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傳 第一章 – 第八講 – 子墨講義

大學16第八講傳一明明德

8大學》傳第一章

子墨講義2016/4/25

    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朱子)

經、章的說明

    《大學》一書是由“經”和“章”組成的。

  “經”是孔子的話,由其學生曾子呈述出來。全“經”很短,只有二百零五個字。

    “傳”是給“經”做解說的。後學的人讀了經之後,再作說明,我們讀“經”的時候,由於言簡意賅,所以要讀“傳”來幫助了解“經”意。

    《大學》的“傳”共有十章,全文一千五百六十六字,是曾子學生,把曾子經講述“經”的內容寫下來。
    從前流“傳”的版本會有一些雜亂,經過程頤考證核對,並把文章次序安排,成為今天的《大學》版本。

    十篇“傳”文引用古經據典,以古人的思維印證,成為一篇文理非常謹嚴的文章,被形容具備了“血脈貫通”的思想體系。淺深連貫,先後有序,結構非常精密,稱得上“加一字則膩,少一字則缺”。

    假如一個人常常讀誦,仔細理解,久而久之必定深入文義。

我們來了解其中有關聯的人物。

孔廟四配

子淵

    子淵就是顏回,後人尊稱為復聖,顏回字子淵,又稱顏淵。春秋時魯國人,為孔子弟子,小孔子三十歲。

    天資聰明,敏而好學,能聞一而知十,不遷怒於人,從不犯兩次相同的過失,他過著貧苦的生活,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別人必定感覺很憂愁,他卻甘之若飴,毫不改變安貧樂道,怡然自樂的態度。

    他是孔子所認為最得意的弟子,《論語》中記載顏回之處,總是稱讚的多,可惜先孔子而死。

子參

    子參就是曾參,曾子,後人尊稱為“宗聖”,《大學》的作者。

    曾參字子輿。皙的兒子,春秋時魯國南武城人,是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是孔子的學生,生於公元前505年,卒於434年,年壽72歲。曾子的父親曾點,也是孔子的學生。
    曾子性格內向,處世處事非常謹慎小心。天性至孝,家境貧困,靠勞力為生。資質雖然不很聰明,但是能領悟孔子的一貫道理,傳述孔子忠恕之道,以教授子思。

    學術地位很高,後人尊稱他為“宗聖”,意思是傳繼聖人,是孔廟“四配”之一。他是孟子思想的初創人。  

子思

    子思就是孔伋,父孔鯉,孔子的孫子,曾參弟子,祖父孔子曾直接教過他,後人尊稱為“述聖”。

    子思曾周遊講學,到過宋、衛兩國,得到時君的尊重。

    子思家貧,他解釋富貴的真義: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貴。他闡述高官厚祿,不足以釣餌君子。痛斥阿諛求榮的不當,惟德高和寡,未能見容於世。

    子思卒年六十二歲,因述聖祖之業,後世稱為“述聖”,是四配之三。

    受困於宋時作《中庸》,論心性多精語,獨能傳授孔門不偏不依中庸之道心法,宋明理學家奉為圭臬。

    宋朱熹作《中庸章句》,與《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為四子書。

子輿

    子輿就是孟子,後人尊稱為“亞聖”,《孟子》的作者。孟軻字子輿(一說字子車或子居)。

    生於周威烈王四年(即西元前三七一),戰國時鄒國人,即今山東省鄒城。其先世為魯國公族(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之一的孟孫氏,父名激,早歿,由母仉氏(孟母)撫養,以孔伋為師。

    孟子學成之後,為儒家的傳人。

孔廟十二哲

    孔廟祀典在未有“四配”之前,原先有“十哲”。

    “十哲”是根據《論語》“從我於陳蔡間”一章中的弟子而名,計為: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其後,顏子配享,補上曾子,曾子配享后,一說補上朱熹,一說補上子張,又嫌遺漏有若,兩位皆屬《論語》里的熱門人,最後補上子張、有若和朱熹,由“十哲”改為“十二哲”。

子損——孝行聞名

     子損就是閔子騫。閔損(公元前536—前487年),魯國人。字子騫。閔子騫以孝行聞名於世。“鞭打蘆花”:閔損喪母,父親娶一妻,生了兩個弟弟,繼母對閔損很不好。冬天做棉衣,繼母給其親生兒子絮絲棉,而給閔損絮蘆花。

    閔損凍得拉車時發抖掉了絆繩,父親不知真情,因此生氣鞭打他。棉衣破了,露出了蘆花,父親得知繼母虐待他,一怒之下,要趕走繼母。

    閔損卻替繼母求情,勸父親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他的孝行感動了父母。他的名語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閔損被追贈為“費侯”、“琅琊公”、“費公”。唐玄宗開元八年(720年),詔為“十哲”之一,配祀於孔廟。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雍——以德化民

    冉雍(公元前522年—?),魯國人。字仲弓,冉雍出身微賤,卻品學兼優,是一個訥於言而敏於行的人。

    孔子的稱讚:“雍也,可使南面。”

    又說:“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意思是說,他的父親雖然身賤而且偷東西,卻不能掩遮兒子的德行,想不得到重用都不行。

    冉雍曾擔任季氏宰,問政孔子,孔子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即知賢才而舉之。

    荀子曾說仲尼、仲弓為“大儒”,為“聖人”。

    唐開元年間詔為十哲之一。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貢——儒商鼻祖

    就乏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前456),衛國人,字子貢,家境富有,青年時即以經商著稱。

    端木賜利口巧辭,博聞強識。孔子對他的評價是“辯人也,丘弗如也”,為孔子四科中的言語的佼佼者。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為名言。

    《左傳》中記載了他多次代表孔子或魯國到楚國、吳國、齊國從事外交活動,都不辱使命。

    在經商活動中也大獲成功,以致於“家累千金”、“富比朱陶”。子貢被看作是歷史上第一個儒商。

    他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他積極宣傳孔子及其學說,在傳播孔子思想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太史公說:“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他和孔子的師生之誼超過了一般人,孔子死後,弟子均守墓三年而去,他則在孔子墓旁建草廬,又守墓三年才離開。

    清乾隆年間被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路——勇敢正直

    是仲由(公元前542年—前480年),魯國卞(今山東泗水)人,字子路,又字季路,是孔子學生中“政事”科的高才生。

    幼至孝,百里負米養親,是歷史上二十四孝子之一。

    他豪爽勇敢,喜聞過,有政事才。後來被衛國聘為蒲邑(今河南長垣縣)宰。

    子路治蒲3年,勤政愛民,興水利,重農耕,以粟饋眾,與民同苦,很受蒲人愛戴。

    孔子過蒲,三稱其善。

    子路在衛國內亂中不幸被射殺。臨死的時候,帽帶被射斷了,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彎腰撿起帽子,說:“君子死而冠不免!”於是戴好帽子,系好帽帶,英勇犧牲。

    唐朝被追封為“衛侯”,宋朝改封為“河內侯”,后又追封為“衛公”。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夏——仕優則學

    是卜商(公元前507年—?),衛國人。字子夏,家境貧寒。

    從孔子學后,曾為莒父(今山東高密東南)宰。

    卜商以博學著稱,他長於《詩》,深於《書》,明於《易》,著於《禮》。曾說:“君子學以致其道”,為孔子四科文學科的高足。他為人勇武,性格爽朗,不但有武士之勇,而且有宰相之才。極好與比自己賢能的人結交,並擅長於主持禮節儀式。子夏曰語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孔子說他:“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見小得則大事不成。”

    孔子死後,他到魏國西河(今陝西合陽一帶)講學,影響很大。

    相傳有三百多人出自他的門下,魏文侯親自向他問政,待以師禮。

    追封為“魏侯”、“東阿公”、“魏公”。

    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有——強記好古

    有若(公元前505或518年—?),字子有,后被尊稱為有子。魯國人。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有若的相貌和孔子長得非常相像,當孔子去世以後,弟子們思念老師,就把有若當作老師一樣對待。

    他刻苦學習孔子的思想,發揚“學而不厭”的精神,以火烙手,以防瞌睡,日夜攻讀。

    他的孝悌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漢朝“舉孝廉”時多以他的話為依據。

    他主張減輕剝削、寓富於民,成為後世賢相規勸帝王的名言。后被追封為“汴伯”、加封“平陰侯”。清乾隆年間升為十二哲。

    有子語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子耕——以德惠民

    冉耕(公元前553年—?),字伯牛,魯國人,以德性著稱。

    隨孔子周遊列國,廣施教化,為人所敬。他名言:路無拾遺,器不雕偽。

    魯定公十年(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晉陞為魯司空,冉耕繼孔子任中都宰,以德惠民,以仁施政,政績顯著,深得民心。所治之地,“路無拾遺,器不雕偽”。中都成了其他諸侯國學習的榜樣,並受到孔子的高度讚賞。

    後來冉耕得了重病,孔子去看他,傷心地嘆道:“亡之,命矣夫!”

    冉耕先後被封為“鄆候”、“東平公”等唐開元年間詔為十哲之一,從祀於孔廟。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我——利口辯辭

    宰予(公元前522年—前458),字子我,又名宰我。春秋後期魯國人。

    以擅長言語而著稱,為孔門四科十哲言語科之一。

    宰予思想活躍,好學深思,善於提問,是孔門弟了中唯一一個敢正面對孔子提出異議的人。

    他指出孔子的“三年之喪”的制度不可取,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被孔子批評為“不仁” 。

    宰予晝寢,被孔子罵作“朽木”和“糞土之牆”。

    孔子從宰予那裡改變了自己以往的不足,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我被追封為“齊侯”、“臨菑公”、“齊公”。

    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求——多才多藝

    冉求(公元前年522年—前489),字子有,又稱冉有。春秋後期魯國人。

    少學於孔子, 勤學 “六藝”,不尚浮華,孔子贊曰“求也藝”。

    以政事著名,孔子曰:“政事:冉有、季路”。他還善於理財,孔子曾稱讚他:“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被追封為“凃侯”、追封為“彭城公”、“凃公”。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游——弦歌行政

    言偃(公元前506年—前443),字子游,亦稱“言游”、“叔氏”,春秋末吳國人,與子夏、子張齊名。

    子游二十多歲就擔任了“武城宰”,孔子到武城時,聞弦歌之聲,開玩笑地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從前我常聽您說,群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甚為嘉許。

    被追封為“吳侯”、“丹陽公”、“吳公”。

    唐開元年間詔為 ”“十哲”之一。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子張——忠信楷模

    顓孫師(公元前503年—?),字子張,春秋末期陳國人。

    他出身微賤,曾犯有罪行,經孔子教育成為“顯士”。

    孔子死後,獨立招收弟子,宣揚儒家學說,是“子張之儒”的創始人。子張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

    他好學深思,喜歡與孔子討論問題。

    在忠、信的思想上深受孔子教育極深,把孔子關於忠、信的教導寫在大帶上,以示永遠不忘,並在實踐中收到明顯效果,他卑視品德修養低下者,認為缺乏道德,行為不堅強,信仰不堅的人有了不為多,沒有不為少。

    被追封為“陳伯”、“宛丘侯”、“陳公”。

    清乾隆年間定為十二哲之一。

朱熹——理學大師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南宋著名理學大師。

    他對儒家學說融會貫通,主張用天命之主宰氣質之性,存天理,滅人慾。注重“持敬”的涵養功夫,居敬窮理,以“仁”為修養的最高境界。

    影響了其後學術思想的發展達六七百年之久,在明清兩代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他把儒家經典選編“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影響深遠,

    他主持修復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他的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引導了學習。

    謚號“文公”。清代升為十二哲之一。在十二哲中,只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

程子

     程子為程顥之弟。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元佑元年(1086)為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與兄程顥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

    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偕兄於嵩陽講學。

    元豐元年(1078)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

    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皋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

    他主張教育在於培養聖人,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

    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

    後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

    其著作被後人輯錄為《河南二程全書》、《程頤文集》、《易傳》和《經說》。

    十章分别解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明明德是指弘颺光明正大的品德(本意映為“道”)。

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

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

格物致知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來穫得明德。

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

齊家就是理好家庭、家族。

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家。

怎樣治理國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討厭的,不加給别人;要得眾、慎得、生財、擧賢。“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見賢能擧,擧而能先”。

解說:

    “道”是萬物運行的規律,是“自然”的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古人把人生的規律能夠通達“自然”的法則,稱為“大道” ;這樣的學問,就叫做“大學”。

    “大學之道”,“之道”講的是途徑,就是:學習“人生的規律通達自然的法則”的學問途徑。

前一章:明明德

在明明德

在,是在於。

第一個“明” 是讓自己明白了解。

第二個“明” 是指規律,就是“道”。

“明德”解為“道” 。

“明明德” ,明白:以“道”來做人、以“德”來做事;“道”為體,“德”為用;“德”遵循“道” 而立。內求諸己,而非外求諸人;正己化人、卑己尊人;克己復禮…… 。

《論語》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早上明白了宇宙自然法則(等於了解人生的真諦),就算晚上死了,已經足無怨無悔。孔子把“聞道”做了人生第一要務。曾子作為夫子的學生,也把“聞道”放在做學問的首位,故“明明德” 應理解為聞“道”才正確。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本章是曾子,引用《尚書》中的《康誥》、《大甲》、《堯典》三篇中各一句話,來解釋“明明德”的義理,說明能夠具備“道”的本性;時時刻刻都記得天賦與的“自然” 使命;能夠明白最崇高的天德。

康誥曰:“克明德。”

【註解】

康誥:周書。《尚書‧周書》中的一篇。《尚書》是上古歷史文獻和追述古代 事跡的一些文章的匯編,是“五經”之一,稱為“書經”。全書分為《虞書》、 《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

  : 能也,能夠。

明德:“道” 也 。本來之性,是上天所賦,人人皆具有的本性。

【解釋】

    書經《尚書》《康誥》篇記載著周公告誡訓勉其幼弟康叔之言說: 能夠盡其“道”的本性。要時時彰明那與生俱來的道性,就要用心去克己,使自己清靜,性德才能發揚。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註解】

      :讀作泰。

大甲    :即《太甲》,《尚書‧商書》中的一篇。大甲為商湯之孫,太丁之子,太丁早亡,伊尹立大甲為君,大甲無道,顛覆商湯之典型,伊尹將大甲放逐於桐三年,待其改過、悔悟後,才再接回國都,伊尹告誡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謂常目在之也。思念。明。

      :古字是。是,此。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賦的稟性。

天之明命:即天賦與我的天命,常常不忘,則時時能明矣。天之明命者,天賦於人身曰性,依性而行曰命,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也。

【解釋】

    《尚書·商書·大甲》說:時時注意,上天所賦予我們的完美德性,自己的言行舉止率性而行,没有偏差,遵循天理。

帝典曰:“克明峻德。”

【註解】

帝典    :即《堯典》,《尚書‧虞書》中的一篇。

      :書作俊。意為大、崇高等。

      :應予了解明白

克明峻德:《堯典》原句為“克明俊德”。

【解釋】

    《尚書·帝典》說:“要能夠發揚天賦的崇高大德(明德也)!”。能克明峻德、進而明此明德於天下,則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皆自明也。

【註解】

  :都(指前面三篇所引的話)。

自明:謂自明己德也。

【解釋】

    皆言自明己德之意。所引書,古聖都是教人了悟道心,發揚自己光明的德性。在說明彰顯、發揮、實踐“明德”的重要。

孔子的“明德”觀

  “明德”觀念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虞舜時期。

《史記•五帝本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史記•五帝本紀》又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記載大禹事迹的遂公盨銘文也載:“民好明德,顧在天下。”

    “明德”不僅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更是一種施政理念,它與遠古帝王、三代明王和後世明主緊密相連。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實質是追慕堯舜文武之“明德”也。

  中國傳統政治是一個德化的政治,政治與道德緊密結合,梁啟超針對儒家政治就有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的論斷。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首先要有“明德”,並且能夠以德化人。

《尚書•梓材》載:“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明德”不僅是人王克配天命、永保天命的依據,也是“受民受疆土”的先決條件。

《尚書•君奭》載:“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

《詩經•大雅•皇矣》亦有“帝遷明德”“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的記載,

孔穎達疏曰:“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

  “明德”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修身,更是為了更好地執政。必須對最高統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故

《左傳》成公二年載:“明德,務崇之之謂也。”

    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以身垂範,以德化民。

“明德”與“明王”緊密相連,

    《大戴禮記•主言》就詳細闡述了孔子的“明王之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主言》當為《王言》,西漢早期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權與異姓王、同姓王的鬥爭,而戴德所編的《大戴禮記》被立於學官,所以生活於西漢宣元時期的戴德在選輯此篇時,把“王”這個敏感的字眼替換成了“主”。

    孔子對“明王之道”指出要實踐“明王之道”,那就是王者內修“七教”,外行“三至”。

“七教”和“三至”《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

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順齒則下益悌,

上樂施則下益諒,

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

上惡貪則下恥爭,

上強果則下廉恥,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該篇還載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孔子認為修身是從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只有加強自身道德修養,以身作則,百姓才會效法學習,社會風氣也才會隨之改善,社會治理才會出現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說:“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七教”是人君治國理民的根本,只有人君堅持德教,整個社會才能和諧有序。“三至”體現了禮樂治國的為政理念。孔子認為,明王只有達到“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無聲”這三種境界,才可以對外征伐。

  明王所征伐的對象必定是無道之君,是為了弔民罰罪,必然會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徵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明王所進行的征伐是戰無不勝的,征伐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孔子在《大戴禮記•用兵》中把戰爭分為兩種,即“聖人之用兵”和“後世貪者之用兵”,這兩種戰爭的動機和後果是截然不同的。

  明王要達到天下大治,並不意味着一定要勞苦和耗費。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這裡所提到的“不勞不費”是孔子“無為而治”政治理想的具體化。文中還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這也體現了早期儒家“無為而治”施政理念。《論語•衛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明德”不僅是“明王”“聖人”為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時還是他們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重要保障。《大戴禮記•少間》就對“明德”與民族關係的處理有着詳細的闡述。虞舜、商湯、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並得到四夷的歸附;相反,夏桀、商紂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大戴禮記•少間》記載,執政者要想倡導“德政”,就要首先“發厥明德”。舜、禹、湯、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聖王,不僅是因為他們受命於天、修德礪能,得到本部族的擁護和支持,而且他們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氣魄,使四夷能夠自覺向中央政權歸附和靠攏,在地理格局上形成眾星拱月之勢,這樣就使自身的穩定和發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環境。相反,夏桀、商紂沒有秉承、發揚先王的“明德”,連自身性命都沒能保存,整個王朝也隨之滅亡,所以更談不上正確處理華夷關係了。【來源:《光明日報》;作者:朱贊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