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摘要：现代中国民间大儒段正元办道德学社，讲学传道，倡言大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对段正元的大同思想与实现大同的实践进行梳理和阐发，包括其大同思想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大同思想贞谛即真贞大同；大同人道主义的三人、三权、三德之说；从经济、政治、国籍、教育、宗教、法律、男女几方面如何缔造大同；通过实行道德实现大同，应从综核名实、表彰先圣、尊师重道三事实施；实行道德贵在以中立教，行中庸之道；实现大同的正路是四爱：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实现大同思想的进路要通过大同家长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去做。段正元的大同思想是在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展望和憧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关键词：段正元；道德学社；大同思想；实行实践
中国现代史上四川出了一位民间大儒段正元。笔者曾在一篇小文章中逆鲁迅先生之义而用之曰：“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①]，以他为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大儒。他承当笃恭而天下平之责任，阐扬孔子大同真义，以道统传人为己任，以“道德学社”为形式，以中和之道为方法论，数十年讲道不辍，倡言大同实学，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而奋斗不息。
关于这位民间儒者至今鲜为人知，学界研究也不多。他虽然不是学者，但也有亲撰的书稿，更多是他的演讲、谈话、与弟子问答等被弟子编辑成册，有单行本、有系列丛书，曾在各地道德学社学习，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段正元去世以后弟子又编成《师道全书》60卷，部分曾在香港启明书局出版。目前关于段正元与道德学社的研究主要是搜集整理基本文献，笔者有幸与其后人相识，得到全套《师道全书》，有了第一手资料。关于其大同思想研究仅见兰州大学哲学系居云飞硕士论文：《解读段正元政治大同说》，他主要是把段正元放在哲学史中考察其政治大同学说，呈现段正元政治大同说继承于孔孟的血缘性，同时凸显其政治理想与孔孟不同，还不是对其大同思想的全面研究。本文是对段正元大同思想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阐发，以促进段正元思想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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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正元与道德学社
段正元何许人也？段正元（1864——1940），原名德新，道号正元，取天元正午，道集大成之意。四川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镇红林村)人。段正元十五岁时，因母病求医，遇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姓龙名元祖。龙元祖一副汤药，使段母重病痊愈。段正元因此立志随龙元祖学医。但龙元祖不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龙元祖授以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四年之后，段正元明心见性，即奉师命下山四处云游，寻师访友，交谈学道悟道的心得体会。民国元年于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每周公开讲解四书五经，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共讲123周。出《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上帝大中》、《外王刍谈录》等书。为宏扬孔子之道，携弟子杨献庭等二上京华。民国五年，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弟子中多有军政界要人，实现了其布衣教王侯之志。民国早年出有《道德学志》、《大同元音》等书，民国六年，成立南京道德学社，讲学于大江南北之间。嗣后，杭州、上海、武汉、徐州、保定、随县、张家口、太原、孝义、奉天、天津等地纷纷成立道德学社，段正元于各地讲学传道不止。各地所办之学社不花公家一文钱，不占国家一锥地，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向社会劝募分文，纯是弟子自由助捐。其道德学社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
二、段正元的大同思想
（一）、大同释义
什么是大同？段正元在儒家传统大同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解释。他说：“大而不同者非大也，同而不大者非同也。同能大者真同也，大能同者真大也。是故曰大同也者，天下为一人，故曰大；万国为一家，故曰同。是以如是者，真大同天下也。……故大同者，万国共和之天下也。”[②]“大同大字一人，同字一口。一人开口，外户不闭，万邦协和，含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义。”[③]“大同就是不争权夺利，大公无私，实行道德仁政。”[④] “真道德平天下，是谓大同”[⑤]这些解释精辟地把握了儒家大同思想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公无私，实行道德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可以说是对儒家大同概念的现代诠释。
（二）段正元大同思想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渊源
段正元的大同是具有针对性的，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受制于列强的压迫控制，甚至有亡国亡种之豫。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摆脱任人欺侮的困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但结果都是不治反乱，“依然盗匪横行，疮痍满目，国家乱而不治者何也？”[⑥]段正元认为当时当政者所采取的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实现人类大同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以真贞良心审察当时社会，认为中国当时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不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而是中国人遗弃中国的正统道德思想，而“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弄得“不可收拾”，并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来证明。近代中国人受国家民族衰微和外强入侵的刺激，常常呼吁自强。但是，段正元对自强有自己的看法：“自强先要立一中正之道，既不随顺潮流，以造乱为自强；亦不乖僻自是；以顽固为自强。……孔子缔造大同，大中至正，普利人群，虽一时有志未逮，千万世奉为楷模。况于今大道宏开，大同礼运，迨将实现。”[⑦]显然，这种自强不是那种富国强兵的物质和外在的富强，而是在确立了中正之道——即确立中国主体性前提下以缔造大同为根本目标的富强。
他批评当时政治：“至今民国成立十三年，则自由不能，平等不得，朝野上下，无法收拾。何以故？因知新而不知旧也。旧者固执，名虽重纲常伦纪，而内无真贞实行实德。假道德，口头禅，假仁义，敲门砖，因而三纲不正，五常不明。又何以故？知旧而不知新也。纵有新旧兼知者，知外而不知内，知人而不知仁，知己而不知真贞为己。学非透彻本元，终是皮毛作用而已。……今当民国，果民可以为国，则宜平等自由矣，而反自相残杀，民不聊生，其所以然者，未从根本解决故也。果有圣者在位，实行内仁义，贞道德，期月可矣，三年有成。”[⑧]“强权也，党派也，金钱主义也。此讲富国强兵，一时行险侥幸之政治，皆非大同政治。”[⑨]“至今道气闭塞，无一人谈及道德二字。现在国家无统一办法，又不以道德为然。”[⑩]“民国任用新旧人才治世，九年无一人倡言实行道德，大同政治。故国家毫无头绪，新学不知反本，旧学不知改不良，彼此至死不变。”[11]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他认为关键是没有人知道实现道德：“今众人鄙薄道德，闻道德头痛心慌。由平日无真道德心，魔心作主，自暴自弃。人不行道德，如禽兽无知无识，醉生梦死，实在可怜。”[12]所以，段正元满怀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爱国情怀，立志儒家的大同理想。他指出，欲救治中国社会问题、国际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推行中国的传统道德，惟有实行道德，才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多灾多难，政治变革，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民不聊生，对此他段正元虽然满怀忧患意识，却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在《政治大同》中说：“故欲解除中国现在之国际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舍昌明中国古大圣人两千余年前所发明的大同主义外，别无他法。而此大同主义，即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之福星。此大同主义之推行，不用兵卒，不用枪炮，不用外交诡谋，个个同情“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道德思想，举而措之而已矣。”[13]他坚信大同主义是解决中国和世界战争危机，获得悠久和平的希望所在。
段正元的大同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尧舜，他说：“尧舜揖让，尤为大同世界万国共和之模范，仁心仁政之实例。”[14]段正元大同思想也受到《礼运•大同》、《礼记•大学》的影响。他说：“中华治国平天下至善之道在亲民。亲民，民之本也。本立而道生，生出内圣外王治世，自然国泰民安。”“《大学》一书，万教纲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行实德，圣圣相传心法。孟子以后，《大学》亲民之心法失传，亲民之道不立。后儒不知心法，不知亲民为何物。故立教随波逐流，治民无一定宗旨，改亲民为新民。后世学者以讹传讹，至今不但不知行亲民之道，并未闻亲民之教，以新民开民智，民受新民之毒，国家受新民之害，民一日新一日，国家一日乱一日。甚至西学东来，用夷变夏。而以新民立教，故民受新民影响，种种无法无天行为酿成国家人民之乱，皆受新民教之害。”[15]他对自朱熹以来把《大学》“亲民”解为“新民”颇有批评，而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更是只知道“新民”说，酿成国家人民之乱。因此，他告诫为政者，要实现大同理想，应实行《大学》治国平天下的亲民之道。
（三）段正元大同思想贞谛
段正元阐发了大同贞谛，强调“贞字为大同之总纲”：
道无贞，不能生天地；天无贞，不能载日月星辰；地无贞，不能载山川草木；四时无贞，不能春生夏长，秋敛冬藏；人无贞，不能知觉运动，五官百骸，都是虚假。贞之意义大矣哉！《易》之《系辞》曰：“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一即贞，贞即一。是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德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一也。……望天下人人将真假之心，换为真贞之心。自以贞办事，人不贞我贞，名不贞实贞，自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孔子以贞字为政，三月而鲁大治。正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何所共？共其政德合一之贞也。地天泰也。贞形而上于天，为元气，贞形而下于地，为福气。果在位者居中，保合太和以利贞，利万福来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以缔造大同，何难之有！[16]
那么，什么是“贞”？“贞”源于儒经，《论语·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贞”一般训为“正”，是端方正直，固守正道的意思。又《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释随卦卦辞，读“元、亨、利、贞”，以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正，称为“四德”，赋予道德规范的涵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子夏传》说：“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认为乾卦“四德”意味着阳气始生万物，物生而通顺，能使万物和谐,并且坚固而得其终。北宋程颐《易传》依据孔说，将此四字解释为“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以元亨利贞为天道生长万物的四种德行。朱熹将此四德解为元亨利贞之“理”，并举例说：“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朱子语类》卷六十八)生长遂成是生物生存发展的四个阶段，朱熹认为这就是事物的根本规律。段正元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把“贞”提高到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即“道”的高度，认为“贞”是形上形下、合内外之道的具有普遍意义和终极价值，并归结为“贞者，天道之诚，人心之至善也。故人作事，心中有贞，则人莫敢不认贞。”正因为“贞”字这样重要，所以，他要把“贞”字立为大同之法。“今将一贞字，立为大同之法，人道备矣。大同世界之人作事，即是自贞。自贞即实礼也。犹如黄中通过虚理而存实礼，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17]这就在天人合一的思路下强调人心之贞乃是大同思想的根底。为此，他提出大同的贞谛即“真贞大同”。他说：
大同贞谛，即真贞大同。真贞大同，天下无二，世界无双。有二则非贞，成贞必有祯祥。成德成事，即成大同。大同世界有什么难，即是一个贞，推之天下，顷刻成大同。
真贞成大同有五：
一 各尽各人之职业，学大同也。
二 各守各人之本分，近大同也。
三 以天下为一家，中外为一人，成大同也。
四 亲亲仁民，仁民爱物，贞大同也。
五 国家君民，上下相亲相爱，男女老少，平等自由，乐大同也。[18]
可见，他所说的“真贞大同”是有具体的操作途径的，而不是空谈的理论。
（四）、大同人道主义：
段正元的大同思想其内在精神是人道主义，因此他提出了大同人道主义的三人、三权、三德之说：
（甲）三人必要。一要人之生活，二要人之名利，三要人之道德。社会上只有把这三等人，安置好了，天下太平矣。人之生活，人之名利，人之道德，乃人之常情耳。生活若无着落则万恶丛生。故为政者，第一要为人谋生活，使之各有职业。他设想了国利民富，两受其益的解决办法。生活问题解决以后，再谋保全人之名利。人既能安居乐业，再以名利奖励之。人有名利可求，即有发奋心、自强心。有了名利后，自然乐意为善。第三再勉人以道德。生活问题解决了，如果没有道德规范人们的心性，就会有放僻邪侈之心发生，不入于恶化，即流于腐化。况且名利之心用于建功立业最为可取，但是如果太过，就会溺于名缰利锁之中，此心又最危险。要在无形中预防这样的弊端，舍道德训练，别无第二法门。所以他强调必须人人都学道德，明道德，行道德，不致为名利心所陷害。总之，生活、名利、道德三者缺一不可。若如此实行，三者合为一体，天下安得不太平。
（乙）三权必要。一士农工商各有自由权，二国家为政有公理权，三中外人民有平等权。士农工商职权虽殊，权衡则一。职权有忠道意，所谓凡事反求诸己也。权衡有恕道意，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职权谋个人之自由，权衡保公共之自由，士农工商各界，均是相辅而成，缺一不可，必须互相依赖，互相保障，方能互相自由，并可增加个人自由。政者，正也，所以正其不正也。政府办事之人，必为人民之表率。凡事正人先正己，不可循情偏私，失了权衡，使人民不自由。此国家为政，不得不有公理权也。全球万国人民同为大道所生，同为天覆地载，何有彼此种族之分，何有中外畛域之别，何有强弱，需要国际平等，各尽职权，不得侵犯凌轹，不得相互仇视，以谋个大团体相互间之公共大自由、大幸福，此中外人民不得不有平等权也。
（丙）三德必要。男子要有君子德，女子要有淑女德，人民要有亲爱德。德者，得也。得其上天所降之衷也。即是天地之元气，人身之贞良心也。故人要守住良心，方得修德而得道。男子既秉乾元之气以生，当有刚正之志气，清白自矢，一切妖淫狐媚之邪行，均不得染。男女交际一循乎礼，即使在暗室之中，亦如在青天白日之下。有如此人格，乃为君子之德也。重男轻女并非人道，今则妇女解放，务要自爱自重，对于男子，宜举止大方，不可滥用爱情，当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否则，一时失足，终身遗憾，悔之晚矣。人类居天地之中，以天地为衣胞，称为同胞，同是一元而来也，同是一道所化也，本应相亲相爱。释迦之博爱为怀，至圣之爱众亲仁，孟子之亲亲仁民，耶稣之爱人如己，均是要人类相与亲爱也。为政之人，将三德完备，以身作则，表率于上，人民效法于下，仁让风成，雍雍穆穆，熙熙暤暤，即是大同世界。真正人道主义即大同指南也。[19]
以上九条如果能够扩充实行，则能够使天地位，万物育，是缔造大同世界的九经。
（五）如何缔造大同？
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已经越来越具备实现大同的条件，人类已经越来越越趋向大同的道路。段正元对于如何缔造大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自己新颖、细致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
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基本保障。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济问题，即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他认为经济问题的深层与道德有关，可以通过道德进行调济。先就农业经济言，若以道德剂其平，须如下列二种：
（一）对于土地私有制，严加制限，以免兼并之风。
（二）组织农业金融机关，使小作人低利贷款，而有取得土地之机会。
次就工业经济言，若以道德补其偏，须如下列二种：
（一）设和解仲裁机关。遇有问题发生，为之和平解决。
（二）订种种保护制度。凡关于劳动之媒介，失业之救护，劳银之公定，住居之改良，疾病或养老之保险，均属之。
终就商业经济言，若以道德救其弊，须如下列三种：
（一）责成各地商会，不许有买空卖空及不正当之营业。
（二）关于货物，为之平价，不许任意涨落。
（三）无论何商店，对于雇员须一律平等。
总之，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经济之发展，是必有道德存乎其间，始能满足其欲望耳。”[20]
经济问题直接反映在财政、货币和劳资关系等上。在财政方面，段正元根据《论语·颜渊》中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指出：“世界各国财政制度，纯为聚敛性质，意在富国，而不知先已病民。此与中国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财散则民聚’的原则相反。各国当事，何尝有意病民，不过实行国家主义，备战之费用过大，全国物资人力，力量已竭，犹以为不足，恒预支未来之物资人力，故税法繁重，人民负担不堪，生活困难，有迫而走险，致扰乱社会秩序者，甚有危及国本者。其结果民既贫，而国仍不富。正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财聚则民散也。”[21]所以，他提倡藏富于民。
在货币方面，他认为“货币之制度，于世界大同，极有关系。纸币与现金，世人每歧视之。不如此二者，皆非人类直接生活之物，不过在人世间，为生活物品交换便利起见，为信用之代表。若谓纸币是假，现金何尝是真？要知金银之质，不可直接为衣为食。金银之价值，本为人所任意指定。假令金银不以之易菽粟布帛，有何必要之处？假令金银以外，有物与金银同样，能易菽粟布帛，金银又有何必要之处？大同极乐世界，金银只作玩具装饰品。”因此，他国“货币制度亟应该统一。最便是万国公司商定，纯用同一式样之不兑现纸币。各国发行之数额，各应其富裕之程度而定。”[22]
在劳资关系方面，他引用《礼记·礼运》孔子所说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强调对劳资两方面进行教育：“一面是教有资本者，不必将钱财为自己的私藏，总要用于有用之地；一面是教劳动者，不必定是做自己的事。才肯用力；只有有力，便不吝惜。资本者钱财用于有用之地，而不私藏，其好处自在劳动者身上；劳动者出力不为己，其好处自在资本者身上。一不私财，一不惜力，彼此互助，有产无产，皆无大关系。要知至圣所云之妙处，即在两个‘恶’字上见。资本者如或私自藏财，劳动者如或惜力为己，则良心上不安，自己恶自己。外界之劝诱且用不着，岂复要人强迫。两不‘必’字上，可见得通达活泼。非执着，非愚昧，钱财不藏于己，与藏于己者同效用；出力不为己，与为己者同产用。见得何等透澈！行得何等自然！此是道德大行，大同世界，资本者与劳动者之情形。不言平均，而平均自在其中。”[23]
2、政治
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都来自希腊语，是指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政治”一词，是指意符合天道，利于万民的社会管理行为及其社会运作形态。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4]他的这一说法综合了中西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理解，在20世纪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
政治方面段正元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首先强调政治要以民惟依归，而民又以道德为依归，“要知无论何种政治，欲巩固国家基础，自应以组织国家要素之人民于前提。在立宪政治的国家，政治上一举一动，固以民意为依归。……民之所好者，道德是也；民之所恶者，不道德是也。从而好之恶之，而民心悦服矣。”[25]
在具体治道方面，段正元提出以道治天下，实行德政合一。
中国治道思想源远流长，古圣先贤对治道的历史演变是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大致是说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力（法）治国。段正元提出以道治天下，指出“以道治天下，为古昔先王修齐治平一贯之本，即为今世救时救天下之急务”，“所谓当务之急，以道治天下者也。”[26]怎么算是以道治天下？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溯自尧舜授受，以迄孔孟，或在君相，或在师儒，而其天人一贯之道，相承以为修齐治平之本，则一也。”[27]当问以道治天下的具体措施，段正元回答：
孔子不云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所谓为大道之用，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行之于夫妇之愚，而终极于造物之奥者也。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者也。是所谓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28]
以道治天下落实在具体政治层面就是提倡德政合一。孔子追求德政合一，《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北极星形象的比喻“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认为执政者的德性决定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 他对执政者提出了“正”的道德要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执政者必须有“正”的方向、“正”的理念以及“正”的方略, 能够遵循“正道”，这样才能使君民俱“正”，使国家社会进入“正道”，实现天下有道。
段正元继承了孔子儒家追求师儒君相合一的政治理想，他说：“以道德平天下，即‘为政以德’。师儒有德，无政不能行；君相有政，无德亦不能行。必要政德合一之人才能行。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至圣将‘为政’说在前，‘以德’说在后，必要在位之人行德，如北辰众星共之。”[29]并认为，为政以德即是“真行道德，免除争杀之祸，即是天地好生之心。合天地之心，是谓大同。”[30]
像孔子一样，段正元一生追求德政合一。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家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道德平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借以消弭内战，解民于倒悬。可惜，这一切都落空了。对此，弟子们后来有这样的评述：
……师尊秉受全体天命，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实行人道贞义，缔造世界大同为己任，期代了孔子暨各教圣人未尽之志。发愿之后，始终如一，其救世救人之实行实德，坚恒不怠，坚苦卓绝，无以复加。所谓造次必如是者，颠沛必如是者，侍侧弟子皆亲见之。至于道法并行之征验，过化存神之妙迹，均有记载，毋俟赘述。乃以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合，奈何徒唤。[31]
由于段正元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能合一，无奈之际选择了以道德学社作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手段。所以，办道德学社并不是他的本意和理想，而是他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行为。
在《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中他提出明伦、正纲、大同，分述如下：
第一是明伦。明伦就是昌明中国大圣人创制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这五伦虽然为中国大圣人创制，但是人类社会任何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断不能逃于五者之外，另外有别的人伦关系。人类社会虽形形色色，万有不齐，尽可以被五伦涵盖。人间万事虽是是非非，万殊不一，都可以在五伦之中判别。所以，段正元说：“任何人类社会，断不能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之外，别生何种关系。任何工作亦断不能离此五伦之外。故人类虽形形色色万有不齐，可以五伦概括之。人事虽是是非非万殊不一，亦可以五伦判别之。五伦实是人道之中枢，昌明人伦，正所以昌明人道主义也。”[32]并具体提出了夫妇之伦在有别、父子之伦在有亲、君臣之伦在有义、兄弟之伦在有序、朋友之伦在有信的基本伦理规范，最后还特别强调“师弟一伦实为人伦之主宰。盖师道立，则人伦天伦俱增美满，人道即增安乐境界。师道废，则人伦天伦俱失皈依，人道即落苦恼境界。”[33]针对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批评五伦是宗法时代的产物，封建旧思想，已经不适用于文明进化的现代社会。段正元指出：宗法时代，封建时代只不过仅具有五伦的雏形，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诸多病，如君权独用、重男轻女等。人类文明如果进化到天下大同之时，就可以见到五伦真正的完美齐备。所以，人类进化与人伦昌明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兼程并进的关系。因此，古圣才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此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第二是正纲。对于三纲，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主要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最近几年，人们逐渐对“仁、义、礼、智、信”五常有了较为开明的认识，挖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但是，一谈到“三纲”，很少有人重新进行反思，对“三纲”仍然抱着决绝的批判态度，认为推倒三纲毫无疑义，未能就三纲的贞义加以重新解释与发挥，以作为建设新世纪的伦理规范和准则的资源。段正元是赞成打倒旧礼教的，认为三纲五伦八德是儒家后学用以教人的策略，但在长期的实行过程中造成了许多流弊，以致今天人们对其口诛笔伐。段正元还就三纲进行了正本清源解释,同时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他说：
语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今人所訾为最专制、最黑暗、最不平等的杀人之礼教也。岂知三纲正义，不但不专制而实最自由，不但不黑暗而实最文明，不但非不平等而实最大平等。真正的人道主义，必定由此完成而进化。盖为纲云者，非谓君可任意生杀臣，父可任意生杀子，夫可任意压制妻，乃以凡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夫者，必要整躬率物，以身作则，为臣子与妻之模范，引臣子与妻于正道，以共保人道之平安也。此等礼教，正将维持人道纲纪、人群之大责任，归之于上，所以责备为君为父为夫之地位，有倡导教诲其臣子与妻之义务。……谚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已反面的道破三纲真义。而中养不中，才养不才，贤父兄所以足乐也。三代以降，真正之礼教凌夷，三纲失坠。为人君父者，往往自己专横放纵，而反责臣子以忠孝。为人夫者，往往自己奸盗邪淫，而反责其妻以贞节。一班伪儒曲士又从而推波助澜，演为“君教臣死、不敢不死，父教子亡、不敢不亡”之专横谬说。此篡弑所以相寻，淫僻所以多罪，人道之沉沦，皆由三纲之不正也。若使为君者先尽君道，足以为群僚之表率，为父者先尽父道，足以为子女之仪型，为夫者先尽夫道，足以为妻室之仰望，则纲举而后目张，上行自然下效，一切善良政治、美好风俗由此而生，社会上又安有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之腐败现象哉？[34]
这就对进行了正本清源解释,说明三纲中的“纲”，本意是对君、父、夫的要求。纲是扬起鱼网的大绳，网目的张弛全赖纲能否振起。所以，君、父、夫作为纲，就是要在人伦的实践着起模范的作用，负主要的责任，并不许有无理的压迫。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上行下效，人伦秩序井然，风俗自然美好，政治自然良善，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也不过如此罢了。
第三，大同。段正元的大同理论，是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所发。他认为《礼运》的大同预言“活现一幅敦厚和平贤亲乐利之大同境界。……大同世界，仍是人伦昌明之世界，并非另有神奇玄妙不近人情之异端。不过，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伦常之演绎谨而严。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伦常之演绎大而化耳。若夫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人俱存一大公无我，一视同仁之高尚思想，则不但伦常中不生悖逆问题，而资本劳动，既无相对立异之情形。自然贫富均安，亦无发生阶级斗争之余地。”[35]
如何达到天下为公那样的境界呢？段正元认为即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八个字。这八个字“便将治国平天下，造大同的政治学问，满盘包在里头了。”“这八个字，是大同政治的纲领，历千古而不变的。无论政体如何变化，社会如何改革，离开此八个字的原则，谁都办不成。”[36]
传统儒家认为孝悌是为政的根本。《论语·为政》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孔子一开始就将孝悌之道看成是政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段正元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孝弟之道有进一步的发挥，“孝弟二字，在后天言，则是处世为人、完全人格之正轨；在先天言，则是天性中自然之流露，为人之本根。”[37]他对弟道有特殊的解释：
弟对师长言，不但个人修道中事属之，凡超乎人世间之事皆属之。盖天地阴阳，不能有纯无驳，即人类不能有善无恶。上天生人，上天不能教人。故人心之坏，气数之恶，必赖圣人救正挽回。此圣人即人类之师也。个人无师，则不知性命之理，及其与天地人三才之关，不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故敢于妄作妄为。世界无师，则无人阐明大道，物我同体之实不见，无以启群伦进化之路。故大道之行，必先立师道。特小康之世，大道既隐，降及据乱，劫运尚有二千余年。故不敢遽言师道，权言弟道，使对照而见。能尽弟道，即可得师传，由初功始，进于尽性至命，穷神知化。凡可以了一身之生死，与乾坤同寿命，破虚空为粉碎，以及一切超乎人间世之范围者，无不从弟字实行得来。出字兼有出世之义，故曰“出则弟”。[38]
这一解释与历代经学家的解释不同，显示了他特别强调立师道的思想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我们重视。
他分析当今政治中各种腐败丑恶现象都是因为不知孝弟之道的缘故。孝弟是天经地义，圣学王道的根本：
孝弟为天经地义、圣学王道之根本，英雄豪杰建功立德、转成圣贤仙佛之大道，行之于身则身修，行之于家则家齐，行之于国则国治，行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反是则身不能修，家不能齐，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一反正之间，天下治乱攸关，个人祸福系之。今人自命为英雄豪杰，恃势逞强，于国际不惜扰乱世界，于国内不惜扰乱一国。外观之，由于主义之冲突，其实即彼此忘却孝弟之故。孝弟忘，则凡孝弟中所含之真道德一概不存。于是言不由衷，行不顾义，或取术不仁，或大言欺人，或公然为寇为贼，或权利自私，嫉贤妒能，以至鸮张狼恶，无所不为，无非由不孝弟而来。[39]
段正元把孝弟作为大同学问，认为孝弟是大同政治的本源：“孝弟是大同学问、大同政治之本源。欲世界大同，必将孝弟之道讲明，使天下人人实行。圣贤经典，讲孝弟之处甚多，皆是一贯。”“孝弟为人，于内能自治自修，无有父母师保，如临父母师保。于外自能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谋闭不兴，盗窃乱贼不作。（礼运大同实景）人能如此，非大同人才而何？天下人皆如此，非大同世界而何？……知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即孝弟之行也。”[40]
孝弟之道既然是大同政治的本源，所以要世界大同，就必须将孝弟之道讲明，使天下人人实行。孝弟之道是人道，也即大同极乐之道。“人道又是什么？……简括来讲，人道即是孝弟之道。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天下为公，是为万世共和作模范的。孝弟之道，即大同极乐之道。”“真能明孝弟，才能明人是甚么，道是甚么，人道是甚么。世界必行一分孝弟之道，才有一分进化。行到大同的分量，便成大同。行到极乐的分量，便成极乐。世界成大同极乐，乃见孝弟之大，乃见大学之道之大。”[41]
3、国籍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顾问依据。在维护世界和平，人类走向大同的过程中，国籍的限制越来越成为障碍。因为有国籍的限制，人民就不能自由迁徙，自由流动，甚至引起各种冲突。段正元认为应该“研究废除国籍限制的实行方法，以求永久的太平幸福。废除国籍限制，是人民极便利的事，……世界要成大同，才得真正和平。大同世界，开放门户，是当然的。但要以人民自由生活为主，各国一律开放，不应仅开放某一国。……即令万国门户一齐开放，苟非以全世界人民自由生活为根本者，仍为大同之道所不许。况以国家主义之精神，来开放一国，其主张之不彻底，可一望而知。国际间如有冲突，首先显而易见，受生命之损失者，即是一般衣食不足之老百姓。各国当道，既已劳心费财，召集会议，何不再进一步，为彻底之主张，谋永久和平根本办法，废除国籍限制，为人民开通生活自由之门路？”[42]
其实废除国籍与废除军备是有密切关系的。段正元说：“将国籍限制，决然废除，则各国人民，求谋生活，到处无阻碍，彼此入籍出籍，来去自由，何须武力来保护自己？更何须武力去侵掠他人？国与国之间，自然无猜忌，无所谓同盟协商，无所谓密约，无所谓特殊地位，自然无冲突。海陆军备，自然归于无用之地，不谋废除，自然废除，何限制缩小之足云？故废除军备，是谋世界太平，首先应办的事；废除国籍限制，是谋废除军备首先应办的事。世界无论何国，对于废除国籍限制，与废除军备限制两事，均应有彻底觉悟，及早公同商议实行。”[43]可见，如果国籍废除了，军备就自然不需要了。因为，保护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等就是军备存在的理由。
4、教育
段正元强调教育的根本首在尊师重道。中国的传统教育本来是非常重视尊师重道的，是尊师重道的教育，但是自从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受到西方教育风气的影响，这方面越来越淡漠。段正元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他指出：“各国学者所见，以为最难解决之世界国家社会个人一切疑难问题，乃于尊师重道之教育制度下，解决得极容易、极完满。各国学者生平深思苦虑百求不得之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乃于尊师重道之教育制度下得之，自然心悦诚服来归恐后。世界学说，胥宗一师，世界政治，自不难渐趣一致，由车同轨进而为书同文，更进而为行同伦，循至万事一礼，万教一心，即不言大同极乐，自然大同极乐。”[44]因此，要实现世界大同，先要立师道。关于师道，段正元指出：“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政治法律关系一时，学说关系，且及后世。”[45]段正元对师道的议论是对儒家师儒之说的发挥，更具有普世意义。
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不明白中国文化的真相和精神实质，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多有误解、曲解，不明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在“中道”二字，而“中道”又需师道心心相传：“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中道’二字，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文、伊、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世界学者，欲求中国文化之真相，必能尊师重道，得此大圣人执中之心法，实践《大学》修身而后可。欲求中国文化普及于世界，必得此大圣人为世界之师，以其《大学》修身之教，为世界教育的精魂而后可。”[46]显然，“中道”即师道，中道文化即师道文化，以大圣人为世界之师，实行中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能够以真正的文化精神改创教育制度，以《大学》修身为主，以艺事之学为用，其他一切游离徜恍、支离邪说，都以中道规正之，就是从教育途径实行大同。为此段正元提出了大同教育。所谓“大同教育”，按照段正元的说法就是：
聚古今中外，新旧万教之学于一炉，折衷于大公至正之性与天道。俾天下之人，知性命之原，同出于上帝。以上帝之心为心，以万人之心为心，以一己之心为上帝万人之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地万物，宛然一体，则各国其国，无相侵夺矣。各民其民，共相扶助矣。送往迎来，摈会以时。礼运所谓“讲信修睦”是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运所谓“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也。慈善事举，仁政昌行，天下皆有养老、育婴、贫民、施济等名。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也。楚材晋用，易事通工。礼运所谓“壮有所用”是也。甲国无怨女，乙国无旷夫，彼此共通婚姻。礼运所谓“男有分，女有归”是也。开财之源，尽地之利，有无相通，活动经济。礼运所谓“货恶其弃，不必藏于己”也。互相发明，增进幸福，立功于世，立德于人。礼运所谓“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礼运所谓“谋闭不兴”，何有战争？法制多研究，必也使无讼，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礼运所谓“盗窃乱贼而不作”，何有死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运所谓“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美矣！非先研究一举重若轻之法，组织一暗然日章之所，递集天人于其间，同受此乐天道与人和之教育，则其风俗、习惯、宗教、学说，不期化而自化。出门同人，一道同风，天下犹如一家，一国犹如一人，大同之世，不期成而自成。舍办中和学堂，其何以臻此！中和学堂者，聚古今中外，新旧万教诸学一炉而冶之者也。[47]
从教育入手，具体就是办中和学堂者，聚古今中外，新旧万教诸学一炉而冶之。至于如何下手，段正元认为：“应在司教育之权者，舍己从人，扫除新学之支离，淘汰旧学之腐败，一准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则教育归一，归一则归贞。”[48]
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把大同人才分为六等级：
一、知己学人。
二、为己为人。
三、克己成人。
四、爱己礼人。
五、恭己亲仁。
六、无己元仁。
并具体设想大同世界有五等学堂，学人由此出来，方能为人为己，造就大同世界人材。他说：“今之官制，则分三等九级，由多进少则为贵。将来人格分为六等，由少进多则为尊。头一等知己学人，尚为书生。二等为己为人，可习外事，在社会上，可办一点事。三等克己成人，可为国家用。四等爱己礼人，可以司权柄，执政衡，表正一方，独当一面。五等恭己亲己，可为领袖，表率中外，为天下国家人材，造出万代馨香，不生不朽事业。第六无己元仁，为真正元音，师表天下后世。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司无为之大化。不管天下而管天下，为燮理阴阳之贞宰，为总领袖。上管道德，统率鬼神，中管天地，号令仙佛，下管人间，疏而不漏。大一统而为道德中至尊至贵之神王，神化莫测。即中庸所谓：非天子不议礼，而礼运皆他在运。不制度，而法度皆他在为，不考文，而文章焕乎其著。”[49]
5、宗教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宗教并行、冲突、融合的世界，怎么处理多元宗教的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段正元说：
今大地环通，民知日开，世道愈降，民情日偷；是以悖道诈伪，机械巧令，变换靡常，究非一时一人之教，所能范围而转移之。何以故？教有行于当时而不可行于后世者；有宜于此处而不宜于彼处者；若仍拘执一教，默守成规，是何异于胶柱鼓瑟，按图索骥乎？即综合各教而考之，互有长短，各有时宜。[50]
这就是说，当代世界性的问题不是某一宗教能够解决的，各个宗教在形成的时候是因时、因地、因人而立说的，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各个宗教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时宜，因此不能拘执一教，墨守成规，甚至入主出奴，誉己毁人，造成宗教之间的冲突。
段正元通过梳理道与教的辩正关系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具有意义的思路。对于道与教的关系，他说：“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教则单取一线，有一定不移之方针。道者路也，随人共由，缓急迟速无人限制。教则含专制性质，强迫前行。”[51]道与教的关系上，段正元显然认为道是教的价值之源，教是道的工具承担。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正因为这样，他一直强调自己是讲道，“讲学、讲教、讲道，各有区别；学是致道下手之工夫；教是取道之一部分使人守行之范围；道则统万学教而一之之主宰。能明道与教之关系，乃知真学问从何造起，真道在何处，而后学以致其道。”[52]
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站在大道角度讨论宗教问题，认为“真正大道，无种族国界及教派之分。试问释迦发愿普度，孔子有志大同，耶稣博爱人群，尚复有何界域？有何宗派？故我今所讲实行道德，亦同自古大圣人之志愿，不分何等种族国界及教派，并不辟诸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三教合源，万教归一为宗，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为主。”[53]“大道包罗万有，自来讲宗教者，皆入主出奴，党同伐异，其实考察各宗教之源头，设教之本愿，及其最终之目的，大都相同，并无二致。不过在大道未开时，各教所奉之天命，或为一时，或为一方，皆偏而不全。我今所奉，乃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之全体大天命，故对于各教，及新旧文化，皆择善而从。又我对各教，向不轻易加以批评，即有时因为阐明贞礼，然亦是折衷至当，大公无私。纠其末流之失，恐以讹传讹，贻误后世。其所以代为纠正流弊者，正所以显明其教之本源也。盖教有万殊，而道原一本。我既奉命昌明大道，故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不伐异，亦不党同。各教不乏明达之士，如能了解此中分际，应即泯除门户之见，而共趋一是，以人类共同之幸福为归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应不分教派，不分种族，不分国界，如能照我所说而行，自然不用兵车，立地和平，大同极乐，立地实现。”[54]显然，只有提高到大道的层次，才能理解和宽容各教，找到万教归一，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的正确道路。
在多元宗教并行发展的趋势下，段正元自得师传后，研究各教，择善而从，不善而改，提出了万教归一，即万教归道，亦即万教归儒之说。他说：“教不归道，天下终不得太平。因各教心法早已失传，真旨而又不明，所学者糟粕耳，故无明明德之实功，率性而行，德犹未明，安有亲民之乐境？大同太平之景，何能实现。故，必需综合各教之道一炉而治之，方不至挂一漏万。夫而后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55]当然，段正元最推崇的还是儒教。他认为教之兴起是为了传道、明道、弘道、行道。在大道不明时，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各大圣人立法垂教，各有所偏，缺乏价值承担，只是以鬼神来教人向善，只有儒家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圆教”（圆而神、圆融、圆通），面面俱到，而且非常开明，尊重人，讲人道而以人合天，天人合一。这是因为儒教是以道立教，有更高的价值承担，说的是教，其实是道，头头是道。“大道不明之时，各大圣人立法垂教，各有所偏。综核之，立法面面俱到者，厥惟至圣，故为万世师表。……惟儒家为开明教，开明教者何，以人道为主，讲实行实德。”[56]“儒者人之所需也，故曰儒为席上珍，人人可贵，人人可行。《论语》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乃君子儒之分量，任何修齐治平之经纶体用皆在其中，即任何教义莫不贯通，无奈孟子以后世无真儒。世俗文章之士，名曰读书、稽古，实则流为迂酸腐败，内无智仁勇三达德之圣功，故不能发为修齐治平之王道。”[57]
与诸教比较起来，儒教的最大优势重在能实行：“诸教之中，惟儒教踏实认真，最尚实行，最能实行。凡能言能行者，皆儒也。……故我供奉足以代表儒教之孔子，非有私于孔子也，重在能实行也。换言之。无论何教皆不辟，直以中庸之道为宗主而已。”“三教中，惟儒教能说得出，做得到，可以统括万教。”[58]“儒家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真是完全一盘大道，儒道真行，世界自然大同，人人自治，人人自爱，不贪不淫，不欺人侮人，无争夺怨愤，哪还有轮回，哪还有冤牵，哪还有地狱，哪还有罪人，所谓人人君子个个圣贤者，自然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也。”[59]
他认为儒家以道为教，在尘超尘，在红尘气数中照样能够获得解脱，“儒家实行人道，实行三纲五伦八德，并不离开红尘气数，而解脱红尘气数，即在其中。有父母则孝顺，有妻子则善教，有朋友则信，有国则治，有天下则平，于君子则道以德，齐以礼。于小人则道以政，齐以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任他红尘气数，有千罗万网，都能解脱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60]这充分说明段正元还是以儒为主，特别重视儒教的实行实践和中道精神，并以这些基本精神寻求多元宗教的会通、融合与归一，从宗教途径推动人类走向大同世界。
6、法律
近代中国人有感于社会的混乱和世界战乱年休，特别强调学习西方，以严密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段正元并不反对法律，但是他认为：“不知法律只能限制外表之行为，不能限制隐伏之意志，充其量，可以止有限的乱事，不可以止无穷的乱源。”[61]对于有人提出以武力维护法律，法律就可以生效。段正元认为：“不知以武力维护法律，则其精神已全移于武力，原为厌弃武力之残暴而设法律，今又以援护法律之故而倚赖之，则不但二者互相循环，而武力永不能去，且有尽取法律地位而代之之危险。”[62]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段正元指出：“法律是人造的，以人造之物，要人遵守，必其能合天道，顺人情，完全大公无私之良心发出来的，而后能得人人心理之同。……专恃法律之解决，与沿袭世俗法律之方式以求解决，不足以清乱源而致国家太平也。”[63]为此，段正元认为应从道德高度来寻求解决。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古代多有混淆与冲突，段正元察其性质，溯其源流，认为二者有同有异，且互相关系密切，尤不可偏废也。先就其异点而言：
（1）律之范围狭，道德之范围广。
（2）律之发生系人为的，道德之发生系天赋的。
（3）法律之施行，出于强制，道德之施行，出于自然。
（4）法律之表现多消极，道德之表现多积极。
（5）法律具有国界性，道德推行，有大同主义，具有世界性。
次就其同点而言：
（1）法律与道德均为无形的科学。
（2）法律与道德均以使人各全本性为目的。
（3）法律与道德均适合平等之原则。
（4）法律与道德均能支配人类之行为。
（5）法律与道德均能维持人类之生活。
（1）法律与道德均保持社会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此其同点也。
终就其互相关系而言：
（1）道德得以弥补法律之缺陷，道德所不及者，法律得以济其穷。
（2）有道德以保障法律，人类无幸免之心。有法律以扶翼道德，人类无虚伪之习。
（3）人类固服从法律，有道德心者，从服之意愈坚。人类固尊崇道德，有法律心者，尊崇之意愈切。
（4）法律既服从以后，则整躬者必率物，能守法自能成德。道德既尊崇以后，则居仁者必由义，不失德自不遗法。此其相互之关系也。
最后他得出结论：“法律所能奏效，惟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至感化日久，‘而谋闭不兴，盗贼不作’，自能导世界于大同。”[64]
中国古代法律长期以来纠缠于人治与法治，段正元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何谓人治？根据为政在人之理论立基也。何谓法治？根据依法保障人权之理论而立基者也。”[65]并就此问题分而述之：
（1）有治人无治法。
（2）有治人自有治法。
（3）有治法无治人法，即等于空文。
（4）有治法无治人法，反为作奸犯科之护符。
（5）人为主体，法为作用。
（6）人有善恶，法无善恶。
（7）法恶，人善法亦善；法善，人恶法亦恶。
（8）万法由人兴，万法由人灭。
（9）大同世界必定先有治人后有治法。最后指出：
孔子之说大同也，开首则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试问，大道何以行？还是人能弘道。天下何以公？还是人秉公心。有大公则天之尧，而后能让舜。有重华协帝之舜，而后能让禹。亦惟有玄德升闻之舜，而后能受尧之禅。有不矜不伐之禹，而后能受舜之禅。故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有志焉，而未之能逮也。”又曰：“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明于其义，达于其利，而后能为之。”已明明揭示，要有大同人才，而后能开公天下之大同世界。[66]
这里涉及到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今人简单地引进西学以法治国，绝对地反对“人治”。其实，最关键地是对“人治”怎么理解。儒家的“人治”其实是指贤人政治。段正元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最后提出“大同世界必定先有治人后有治法”，这显然是继承了儒家先人治后法治的基本思想。对此他还说：“大同世界之治法为何？简单眀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已。而选贤与能，仍是治法之中，首重治人；讲信修睦，乃于治人之下，行好治法，其风声所播，人人乐从。”[67]即不反对法治，但是强调贤人之治下的法治。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7、男女
段正元提倡男女平等。他认为男女平等是非常应该的，但这“是道德大行，人格超越，自然之结果，程度未到，决不可勉强造作。”[68]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必须文化激进主义者倡导的所谓男女平等说：
现在世界女子所讲的平等，多是拿男子的虚荣、男子的出风头与其放荡、脱略等类的事为标准，为女子造作平等者，只要能耸动一般青年无知的女子，打破贞静性，便甚么方法也不顾惜。试看近来女子，不以能作坏事为开通的有几人？只顾说平等，也不思所谓等的，在什么地方，也不思是向上的等，是向下的等。……试举目一看，今日学校教育出来的男女是何等样子？男子能视女子如姊如妹否？女子能视男子如兄如弟否？试问司教育者，如何能保其廉耻，使不堕为流氓？[69]
这样就造成男女关系混乱，男女不顾廉耻，不讲道德而堕落。事实上，男女在天然上是有许多差异的，这不是个人的意去能够随便改变的，要尊重这些差异，在承认这些差异的基础上讲平等。“男女的天然不同，为造物所定，不可以人为改易，则知男女于人类社会应有之职务责任，各有适当之分际。故有宜于女子为之事，不宜于男子的；有宜于男子为之事，不宜于女子的；有女子优为之事，不必男子为的；有男子优为之事，不必女子为的。……男子是为父为夫的，女子是为妻为母的，职务责任，各有不同。社会上各种景况，皆男女为父为夫、为妻为母相互的关系之间所发生出来的。”[70]因此，应该“男女正位”，“男女各人本分内之职责，即是位。职责尽到，即是正位。男女各正其位，即能合道德之正格，即是真正男女平等。”[71]男女把功夫用在各自的修身中，以男子为夫为父，女子为妻为母作为社会上其它关系的出发点，这就是男女各正其位，即是真正男女平等。
段正元特别强调男女平等应该放在家庭中才能得以落实，而不是象近代一些激进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肤浅地认为要讲男女平等，就要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结果是破坏家庭，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他说：“故要世界大同极乐，必先将世界的男女，齐纳于家庭制度之下，而调正其夫父妻母之关系，以成其美满幸福。”[72]也就是说，即使到了大同世界，家庭还是必要的，只是怎么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促成家庭的幸福美满。
纳于家庭之下的男女关系就是夫妇关系了，这方面段正元在《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中在传统五伦基础上论证夫妇之伦在有别。所谓“别”者，一为分别，一为特别。
如何分别？即所谓“男有分，女有归”，“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西人定律，以奸淫有夫之妇，为有侵犯他人主权之罪。夫妇一犯邪淫，俱足为离婚之口实。亦以夫妇应当分别也。试问夫妇若无分别，任意奸邪，尚复成何人类社会？故夫妇一伦，取分别之义，所以限制人放纵之自由，正所以保全人正当之自由而为，凡为夫妇者之常经也。……中国自伏羲正夫妇之伦，伉俪永偕，华夏文明从兹大启。欧土自耶教明夫妇之义，邪淫为戒，西方文化乃渐勃兴。从可知夫妇一伦别与无别，实人类社会文野所由分，亦人禽界域所由判。而诗首关睢，礼崇奠雁，悉表明分别之义，即以端风化之原。数千年文明华胄，国屡亡而种族不弱，主权易而教化犹存，不至沦为蛮貊夷狄者，正惟此大端不坠所系赖。……若真正所谓夫妇有别，就是各个人之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界耳。
如何特别？即所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妇恒久而家道兴。普通形容夫妇和谐者，则是如胶如漆，实深明特别之义。夫妇一伦，何以要如是特别？盖阴阳和而后万物生，乃天道之适然，夫妇和而后家道兴，亦人事之必然。……若夫妇之间，无如胶如漆、贞固不可离之特别感情，以维持于不敝，则今日自由结婚，明日自由离婚，夫妇一伦，全陷于爱之则欲加诸膝、恶之则欲坠诸渊之动摇不定的苦境，人类社会宁复有生存安乐之可言？……语云夫妇齐眉，终身偕老，乃真合乎真恋爱、真平等之原则，而为夫妇感情特别之真诠矣。
可见，分别，所以明夫妇之界域，维持各个人之真自由；特别，所以重夫妇之感情，维持各个人之真平等也。这样，段正元通过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男女—夫妇关系处理好，就会为建立和谐、健康、良善的社会关系奠定基础。
三、实行道德 实现大同
（一）实现大同的条件
对于实现大同，段正元是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来判断的。近代以来环球交通，人类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预示了大同世界实现的征兆和条件。段正元论说：“当今大地环通，世界为一家，一旦否极泰来，由大同而进极乐。”[73]“我倡言大同，非我有能为也。古圣先贤预备的道德政治，数千年今已成熟。从前道德元气高高在上，地气主事，故道德不行也。今道德主事，地气无权，而辅助道德，虽人提倡，是上天提倡也。……天时与人事合一；道德与行政合一；真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是‘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何况人乎？何况鬼神乎？真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复地哉，凡有血气，莫不尊亲’。”[74]大同社会是人类几千年的理想，今天有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的条件和机会。要实现大同必须通过不同的途径，殊途同归，走向最终的目标。
（二）实现大同的关键
段正元办道德学社，讲道德，道德观念是其思想的核心。段正元所讲的道德贵在实行，在位者能否实行实德，是大同政治能否实现的关键。1919年秋，有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问段正元，“贵社讲道德，何为贵?”段正元答曰:“重在实行。凡中外古今之圣贤他佛，无不是实行实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因我中华自秦汉以后,辞章科名为重,但有虚文,毫无实际,道德遂流为迂酸腐败之口头禅。形上之道以晦,反不如尔们欧美人,注重实验发明形下之器,足以称雄逞霸于一时。不过物质愈发达,社会愈黑暗,强霸者死之徒,吾为此惧。因发愿以身作则,立社讲学,就正高明期以实行真正道德的精神,造成真正文明大同世界。”[75]他还说：“道德实行，则国家有主宰，人民有倚赖。道德不是空谈，作文章劝人，是教人身体力行，开诚布公，救世安民，实行实德实事。”[76]他奉劝在位者：“非实行道德，万不能使诸共和国，转成文明大同世界。”[77]强调“在位实行道德，天下无不服从。……在位知道德，真行道德，不但天下立地太平，并可成大同极乐世界。”[78]“真讲大同，无种族、国界、教派、党羽之说，同归一道。无私心，无嫉妒，仁心仁政安天下，真行道德，自然平天下。”[79]这是希望当政者能够明白道德是大同极乐世界的必由之路，必须在位者实行道德，才能走向大同。为什么？他继续说：“因道德为天地之元气，在人为福气。一人有福，满门福禄。天下有一人有福，天下太平。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80]“惟道德是生天地的元气，人物之主宰，治国平天下之至宝，成大同世界之根基，人民共享之幸福。”[81]道德为天地的元气，人物的主宰，治国平天下的至宝，成大同世界的根基。他举孔子为例，“中国之道德，如孔子治鲁三月，男有分，女有归，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如尧舜之孝弟，黎民于变时雍，真文明大同景运。”[82]孔子治鲁三月，就是实行道德，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呈现了文明大同的景运。因此，只有实行真道德仁义，才能万教归一，世界大同。
不实行真道德仁义，万教焉能归一？万国焉能共和？天下焉能太平？实行真道德仁义者何？即是用天智。天智者何？即内圣外王合一之用。内而有圣道，外而自有王道，圣人在位天也，真王道平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世界自然文明而成大同，大同而归极乐。人人君子个个圣贤，自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悠久无疆。
欲世界大同，使天下人人同归一道，非实行内圣外王一贯之学不可。……前之读书人，只知揣摩圣人之文章，下以文章窃取功名，上以文章笼络士子，上下用情欲之私，但求说得好听，不管能行不能行。故数千年来，将真正修齐治平之道，一并看假，以为圣人之道，即在文词，不知圣人之言，是由躬行实践，一一做到，由性分中流露出来，发为文章，故能永不垂灭，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83]
这就揭示了实行道德仁义才能万教归一，而实行道德仁义其实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应用，是实现大同世界的必由之路。并批评过去的读书人，遗失了古圣先贤内圣外王一贯之学，只知道在科举时文上下功夫，窃取功名，这正好与统治者笼络士人的目的相符合，于是各谋其利，结果知行不能合一，言行不能一致，造成儒家真正修齐治平之道被人们认为是虚假，所以他特别强调躬行实践。
如何以中华传统道德推行世界，实现人类大同? 段正元认为应从以下三事实施，方能奏效。
其一，综核名实。即“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没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84]
其二，表彰先圣。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乃上古圣人的创造，古之圣人，是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不得不表彰先圣，以树之风声，自论理事实之必然。”[85]因此，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国人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数典忘祖的作法。
其三，尊重师道。他指出，国家道德风化之盛衰关键在于教育之兴替，而教育之兴替则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段夫之对师的要求很高，要有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真智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86]，这样方能长治久安。
段正元引用孟子的话说明大同的实行是有方法的：《孟子·公孙丑上》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段正元分析说：“孟子所谓第一件是要用贤能的人去执政，余四件皆是免除租税。所谓贤能者，简言之就是行大同主义，专为人民谋生活容易的人。依孟子所说，则凡关于穿衣、吃饭、住宅、旅行等事，皆不纳税，人民该多少自由，所以说邻国之民，皆悦而愿去入籍。此是孟子破国界，造大同的入手办法。今世苟有一国能采用此法，切实为人民谋生活容易者，各国人民也必很愿意去入籍。世人皆以为大同，是理想空谈，读此则知其有实行的方法。世人皆以为大同是难办的事，读此则知其为易办的事。”[87]这些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既符合孟子思想，又切合现实，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个国家治理的好，人民就会争着去那个国家入籍。当然，这可能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兹不讨论。
实行道德贵在以中立教，行中庸之道。“以中立教，即是实行道德。不过各有各的天命不同，虽教不同而道同，以道德治世合中和。故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8]如果能够做到“人人有中字之良心，勤职业，修心术，即是太平世界。凡事量力而行，各勤其职业，各尽其职能。守本分即是守中，守中即是何等人干何等事。不大言不惭，不野心勃勃，不自欺欺人，凭一点贞良心作事，则一切不中之事理，自然消灭于无何有之乡。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在上在下，男女老幼，贞自由平等，人民熙熙皞皞，天然大同极乐世界在其中。中道而立，四海景从，自由平等，一道同风，万众一声，天下大同。”[89]孔子当年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近代以来中国也是遗失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义，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强烈批判。这种批判是必要的，然而在批判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庸之道却有许多误解和歪曲，特别是把“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把它视为平庸、妥协、保守、不思进取、守旧不变等，认为是维护封建专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的精神武器，否定其现意义和价值，这就走上了“矫枉过正”的极端之路。在一片大批判的潮流下段正元则非常强调无论在上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以中立教，行中庸之道，这是难能可贵。
有问：“圣圣心传，只此一中。中即道欤？”
段正元答：“中者无极之真，太极之精，天地之主，万物之根,合其中斯合道矣。”
问：“合中斯合道。今天下之道何在？今天下之中何在？”
段正元答：“在大同。”
段正元还说：“夫人未欲大同也，如欲大同，舍此中和大道，又将何为哉！当今之世，在位为政者，果明中和大道，而实行人道贞义，则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何难之有！”[90]
（三）实现大同的正路
在这样的基础上，段正元认为保全身家性命，倡造大同的正路是“四爱”，他说：“世界之乱，由于人类互相为仇，无法消弭。仇其身则杀其身，仇其家则亡其家，仇其国则破其国。循环起伏，天下之乱，遂不可已。仇之对照为爱。欲解救此祸，惟有实行四爱：一爱身，并要真贞爱身。二爱家，并要真贞爱家。三爱国，并要真贞爱国。四爱天下，并要真贞爱天下。”[91]这“四爱”实际上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精髓，即以建立在亲情基础上自爱为中心的同心圆向外推衍，与道家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不同。对此，段正元详细论证“四爱”：
真贞爱身者，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敢好勇斗狠。以一朝之忿，忘身及亲，更何肯身为盗匪，肆行无忌，致自己生命，时时刻刻，常在危险之中。真贞爱身者，必能推己及人，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决不肯抱自杀主义。存宁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之心，致天下人欲得而甘心。真贞爱身者，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决不肯以不忠、不礼、不仁之事加于人。致召反动。真贞爱身者，必能安分知足，素位而行，决不肯舍己芸人，凌上欺下。或得寸思尺，妄冀非分，自取侮辱。真贞爱身者，必能明哲保身，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决不肯以自己地位作出种种非道，致人退而不进，造出危邦乱邦，致他人不入不居，并自己亦无所逃避。真贞爱身者，必能惩忿窒欲，澹泊明志，性命为重，名利为轻，不肯以一时意见之争执个人权利之冲突，牺牲自己之性命，或因而殃及他人。真贞爱身者，必能择善而从，不善而改，认明是非，抱定宗旨，不为众人摇惑，决不肯贪图些小便宜，随波逐流，轻举妄动，同入陷阱。真贞爱身者，必能善与人交，久而弥敬。凡与共患难者，无不可与共功名富贵，决不肯翻云覆雨，一时利用，转眼成仇，示人以不诚，因而天下多事。真贞爱身者，知暴殄天物，邪淫浪饮，有伤福德，必能爱惜物力，保重生命，决不肯浪费众人之钱财，蹂躏众人之卢墓，牺牲众人之生命，以博不义之富贵。真贞爱身者，必能克去骄矜，谦让和平，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以增益其伟大之成就，决不自满自恃，暴戾恣肆，致成为众矢之的。
真贞爱家者，必能使老幼尊卑，各守名分，男女内外，各循大礼，决不曲解自由平等，或附和非孝非义谬说，以破坏天伦之秩序。真贞爱家者，必能孝敬父母，决不肯犯上作乱，贻父母之忧，且致人民父子离散生死不得相见。真贞爱家者，必能友于兄弟，视同手足，以阋墙为耻，出外为政，决不肯因同辈意见冲突，起国内之战争，杀戮同胞。真贞爱家者，必能尊重夫妇之伦，和睦闺阃，决不肯贪图姿色财产或势力，随便弃旧迎新，为社会留不良影响。真贞爱家者，对于子女品性言行，必能悉心护持调正，以养成善良人格，决不肯利用地位，直接间接提倡淫冶，诱惑青年男女，致丧其羞恶之良，因而社会上增加罪恶。真贞爱家者，必能经营生产，使一家大小得享温饱之乐，决不肯因个人私愤，扰乱数千里，使人民田不得耕，屋不得住，受冻饿之苦。真贞爱家者，知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必能博施济众，广行方便，以德遗子孙，决不肯为子孙作牛马，垄断财源，盘剥贫民，使人怨恨，因之社会上得减少报复寻仇之事。真贞爱家者，知追念祖宗，以时祭祀，为民德敦厚之源，决不肯以宗庙荐享之礼，列为迷信，使人民失仁亲之根本，社会风俗日趋于浇薄。真贞爱家者，知世人皆愿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得一家团聚之乐，决不肯随便称兵构祸，肆行杀戮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真贞爱国者，必能体恤人民之疾苦，决不苛征繁税，吸取人民膏血，供无益之费用。真贞爱国者，必能保全人民生命，决不使盗匪猖獗，致人民流离死亡。真贞爱国者，必能提倡固有道德，以正人心，厚风俗，决不摧残人民精神上良善信仰。真贞爱国者，必能实行礼让，遇有纠纷，宁愿牺牲名位，忍受屈辱，决不牺牲人民生命财产，图遂个人之野心，或泄个人之私愤。真贞爱国者，必能任贤使能，决不位置私人，或任贪鄙小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 真贞爱国者，必能诚心征求人民心中所怀，未敢明言之隐情，为施政之根本，决不强迫人民顺从个人，或少数人之主张，不做成圈套，欺罔国民。真贞爱国者，必能予人民以习惯上之便利，及其他正当之自由，决不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致人民惶恐无措，甚或深文图内，藉端需索。真贞爱国者，必能施行仁心仁政，与民休息，决不肯穷兵黩武，浪耗国家元气。真贞爱国者，必能以自国历史观为中心，遵循善良教训，对于外来学说主义，决不肯不辨善恶，随便宣传，或迳为虎作伥，公然担任害国殃民的工作。
真贞爱天下者，能以天下为一家，对于各国人民，一视同仁，决不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欺贫。真贞爱天下者，知造物生人，各赋有衣食之源，能上律天时，下悉地力，以厚利均生，决不违反自然。对国际为经济侵略政策，加重少数资本家，畸形发达之量，愈使社会经济受不良之影响。真贞爱天下者，必能不分国界，澈底除去人民自求生活之障碍，决不作开放某国门户之偏畸主张。真贞爱天下者，知天演究竟，强梁者死，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决不肯以武力压迫他人。真贞爱天下者，知军事费用浩大，人民负担过重，必能完全废除军备，解释负担，俾其血汗之资，得以充衣食生活之用，决不因袭武装和平之谬说，以重苦人民。更不须月攘一鸡之办法，会议缩减。真贞爱天下者，知人类幸福，在能安居乐业，各得匀贴的生活，决不炫于富强之说，耽虚名而沽实祸。真贞爱天下者，必能依礼运货不弃地，力不为己之原则，调协劳资，决不妄与激进份子为缘，致启斗争之渐。真贞爱天下者，必能效古人，救灾恤邻之美德，为共存共荣之实事，决不传播险恶种子于他国，利其扰乱为变相的侵略。真贞爱天下者，必能依据道德之实行，缔造大同，形式之条约，并用不着，至少亦能本国际平等之义，将已有之一切损人利己条约，自动废除。决不稍存观望，或另有希图，以为大同之梗。[92]
由此可见，他认为倡造大同的正路就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普世化，由爱身、爱家向爱国、爱天下层层，推展，希望人人能够从我做起，踏实践行，以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和忧患意识，可以说是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其思想是圆融的，思路是缜密的。
（四）实现大同的进路
段正元认为实现大同思想的进路要通过大同家长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去做。为了实现大同，段正元提出要有大同家长来办大同事业。何谓大同家长？他说：“以其人能穷则独善，已美备修身齐家之实德，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亦不过圆满古人所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分量。”[93]大同家长应具以下资格：
甲、出身
一、家世清白，存心作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经明师教育，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贯心传，专门大学之道，实行修心养性。三、明心见性后，更能不辞劳苦，到处就正高明，参证心性所见，是否可以实用。四、士、农、工、商，困苦艰难，曾经亲尝，劳其心志，增益不能，富有经验阅历。五、道为己任，以天下为自家，事事踏实认真，钱财善聚善散。六、曾在社会办过数十年，经天纬地之道德事业，不用公家一文钱，不受国家一名位。
乙、学问
一、真贞明过心，见过性，至诚如神，上知天道，下合人情。不但身修家齐，并措置治平，确有易如反掌之把握。二、学古人，不为古人所愚，学今人，不为今人所惑，由性分中自然流露，自知自明，能将中外政治大纲，执两用中，通权达变，择善而从，不善而改。三、入孝出弟，谨信爱众亲仁，行有余力，方以学文。四、知天命，畏天命，行天命，乐天命。实行大学之道，集其大成，真有成竹在胸，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五、成己成人，一时有益，推之天下万世无弊，堪为大同师表。
丙、人格
一、内正七情、六欲，修身为本，外无丝毫嗜好劣迹。二、言行合一，始终不变，谦让和平，不自欺，不自是。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穷则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四、以救世度人为怀，毫无名利思想，大公无我，素位而行。
丁、家庭
一、立身行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喻亲于道，并能善教子女，儿童亦循规蹈矩。二、内不用阴谋，外不用压迫，能使阖家上下大小，和气一团，并皆一心一德，同事家长。三、克勤克俭，以身作则，对家人仆役，因材器使，不加勉强，均能心悦诚服，任苦耐劳。
戊、责任
一、大同家长之存心做事，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二、大同家长，一言、一笑、一行，为世界各国人民之表率，社会之模范。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三、大同家长，不分教派、国界、种族，视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以缔造大同为目的。四、选出大同家长，自然实行统一中国，万邦协和，世界成大同极乐。
在大同家长的主持下，实现大同的有六层进路：
一、各尽各人之智，能学大同也。大同世界，并不稀奇，只要大家往正路上走，各尽各之智能，本诸天然良心作事，智者尽天然之智，能者尽天然之能，不勉强，不敷衍，不矫诈，不擅强。纯以中字为主，人人有中字之良心，时时刻刻，有大同二字在良心中，则言行动静，自然学成大同之言行。……当今如有识时务者，本中道而行，则世界立地成大同。
二、各尽各人之职业，明大同也。大丈夫生今之世，必成今之人，不作天地功臣，亦当作祖宗肖子，方不愧天地生，父母养。若是昏昏浊浊，不尽为人之职，不勤当勤之业，即是不明大同之理。不明大同之理，则人不成其为人矣。故无论士农工商，必要各尽其职，各勤其业，则大同之理明，而人即不虚生于世，故曰明大同也。
三、各守各人之本分，进大同也。……人当守分，不越礼犯伦，妄自尊大，不欺上凌下，怨天尤人。个个素位而行，有大同之思想，有大同之言论，则进大同矣。
四、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成大同也。 大同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天下人之行为行。好恶从众，赏罚维均。无教界，无国界，无种族界，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则不期大同，而自成大同也。
五、亲亲仁民，仁民爱物，贞大同也。 凡天覆、地载之人类万物，皆当亲之、爱之，为民上者，以贞心仁政，泛爱众，而亲仁。人民以贞引贞，各亲其亲，各贞其贞。上下一体，则大同方为贞大同也。否则虽有大同之名，而无大同之实，亦不得谓之贞矣。故曰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天下既平，非贞大同之谓何！
六、世界人民，男女老少，贞自由平等，乐大同也。 世界之大，人类之繁，何能使人人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相争夺，父子兄弟，各享天伦，老幼尊卑，各守本分，相亲相爱，相安于无事，无忧虑，无烦恼，人人君子，个个圣贤，得享贞自由平等之幸福，一中而已矣。中为天下之大本，人人抱此中字，立定中志，守中而行，以身中之中，合心中之中。身心合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中，此理中，此物中，此时中，推之于全球万国无处不中。无往不同，无入不自得，无入不自乐，故曰乐大同也。[94]
这六个层次是由低而高，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这是儒家下学上达，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展开。
结语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反映了儒家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及高尚人格。自从这一学说问世以来，曾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改变现实的黑暗，追求美好生活而英勇奋斗。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不是沉默忍耐，不是消极妥协，而是积极入世，以济世救民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为寻求人类社会的理想归宿不懈奋斗, 从孔子、孟子，到近现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都曾提倡大同思想，并努力实践。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一直徘徊了二千余年，成为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它是理想的灯塔，不仅给失望中的人们不断带来希望，而且更感召着人们进行不懈地努力。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天时、地利、人和都达到，所以实际上是流于空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仍然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统冶，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段正元的大同思想是在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展望和憧憬，并有许多具体的设计和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统大同思想的新发展和新创造，不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可以引发许多有价值的思考。今天，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要继承中国古代的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同时结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丰富成果，立足传统，延续命脉，面向世界，建设小康，走向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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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载《西安日报》2002年1月21日第8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5期转载。
[②]段正元：《大同元音》序，《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页。
[③]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7页。
[④]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6页。
[⑤]段正元：《大德必得》，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0页。
[⑥]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8页。
[⑦]段正元：《大同贞谛》，《师道全书》卷十六，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20-21页。
[⑧]段正元：《敏求知己》叙言，《师道全书》卷十九，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页。
[⑨]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8页。
[⑩]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20页。
[11]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4页。
[12]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4页。
[13]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5页。
[14]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49页。
[15]段正元：《大德必得》，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2页。
[16]段正元：《大同贞谛》，《师道全书》卷十六，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34-35页。
[17]段正元：《大德必得》，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0页。
[18]段正元：《大同贞谛》，《师道全书》卷十六，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36页。
[19]详见段正元：《政治大同•大同指南》，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5-29页。
[20]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6-17页。
[21]段正元：《永久和平•欲安定人民生活须先统一世界货币制度》，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8页。
[22]段正元：《永久和平•欲安定人民生活须先统一世界货币制度》，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8-9页。
[23]段正元：《道德和平•劳资调剂贵在互助》，《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55页。
[24]孙中山：《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69-70页。
[25]段正元：《政治大同•国家问题之根本研究》，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5页。
[26]段正元：《永久和平•礼问政问》，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4页。
[27]段正元：《永久和平•礼问政问》，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4页。
[28]段正元：《永久和平•礼问政问》，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5页。
[29]段正元：《大德必得•真道德平天下是谓大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0页。
[30]段正元：《大德必得•真道德平天下是谓大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0页。
[31]《师道全书》卷首，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2页。
[32]段正元：《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7页。
[33]段正元：《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1页。
[34]段正元：《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1-12页。
[35]段正元：《政治大同•大同主义诠真》，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2页。
[36]段正元：《政治大同•天下为公的实行》，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3、25页。
[37]段正元：《大德必得•知尧舜之道不外孝弟》，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9页。
[38]段正元：《永久和平•孝弟为平治天下之本》，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36页。
[39]段正元：《永久和平•孝弟为平治天下之本》，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35-36页。
[40]段正元：《永久和平•孝弟为平治天下之本》，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37页。
[41]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2、14页。
[42]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社总会编印，1944年，第49页。
[43]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社总会编印，1944年，第47页。
[44]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社总会编印，1944年，第57页。
[45]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社总会编印，1944年，第56页。
[46]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社总会编印，1944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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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段正元：《政治大同•人治与法治》，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8页。
[66]段正元：《政治大同•人治与法治》，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2页。
[67]段正元：《政治大同•人治与法治》，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2页。
[68]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0页。
[69]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0-11页。
[70]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1页。
[71]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1页。
[72]段正元：《永久和平•为政以德之大经大法》，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12页。
[73]段正元：《日行记录》，《师道全书》卷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51页。
[74]段正元：《大德必得•乐道语》，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28页。
[75]段正元：《远人问道录》，道德学社编印，1933年，第1页。
[76]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3页。
[77]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3页。
[78]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9页。
[79]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0页。
[80]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9页。
[81]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5页。
[82]段正元：《大同元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4页。
[83]段正元：《道德约言》，道德学社编印，1921年，第10页。
[84]段正元：《政治大同•天然政治论》，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6页。
[85]段正元：《政治大同•天然政治论》，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6页。
[86]段正元：《政治大同•天然政治论》，北平道德学社编印，1930年，第7页。
[87]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49页。
[88]段正元：《道德和平》，《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9页。
[89]段正元：（《大同正路》，《师道全书》卷三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3页。
[90]段正元：《圣道发凡》，《师道全书》卷一，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86页。
[91]段正元：《大同正路》，《师道全书》卷三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页。
[92]段正元：《大同正路》，《师道全书》卷三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页。
[93]段正元：《大同正路》，《师道全书》卷三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1页。
[94]段正元：《大同正路》，《师道全书》卷三十四，道德学会总会编印，1944年，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