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李雅雯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太平大同思想源于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经过孔子及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儒家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对儒家理想社会的重申和发挥。他以三代之治为太平蓝图，提出了“渐复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恢复肉刑。其《西铭》也是其太平大同理想的简洁表达，成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社会担当的经典表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仍然放射着璀璨光芒。
关键词：四为；太平大同；三代之治；《西铭》；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K103;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 2019-03-004：
一、儒家太平思想的渊源流变
“太平”是人们对社会安定、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与“大同”联称为“太平大同”，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在儒家语境中，“太平”与“大同”是相通的，“太平”是“大同”的初级阶段，“大同”是“太平”的高级阶段，后世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往往都要远宗尧舜，近法文武周公。
《论语·为政》载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此章是讲治道应以德礼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康有为注释说：“民种未良,民德未公,待法律刑罚以治之,民免畏法而求免罚,然险该机诈之心未除,即作弊于法律之内,故政刑者,升平小康之治也。养其善性,和以文明,使民种风俗皆至仁良,日迁善而不知,忠直公溥之风已定,自不屑为奸慝之事,故德礼者,太平大同之治也。”[①]认为德礼教化乃是太平大同之治。又《论语·雍也》载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就齐鲁两国不同的治国模式和发展道路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变革的方向与社会发展的理想。顾炎武《日知录》：“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②]杨树达《论语疏证》按：“齐为霸业，鲁秉周礼，则王道也。齐一变至于鲁，由霸功变为王道也。《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是王道为小康也。鲁一变至于道者，由小康变为大同也。《礼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道正彼文所谓大道矣。”[③]康有为注：“盖齐俗急功利，有霸政余习，纯为掳乱之治。鲁差重礼教，有先王遗风，庶近小康。拨乱世虽变，仅至小康、升平；小康升平能变，则可进至太平大同矣。”[④] 这就是说，齐为霸道，鲁为王道，齐变至鲁，鲁变道即由霸道变为王道，由王道变为大同。结合《礼记·礼运篇》，王道为小康、升平，再进一步就是会进至大同、太平，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
孟子也以大同为其思想的归宿，《孟子·尽心上》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康有为注释说：“孔子立三世之法：拨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为进退大小,其时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⑤]梁启超亦云：“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意……立大同之言，以治今日以后之天下。”“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孟子言井田，为大同之纲领。”“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极致。”“言尧舜，言文王，为大同之名号。”[⑥]孟子思想的归宿就是大同。
《春秋公羊传》有“公羊三世说”，是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有“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公羊传·隐公元年》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东汉何休在注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王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祥，故崇仁义。”[⑦]他认为，孔子在修《春秋》时记述“所传闻世”即鲁隐公至僖公五代高祖曾祖时代国君之事，当时处于衰乱之中，治道尚粗略，所以内其国而外诸夏；记述“所闻世”即文公至襄公四代父辈时代国君之事，当时治理已有升平之象，所以内诸夏而外夷狄；记述“所见世”即昭、定、哀三代与自己父辈同时代国君之事时，已是显著的太平之治，所以夷狄进至王爵。他认为，孔子对鲁国历史三类不同的记载，表明历史发展由衰乱进入升平再进入太平的演变历程。到了太平世，没有了内外远近大小之分，天下一家，仁义大行。孔子将这种历史演进观念寄予在鲁国历史演进之中，是因为太平大同之世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尽管三代以降进入了天下为家，大道即隐，但大道只是“隐”，并非不存在，鲁国是保存礼乐文明最好的诸侯国，大道就隐藏在鲁国，前述“齐变至鲁，鲁变至道”就说明鲁国礼乐文明得到保存，大道虽隐而存，就会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方向发展。
二、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意蕴
宋初以范仲淹、李觏等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相继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宋史·范仲淹传》载：“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李觏撰写《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之一。宋初伊始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满怀理想和抱负，参政议政，热情空前高涨，要实现“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梦想。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儒家理想社会的重申和发挥。“开”期待之谓，“万世”，古人常以“万世”表示永久，说明张载不但重视重建当下“太平”秩序，而且要为更高远的“万世太平”奠定基础。
张载提出了开太平的理想蓝图——“渐复三代之治”。他对三代充满向往：“‘颜子问为邦’云云,三代之文章,颜渊固皆知之,故于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⑧]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评价张载说：“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⑨]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于是神宗召见张载，“问治道”，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⑩]，并指出：“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11]“三代之治”实质上是礼治，因此张载提出，要重建政治秩序，恢复三代之治的治道理想，要从“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12]入手，“礼者圣人之成法也, 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13]，治国“以礼乐为急”[14]。礼的政治功能是“嘉天下之会”[15]，就是以礼会通和合社会，发挥养民治民的功能：“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16]。这样，“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17]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太平大同的理想。司马光评价他“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概不足法” [18]
张载认为“三代”之制主要有井田、封建和肉刑，为此提出了“渐复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恢复肉刑。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19]，“欲养民当自井田始”[20]，强调均平，即希望通过恢复井田重新分配田地，保证老百姓耕者有其田，可以解决当时的政教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21]实行井田制首先可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在保证了基本生存以后，可以通过教化，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为此，他提出“行井田”的八大纲领，即：“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孰本抑来”[22]。
张载不是坐而论而是起而行之者，为推行“井田”不遗余力。他呕心沥血，撰写成《井田议》，寄给在朝友人，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深得司马光、二程、欧阳修等官员的赞赏，可惜朝廷不重视，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为了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在讲学授徒的同时，还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把这数百亩田地划为由九块地组成的“井田”，其中中间一块为公田，四周八块为私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为了提高生产，他还组织当民众兴修水利，带领民众将大振沟、小振沟、桶瓦沟、珍珠泉四水和汤峪沟、坂桥沟、华阴沟、响泉沟四水合而为一，分别修成两条大渠，使近千亩田地可以灌溉，改善了耕种条件，被称为井田渠。今天在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当年张载实验井田的遗迹，在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遗憾的是，“井田实验”并没有取得成果。
面对宋初社会问题，张载提出重建“封建”，适当分权的解决思路。宋初经历了唐末藩镇割据，朝廷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却过分削弱了地方权力，造成地方自治不力。张载认为应该重建封建制，给予地方更大权力，发挥地方自主性，实现地方自治。他说：“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使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使周公当轴，虽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后世安得如此！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23]他阐明井田与封建之间密切联系，井田最终要归于落实到封建制中才能最终实现。他看到当时过分集权的弊端，指出封建能够使天下之事分，分则简，则治之精，提出以天下分于人，以实现事无不治。
张载还提出了“肉刑”问题。“肉刑”原指墨、劓、剕、宫、大辟等残害罪犯肉体的刑罚。在中国法制史上，秦之前曾广为流行，汉魏以后逐渐废止。张载认为，“肉刑犹可用于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伤旧主者死，军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勉死，人观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轻视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惧矣。此亦仁术。”[24]对于已定为死罪的人，如果易以肉刑，把他的脚砍去，免其一死，对于死里逃生的罪犯来说会以得免死为幸，而对其他人来说会起到心理畏惧，不敢效尤，从而减少犯罪的效果。张载鉴于当时死刑太多，试图恢复肉刑以纠正偏差，也认为这是“仁术”。
对于井田、封建和肉刑的关系，他说：“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犹能教而不能养；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犹能教养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25]就是说，实行井田制要以封建制来落实，而井田制要以肉刑去推行。井田为养，封建为教，肉刑为使，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互相为用，彼此依赖，结合起来，就成为一套治理体系。在张载看来，通过井田、封建、肉刑等具体措施，既能解决当时北宋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是儒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大同理想的根本之道。
“为万世开太平”是《西铭》描述的社会理想。《西铭》全文仅有300余字，“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是其思想的基本纲领，而且是其社会理想的宏伟蓝图，反映了张载试图通过重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核心价值体系，来重整社会道德、重建社会秩序的愿望。围绕着这一宗旨,《西铭》将社会秩序视为家庭秩序,整个论证由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再到家庭秩序,致使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之间一脉相承,三位一体。[26]《西铭》言简意赅，意蕴深宏，后世学者推崇备至，被宋、元、明、清理学家奉为儒家经典篇目，与《论》《孟》等相提并论，评价很高。如《宋元学案》就引薛文清曰：“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27]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就是儒家大同理想的简洁表达。
结语
现代学者对“为万世开太平”有新的解读，马一浮云：“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乃是实有是理。如尧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是故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斯乃政治之极轨……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而其言则可垂法于万世。故横渠不曰‘致’，而曰‘开’者，‘致’是实现之称，‘开’则期待之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28]这说明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是实有其理，是儒家社会理想在历史当中的体现。
蔡仁厚也说：“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太平盛世。而且不只是一时，而是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如今民主政治的体制，却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学配合儒家的礼乐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的确将可为人类世界开创无疆的休美。”[29]
张岂之评价张载“其为学，其理论，其从政，都不是为一时一地，而是为了中国的万世太平奠定基业。”[30]赵馥洁认为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理想的途径。”[31]余敦康指出：“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张载是把‘为万世开太平’的外王理想置于首要地位，遵循着逆而上推的思路，由外而及内，由用以明体。”[32]
总之，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张载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意蕴，凝结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后来经过历代传扬和不断诠释，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社会担当的经典表达。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仍然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P18-22
[①]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②]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41页。
[③]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④]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82页。
[⑤]康有为：《孟子微》，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页。
[⑥]梁启超：《读孟子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⑦]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⑧]《张子语录 ·语录上》，《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08页。
[⑨]《宋史·张载传》，《张载集·附录》, 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4页。
[⑩]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2页。
[11]《宋史·张载传》，《张载集·附录》, 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6页。
[12]《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76页。
[13] 《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14]《张子语录 ·语录中》，《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7页。
[15] 《正蒙·大易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0页。
[16] 《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17] 《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15页。
[18]《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7页。
[19]《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48页。
[20]《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21]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4页。
[22]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4页。
[23]《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1页。
[24]《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48页。
[25] 《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97页。
[26]魏义霞：《张载<西铭>解读》，《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
[2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76页。
[28]马一浮：《太和宜山会语》，《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页。
[29]蔡仁厚：《儒家传统与时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5-217页。
[30]张岂之：“深入开展对张载和陕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陕西省哲学学会编《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页。
[31]赵馥洁：《论张载哲学的使命感》，陕西省哲学学会编《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纶》，西安：陕西人们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32]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7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