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先世事跡攷（王志 )
內容提要 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國為華父督殺害後，他的子孫何時出奔到魯國，漢代以來就是學術史上的一段疑案。論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孔父嘉死後，直到其重孫孔防叔之時，孔氏方由宋國出奔到魯國；另一派則認為孔父嘉死後，其子木金父即由宋國出奔到魯國。其實，這兩派觀點皆有偏差。因為孔父嘉遇害後，木金父很可能先流亡到了邾國，至孔防叔之時方才由邾國又流亡到魯國。另外，仔細攷察孔子還鄉的傳說，也可以證明孔氏由宋出奔只能始于木金父。
一、孔子先世流亡之貳說
依《左傳》桓公二年文，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國為華督（即華父督）陷害而死。其後，其子孫遭遇如何，至少到漢代已有兩種不同說法。一派認為孔父嘉死後，直到其重孫孔防叔之時，孔氏方由宋國出奔到魯國；另一派則認為孔父嘉死後，其子木金父即由宋國出奔到魯國。
一般認為，最早提出孔氏由宋奔魯始于孔防叔的古代文獻是《世本》。《世本》成書時間雖難定論，然其書最初成於先秦，保存了大量先秦古說則毫無疑問。據清代王謨所輯本，其文曰：“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1]
司馬遷作《史記》多采《世本》之說，而《史記·孔子世家》又說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2]所以一般認為司馬遷採納的也是《世本》之說，以為孔子先世由宋奔魯始于防叔。
司馬遷之後，東漢人王符所作《潛夫論·志氏姓》與魏人王肅所輯所注《孔子家語》卷十《本姓解》皆承《世本》之說，而《本姓解》的說法與《世本》稍異。據明覆宋刊本，《孔子家語》之文曰：“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3]據《史記》司馬貞《索隱》所引《孔子家語》，其文為：“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也。”[4]可見，《家語》和《世本》對木金父之子的名字所記不同。
至若孔氏由宋奔魯始于木金父之說，就現存文獻來看，始于東漢後期大儒服虔。《左傳》昭公七年載孟釐子之言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5]《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列傳》李賢注引《史記·孔子世家》之文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又引《左傳》昭七年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6]服虔此說與《世本》不同，不知所據何在。然漢儒重師承，服虔之說恐非師心臆撰。服虔之後，晉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魯昭公七年注亦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7]其說不知是承於服虔，還是另有所承。杜預之後，主張孔氏由宋奔魯始于木金父之說者逐漸增多，而說法則或稍為詳細。譬如，《廣韻》卷三“孔”字下注曰：“孔氏至宋孔父嘉，遭華父督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8]又如北宋蘇轍《古史》卷三十一《孔子列傳第八》云：“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郰人。”[9]在這裏，蘇轍指出了木金父奔魯後所居之地，然亦不知其根據何在。至南宋，胡仔《孔子編年》卷一亦曰：“孔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始為陬人。”[10]其說全承蘇轍《古史》，惟“郰”字寫作“陬”。
宋代以降，論及孔子先世流亡之書，或從《世本》之說，或從服虔之說，不必一一列數。惟須提及的是，孔子後世所作家乘之書，於孔子先世流亡之事蹟說法也各有不同。譬如，目今所存孔氏第一部家乘，金時孔元措所撰的《孔氏祖庭廣記》，[11]便承《世本》之說；而後來孔氏之家乘則更樂於接受服虔之說。明弘治年間陳鎬所修《闕里志》卷三《世家志·姓譜》所引《孔庭纂要》即曰：“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為大夫，因家于魯，生祈父。”[12]民國二十六年，孔子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所主俢《孔子世家譜》卷首之《姓源》亦曰：“穆公疾，屬立殤公。十年，太宰華督作亂，欲弑殤公，乃先害孔父。子木（字金父）避華氏之難奔魯，因家焉，為魯大夫。”[13]其文較之服虔注，多木金父“為魯大夫”之說，亦不知何所據也。
二、孔子先世流亡之實際
關於孔子先世的流亡，竊以為《世本》說與服虔說都是對孔子先世流亡實際情況的誤傳。其實際情況是，木金父先出奔到了邾國，而後孔防叔又由邾國流亡到魯國。其說如下。
第一，孔氏出奔當始于木金父。
從華父督這方面說，華父督殺害孔父嘉後，而讓其子木金父繼續留在宋國，並且以士的身份從政，這對於華父督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其可能性較小。從木金父這方面說，華父督既殺其父，又霸佔其父之妻，他又怎麼可能接受華父督的安排，而以士的身份留仕宋國呢？即使他自己願意，宋國人又會如何看待他呢？《周禮·地官·調人》曰：“凡和難，父之仇，避諸海外。”[14]《禮記·檀弓上》亦載孔子之言曰：居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15]“弗與共天下”亦即“避諸海外”，流亡國外之意。依孔子所述，凡居父母之仇，一般的，如果沒有能力報仇於國內，就應當流亡于國之外。復據《孔子家語·本姓解》所載，齊太史子輿嘗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裔，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16]如果木金父在孔父嘉被殺之後，沒有流亡於國外，而是寡廉鮮恥地苟全于仇人之治下，那麼，子輿又如何可以說孔氏“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呢！所以，如果作為齊太史的子輿所言不假，那麼，孔父嘉被害後，木金父也一定應該是流亡到了宋國之外。
又，《左傳》昭公七年載孟釐子之言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那麼，何謂“滅于宋”呢？服虔和杜預以孔氏出亡解之，而王符《潛夫論·志氏姓》則曰：“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于宋。”[17]察《尚書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18]《韓詩外傳》卷八說與之同。若此而言，如孔父嘉遇害後，木金父不出亡，而是“降為士”以祠其先人，則孔氏仍不得曰“滅于宋”矣。
第二，木金父所奔之地並非魯國。
服虔說木金父出奔到了魯國，這是決不可信的。為什麼呢？
因為據《左傳》桓公二年所載，華父督殺害孔父嘉及弑殤公之後，魯、陳、齊、鄭四國為會於稷，不僅沒有討伐華督犯上作亂之罪，反而“為賂故，立華氏”，[19]不僅承認了華督所立的宋莊公，而且共同確立了華氏世為宋卿的地位。尤其魯桓公，還將華督所賄之郜鼎納於太廟，以為炫耀。這樣說來，四國及魯桓公在事實上，完全可以說是華父督殺害孔父嘉的幫兇。木金父若出奔魯國，即使他自己不以此為恥，魯桓公又怎麼會願意接納他呢？另，《論語·衛靈公》載，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20]依齊太史子輿所言，孔氏“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是孔氏乃以“德讓”為其處世之道。而依《左傳》所載，魯桓公其人，弑其賢兄隱公以自立，於“德讓”之道可謂水火不容。木金父如堅持孔氏處世之道，恐怕是不會出奔到魯國的；而魯桓公若接納以“德讓”精神傳世的孔氏子孫木金父在自己身邊，豈不也是自討無趣？
第三，木金父所奔之地為邾國。
現在主張孔氏出奔始于木金父的人，都喜歡說木金父出奔到魯國後，居住在郰邑。這實際上是繼承了蘇轍《古史》中的說法。不過，如果蘇轍說木金父“始為郰人”成立的話，那麼他所奔之國就不會是魯國，而只能是邾國。因為，很顯然，蘇轍說木金父“始為郰人”，這是就後來孔子之父郰人紇嘗為郰邑大夫，[21]而孔子又生於鄹，被稱為“鄹人之子”而言。[22]所以，這裏的“郰”指的也就應當是郰人紇所治的郰邑，亦即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說的孔子的出生地“魯昌平鄉，陬邑。”[23]不過，這個郰邑，在木金父出奔之時，卻還並不屬於魯國。按一般的看法，郰邑原屬邾國，至於其何時為魯國所得，則論之者鮮。《左傳》魯僖公三十三年，經文曰：“公伐邾，取訾婁。”《公羊傳》經文為：“公伐邾婁，取叢。”據阮元《校勘記》，“叢”字或記作“菆”，或記作“鄒”，或記作“訾樓”。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訾婁’，《糓梁》作‘訾樓’，《公羊》作‘叢’。婁、樓音同。叢從取聲，取、鄒古音同，則叢為其合音也。”[24]鄒、郰，古亦同音，所以，竊疑訾婁亦即郰邑，郰邑歸魯，當在是年。關於訾婁與郰邑之關係，王獻唐先生亦嘗著文指出：
訾婁所在，故書類未言及，案即孔子所生之陬邑也。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字亦作鄹（論語或人稱孔子為鄹人之子。），[25]作郰（左傳稱叔梁公為郰人紇。）同音通用。今鄒縣東北五十里尼山之前有昌平山，漢之昌平鄉在其附近。闕里文獻攷，鄒縣舊志，謂即今之魯原村，村固在尼山昌平兩山之間也（魯原村有三，今東魯原圯于沂水，南魯原僅數椽，惟西魯原尚存。漢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鄒志或曰魯原，即魯親之轉。）。左傳杜注，以郰邑為魯縣東南莝城，鄒志因謂今昌平山南有村名長莎，莎莝音之轉，續山東攷古錄，則謂莝為鄒轉。要之古陬邑，固在鄒縣昌平附近，今之昌平鄉區也。陬鄹郰三字，與叢婁樓古讀皆如鄒，同音通用，知公羊之叢鄒，左傳之婁，糓梁之樓，即史之陬，論語之鄹，左傳之郰。其地東北兩面界魯，故為魯取，實邾之故邑也。孔子生時，地已歸魯，故為魯人。寰宇記，故邾城無濠塹，在曲阜東南（今本訛作東北，據續山東攷古錄。）十里，又謂鄒城叔梁紇所治邑，漢為縣。又曰南平陽縣，今廢城存，非是。說見續山東攷古錄。括地志，故鄒城在泗水縣西南（或訛東南）六十里，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有尼邱山，紀要謂寰宇記之古邾城即莝城。據上證知，漢之鄒縣故城，在今昌平鄉。鄒陬同音，名縣以鄒，本從陬起。鄒山之義，原出邾婁，邾婁即鄒，鄒即陬，更可知訾婁歸魯以後，曾為叔梁食邑也。……訾婁為連綿語，可單謂之訾，亦可單謂之婁，猶邾婁之稱邾稱婁，……魯之陬邑，即用婁之單名，地雖歸魯，仍沿舊稱。……邾婁亦即訾婁。訾婁本以語音得名（說詳春秋邾分三國攷。），揣音舉字，初無一定，猶晉唐梵語及近代譯音，但取聲近字或別署。若是訾婁下邑，何以亦用邾之國號？曰訾婁故邑，殆為邾婁族人初遷之地，人作訾婁語音，因名其族曰訾婁，其所居之地，亦曰訾婁，……邾都初本在此，後又別遷，復從所遷之地遷繹。[26]
王獻唐先生還從出土器物以伸其說，其論鑿鑿，茲不備舉。要之，可以確信，在木金父出奔之際，郰邑還屬邾國，而且當時還很有可能就是邾之都城，所以，如果，木金父果真如蘇轍所言“始為郰人”，那麼，他一定是從宋國出奔到了邾國，而不是魯國。
第四，木金父奔邾誤傳為奔魯的原因。
aaa木金父奔邾誤傳為奔魯，其原因蓋有三點：郰與魯，地相近，一也；郰邑後為魯取，二也；木金父奔魯之際，邾尚是魯之附庸，三也。《春秋》隱公元年，經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云：“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杜預註曰：“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27]《糓梁傳》云：“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晉范寧《集解》曰：“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28]依杜氏、范氏所解，《左傳》和《糓梁》所謂“未王命”，“未爵命于周”，都是說在邾儀父與魯隱公盟會之時，邾還只是附庸國，而不是周的諸侯國。那麼，邾國當時又是誰的附庸呢？清婁一均修，周翼等纂《鄒縣誌》卷一上《國君誌》曰：“武王克商，封（曹挾）於邾，為魯附庸。傳十二世為儀父克，始見於春秋。”[29]另，《公羊傳》隱公元年，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 顯然，《公羊傳》對經文褒贊邾儀父原因的解釋較杜預注為長。不過，什麼又是“漸進”呢？《禮記·王制》曰：“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注曰：“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30]可見，所謂“漸進”應是指邾國通過結好魯國而通名于天子及列國。所以，這樣看來，邾國在當時確實做過魯國的附庸，周翼之說可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元年經注亦以邾國為魯之附庸。[31]不過，邾與魯的附庸關係又持續到何時呢？《春秋》魯莊公十六年，經曰：“邾子克卒。”《糓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范甯《集解》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其進爵。”[32]明胡繼光所修《鄒志》卷一《君蹟誌》曰：“（魯莊公）十五年秋，(邾儀父)從齊侯為宋伐郳。（齊）桓公請王命，進邾爵為子，後九年革之。”[33] 周翼等所纂《鄒縣誌》卷一上《國君誌》說法與之同。可見，在齊桓公稱霸之前，邾國很可能還處在附庸于魯國的狀態，未曾列為諸侯。所以，在魯桓公二年，孔父嘉被害後，木金父流亡到邾國之時，其奔邾之事，或者不曾通報給列國，故而史多闕載；或者因邾尚附庸于魯，故而奔邾被傳說成奔魯。
第五，木金父奔邾後孔氏之職位。
木金父奔郰後，孔氏所受禮遇如何呢？
竊以為木金父奔邾後，至少應被待以大夫之位。因為在周代，一國貴族用事于外國是有一定的禮法規範的。譬如，據《國語·晉語八》載：“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34]由是而言，一國所當給予外來貴族的爵祿應與其在其所原屬之國同。不過，若依《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所述之禮，則一國貴族用事于外國時：“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35]換言之，以禮去國者，位降一等；以罪去國者，視其罪之輕重而定其位之所降。孔氏在宋國本來自弗父何以下是“世為宋卿”的，[36]如果不是華父督作亂，木金父在宋國也有可能世襲為卿，所以，木金父如果出奔到邾國，邾國之君即使因為他不曾真正繼任為卿而不給予他卿的爵祿，至少也應該給予木金父以大夫之位。而按《禮記·王制》所述：“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37]如此推論起來，小國的上大夫頂多也就只能相當於大國的上士了。那麼，宋與邾又孰大孰小呢？宋是殷之後，于周為客，見天子用敵禮，自然應當算作大國。[38]又據《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文，晉人使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39]若此說來，邾國當時頂多還只能算作是小國，而且因為“夷也”，與諸侯論位，甚至還要低小國一等。所以，木金父在邾國即使爵位為卿，那么，換算起來，其爵位與孔氏在宋國原應有的爵位相比，自然也可以說是降而為士了。這大概就是孔父嘉為華督殺害後，《世本》所謂：“木金父降為士”一說的由來。同時，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木金父所奔之地不是邾國，而是魯國，而且如孔氏家乘所言，“為魯大夫”，那麼，木金父在孔父嘉遇害後降而為士的傳說顯然無法解釋。因為魯國與宋國顯系匹敵之國，不能以大小相論。《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叔孫豹曾表示：“宋、衛，吾匹也。”[40]是可為證。
aa孔氏奔邾後所受職位，我們也可以從孔子先世所用名字方面找到一些線索。王謨等四家所輯《世本》皆曰：“木金父生祁父”。《毛詩正義》卷二十孔疏所引《世本》亦作“祁父”。清鄭環所作《孔子世家攷》卷一引《孔子家語》曰：“金父生睪夷”。又為注曰：“《左傳》疏引《家語·本姓篇》作‘皋夷父’，今本及闕里本作‘睪夷父’。《世本》無‘皋夷’，有‘祁父’。當名‘皋’而字‘祁父’或‘夷父’也。‘祁’，一作‘祈’，按當作‘圻’。”[41]清人陳敬基《至聖先師世系攷》亦曰：“嘉字孔父,……孔父生木，木字金父，生睪，睪字夷父，或作祈父。”[42]民國時，孔德成所俢《孔子世家譜》卷首之《姓源》亦以睪夷或字夷父，或字祈父。鄭氏、陳氏以“夷父”為睪之字也良是，惟一人不當有二字。所謂“祁父”或“祈父”當即“圻父”，乃睪夷之官名。《詩·小雅》有詩曰《祈父》，《毛傳》曰：“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又曰：“祈父，司馬也，職封圻之兵甲。”[43]《尚書·酒誥》曰：“若壽圻父”。偽孔傳曰：“圻父，司馬。”孔穎達疏云：“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44]如此而言，則睪夷父嘗為邾之司馬矣。孔父嘉既曾為宋之大司馬多年，蓋其子孫因之亦習於軍事，故奔邾二世而得為司馬。
第六，孔氏流亡到魯國的時間及原因。
木金父奔邾之後，孔氏又何時流亡到魯國呢？
仔細推敲起來，孔氏由邾流亡到魯國應該最有可能始于防叔。因為若非如此，就很難解釋孔氏由宋國奔魯始于孔防叔這一誤傳由來的原因。同時，從孔氏先人名字來看，依《孔子家語》之說，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據《左傳》襄公十年，叔梁紇又稱郰人紇。顯而易見，孔氏先人的稱呼多來自所居地名。譬如，防叔，防邑也；郰人，郰邑也；丘字仲尼，尼丘山也。依此而言，竊疑睪夷與伯夏之稱夷也、夏也，亦由居地而得。睪夷字夷父，前文已述；至如伯夏，《孔子世家譜》卷首之《姓源》以夏為字，若以孔子名丘字仲尼例之，則以夏為字之說不誤。《禮記·曲禮上》曰：“男子二十，冠而字。”[45]復依《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文，叔孫婼嘗曰：“邾又夷也。”蓋睪夷冠於奔邾之後，故木金父乃字之曰夷；至如伯夏，蓋冠于奔魯之後，魯，諸夏也，故孔防叔乃字之以夏。字之以夷者、夏者，明孔氏居地之所遷也。若此說成立，睪夷實冠於邾，則防叔必生於邾，而防叔由宋奔魯之說亦可休矣。
不過，如果孔氏由邾流亡到魯國始于防叔，那麼，防叔奔魯又在何時呢？如果我們認為，魯僖公三十三年，訾婁為魯所得之後，孔氏因而轉為居魯之人，並為魯國所用，那自然並無不可。不過，從魯桓公二年木金父從宋國出奔到邾國，再到魯僖公三十三年訾婁為魯所得，時隔八十三年，如果孔氏亡仕邾國有如是之久，那麼，也就不大可能產生防叔由宋奔魯的誤說。所以，竊疑防叔由邾遷居魯國當早於此時，而孔氏臣仕邾國的時間可能也並不很長。
關於防叔奔魯的時間及原因，《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很顯然，《世本》所說的“為華氏所逼”並不是指華督殺害孔父一事，而當是指孔父死後，華氏對孔氏的繼續的迫害。清江永秉承《世本》之說，其所作《鄉黨圖攷》卷二《聖跡·先世攷》就指出：“防叔為孔父曾孫，其避華氏之禍，非謂桓二年華督殺孔父之時也。莊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所殺，其後華氏仍為強族，防叔為華氏所逼，後來事耳。”[46]其說甚可參攷，不過，我們要糾正的是，孔氏由宋國出奔並不在防叔之時；孔父嘉死後，孔氏受到華氏的繼續的逼迫也並不是在宋國，而是在邾國；並且，防叔受華氏之逼而奔魯，也不一定要在華督被殺之後很久才能發生。因為據《左傳》昭七年孟釐子之言，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嘗佐戴、武、宣三君，而依《史記·宋微子世家》之紀年，宋戴公在位三十四年，武公十八年，宣公十九年，穆公九年，殤公十年，莊公十九年，湣公十一年。如果正考父在戴公初年出仕，而孔父又是其長子的話，那麼到殤公十年，孔父為華督所害之時，孔父的年齡已經很大不是沒有可能。即使他當時尚未見及其曾孫出世，但見及其孫睪夷出世則未嘗沒有可能。而到宋湣公十年，華督為南宮萬所殺之時，孔防叔已出世，亦並非沒有可能。並且，如果我們以睪夷行冠禮於奔邾之年，且次年即娶妻生子，那麼，到華督為南宮萬所殺之時，防叔的年齡甚至可達二十七歲呢！所以，即使說孔防叔在邾國為華督所逼而不得不奔魯，在時間上，亦未嘗沒有可能。
不過，孔氏奔邾之後，受到來自故國的華氏的逼迫有沒有線索可尋呢？
當然是有的。《春秋》桓公十七年，經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又曰：“秋，……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云：“伐邾，宋志也。”杜預注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47]讓人不解的是，邾、宋爭疆和魯國有什麼關係，以至於魯桓公竟然背信棄義，助宋伐邾呢？如果我們瞭解到孔氏奔邾後，睪夷曾經任職為司馬，那麼魯桓公助宋伐邾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因為邾、宋的戰爭雖因爭疆而起，但誰又敢保證當時可能已是邾國司馬的睪夷沒有借此為先人報仇雪恨的願望呢？此前十五年，當華督殺害孔父的時候，桓公為了一鼎之賄，早就已經充當了華督的幫兇，導致孔氏滅于宋。孔氏後人因此對於桓公的憤怒之情恐怕並不會亞于對華督的憎恨。《春秋》桓公八年，經曰：“秋，伐邾婁。”[48]三傳於此役俱無說辭。竊疑其事即與桓公和孔氏有關，孔子修《春秋》，畏大人，故不肯明言其情。至於桓公十七年邾與魯盟，蓋是時邾已憂心宋人華督來討，恐魯助宋，故為此盟。桓公本愧對孔氏，自然也樂於通過和邾的盟會來與用事于邾的孔氏取得一定的諒解，化干戈而為玉帛。但是，邾之與魯，地相鄰也。邾強則魯弱，其勢不能兩存，況且孔氏之志究竟難測，邾若得勝，魯之害也。這大概就是魯桓公不惜背盟以助宋伐邾的原因所在。
總而言之，不管防叔奔魯在華督生前也好，在華督死後也好，由於邾與宋，國境相接，華氏又長期為宋之強族，所以，孔氏即使奔邾之後，也會很容易受到來自宋國華氏的逼迫，這是毫無疑問的。《孔叢子》卷二《居衛第七》記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49]宋君既然駕而救子思，說明所謂“世有仇”，顯然並非是說宋國與孔氏有仇，而應是樂氏與孔氏有仇。不過，樂氏怎麼會與孔氏“世有仇”呢？《左傳》文公七年孔穎達正義引《世本》曰：“戴公生樂甫術，術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50]可見，宋之樂氏本與華氏同出於宋戴公，樂氏所謂與孔氏“世有仇”當是就樂氏與華氏皆出於戴公而言，其所謂“世有仇”應當是指華氏與孔氏有累世之仇。這樣說來，在孔父嘉遇害，木金父奔邾之後，孔氏確實很可能受到了來自華氏的累世不斷的逼迫。木金父和睪夷父死于來自華氏的征伐與迫害並非完全沒有可能，而防叔由宋遷魯亦未嘗不可說成是“避華氏之禍”或“畏華氏之逼”也。
孔防叔“畏華氏之逼”，由邾而奔魯，就時間來講，發生在華督被殺之前的可能性並非沒有，不過，若綜合其他因素來看，防叔奔魯卻以華督被殺之後的兩三年內最有可能。為什麼這樣說呢？一來，華督雖死，華氏仍為宋之強族，依然有力量脅迫孔氏；二來，華督被殺後，彼時邾儀父依附齊桓公稱霸的策略，開始改變和宋國長期敵對的關係。譬如，依《左傳》莊十三年載，邾儀父曾參加齊桓公主持的北杏之會，事實上支持了宋國戴、武、宣、穆、莊之族對南宮萬的打擊，而南宮萬之殺華父督，實際上卻等於是幫孔氏報了滅族之仇。又，魯莊公十五年春，邾儀父甚至還幫助宋人伐郳。值得注意的是，邾儀父晚年的這些舉措還不僅僅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因為細讀《左傳》莊十三年以後之文，任何人都不難發現，此後至少到魯僖公三十三年，訾婁為魯所得，邾和宋之間不僅未嘗爆發過任何戰事，而且邾文公甚至於傾力協助宋襄公爭霸天下。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這樣一段時間裏，邾魯之間卻是戰事連綿不絕。由此可見，邾儀父晚年親宋的舉措完全是國家發展的一次戰略性調整。只不過邾人親宋的這樣一種戰略性轉變，顯然會使得宋國華氏或者戴公之族的力量能夠更加容易地滲透到邾國之內，孔氏在邾國的存在也就因此而變得有些微妙和尷尬。蓋其時睪夷已死，防叔尚幼，孔氏之力固不足以阻止儀父親宋，故防叔恐為所害，懼而奔魯也。
第七，孔氏流亡到魯國後所受之待遇。
孔防叔由邾奔魯，從宋國方面說，是畏華氏之逼；從邾國方面說，是擔心邾親于宋，於己不利；而從魯國方面來說，其時桓公已死多年，魯君為莊公。依《公羊傳》莊公十二年宋萬所言，則“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51]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魯桓公二年，臧哀伯曾經批評桓公接受華父督的賄賂且納之於太廟的錯誤做法，事實上，對孔氏是持同情之態度的。而依《左傳》莊公十一年文，是年臧孫達，即臧哀伯猶在。蓋莊公十五年、十六年，臧孫達猶在，而防叔奔魯者，或渴望能得到臧孫的庇護，興孔氏于魯也。
防叔奔魯之後，依《世本》說，曾“為防大夫，故曰防叔。”諸家於此無異說。不過，值得探討的是，防叔當時所任的是公邑大夫呢，還是私邑大夫呢？鄭環《孔子世家攷》卷一既引《世本》防叔“為防大夫”之說，復曰：“防，邑名。魯有東、西防，此當為東防，在今袞州府費縣東北。禮，士為公邑宰別於家臣，稱大夫。”[52]如此說來，《世本》既稱防叔為大夫，則防叔所充任的顯然是公邑大夫了。不過，鄭環所言未必可靠。《論語·憲問》載：“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劉寶楠《正義》曰：“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為大夫，次亦為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僎，明僎為家臣中之為大夫者”[53]由此觀之，則家臣未必不可以稱為大夫。鄭環又言，孔父奔魯之時，魯已有東、西二防。東防，魯隱公九年已見於《春秋》，西防，原為宋地，據《春秋》隱公十年文可知，是時西防亦已為魯人所得。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隱公九年注曰：“東防，……世為臧氏食邑。”[54]臧氏乃臧僖伯之後也。王謨所輯《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驅，驅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55]《左傳》隱公五年孔疏曰：“僖伯名驅，字子臧。……諡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為諡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56]由是而言，則臧氏得氏始于伯氏缾。又據《左傳》隱八年，眾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57]可知，命氏之時蓋亦授土，故當伯氏缾以臧為氏之時，恐東防亦已為臧氏家邑。而防叔奔魯，時間最有可能發生在魯莊公十六年之後不久，據《左傳》莊公十一年文，彼時伯氏缾之子臧文仲已經出來議論政事，可知當時東防必已為臧氏邑。鄭環既以防叔所治邑為東防，則防叔當時必為私邑大夫，而非公邑大夫也。
防叔之後，其子伯夏事蹟流傳絕少，無從攷證。至若防叔之孫叔梁紇的事蹟，《左傳》襄公十年文說他曾經隨孟獻子戰于偪陽，以勇力聞于諸侯。而《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又說他曾經幫助臧文仲的兒子臧武仲鎮守防邑，表現得也是非常的勇敢與忠誠。從這條傳文來看，孔氏和臧氏關係非常之密切，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防叔奔魯之後，所充當的的確很可能還只是臧孫的家宰。又據《孔子家語·本姓解》所載顏父之言：“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云云可知，[58]叔梁紇曾經做過陬邑的大夫，而他的父親伯夏和祖父防叔在魯國的爵位不過相當於士而已。孔氏後世家乘，往往喜歡說防叔奔魯之後，“為魯大夫”，那只不過是溢美先祖之詞，並不可信。
第八，孔子對華督之亂的批評與態度。
作為春秋末期最為博學的思想家，又生活在一個特別重視先祖之道的時代，如果說孔子對自己先祖的遭遇不曾認真地作過瞭解，那顯然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孔子不會，也不應該是一個數典而忘祖的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臨終有“予始，殷人也”的歎息，《孔子家語·終記解》及《禮記·檀弓上》亦有類似的記載。可見孔子對於自己的先祖不僅是瞭解的，而且還具有一種極為深沉的情感。那麼，對於自己先祖的不幸遭遇，孔子有沒有留下什麼評論呢？竊以為有之，只是學者們歷來不甚注意而已。《論語·陽貨篇》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這段子曰表達的實際上就是孔子對華督亂宋一事的深惡痛絕的態度。只是孔子有三畏，畏大人而不願明言之罷了。“惡紫之奪朱”者，惡魯桓公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二十引孔注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劉氏又引《禮記·玉藻》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59]可知，孔子的這句話很可能是就魯桓公而發。《論語·鄉黨》皇侃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為紫，紫為北方間也。”[60]又《說苑·修文》載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61]由此而言，在色彩的象徵意義上，玄為殺伐，紫為亂常。依《左傳》隱十一年及桓公二年文，魯桓公之為人君也，於內，惑于羽父之言，弑兄自立；于外，貪宋郜鼎之賄，興惡滅賢。孔子言“紫之奪朱”蓋即暗示桓公上述悖禮亂常之事。至於“惡鄭聲之亂雅樂”者，惡鄭莊公也。依《左傳》隱公元年文，鄭莊公之為人也，既逐其弟大叔，復以其母偏私大叔而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乃納穎考叔之言，與其母掘地為隧而見。莊公入隧而賦詩曰：“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其母出隧而賦詩曰：“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62]此所謂“鄭聲”也。《毛詩序》曰：“雅者，正也。”又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63]鄭莊公既攻逐其弟，復怨疏其母，事後不思自責，反為隧賦詩以飾之，大隧之中，何樂之有！ 謂之“亂雅樂也”，不亦宜乎？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桓公二年，經曰：“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64]所謂鄭伯，鄭莊公也。是鄭莊公不僅“亂雅”于國之內，亦且亂之于國之外也。至於“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華督也。依《左傳》桓公元年及二年文，華督之欲殺孔父，本為貪戀孔父之妻的美色，但他在發動叛亂前，卻假公濟私，在宋國造謠惑眾，將宋殤公十年十一戰的責任完全推到孔父的身上，並因民怨，殺孔父而弑殤公。是華督之行，豈非“利口之覆邦家者”乎！所以，我認為孔子的這一段話，實際上就是在表達他對華督亂宋，而諸侯助督為虐的痛惡。只是他說得過於委婉，所以歷來學者竟未嘗加以注意。
三、孔子還鄉傳說之釋疑
攷證孔子先世流亡的事蹟，還不能不談到孔子還鄉的傳說。因為明代以來不少人誤認為孔子的祖籍在今河南省夏邑縣，並且認為孔子的先祖從正考父到睪夷父都居住和安葬在這裏。由於夏邑在春秋時屬于宋國，而睪夷父既然安葬于此，那麼，如此說來，孔氏從宋國出奔，當然應該只能始于防叔。所以，對於孔子的祖籍以及孔子還鄉的傳說，我們還不能不稍加論證。不過，這種論證的結果，卻只能證明孔子先世從宋國出奔的確始于木金父。
第一，孔子還鄉的傳說並非無典可攷。
一般認為，孔子還鄉還只是個傳說，並無典籍可攷。其實不然。《史記·孔子世家》曾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為簡子所殺，於是臨河而歎，“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其事又見於《孔叢子》卷二之《記問第五》以及《孔子家語·困誓第二十二》，只是《家語》作《槃操》，不作《陬操》，王肅注曰：“槃操，琴曲名也。”[65]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史記》的這則傳文，司馬貞《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66]那麼，這個“陬鄉”既然不是孔子出生的故鄉，又是指那裏呢？竊以為這個“鄉”只能是指孔子的祖籍，或者說，指孔氏從宋國出奔前所食之采邑。就此而言，則孔子還鄉之說不為無據。
第二，《陬操》之陬即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鎮。
《春秋》襄公十年，經曰：“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竊疑此“柤”即孔子所“還息乎陬鄉”的“陬鄉”。杜預《集解》曰：“柤，楚地。”其說不確。是時，晉、楚方爭而晉率諸侯會吳于楚地，必無是理。阮元《校勘記》引《水經注》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67]清江永《春秋地理攷實》卷二亦以京氏所言為是。據京相璠所言，則柤又名柤口城，稱為“柤”，語之省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柤，莊加反。”依《廣韻》，口，苦後切，上聲，厚韻，溪紐；陬，側鳩切，平聲，尤韻，莊紐。復依王力先生所主編的《古代漢語》，上古音中，口、厚、陬三個字同屬“侯”部。[68]由是而言，柤與陬同紐，口與陬韻通。柤與口連讀相切，則音與陬正相同。故疑孔子所還“陬”鄉之“陬”，蓋即柤口之合音也。
又，《漢書·地理志第八上》：“沛郡酂”。顏師古注曰：“此縣本為虘阝，……中古以來，借酂字為之耳。”[69]清岳廷楷主修，胡贊采等所纂《永城縣誌》卷十四《古跡》亦曰：“酂縣城，在酂縣鄉。漢置縣，屬沛郡。城東有蕭何廟及造律台，為何造令處。今台基、廟墓猶存。舊志云，酂音嵯，為漢高封何之食邑。……《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於虘阝。《水經注》吳本作酃，誤。《左傳》皆作會於柤。古文，柤作都，應劭讀作嵯。”[70]近人錢穆《史記地名攷》卷十六《梁宋地名》亦以漢代沛郡之酂縣為《春秋》襄十年所載之“柤”。[71]從字形上看，虘阝字與柤字皆得聲於“且”字，古音應諧。地名記為柤、為虘阝，音同而字異也。蓋至秦漢之時，復以酂之與虘阝形似音近，而誤記為酂。至於《家語》中《陬操》作《槃操》者，柤口合音為“陬”。《孔叢子》中“陬”作“鄹”。[72]依《廣韻》，鄹有二音，一為側鳩切；一為辭纂切，上聲，緩韻，邪紐；而槃為薄官切，平聲，桓韻，並紐。依王力先生所主編的《古代漢語》，上古音中，桓與緩同屬“元”部，[73]故《陬操》又傳為《槃操》者，蓋為鄹之旁轉所致。
要之，孔子所還之“陬”鄉，蓋即春秋時宋國之柤（虘阝），至秦漢之際而稱酂設縣，屬沛郡。元代以後併入永城，其地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鎮。
第三，孔子祖籍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鎮。
孔子祖籍在今河南省永城市酂城鎮。其證據有二：
一來，1929年，在永城縣古城西三里道口，曾出土一古碑。碑上有豎排陰文曰：“孔子先代弗父何、宋父周、世子勝、正考父、孔父嘉故里。”碑左上方又鐫刻曰：“墓在邑西南龍亢縣”。其碑文書體為森嚴而又蒼勁的唐楷。從龍亢的稱謂、碑體的風化程度以及書體的風格，一般認為此碑很可能立于唐代至明代之間。[74]據胡贊采等纂《永城縣誌》卷五《建制》所載，龍亢，東漢明帝時始立為縣，屬沛郡。晉時併入酂縣。[75]該志卷十四《古跡》又云：“龍亢城，在縣南四十五里。”[76]龍亢在晉代併入酂縣後，其建制又多有變化。民國初，改名龍崗，隸屬永城至今，今永城龍崗鄉是也。
二來，依古之方志，孔子先祖墳墓亦在永城。譬如，胡贊采等所纂《永城縣誌》卷十四《古跡》即云：“孔子五代先塋，在酂縣之龍亢集南。”[77]所謂酂縣，即今永城市酂城鎮，在今永城市西南五十里。
綜上可知，孔子五代先祖之墓皆在今永城市酂城鎮附近，既然如此，那麼，孔子先祖的采邑當然也該在今永城市境內才對。復依上文對孔子所謂“還息乎陬鄉”的分析，孔子的祖籍，或者說其祖先的采邑當然就應該在今永城市酂城鎮，而不當在別處。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永城碑文和縣誌可知，孔子先世中，只有自弗父何到孔父嘉這五代先人埋葬於酂台之龍亢，換言之，孔子先祖中，木金父與睪夷父卻並不埋葬在自己的家邑。這說明什麼呢？當然只能說明，孔氏從宋國出奔，最有可能始于木金父。因為孔父遇害後，木金父與睪夷父如果還留在宋國的話，他們沒有什麼理由不安葬於家邑之中。令人奇怪的是，胡贊采等所纂《永城縣誌》卷十六《人物志》之《名賢》篇，一面指出孔子五代先祖之墓在此，一面卻承襲孔氏出奔始于防叔之說；但是，對木金父和睪夷父墓不在此，他們卻又不能夠作出任何解釋。蓋未細思量也。
第四，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說的由來。
夏邑被誤認為是孔子先世的采邑，不知始於何時。相傳，今夏邑縣城北六公里王公樓村，曾建有所謂孔子還鄉祠，後來屢有興廢，今之所存，已非古制。還鄉祠始建於何時，已難攷證。明嘉靖年間鄭相主修，黃虎臣等人所纂《夏邑縣誌》已說不能知其建於何時。今人或曰始建于唐代，或曰始建于宋真宗時，也只是疑以傳疑。不過，如果還鄉祠果真建于宋真宗時，且建于夏邑，則此一誤會亦可謂始于宋時。如果只是就傳世文獻來說，那麼，還只是自明清以來，在與夏邑有關的文章與方志中，我們才能看到孔子祖籍在夏邑的這樣一種強烈的主張。
夏邑被誤認為是孔子的祖籍，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來，酂縣（柤）本處永城和夏邑之間，且孔子先世墳塋葬在酂縣西北，其地較酂縣城又更近于夏邑，孔子赴酂還鄉，路經夏邑，或祭祖之後，又至夏邑駐足休息或講學，都不是不可能的事，而這些事蹟亦足以讓後人誤把夏邑當成是孔子的祖籍，且建祠築壇，加以紀念。
二來，金代中葉，孔子先世墳塋曾被人由酂遷至夏邑，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說，因此而益張。
aa譬如，清雍正時所修《河南通志·陵墓》嘗云：“孔氏先塋，在夏邑縣城北還鄉里，自酂台龍堽遷此，碑碣俱存。”[78]酂即指酂縣城。其東南隅古有一高臺，即所謂酂台也。又，據黃虎臣等人所纂《夏邑縣誌》卷一《地理志·塚墓》，夏邑縣之孔氏先塋，其地在“縣北還鄉里。自酂台龍堽遷於此。墓平碑斷，有塋碑記。知縣鄭相、邑人丁鵬程有詩。”[79]據該縣誌卷八《藝文志》，
鄭相詩《還鄉祠》曰：
還鄉遺跡舊，聖轍邈難尋。芳塚惟丘壟，孤祠祗寺林。
派演酂台遠，光流栗邑陰。斯文餘韻在，千古有知音。
丁鵬程詩《孔氏先塋》曰：
毓秀尼山地，靈源肇此鄉。斯文元不喪，微祀自延長。
墓古今何在？碑沉良可傷。遺編空載志，誰復奏明光。[80]
從鄭氏與丁氏的詩歌來看，當時修縣誌的人都相信孔氏先塋是從酂台遷移而來。從丁鵬程的詩還可以知道，由於孔氏先塋早已“墓平碑斷”，當明代嘉靖之時，修志的人已經不能明曉孔氏先塋的確切位置了。再看該縣誌卷一《地理志·塚墓》，修志者且評曰：
按傳記，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曾孫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逮孔嘉父為宋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越五世而生孔子。故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蓋指正考父為聖人。我夏邑，古宋地也。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說者謂孔子自魯至宋，過此而祠其先君，名其里曰還鄉。至金，七十三代孫出酂台龍堽之祖來塟於還鄉里。塋有祭田，墓有碑記。弘治初年，里人始碎其碑，以沉於河。此其大略也。[81]
從這段評論，首先可知，當明代嘉靖之時，修志之人猶未敢斷言夏邑為孔子之祖籍，只是懷疑弗父何與正考父的墳墓在此。而我們從《永城縣誌》已知，孔子先世從弗父何直到孔父嘉都安葬於酂台之龍亢集南，原並不在此。其次可知，當明代嘉靖之時，夏邑縣修志之人猶在主張孔氏由宋出奔始于木金父之說。再次可知，明弘治年間，已有邑人對碑文所記內容不滿而沉之于河。為什麼不滿呢？
今據黃虎臣等人所纂《夏邑縣誌》卷八之《藝文志》，節錄已失作者名姓的金代《孔氏先塋墓碑記》的部分內容如下：
切以兩儀之間，惟人最靈。……按姓譜，湯殷之後，至宋孔嘉父遭華父叔之難，其子奔魯。故孔子生於魯，望曰魯國。第四院，下七十三代賢孫，本貫酂台。近西稍北龍堽原有塋。出祖，遷於下邑北還鄉里。久住年深，召山水之麗，卜立新墳一所，照住宅西北百步有餘。其地土色純備，東有靈祠之廟，西臨古墿之塗。巍巍乎，孟嘗稍前；洋洋乎，運水沖後。於歲辛卯，大小諸靈，奉遷於此。有祖曰：“二翁受到大金國勑劄，充鹿邑縣尹。年高而終，有賢孫三人，長曰福德，素慎行止，鄉人所敬。受到大王令，嘗管領洛南濱穎兩處鷹房提領，懸符掛印，忠孝兩全，非常人也。圍困襄樊，獲其大功。受到萬戶府百戶。後渡江數次征廣，諸處相持，獨顯功能。後受中書省勑劄。次曰六郎，勇智過人，萬戶府以能幹用。次曰七郎，幼而溫敏，長而英特。諸處征戰，累累成功。受元帥府百戶勑劄，悉勝其任也。溫柔賢善，謀略幽深。一日乘閑，共議枝戚，同心協力，礱石記錄，稱揚光榮。嗚呼！為子孫其監可乎！為之銘曰：“魯國源流，望出光祖。里曰還鄉，保家爰處。業紹增隆，遺風善舉。成禮塟之，嚴肅塋所。……合家孝廉，自天所佑。”[82]
這篇碑文，亦見於民國九年黎德芬等所修《夏邑縣誌》卷一《地理志·陵墓》，修志者且曰：“記中多脫落費解處。舊志所載，無可攷證，存以備攷。”[83]其說甚是，今強解之如下。
首先，碑記所言孔裔世系有誤。
碑記中說，遷墓之人為孔子“下七十三代賢孫”，這是決不可信的。因為到金據北土之際，孔氏也只不過繁衍到四十幾世。除非作碑記的人是從商湯開始計算孔氏世次，否則，孔氏到金代絕不會已繁衍到七十三世。蓋明人抄錄碑文之時，碑文已經磨滅難識而訛成此誤。“七”蓋“四”之偽也。且碑記之中，“華父叔”亦當作“華父督”。
其次，碑文的作者當出於偽孔。
據民國二十六年，孔子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主俢《孔子世家譜》卷首《偽孔辯》所載：南朝劉宋元嘉十九年（西元442年），嘗撥魯郡上民五戶給孔氏，以供灑掃孔子墓。其中一戶因改隨主姓，名孔景。至五代後梁乾化三年（西元913年）時，孔景之後裔孔末，乘時之亂，殺害孔子第42代長孫孔光嗣，且取而代之。至後唐中，孔末被孔氏族人告發且處死，孔光嗣之子孔仁玉始主奉孔子祀事，後又襲封為文宣公。趙宋建立後，孔仁玉後裔均同居于孔廟內，稱為“內院”，世稱“真孔”。孔景之後遂稱為“外院”，世稱“偽孔”。由於內院孔仁玉的五位曾孫劃分為五位，即襲封位、中散位、侍郎位、中舍位以及博士位，故外院亦別其子孫為五系，稱為五院，依次為宅上院，為小薛社民；洙泗院，為張陽社民；駕部院，為西隅社民；文登院，為東忠社民；三傳院，為西忠社民。由於孔末之後，外院不斷禍害內院，雙方結成世仇。因此，外院事蹟，内院多不记录，故外院伪孔之事，世所罕知。[84]由於碑文中說遷墓者為“第四院”賢孫，則遷墓者為偽孔文登院後裔，明矣。
再次，偽孔所遷之墳當有孔子先世在內。
碑記云：“酂台，近西稍北龍堽原有塋”，所言孔氏先塋的位置與永城古碑及《永城縣誌》所記孔子五代先祖塋墓的位置正相同。至于“龍亢”稱為“龍堽”者，堽即岡也，與亢同音，龍亢即龍堽無疑。又碑記中言及偽孔四人，惟言“二翁”過世，未言其孫孔福德三人之死生。揣其“乘閑共議”之文，似三人當時不僅在世，且遷墳之事亦三人所謀劃。如是而言，则偽孔所遷之墳，當中自應有孔子五代先人。因為碑記中言及遷墳的情況是“大小諸靈，奉遷於此”，如惟“二翁”一人，則如何可言所遷者為“大小諸靈”呢？同時，據此亦可知1929年永城所出孔子先祖故里碑至少當立碑于金代孔氏先塋被遷之前。
再者，記中“出祖”與“光祖”的“祖”疑當作“柤”。
碑文之中，有所謂“出祖”、“有祖”以及“望出光祖”，其義難解。如以“出祖”、“有祖”為人名，則“望出光祖”又解釋不通。如以“出祖”之“祖”為先祖，則“有祖”以及“望出光祖”都解釋不通。《左傳》昭公七年曰：“公將往，夢襄公祖。”杜預注曰：“祖，祭道神。”[85]如依此釋“出祖”為遷墳前祭道神，則“有祖”勉強可通，而“光祖”猶未可通。《周禮·春官·喪祝》云：“及祖，飾館。”鄭玄注引鄭司農曰：“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86]蓋“有祖”之“祖”，本指偽孔後裔遷墳後將要進行埋葬時，所進行的祭祀與禱告，而“出祖”與“光祖”中的“祖”皆當作“柤”，即指酂城而言。蓋因“祖”與“柤”字形相近，碑文又磨滅難識，是故抄錄碑文者乃誤將“出柤”與“光柤”訛錄為“出祖”與“光祖”也。
最後，根據碑記中說遷墳的時間為“於歲辛卯”，可以斷定遷墳的時間為西元1171年。因為宋室南遷之後，金據北土，其年號為“辛卯”者，只有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與金哀宗正大八年，即西元1231年，分別相當於南宋宋孝宗乾道七年與宋理宗紹定四年。所以斷定遷墳之年為西元1171年者，主要是因為，西元1231年距金國滅亡僅三年，而碑記之中言及金國，了無國運衰亡之象，而多國家昌盛之言，與金哀宗之時不符而與金世宗之時頗合，此一也；又，碑記中稱孔福德“受到大王令”，金主皆稱帝，惟世宗之前的海陵王稱王，碑記所言“大王”應當只能是指海陵王，立碑之時，孔福德尚在，故孔氏遷墳當去海陵不遠，此二也；又，據元人脫脫所著《金史》，當海陵王在位後期與金世宗大定前期，金、宋戰事較多，且金人屢獲成功。碑記言孔福德兄弟在戰事中往往“獨顯功能”，“累累成功”，與此間金、宋對峙形勢相合。此三也。
綜上所述，夏邑縣北還鄉里有孔氏先塋，應始于金代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即西元1171年，且為偽孔後人擅自從酂台西北之龍亢遷至夏邑。另，據偽孔所作碑記可知，偽孔也認為孔父嘉遇害後，其子就已出奔。至於明中葉弘治年間，此碑為邑人沉於河底，原因不外兩種可能，一者，可能是出於對偽孔以假亂真，擅自遷移孔子先塋的憎惡；二者，可能是為了掩蓋孔子先塋金代始由酂台遷入夏邑的事實。不管怎樣，幸運的是，當黃虎臣等人修志之際，竟還能尋得此碑，並錄其碑文以資後人，使我們得以用之辨明夏邑孔氏先塋的來龍去脈。
不過，有趣的是，在黃虎臣等人修成《夏邑縣誌》約半個多世紀後，到了明代萬曆、天啟年間，夏邑縣卻開始有人出來混淆是非，否定金碑。如民國九年黎德芬等所修《夏邑縣誌》卷一《地理志》於《古跡·還鄉祠》下云：
謹按，孔子還鄉，不見經典，無從攷證。查陳大參陛《還鄉祠記》云：“孔子之先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睪夷四代皆葬祠前後。其後，孔子因祀先還宋，乃茲祠所由得名。宋真宗時，名良彥者還居夏邑。元時，孔思忠避兵山西。清初，孔敬復還夏邑，今司家道口孔姓者，其裔也。”且言來夏在宋時，未嘗言金時之龍堽。然則，金碑所云孔子七十三代孫本貫酂台之龍堽，原有塋，出祖，遷于夏邑還鄉里，似未可據為典要。大抵古聖賢經過之區，後人因景仰而生附會，……姑存其疑，以得合之稽古者。陳陛撰《記》曰：“夏，即古下邑，宋地也。而夫子自言：‘丘也，殷人也。’故還鄉有祠，杏壇有碑。此其證據之最的者。……按志，孔子之先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生睪夷，俱微仲後。封公四代，皆葬祠前後，睪夷生防叔，避難山東，越三世生先師。”[87]
據黎德芬所修縣誌卷六《人物·宦跡》，陳陛生於明萬曆、天啟年間，官至天津糧儲道山東右參政，因此上文所謂“陳大參陛”當為“陳右參陛”之偽。[88]黎德芬等人不知真孔、偽孔之分，故不明金碑所言為何事，其存疑待攷，無可厚非。有趣的是，在陳陛之前的嘉靖年間，當黃虎臣等人修志之時，尚不能辨明孔氏先塋所在具體位置，且亦不知塋中所埋竟為孔子先世中的何人，只是懷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怎麼到了陳陛之時，竟敢說塋中所埋為正考父至睪夷這四位孔氏先人呢？況且，如果他有證據證明他的說法，為什麼他不能在他的《還鄉祠記》中略加陳述呢？很顯然，他是先有了孔防叔由宋國奔魯的判斷，並且為了給夏邑爭取一個孔子祖籍地的榮耀，才杜撰出孔子先世從正考父到睪夷，皆葬於還鄉祠前後的說法。其說純屬無稽之談，然而不幸的是，夏邑後人信之者甚衆，或作碑文，或為祠記以張其說。到了清道光元年，又於還鄉里增建四代祠，遂使陳氏誤說，更加不脛而走，而孔氏由宋出奔始于防叔的誤說，亦因此而更加盛行。陳陛為人剛正，甚有治才，而撰此一說，則實與偽孔同為孔氏之罪人也。
四、餘論
最後，說到孔子的祖籍，還有一種情況須加說明。
據《孔子家語·本姓解》載：“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89]孔子先祖得氏之事，《世本》所未言。就《家語》所言來說，孔氏得氏或始于孔父嘉，或始於其子孫。贊成孔氏得氏始于孔父嘉之子孫的，一般又認為是始于祁父。如明代陳鎬《闕里志》卷三《世家志·姓譜》引《孔庭纂要》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者，其字也，而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五世親盡，別為公族。祈父因以正父字為孔氏。”[90]
為了解釋孔子還鄉于夏邑，人們當然可以假設孔氏得氏後，為小宗，而且曾另受采邑于夏邑，別于大宗所在的柤城。所以後來孔子還鄉不到柤，而到夏邑。明黃虎臣等人所纂《夏邑縣誌》卷一《地理志》，其《鄉村》條下記夏邑有齊邑鄉。其《古跡》條下記夏邑有齊城店，在“縣東北齊邑鄉”。[91]其《塚墓》條下又記夏邑有慎令塚，在“縣北祁邑鄉”。[92]又，《史記·曹相國世家》有“取碭、狐父、祁善置”云云，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祁城在縣東北四十九里。”錢穆《史記地名攷》卷十六《梁宋地名》“祁善置”下案語曰：“今夏邑北有祁邑鄉。”[93]據此而言，則縣誌中所謂“齊邑”、“齊城”的“齊”很可能乃“祁”字之偽。依《世本》，木金父之子稱作“祁父”。按照孔氏先人名字多與居地有關來追溯，人們當然不妨認為，當孔父嘉在世之時，今夏邑縣境內有一個叫“祁”的城邑授給了孔氏為采邑，所以祁父才以祁為字。按照這樣一種假設，孔子先世采邑不在柤而在夏邑，那麼，孔子還鄉當然應該到夏邑而不是到柤了。
這樣的假設聽起來似乎有它的道理，可是，一來，它並沒有充分的證據，甚至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表明當孔父嘉之時，今夏邑縣境內有一祁邑。另外，按這樣一種假設，許多事情難以解釋。譬如，很顯然，孔氏別為公族而能得到采邑必然只能發生在孔父嘉被殺之前。但是，如果孔氏得氏且得到祁邑始于孔父嘉，那麼，孔父為什麼不葬于祁邑，卻還要安葬於柤城呢？作為孔氏始祖，孔父既然安葬于柤，這就說明孔氏的居住地最有可能在柤，而不是在別處。另一方面，如果孔氏得氏始于孔父嘉的子孫，其子孫居於夏邑的祁，那麼，為什麼傳世文獻上說孔子還鄉都說是“還息乎陬鄉”，而不說“還息乎祁邑”呢？所以，無論孔氏得氏於何時，竊以為孔氏的家居之地都應該在柤，而不大可能在夏邑。孔子祖籍夏邑之說皆因其地與柤銜接，而金代孔氏先塋又從柤遷于夏邑所致。要之，孔子祖籍在夏邑之謬說，並不足以證明孔氏由宋國出奔始于防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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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世本四種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頁15。
[2]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冊，卷47，頁1905。
[3]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9，頁100。
[4]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6冊，卷47，頁1906。
[5]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卷44，頁1441－1442。
[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賢等註：《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冊，卷70，頁2278。
[7]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44，頁1441。
[8] [宋]陳彭年等撰：《廣韻》（清道光30年鄧氏劭州東山精舍刻本），卷3，頁2下。
[9] [宋]蘇轍：《古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71冊），頁467。
[10] [宋]胡仔撰，[清]胡培翚註：《孔子編年》（清嘉慶23年胡湛重勘本），卷1，頁1下。
[11] 現存《東家雜記》雖署宋人孔传撰，而實為清初衍聖公孔毓圻等人編綴。
[12] [明]陳鎬撰，孔胤植等補：《闕里誌》(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影印清雍正時補刻明崇禎刻本)，頁80。
[13] 孔德成主修：《孔子世家譜》（民國26年排印本），卷首，頁3下。
[14]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冊，卷26，頁1025－1026。
[15]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上冊，卷8，頁200。
[16]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卷9，頁100。
[17] [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卷35，頁434－435。
[18] 舊題[漢]伏生撰，鄭康成注：《尚書大傳》（清嘉慶5年愛日草廬刻本），卷2，頁2上－2下。
[1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冊，頁85。
[20]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上冊，卷18，頁641。
[21]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中，“郰”作“鄹”。见《潛夫論箋校正》，卷35，頁435。
[22]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八佾》，上冊，卷3，頁104。
[23] 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見《史記》，第6冊，卷47，頁1905。
[2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493。
[25] 括號內為王獻唐先生原注，下同。
[26] 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攷、三邾疆邑圖攷》（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版），頁40－41。
[27]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2，頁47。
[28] [晉]範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糓梁傳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卷1，頁3－4。
[29] [清]婁一均修，周翼等所纂：《鄒縣誌》（清康熙54年刻本），卷1上，頁4上－4下。
[30]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卷12，頁310。
[3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7。
[32] [晉]範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糓梁傳註疏》，卷5，頁95。
[33] [明]胡繼光重修：《鄒志》（明萬歷39年刻本），卷1，頁32下。
[34] [吳]韋昭註：《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頁476。
[3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冊，頁1293。
[36]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卷9，頁100。
[37]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卷12，頁315。
[3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427。
[3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冊，頁1442。
[4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冊，頁1132。
[41] [清]鄭環撰：《孔子世家攷》（清嘉慶8年刻本），卷1，頁8下。
[42] [清]陳敬基：《至聖先師世系攷》（清善成堂藏清宣統元年石刻本），頁3下。
[43]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卷11，頁784。
[44]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卷40，頁450。
[45]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上冊，卷2，頁49。
[46] [清]江永：《鄉黨圖攷》（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0冊），頁735。
[47]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7，頁241。
[4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120。
[49]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孔叢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頁15。
[50]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19，頁595。
[51]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卷7，頁174。
[52] [清]鄭環撰：《孔子世家攷》，卷1，頁2上。
[53]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冊，卷17，頁581－582。
[5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64。
[55]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世本四種逐字索引》，頁12。
[56]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3，頁106。
[5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60－62。
[58]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卷9，頁100。
[59]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冊，頁697－698。
[60]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下冊，頁697。
[61] [漢]刘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卷19，頁508。
[6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14－15。
[63]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1，頁20、頁12。
[6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83。
[65]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卷5，頁60。
[66]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6冊，卷47，頁1926。
[67]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31，頁1008。
[68]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冊，頁680。
[69]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註：《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冊，卷28上，頁1573。
[70] [清]岳廷楷主修，胡贊采等所纂：《永城縣誌》（清光緒27年刻本），卷14，頁2下－3上。
[71] 錢穆：《史記地名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頁851。
[72] 劉殿爵、陳方正主編：《孔叢子逐字索引》，頁10。
[73]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第2冊，頁686。
[74] 侯永之、張天勳 ：《孔子先代故里碑在永城出土》，《中州統戰》1996年8月，頁29。
[75]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縣誌》，卷5，頁18上－18下。
[76]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縣誌》，卷14，頁3上－4下。
[77] [清]岳廷楷主修：《永城縣誌》，卷14，頁5上。
[78] [清]田文鏡修，孫灝等纂：《河南通誌》（清光緒28年補刻雍正13年本），卷49，頁6上。
[79] [明]鄭相修，黃虎臣等纂：《夏邑縣誌》（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影印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卷1，頁12下。
[80] [明]鄭相修：《夏邑縣誌》，卷8，頁13上、頁14上。
[81] [明]鄭相修：《夏邑縣誌》，卷1，頁12下。
[82] [明]鄭相修：《夏邑縣誌》，卷8，頁24下－26下。
[83] 黎德芬主修：《夏邑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民國9年石印本），页239。
[84] 孔范今主編：《孔子文化大典》（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版），頁1379。
[85]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44，頁1428。
[86]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第8冊，卷50，頁2048。
[87] 黎德芬主修：《夏邑縣誌》，頁218－220。
[88] 黎德芬主修：《夏邑縣誌》，頁703－705。
[89]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頁100。
[90] [明]陳鎬撰，孔胤植等補：《闕里誌》，頁80。
[91] [明]鄭相修：《夏邑縣誌》，卷1，頁12上。
[92] [明]鄭相修：《夏邑縣誌》，卷1，頁12上。
[93] 錢穆∶《史記地名攷》，頁847－848。
(此文已發表于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