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摘要：近代中华民族一直经历着主体性的失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儒学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的关键。论文提出：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

关键词：中国文化主体性多元文明多元思潮儒者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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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遭遇全面危机，中国人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都降到了最低点。

民族复兴的核心是文化的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务之急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主体”一词，其涵括量甚广，具有多层含义，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内涵规定。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开放的，大众性的，是发展的，与传统关系密切的。如何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是简单地“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自主选择。其次，要有文化主体意识。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创新传统。

一、多元文明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

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共创人类的未来，这是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

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政治、种族等纠纷，已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危机，而孔子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世界大同”等等理念，是化解纠纷、缓和冲突的良方。儒家文化“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①]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许多珍贵品质，并特别强调了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为世界多元文化共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在多元的世界文明当中，宗教问题至今为至最令人头疼。回眸人类历史，我们会一眼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欧亚大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宗教战争史，从罗马帝国的扩张到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从八次“十字军东征”到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战争，都是宗教战争。但要说起中国历史，谁能举出一例宗教战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都不过是用迷信包装的世俗战争。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一次宗教战争。因为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净化能力，不仅是“软力量”的核心部分，而且正在给世界和谐竖起参照镜面。

二、多元思想与儒学的主体性重构

当今中国思想多元，观念纷纭，在这种情况下重构儒学的主体性至关重要。

在历史上，儒学历史地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在“礼坏乐崩”的大动乱中，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集大成地创立起儒家的思想学说体系。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官方哲学的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到宋明理学更是经过许多大儒的持续努力，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儒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主体地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佛是三股主要潮流，它们各有源头，互有流变，既有标新以求立异，又有自守以保特色，还有融通以得趋同，更有创新以图发展，最终造就了相辅相成，相反相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儒为主，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这一结构就是西学东渐以前中国思想观念层面的基本结构，其中儒学起着主体的地位。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互撞击、生活方式复杂多变的时代，当代中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外来文化、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良莠并存，相互激荡。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继20世纪上半叶“诸子”（诸种主义、流派、思潮）百家争鸣后在“大一统”政权下的形成了多元思想文化发展格局，主要的思潮还是从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为延续下来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中、西、马三分天下。

如何在在多元思潮互动下建构当代新形态儒学的思想体系，我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通过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概括出来的。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这方面大概得以思想精英为主体，与官方力量结合起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应该承认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贡献，承认其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客观地形成的独特地位。但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注重经济、政治和历史，除了经济这一方面外，与儒学的致思基本一致，完成可以与儒学同构互补。当然，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近代形态的思想“体系”，其丰富言说的广泛内容，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理论特征的思辨程度，等等，正是儒学需要转换的。如果完全忽视这一方面，甚至提出“替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大概也是不现实的，也难以在当代中国社会立足，更别说发展壮大。

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也是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这方面大概得精英为主导，与民间力量结合起来。据学者们最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中共争夺民心。实际上官方没有必要紧张，关键是怎么对待和处理宗教信仰问题，甚至包括邪教。官方长期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对人类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不能正确处理。一方面不能从正面肯定宗教的意义和价值，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各种宗教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对待邪教又不恰当底采取惯用的政治打击和意识形态大批判的方式，未必能够真正地消除邪教的破坏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把民众推给邪教。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最好以宗教的方式，即首先给各种宗教以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宗教组织活动。违法者惩治，不违法者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要扶持正教，以正压邪，事半功倍。这里的扶持正教主要的当然是扶持有悠久历史的儒教了。

尽管对儒教问题现在仍然有学术上的分歧和现实中的争论，但是我们如果广义地理解儒教它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或文明的代名词，就是常常所说的“儒教中国”、“儒教文化圈”等。从汉代以来，儒学就开始走向世界，13到14世纪，宋明理学逐渐传入越南、韩、日，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主流。它向世界的传播不象伊斯兰教、基督教那样是凭借武力，也没有传教士，而是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义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20世纪以后，儒学尽管在中国本土遭遇了激进的批判，但是顺着华人移居世界各地，“儒教文化圈”在不断地扩大，从东亚到东南亚，到欧洲、美洲，其影响已经是世界范围是的了。所以，要把儒学向世界推广，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扩张，而首先是世界的需要，是儒学自己有可以满足世界需要的品质。

三、儒者道德主体性的重塑

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在中国大陆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儒学已经不再是学院里专家、教授、学者们的事业，儒学日益成为社会不同层面凝聚和向心，达致共识的一项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儒者的道德人格问题开始成为令人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在现代社会，只有道德人格的确立，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弘扬，才能推动人迈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换句话说，现代道德人格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是道德主体意识的提升。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主体性问题。但是，就在主体、主体意识等问题的讨论渐入高潮的时候，有人提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对主体精神的观照，缺乏应有的人文意识。对此，笔者一直以为这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片面认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社会构成的主体和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理论形态上一直被思想家们不同程度地肯定着，他们的思想都表现着对人类命运、主体自身的深切关注。儒家认为天地人一体，但人在天地之间又有特殊的地位。《尚书·泰誓上》强调“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礼运》认为：“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人的道德主体性集中地通过圣人体现出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参”者，“叁”也，人与天地的地位和价值是平等的。“赞”者，“助”也，人不是凌驾于天地之上的主宰者，而能够参赞、调谐天地万物之化育。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

儒家认为，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道德的主体性。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十分注重道德主体意识的发挥。《中庸》、《孟子•尽心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引用据说是孔子说的：“仁者，人也”，朱熹在《孟子集注》卷14解释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就是说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人要有道德。孔子的仁道原则确认人有行仁的能力，人不仅仅是目的，被尊重的对象，而且是施人以爱的道德主体。人作为道德主体，其为仁的意愿及行为就是主体自身力量的体现。出于此，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为仁（道德行为）这点来说，人是具有充分的意志自由的（由己）。为仁是道德选择，人在这一点上完全应当作自己的主宰。践仁行礼，在孔子看来是“愿不愿”的问题，不存在“能不能”做的问题，所以他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他还说过“君子求诸己”、“君子慎其独”，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内省的作用。慎独、内省反映的就是道德养成中主体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是主体的一种清醒与自觉的意识状态。孔子学说的目标就在于建构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体。其一生所历的六个阶段，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可视之为这一主体的建构过程。这一主体的主要内涵是“仁”与“智”以及二者结合所达极境即“圣”，是孟子所谓“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在孔子本人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尽头、永远向前、不进则退，因而不敢稍怠的建构活动，孔子并且自谦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其所做的只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持续不断的追求中才能逐渐趋近于“圣”的境地。孔子的践仁成圣标志着一条主体自我完善的道路。

孟子在“人禽之辨”的讨论中，将“仁”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单纯的心理差异，还不足以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这样，能否将此“恻隐”之类的心理感受，常存于心，并发自内心地去实行，是“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力量。他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人的心性是所受于天，存心养性就是在事天。对天命不存疑虑，因为天命为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通过修身以应之——这就是“立命”。尽管人往往不能摆脱“天命”，但在接受“天命”的态度上却依于人自身，“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人的生死是由天命所决定的，而命又有正命非正命之分。完成了人道而自然而然的死去的是正命，因犯罪桎梏而死则是非正命。这就是说命是掌握在自我手中的。

荀子讲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 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无道德，人便与禽兽无异。所以，人类社会有礼义制度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也可以说是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基础。

《易传》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集中地通过圣人体现出来。《易传·文言》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②]就是说，圣人与天地相融合并沟通了天地，并参与天地之中，仿效天地，建立了一套类通天地的人间秩序；同时圣人又融汇进阴阳的相摩相荡之中，融入到天地的变化之中，成了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这样，圣人就与天地变化的精神（德）感而通之。《易传·系辞上》还指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境地。圣人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求的理想人格。

结语

“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以道德为本，铸就多元的道德人格。现代儒者只有以其道德人格成就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文化生命，才能通过承担儒家的事业来担当中国文化的事业，以个人的文化生命来成就民族的文化生命。

（本文在陕西省社会科学届首届（2007）学术年会征文中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进行会议交流，后收入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人本• 发展•和谐》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①]费孝通：《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7月27日。

[②]这里的“大人”就是“圣人”，这在《孟子》中时或见之，《史记·索隐》引向秀《易·乾卦》注云：“圣人在位，谓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