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16第八講傳一明明德
第8講《大學》傳第一章
子墨講義2016/4/25
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朱子）
經、章的說明
《大學》一書是由“經”和“章”組成的。
“經”是孔子的話，由其學生曾子呈述出來。全“經”很短，只有二百零五個字。
“傳”是給“經”做解說的。後學的人讀了經之後，再作說明，我們讀“經”的時候，由於言簡意賅，所以要讀“傳”來幫助了解“經”意。
《大學》的“傳”共有十章，全文一千五百六十六字，是曾子學生，把曾子經講述“經”的內容寫下來。
從前流“傳”的版本會有一些雜亂，經過程頤考證核對，並把文章次序安排，成為今天的《大學》版本。
十篇“傳”文引用古經據典，以古人的思維印證，成為一篇文理非常謹嚴的文章，被形容具備了“血脈貫通”的思想體系。淺深連貫，先後有序，結構非常精密，稱得上“加一字則膩，少一字則缺”。
假如一個人常常讀誦，仔細理解，久而久之必定深入文義。
我們來了解其中有關聯的人物。
孔廟四配
子淵
子淵就是顏回，後人尊稱為“復聖”，顏回字子淵，又稱顏淵。春秋時魯國人，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歲。
天資聰明，敏而好學，能聞一而知十，不遷怒於人，從不犯兩次相同的過失，他過著貧苦的生活，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別人必定感覺很憂愁，他卻甘之若飴，毫不改變安貧樂道，怡然自樂的態度。
他是孔子所認為最得意的弟子，《論語》中記載顏回之處，總是稱讚的多，可惜先孔子而死。
子參
子參就是曾參，曾子，後人尊稱為“宗聖”，《大學》的作者。
曾參字子輿。皙的兒子，春秋時魯國南武城人，是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是孔子的學生，生於公元前505年，卒於434年，年壽72歲。曾子的父親曾點，也是孔子的學生。
曾子性格內向，處世處事非常謹慎小心。天性至孝，家境貧困，靠勞力為生。資質雖然不很聰明，但是能領悟孔子的一貫道理，傳述孔子忠恕之道，以教授子思。
學術地位很高，後人尊稱他為“宗聖”，意思是傳繼聖人，是孔廟“四配”之一。他是孟子思想的初創人。
子思
子思就是孔伋，父孔鯉，孔子的孫子，曾參弟子，祖父孔子曾直接教過他，後人尊稱為“述聖”。
子思曾周遊講學，到過宋、衛兩國，得到時君的尊重。
子思家貧，他解釋富貴的真義：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貴。他闡述高官厚祿，不足以釣餌君子。痛斥阿諛求榮的不當，惟德高和寡，未能見容於世。
子思卒年六十二歲，因述聖祖之業，後世稱為“述聖”，是四配之三。
受困於宋時作《中庸》，論心性多精語，獨能傳授孔門“不偏不依中庸之道”心法，宋明理學家奉為圭臬。
宋朱熹作《中庸章句》，與《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為四子書。
子輿
子輿就是孟子，後人尊稱為“亞聖”，《孟子》的作者。孟軻字子輿（一說字子車或子居）。
生於周威烈王四年(即西元前三七一)，戰國時鄒國人，即今山東省鄒城。其先世為魯國公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之一的孟孫氏，父名激，早歿，由母仉氏(孟母)撫養，以孔伋為師。
孟子學成之後，為儒家的傳人。
孔廟十二哲
孔廟祀典在未有“四配”之前，原先有“十哲”。
“十哲”是根據《論語》“從我於陳蔡間”一章中的弟子而名，計為：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其後，顏子配享，補上曾子，曾子配享后，一說補上朱熹，一說補上子張，又嫌遺漏有若，兩位皆屬《論語》里的熱門人，最後補上子張、有若和朱熹，由“十哲”改為“十二哲”。
子損——孝行聞名
子損就是閔子騫。閔損(公元前536—前487年)，魯國人。字子騫。閔子騫以孝行聞名於世。“鞭打蘆花”：閔損喪母，父親娶一妻，生了兩個弟弟，繼母對閔損很不好。冬天做棉衣，繼母給其親生兒子絮絲棉，而給閔損絮蘆花。
閔損凍得拉車時發抖掉了絆繩，父親不知真情，因此生氣鞭打他。棉衣破了，露出了蘆花，父親得知繼母虐待他，一怒之下，要趕走繼母。
閔損卻替繼母求情，勸父親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他的孝行感動了父母。他的名語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閔損被追贈為“費侯”、“琅琊公”、“費公”。唐玄宗開元八年（720年），詔為“十哲”之一，配祀於孔廟。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雍——以德化民
冉雍（公元前522年—？），魯國人。字仲弓，冉雍出身微賤，卻品學兼優，是一個訥於言而敏於行的人。
孔子的稱讚：“雍也，可使南面。”
又說：“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意思是說，他的父親雖然身賤而且偷東西，卻不能掩遮兒子的德行，想不得到重用都不行。
冉雍曾擔任季氏宰，問政孔子，孔子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即知賢才而舉之。
荀子曾說仲尼、仲弓為“大儒”，為“聖人”。
唐開元年間詔為十哲之一。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貢——儒商鼻祖
就乏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前456)，衛國人，字子貢，家境富有，青年時即以經商著稱。
端木賜利口巧辭，博聞強識。孔子對他的評價是“辯人也，丘弗如也”，為孔子四科中的言語的佼佼者。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為名言。
《左傳》中記載了他多次代表孔子或魯國到楚國、吳國、齊國從事外交活動，都不辱使命。
在經商活動中也大獲成功，以致於“家累千金”、“富比朱陶”。子貢被看作是歷史上第一個儒商。
他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他積極宣傳孔子及其學說，在傳播孔子思想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太史公說:“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他和孔子的師生之誼超過了一般人，孔子死後，弟子均守墓三年而去，他則在孔子墓旁建草廬，又守墓三年才離開。
清乾隆年間被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路——勇敢正直
是仲由（公元前542年—前480年），魯國卞（今山東泗水）人，字子路，又字季路，是孔子學生中“政事”科的高才生。
幼至孝，百里負米養親，是歷史上二十四孝子之一。
他豪爽勇敢，喜聞過，有政事才。後來被衛國聘為蒲邑(今河南長垣縣)宰。
子路治蒲3年，勤政愛民，興水利，重農耕，以粟饋眾，與民同苦，很受蒲人愛戴。
孔子過蒲，三稱其善。
子路在衛國內亂中不幸被射殺。臨死的時候，帽帶被射斷了，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彎腰撿起帽子，說：“君子死而冠不免！”於是戴好帽子，系好帽帶，英勇犧牲。
唐朝被追封為“衛侯”，宋朝改封為“河內侯”，后又追封為“衛公”。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夏——仕優則學
是卜商（公元前507年—？），衛國人。字子夏，家境貧寒。
從孔子學后，曾為莒父（今山東高密東南）宰。
卜商以博學著稱，他長於《詩》，深於《書》，明於《易》，著於《禮》。曾說：“君子學以致其道”，為孔子四科文學科的高足。他為人勇武，性格爽朗，不但有武士之勇，而且有宰相之才。極好與比自己賢能的人結交，並擅長於主持禮節儀式。子夏曰語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孔子說他：“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見小得則大事不成。”
孔子死後，他到魏國西河（今陝西合陽一帶）講學，影響很大。
相傳有三百多人出自他的門下，魏文侯親自向他問政，待以師禮。
追封為“魏侯”、“東阿公”、“魏公”。
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有——強記好古
有若（公元前505或518年—？），字子有，后被尊稱為有子。魯國人。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有若的相貌和孔子長得非常相像，當孔子去世以後，弟子們思念老師，就把有若當作老師一樣對待。
他刻苦學習孔子的思想，發揚“學而不厭”的精神，以火烙手，以防瞌睡，日夜攻讀。
他的孝悌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漢朝“舉孝廉”時多以他的話為依據。
他主張減輕剝削、寓富於民，成為後世賢相規勸帝王的名言。后被追封為“汴伯”、加封“平陰侯”。清乾隆年間升為十二哲。
有子語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子耕——以德惠民
冉耕（公元前553年—？），字伯牛，魯國人，以德性著稱。
隨孔子周遊列國，廣施教化，為人所敬。他名言：路無拾遺，器不雕偽。
魯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晉陞為魯司空，冉耕繼孔子任中都宰，以德惠民，以仁施政，政績顯著，深得民心。所治之地，“路無拾遺，器不雕偽”。中都成了其他諸侯國學習的榜樣，並受到孔子的高度讚賞。
後來冉耕得了重病，孔子去看他，傷心地嘆道：“亡之，命矣夫！”
冉耕先後被封為“鄆候”、“東平公”等唐開元年間詔為十哲之一，從祀於孔廟。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我——利口辯辭
宰予（公元前522年—前458），字子我，又名宰我。春秋後期魯國人。
以擅長言語而著稱，為孔門四科十哲言語科之一。
宰予思想活躍，好學深思，善於提問，是孔門弟了中唯一一個敢正面對孔子提出異議的人。
他指出孔子的“三年之喪”的制度不可取，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被孔子批評為“不仁” 。
宰予晝寢，被孔子罵作“朽木”和“糞土之牆”。
孔子從宰予那裡改變了自己以往的不足，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我被追封為“齊侯”、“臨菑公”、“齊公”。
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求——多才多藝
冉求（公元前年522年—前489），字子有，又稱冉有。春秋後期魯國人。
少學於孔子， 勤學 “六藝”，不尚浮華，孔子贊曰“求也藝”。
以政事著名，孔子曰：“政事：冉有、季路”。他還善於理財，孔子曾稱讚他：“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被追封為“凃侯”、追封為“彭城公”、“凃公”。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游——弦歌行政
言偃（公元前506年—前443），字子游，亦稱“言游”、“叔氏”，春秋末吳國人，與子夏、子張齊名。
子游二十多歲就擔任了“武城宰”，孔子到武城時，聞弦歌之聲，開玩笑地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從前我常聽您說，群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甚為嘉許。
被追封為“吳侯”、“丹陽公”、“吳公”。
唐開元年間詔為 ”“十哲”之一。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張——忠信楷模
顓孫師（公元前503年—？），字子張，春秋末期陳國人。
他出身微賤，曾犯有罪行，經孔子教育成為“顯士”。
孔子死後，獨立招收弟子，宣揚儒家學說，是“子張之儒”的創始人。子張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
他好學深思，喜歡與孔子討論問題。
在忠、信的思想上深受孔子教育極深，把孔子關於忠、信的教導寫在大帶上，以示永遠不忘，並在實踐中收到明顯效果，他卑視品德修養低下者，認為缺乏道德，行為不堅強，信仰不堅的人有了不為多，沒有不為少。
被追封為“陳伯”、“宛丘侯”、“陳公”。
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朱熹——理學大師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南宋著名理學大師。
他對儒家學說融會貫通，主張用天命之主宰氣質之性，存天理，滅人慾。注重“持敬”的涵養功夫，居敬窮理，以“仁”為修養的最高境界。
影響了其後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在明清兩代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他把儒家經典選編“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影響深遠，
他主持修復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他的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引導了學習。
謚號“文公”。清代升為十二哲之一。在十二哲中，只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
程子
程子為程顥之弟。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元佑元年（1086）為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與兄程顥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
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偕兄於嵩陽講學。
元豐元年（1078）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
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皋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
他主張教育在於培養聖人，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
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
後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
其著作被後人輯錄為《河南二程全書》、《程頤文集》、《易傳》和《經說》。
十章分别解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明明德是指弘颺光明正大的品德(本意映為“道”)。
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
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
格物致知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來穫得明德。
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
齊家就是理好家庭、家族。
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家。
怎樣治理國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討厭的，不加給别人；要得眾、慎得、生財、擧賢。“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見賢能擧，擧而能先”。
解說：
“道”是萬物運行的規律，是“自然”的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古人把人生的規律能夠通達“自然”的法則，稱為“大道” ；這樣的學問，就叫做“大學”。
“大學之道”，“之道”講的是途徑，就是：學習“人生的規律通達自然的法則”的學問途徑。
前一章：明明德
“在明明德”
在，是在於。
第一個“明” ，是讓自己明白了解。
第二個“明” ，是指規律，就是“道”。
“明德”解為“道” 。
“明明德” ，明白：以“道”來做人、以“德”來做事；“道”為體，“德”為用；“德”遵循“道” 而立。內求諸己，而非外求諸人；正己化人、卑己尊人；克己復禮…… 。
《論語》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早上明白了宇宙自然法則(等於了解人生的真諦)，就算晚上死了，已經足無怨無悔。孔子把“聞道”做了人生第一要務。曾子作為夫子的學生，也把“聞道”放在做學問的首位，故“明明德” 應理解為聞“道”才正確。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本章是曾子，引用《尚書》中的《康誥》、《大甲》、《堯典》三篇中各一句話，來解釋“明明德”的義理，說明能夠具備“道”的本性；時時刻刻都記得天賦與的“自然” 使命；能夠明白最崇高的天德。
康誥曰：“克明德。”
【註解】
康誥：周書。《尚書‧周書》中的一篇。《尚書》是上古歷史文獻和追述古代 事跡的一些文章的匯編，是“五經”之一，稱為“書經”。全書分為《虞書》、 《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
克 ： 能也，能夠。
明德：“道” 也 。本來之性，是上天所賦，人人皆具有的本性。
【解釋】
書經《尚書》《康誥》篇記載著周公告誡訓勉其幼弟康叔之言說: 能夠盡其“道”的本性。要時時彰明那與生俱來的道性，就要用心去克己，使自己清靜，性德才能發揚。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註解】
大 ：讀作泰。
大甲 ：即《太甲》，《尚書‧商書》中的一篇。大甲為商湯之孫，太丁之子，太丁早亡，伊尹立大甲為君，大甲無道，顛覆商湯之典型，伊尹將大甲放逐於桐三年，待其改過、悔悟後，才再接回國都，伊尹告誡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 ：謂常目在之也。思念。明。
諟 ：古字是。是，此。猶此也，或曰審也。
命 ：天賦的稟性。
天之明命：即天賦與我的天命，常常不忘，則時時能明矣。天之明命者，天賦於人身曰性，依性而行曰命，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也。
【解釋】
《尚書·商書·大甲》說：時時注意，上天所賦予我們的完美德性，自己的言行舉止率性而行，没有偏差，遵循天理。
帝典曰：“克明峻德。”
【註解】
帝典 ：即《堯典》，《尚書‧虞書》中的一篇。
峻 ：書作俊。意為大、崇高等。
明 ：應予了解明白
克明峻德：《堯典》原句為“克明俊德”。
【解釋】
《尚書·帝典》說：“要能夠發揚天賦的崇高大德（明德也）！”。能克明峻德、進而明此明德於天下，則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皆自明也。
【註解】
皆 ：都(指前面三篇所引的話)。
自明：謂自明己德也。
【解釋】
皆言自明己德之意。所引書，古聖都是教人了悟道心，發揚自己光明的德性。在說明彰顯、發揮、實踐“明德”的重要。
孔子的“明德”觀
“明德”觀念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虞舜時期。
《史記•五帝本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史記•五帝本紀》又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記載大禹事迹的遂公盨銘文也載：“民好明德，顧在天下。”
“明德”不僅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更是一種施政理念，它與遠古帝王、三代明王和後世明主緊密相連。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實質是追慕堯舜文武之“明德”也。
中國傳統政治是一個德化的政治，政治與道德緊密結合，梁啟超針對儒家政治就有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的論斷。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首先要有“明德”，並且能夠以德化人。
《尚書•梓材》載：“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明德”不僅是人王克配天命、永保天命的依據，也是“受民受疆土”的先決條件。
《尚書•君奭》載：“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
《詩經•大雅•皇矣》亦有“帝遷明德”“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的記載，
孔穎達疏曰：“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
“明德”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修身，更是為了更好地執政。必須對最高統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故
《左傳》成公二年載：“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以身垂範，以德化民。
“明德”與“明王”緊密相連，
《大戴禮記•主言》就詳細闡述了孔子的“明王之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主言》當為《王言》，西漢早期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權與異姓王、同姓王的鬥爭，而戴德所編的《大戴禮記》被立於學官，所以生活於西漢宣元時期的戴德在選輯此篇時，把“王”這個敏感的字眼替換成了“主”。
孔子對“明王之道”指出要實踐“明王之道”，那就是王者內修“七教”，外行“三至”。
“七教”和“三至”《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
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順齒則下益悌，
上樂施則下益諒，
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
上惡貪則下恥爭，
上強果則下廉恥，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該篇還載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孔子認為修身是從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只有加強自身道德修養，以身作則，百姓才會效法學習，社會風氣也才會隨之改善，社會治理才會出現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說：“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七教”是人君治國理民的根本，只有人君堅持德教，整個社會才能和諧有序。“三至”體現了禮樂治國的為政理念。孔子認為，明王只有達到“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無聲”這三種境界，才可以對外征伐。
明王所征伐的對象必定是無道之君，是為了弔民罰罪，必然會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徵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明王所進行的征伐是戰無不勝的，征伐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孔子在《大戴禮記•用兵》中把戰爭分為兩種，即“聖人之用兵”和“後世貪者之用兵”，這兩種戰爭的動機和後果是截然不同的。
明王要達到天下大治，並不意味着一定要勞苦和耗費。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這裡所提到的“不勞不費”是孔子“無為而治”政治理想的具體化。文中還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這也體現了早期儒家“無為而治”施政理念。《論語•衛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明德”不僅是“明王”“聖人”為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時還是他們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重要保障。《大戴禮記•少間》就對“明德”與民族關係的處理有着詳細的闡述。虞舜、商湯、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並得到四夷的歸附；相反，夏桀、商紂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大戴禮記•少間》記載，執政者要想倡導“德政”，就要首先“發厥明德”。舜、禹、湯、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聖王，不僅是因為他們受命於天、修德礪能，得到本部族的擁護和支持，而且他們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氣魄，使四夷能夠自覺向中央政權歸附和靠攏，在地理格局上形成眾星拱月之勢，這樣就使自身的穩定和發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環境。相反，夏桀、商紂沒有秉承、發揚先王的“明德”，連自身性命都沒能保存，整個王朝也隨之滅亡，所以更談不上正確處理華夷關係了。【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朱贊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