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家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实现方案——从中韩社会的比较学角度分析 – 金光亿

摘要家,既是人类教育的基础机构,又是历史积累和文化传承的空间,还是通过和邻居的关联,构建共同体社会的因素。换而言之,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在家庭、家族方面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家庭、家族的重要性。在今天,这种传统家族面临解体,韩国为了走出这种困局,举办了<祖孙讲故事>市民运动,并获得成功。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肥沃的文化土壤,因此在面临西方式家庭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相信依然可以发展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

现在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不安和矛盾,容易被归结为个人的越轨行为,其实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缺乏能容纳个人的家庭和其社会文化价值观。因此家庭需要回归传统,而作为学者、儒学家,则不仅只在经学角度诠释孔子的教导,还应该在现代社会中做出有实质意义的解释,给予老百姓一个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所需的智慧。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家庭   家族   现代社会

序文

    我并非儒学经学家,只是身为研究文化的人类学者,想通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结合,探讨关于建设现代家庭的主题。由于儒学仅限于人文学领域,其经世致用及利用厚生的学问经常被忽视,所以理性的开发和社会实践一直无法结合,显现分离的倾向。因此,儒学应该放在结合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1. 家的定义

    从传统意义上看,家是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是在家长的管理下,以自给自足为原则,遵守秩序,协力构筑共生共存的共同体生活的基础单位;而且是为此强调道德体系和进行训育的文化机制。但是,这些涵义在现代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消失。

    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价值。一是,开发个人的人性和进行训育的基础教育机构。个人通过家庭生活,接受身为该家族成员所必需的关于品行、道德,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文化训练。二是,家族是从祖先到现代,代代相传的传统和历史积累的时间上纵向发展的历史空间。家族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乃至国家的历史。三是,家族通过和邻居建立关系,扩展其概念,是构成社会、即共同体社会的方法及要素,是在空间上横向扩散的社会关系的交点。那么,修、齐、治,可以说是在一条延续线上构成一个体系,家族的重要性也体现于此。

2. 家族的解体及家族所面临的挑战 / 对错误的家族主义的反思

    家族的功能和范畴的缩小:现在中国和韩国社会的家族都在经历着急剧和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家族的功能与传统时期相比缩减了很多。个人待在家庭以外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多欲求在外面都能得到满足。个人的主体意识也根据在外面社会上拥有的身份和职责逐渐形成,并被评价。因此,家庭对个人的社会存在所具备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城市化过程和个人的地区性生活领域的扩大,使个人很早就离开家族,成为其他群体的一员而生活。

    家族范畴的缩小,使青年一代认为四世同堂、五服、大家族等词语是过去旧制度的残留。在城市里,堂兄弟和表兄弟的亲族关系也变得逐渐生疏,宗族意识也在逐渐消失。在今天的社会里,家庭一词愈发贴近西方的家庭概念。即,父母和未婚子女构成的了核心家庭形态。自从中国施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后,家族的规模和结构也大幅缩小。韩国的很多年轻人也因为抚养费的负担,使逃避生育的风气蔓延,成为了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如今家族的大小和功能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90后是否能维持目前的家族和亲族关系持有疑问。把家族关系网的扩展规定为家族中心主义或家族利己主义,并认为这是反社会的私人关系的源泉,对此进行的批判通过现代化运动得到了扩散。

    个人的去家庭化:所谓进步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们在传播家庭虽是支持个人的机制的同时,也认为有时会阻碍个人发展的枷锁。他们认为个人从家庭中解放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即,个人越是脱离家族,就越容易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这是近来支配我们价值观的普遍观点。但是在中国和韩国,去家庭化并不意味着个人就要离开家族,反而个人更加依赖家族,且发生了依赖时间越来越长的有趣现象。 换句话说,个人成家后,并非独自维持家庭,30岁、40岁,甚至到了50岁也会依赖父母,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即,在东亚,去家庭化指的是个人不履行对所属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父母则终其一生对这样的‘未成年子女’给予经济社会方面的支援。

    竞争社会的助长:尽管家庭的价值和影响力在减少,中国和韩国的家族中心主义和家族利己主义反而越来越兴起。父母会为了子女的教育和他们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倾尽家庭的所有资源,这就是东亚特有的教育热,亦被认为是经济在短期内可获得瞩目增长的文化因素。 在这里,家族主义确实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归根结底,应该从实质上探讨个人通过家族生活能获得到什么的问题。如今现实是怎样的呢? 学习和合或者和谐(在韩国称之为<家和万事成>,家族被认为是社会政治的单位;在中国大体称之为<家和万事兴>,家庭则被认为是经济单位),领悟秩序(三纲)和伦理(五伦/五常)规范并进行教育和训练的空间就是家族。但比起这些,更会注入家族所有资源可用于支援其家族成员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并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把所有人视为竞争对手的教育理念。

    为了进入重点高校,在高考上取得好成绩;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取得各种资格证;为了加强竞争力,提前努力积累经验。在这里,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总之,最后社会变成了是否能在竞争中获胜并生存下来的残酷战场。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趣,人际关系越来越枯燥紧张,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个人也越来越感到痛苦。因此,即使拥有高收入,获得完美的成功,个人也会感到不幸,幸福这一词反而变成了最重要的词语,自杀率也在逐渐升高。即,一直认为贫穷和自卑的人会自杀,实际上被认为幸福和成功的人的自杀率也在逐渐升高,这意味着社会在慢慢变成竞争社会、薄情的社会。虽然父母为子女倾尽所有的行为,使子女变得习惯性依赖父母,但同时也会受到父母们望子成龙的压力。如果子女们不能在家里解决其压力,他们就会选择逃避,甚至离家出走,或者为此反抗。青少年犯罪之所以会增加,其原因之一就是相对于社会压力,来自于家庭的压力更大。

    但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家族主义的本质。只是家族主义与盛行的教育热迎合在了一起。如果把重视家族,为家族兴旺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就被认为是家族中心主义的话,那么首先要检讨提供支持的行为是否在伦理上妥当。所以在正确的事情上,支持家人、互相帮助扶持,此时的家族主义则是正确的。

    对家族概念的世代差异:有必要检验如今中国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尤其是那些80后、90后,因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得到了过度的保护和溺爱。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可以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并得到想要的一切,不需要太多苦恼和努力就可以享受父母不能享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比韩国和日本的同龄人拥有更强的自尊和自信。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太懂得如何同他人和谐共处。我在中国学校教书期间,感受到的是很多学生懂得如何为自己利益打算,却不太会为他人着想,欠缺谦让和为集体利益努力的精神,好像家里没有教导这些。

    他们对赡养父母和祖父母的道德责任心不是很强。中国也和韩国一样,在国家并没有完全确保养老保险的情况下(或者中国的国家保险在缩减),只能依靠子女。但是年轻人对赡养父母的观念不是很强。因为赡养老人是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一个选项,不需要履行责任或是道德义务,但放眼未来,这将是带来严重的社会崩溃,甚至是社会瓦解的重大问题。大概也是源自这个普遍现象,在全球化下,对老年人福利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多。传统时期的家族及家庭曾经承担过的功能,养育和赡养, 确保经济条件,福利,支援等,如今变成了依据自己积累的养老金和保险,接受具有双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仅可以从中获得优待,同时也会受到损失。不同以往的家庭,个人的老年生活也遭受严重破坏。社会保障是根据个人投入的保险进行支付,除最低生活保障之外,收入结构不平等。 年轻人主张关于父母的所有保障应该依存于国家或者个人的账户,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取帮助则是理所当然。

    家族的传统伦理和道德的社会否定: 上世纪面向西欧的现代化运动和崇尚物质的经济至上主义的发展观和进步观,使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遭到了严重的否定,把提高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和实现个人欲求作为最高价值的风气占了主导。现如今通过媒体宣扬的社会英雄并不是实践孝悌之道或者忠于家庭生活的人物,而是根据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评判的。例如,孝悌和三纲五常观念和规范,其本身为超越时空存在的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而给予高度评价。经过数千年的历史, 这些已成为东方社会的模范家庭的文化基础,被教导和实践着。虽然今天孝顺父母和兄弟有爱的行为依旧得到称赞,但并不被认为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最有价值的事情。相对而言,每年创造高收益的人,会受到社会甚至国家的赞扬和推崇。

    这从家庭教导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变化中也能了解到。忠和义是什么? 如果一起生活的人犯了错误,劝诫就是忠;互相警惕错误,鼓励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忠。无条件盲目的服从不是忠。这不仅是子女孝敬父母,臣子忠于君主,晚辈敬重长辈所行的道理,也包括长辈对晚辈应采取的态度。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克服万难,就是应该遵守的义。在传统社会里,宗族用募集的钱财救济穷人,教穷苦人家孩子读书的救助财团称之为义庄所,在这里强调的也是义的意义和实践的道理。仁和爱是实践的心态。在严谨的判断下,出于对犯错的人的怜悯和对其改过自新的潜在性或可能性的信任,给予宽恕的就是仁和爱。虽然这些被称为社会伦理道德,但家族作为社会基础,进行所有训育的空间,可以说都是家族所担当的功能。

    家族生活中,这种仁爱往往被错误解读,以至于认为父母应该在子女成年后,依然要继续为子女的前途和幸福做出牺牲以及贡献。如今的子女以父母的牺牲为铺垫,出人头地,比起本人的能力和所付出的,享受更多的优待。在西方社会,父母为了自己幸福的老年生活,确保物质条件,拒绝向子女提供更多的帮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但在东亚社会,这被认为是作为父母不可为的抛弃人伦的行为和观念。所以父母认为应该至死都要过贫穷的生活,当认定自己无法再向子女提供帮助时,他们会变得悲观抑郁,甚至自杀。韩国有研究表明,老人会采取自杀行为,比起对不孝子女的不满,对自己不能再为子女提供帮助而产生的悲观导致的因素更多。

3. 对家庭价值的重新认识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为了建设美好的共同体社会,需要建设健全的家庭文化。虽然家族中心主义会破坏社会的共同体伦理道德,但同时再创造个人作为社会存在应该具备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即修身治家观念的训练是建立有秩序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决定家族文化朝着怎样的方向重新建设,成为了决定建设怎样的社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现代或当代的时代潮流中,讨论齐家时,首先应该分析齐家是为了什么。上述内容中,只为自己家族的成功和出人头地的家族利己主义是现代竞争社会中非常必要的。但是个人的存在价值不仅体现在自己的成功,也体现在是否能与他人和谐共存。换言之,和邻居一起构建一个共同体时,个人的存在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所以从宏观来看,家族是构成共同体社会的要素。这样的家族聚集在一起,才可以构建出健全的共同体社会。就是说当人们了解到自己的社会生活通过家族和家族的关系才能得以进行时,就会关心和忠于家庭。年轻人会成为利己主义者,并非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而是因为在家庭利己主义中不思进取。他们对家族的义务和责任感也在逐渐弱化,认为家族只是为自己服务的单位。就家族或家庭重要性认识的差异引起世代间矛盾的理由就在于此。

    用一个共同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观把两者捆绑在一起,这将意味着彼此是相互依存关系的事实,即彼此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要肯定其道德价值观。但是邻里之间关系的断绝,家族成员的各自分散,使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复存在,导致了今天的社会逐渐变成无缘社会。日本就是极致的个人主义蔓延的社会,在无缘社会方面走在了最前端。例如,独居老人去世时,生活在远方的家人,甚至邻居们也都不知情,过几年后才被发现的惨事时有发生。社会作为共同体,虽然保护所有的成员,但为了社会本身,也可以侵犯个人的权利,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存在。所以家族和家庭就成了保护个人免受社会暴力的最小基本单元。但是主张家庭能够超越社会或者拒绝社会的观点,则被称为家族利己主义。个人通过家庭和社会(共同体)、还有国家,可以接受不同层次的保护。

   ‘缘’意味着互相有关联。相互有关联,所以我们在思考、说话以及行动时要多加谨慎,要对和自己有关的对方加以关心(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参与。仁爱和德、义都是指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分享的美德和价值)。这需要从小就在家庭中耳濡目染。但是现如今家庭在缩小,独身主义者的比率在增长的现象表明了可根据个人的喜好或需要进行选择。韩国在80年代进行的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数百年来一同生活的村落和居住共同体遭到解体。人们分散至四处,像砂砾般生活着。在新引进的公寓生活中,公寓成为了新兴不动产投机的对象,人们为了从中获取利益,经常买卖房屋并进行移居。其结果就像今天这样,在公寓生活的人,互相不认识,像初次相见的陌生人一样相处。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虽然是共同体,但实质上,互相完全不认识。在中国,虽然农民工现象在加剧,但大体上来讲,人们经过了数十代,仍在一处生活,这‘邻里关系’也相对保留了下来。但农村周边的城市化将会使村落消失,让人们搬至多样化的城市地区生活。因此,有可能将会出现‘同邻居一起’或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家族或是家庭’渐渐消失的现象。

4. 社会文化运动的开展:讲故事运动

    近来,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对其所应具备的重要性的强调和为家庭建设的提案有很多。跳出学术的范畴,就说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作为传承家庭文化的方案,在韩国最近几年间,成功展开了名为<讲故事>的市民运动。这是从工作岗位或是生活一线上退下来的上班族们,尤其是一些爷爷、奶奶自发报名参与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活动。

    从家庭的解体到传统家庭的消失,世代间的文化断层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父母在工作时,会把孩子交给保姆,或是送到幼儿园等设施,使孩子们疏忽了和家族间进行文化交流。因此,父亲向孩子们传授与家庭相关的儒学教导也变得不容易。祖父母如果能照看孙辈的话,将会营造安定和幸福的环境。这份祖孙关系是可以再生产和通过世代传承的家庭文化和儒家传统品德的极其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方法。祖孙关系不要局限于个人家庭,应扩大至一个社区或是地区共同体,这就是<讲故事>活动的主旨。

     <祖孙间的故事>项目是一个社区的爷爷奶奶们共同照顾这个社区的孩子,并给他们讲故事的活动。<讲古老的故事>,不仅让孩子们从小时候开始就能很自然地感受到世代间传承的愉快,还可以将儒家的教诲融入到有趣的故事里,从而在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听到的古老故事都是以孝顺、友爱和公德心,以及公共道德伦理的美好和重要性为主题,起到以修、齐、治为品德教育的教科书的作用。孔孟的名字和思想通过简单、有趣的生活小故事,铭刻在孩子们的思想和情感之中。

    这项活动对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而言,可以体验到为下一代服务的喜悦和机会;对孩子们而言,则可以确认爷爷奶奶的存在,享受祖孙间愉快又美好的时光。一开始从小小的NGO出发的此项活动,现在扩展至全国,成为了家庭教育的一个模式,认定为最具效果的社会教化项目之一,与此同时,也被评价为可传承和可持续再生产儒家传统的文化的机制。所以现在不仅获得了教育部和文化部的支持,也得到了更多企业的支持,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项目之一。随着有业余时间的主妇们参与到活动,使得此项活动朝着更加活跃并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从所谓经济性质的社会捐赠出发,到才艺捐赠或才艺服务。主妇们的参与,为女性解放论者们一贯强调的女性逃离家务是解放价值的主张,准备了全新的文化应对机制。即,守护健全的家庭,使家庭和家庭之间形成健康的邻里关系,构建具有生产性的和谐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主动参与,是提高女性地位的哲学理念的实践。

结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传统儒学的教导和现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之间的脱离。现代社会把个人从家庭带到外界,很多生活方式不用再在家庭中解决。个人的经济性、社会性需求的范畴也得到扩展,满足它们的机制是外界社会,而非家庭。价值和理念体系也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存在不是凭借在家庭中的角色,而是通过在家庭外面的社会里担任的角色来进行评判。个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功能性存在,依据做出的贡献,来获得名誉和补偿。在理念体系下,重视家庭的观念已经成为被唾弃的旧思想。将封建时代家长制度的残余(对个人的人权予以差别化限制)或是男女不平等,还有家族利己主义(拒绝社会共同体伦理和价值)归结在一起,展开了批评言论,并用现代化、平等主义、个人主义,民主化等理念而进行了抨击。西欧的个人主义、基督教的平等主义和女性解放主义等,在对儒家家族文化的理念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被政治利用并展开了攻击。基督教通过拒绝儒家的仪式,否定了儒学的教导。西方市民社会论一直用家族利己主义或者家族中心主义等概念,对东亚的家庭文化进行了谴责。实际上,一味强调只要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就可以的观念,虽然一方面可以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力,但结果却助长了竞争社会的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作为人性教育的基础空间,有必要对此重新进行考虑。

    所以,为构建模范家庭的儒家理想不会和这样的社会结构对立,也不会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探讨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问题是对要建设强调怎么样的家庭,和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提问。我在上面也提到过,家庭不仅仅局限于是个人的安息之所,更是应该和邻里一起,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去理解。即,构建作为主导社会公共道德和伦理的机制的家庭文化体系时,个人将会更加忠于家庭。

    在这里,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教育方面。并且,有必要将祖孙间的对话作为最具效果的社会教化方法。与此同时,要指出女性对此的重要作用。由于文化传承是通过世代间的交流和共鸣形成的,最重要的负责人就是守护家庭的女性。以西欧为中心的女性解放论者一贯对女性忠于家庭持否定态度,所以需要开发出对此类错误观点的对应理念。最近在韩国,讨论女性的高道德水准在支撑社会方面做出了哪些重要贡献的研究增加了不少,可以把这现象当做是对应理念的开发过程。因此,对文化和传统感到自豪的、开化的女性形象的重新审视工作,对应西方女性解放理论,通过连接儒学理念进行。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国家需要阐明建设儒家家庭有很高的价值。处于国家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即,可以行使大众影响力的拥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尽力把在现代社会里,重新回顾家庭价值的契机大众化。像如今,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在强化,从文化中寻找其原因,倒不如从经济力和军事力中寻找,在呼吁国民的趋势中,家庭不得不逐渐缩小。还有,在那种情况下产生的各种社会不安和矛盾,稍不留神就会被划分为个人的越轨行为。问题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确立使得家庭能够接纳个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

儒学家们对2000年前孔子的教诲不要只停留在对经学的解释上,还应该在现代社会中进行实质上有意义的解释,以及拿出老百姓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实践的智慧。即,对经典的解读需要用现代语言。用现代语言,在现代的情况下,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工作,还有在通俗的日常世界里解读经学的革命应该开始。这意味着与作为学问的经学一起,追求作为实践方式的经学发展。

    虽然这篇论文里,对当前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深根扎在悠久的文明历史和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所以即使在西方现代化日益强化的今天,具有特色的家族文化仍然可以得到实现。如果中国式模型论可行的话,我期待国家和学界相结合,使儒家的道德理念的现代化实践得以实现。

作者简介: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终身教授,山东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