女上的责任重大，写信勉励夫人：“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
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做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48]]事实上，这位欧阳夫人和曾国藩一样，律己极严、教育子女有方。有一年带领子媳到安庆两江总督府上住了一段时间，每天与儿媳、女儿等在府中纺棉纱，约定以四两为率，常常至二更才歇息。[[49]]堂的总督府后院，七架纺车从早响到晚，“每日纺声甚热闹。”[[50]]对于子侄辈这方面的教育，曾国藩更是重视。翻阅其日记，可以看到，只要子女在身边，他总是向他们灌输这一道理：“傍夕至内室与诸女论节俭、习劳之道。”[[51]]“傍夕训两儿，言作人之道以知艰苦为最要。”[[52]]子侄们不在身边，则通过书信谆谆教诲：“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未可使尽。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53]]这是他写给侄子纪瑞信中的一段话。“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做些寄与我吃……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54]]这是他写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信中的一段话。难道是总督大人真的没有可口的腐乳、酱油、酱菜过饭而等着家里人寄来吗？当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此事让儿子们转告家中，“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以不忘记农家本分。读着这些在戎马倥偬、政事繁重的间隙抽空写下的“教子书”，字里行间充溢着的良苦用心，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三）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
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七日晚，处理完一天公务，再一次细读《课子随笔》一书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感想：“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55]]在曾国藩看来，良好家风的承传、一个家族的兴旺，不仅要对子弟从正面引导、教育，还应该从反面提出要求，禁戒恶习萌发、滋生。而对于早已跻身官宦人家之列的曾氏家族而言，家庭衰败最可能的突破点是一个“骄”字。
子弟们身上有了“骄”字，初则傲慢师长、讥弹人短、疏远亲戚邻里，丢弃祖先留下的“宝”字家规，继则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其实，上述感想不仅仅是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曾国藩早已从自己兄弟子侄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有所警惕，并多方规劝、训戒，构成了他治家思想的重要一环。“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泆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56]]这是曾国藩早年写给老家四位弟弟信中的一段话，要求家人不要有“半点官气”，不准子侄们出门坐轿子，不准在家呼奴唤婢取水添茶，各项要求针对性强、具体而又可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在军营中得到信息，“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公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
又言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云云。”听到这个信息，曾国藩彻夜难眠，“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57]]“沅甫”即曾氏九弟国荃。在深深自责的同时，马上给这位九弟写信：“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58]]于这位早已是声名显赫的湘军重要将领的阿弟，曾国藩的批评柔中带刚，婉转而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寒士之家风”。
一句“岂非过计哉？”包含了批评、教育和期望的多重意思。同治三年（1864）七月，虚岁17岁的小儿子纪鸿告别父母，离开安庆回原籍湖南省城参加甲子科乡试。在临行的前夕，曾国藩已再三嘱咐儿子做人行事要“力去傲惰二弊”。纪鸿还未到长沙，曾国藩给儿子的信已经发出，他不是担心儿子参加乡试能否考得好，而是对他到省城之后的行事不放心。因为，这些日子曾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湘军因攻下太平军首都天京（南京）立下大功，曾本人被清廷锡封一等侯爵、赏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锡封一等伯爵，赏太子少保衔、赏戴双眼花翎，兄弟同日封侯伯，这不仅在湖南、即使在全国，古往今来也极为罕见。
深知世态人情的曾国藩担心，在这样的时刻，小小年纪的纪鸿，万目所瞩，在湖南士绅一派颂扬、捧场、甚至是巴结、讨好的氛围中会举止失措。在信中，曾氏写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骄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59]]曾氏再三强调，要儿子一定谦谨行事，注意影响，特别嘱咐考试前不要去和地方官往来拉扯关系，更不能为考试的事递条子。他告诫纪鸿，参加乡试对你来讲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清白做人，自爱自重，不可仗着父辈的功劳而走捷径。曾纪鸿此次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一生的功名亦从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倘若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这个结果也为曾国藩的治家和曾氏的家风，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愿家族世代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暴发之家；愿子孙个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礼义之旗帜，不愿他们做大官、发大财；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上述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这些具体的家规、家训，读起来可以说句句“卑之而无甚高论”，是早已融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的一部分。而他的治家实践及成效则是百余年来无数家庭争相仿效的楷模。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千百年来自古及今，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鼎盛的局面能延续到五代以下者确是极其少见，而曾氏家族则至少五代之内代有英才，是海内外难得一见的长盛之家。其奥秘何在？一部《曾国藩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答案。
作者简介：田正平，浙江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等。著有《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等。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85.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5]] 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166.
[6] 曾文正公全集（第一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74.
[[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8]]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9]]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0]]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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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13]]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5]]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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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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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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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2]]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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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8]]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
[[39]]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0]]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1]]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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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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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49]]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
[[50]]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1]]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2]]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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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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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曾国藩日记[M].北京：九洲出版社，2014.
[[58]]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