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全球多元文明和平共处之道-韩星,韩晓圣

韩星韩晓圣2

12.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提要: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如何和平共处?西方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提出文明冲突论。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帝国主义。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首先要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性思想。

关键词:和而不同;多元文明;和平对话;和平共处

如果要概括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明发展特征,最突出的应该是多元性或者文化的多样性。那么,什么是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①]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乃至战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人们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乐观,社会冲突、种族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依旧未见缓和,牵连及或转移到宗教冲突时,人们更是加深煽情与狂热,把争战带到无疆界境地,生命掠夺就近在人人的身边,以毒以杀,仇恨和恐惧循环交炽。

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冲突的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对日趋多元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能宽容,提出了很有影响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就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着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它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②]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③]。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悖逆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在文化帝国主义横行的情况下,世界人权、全球伦理、普世价值要么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要么一付诸实践就被利用,从而走向反面。

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在美国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萨缪尔·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它社会羡慕的目标。”[④]这显然还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

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没有遵循基督教“登山宝训”中的博爱精神,而是遵循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结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格,盛行以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国家目标控制世界的帝国主义精神。特别是美国,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国史造就了美国人富于开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美国现今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战略观。美国人的先辈是从海外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拓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挑战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普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观,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美国自建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秀民族,别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别的国家是流氓国家。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为自身的生存和拓展进行斗争。

文化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一元论,包括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世界一元论者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具体点说,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它绝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历史、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实际上,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⑤]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多元化存在,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要互相依赖。同样道理,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办法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传统理念,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将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类共荣提供智慧渊薮。

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首先就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增加出现霸权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形成更多的排他性。杜维明先生从“轴心时代”的高度强调了多元文明和平对话的深远意义。他认为现在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乃至“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回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可以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今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得出轻易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或太平洋世纪。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显得特别紧迫。霸权政治淡化之际,我们欢迎沟通、联系、谈判、互动、讨论和合作时代的曙光。因为全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称自己的文化至高无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会之间互相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⑥]。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人类因其古老但共同的祖先而一直有相互普遍的联系。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交流,乃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罗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⑦]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

当然,强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各自保存文化特性,决不意味着一种文明可以置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的潮流之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反,“和而不同”的真义在于通过不同的文明之间积极地开展交流和对话,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学习和吸收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和积极因素,彼此取长补短,从外界获取营养和新的活力,提高和充实自身,以达到相互交融、共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和”。如果用“和而不同”的观点去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消除误解,避免发生矛盾冲突,从而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按照儒家的政治文化,治国平天下要行王道,不能行霸道。用今天的话说,行“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仅靠军事力量强大,而不能与他人和平共处,只想用武力征服别人,是断然不会成功的。只有文明对话,文化融合才能使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而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同样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价值。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所接纳。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应用,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接近甚至超过10%的速度在高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仅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持肯定、欢迎态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以及视中国为“文明冲突”的根源的言论。在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中,我们应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补、和谐相处的多元和谐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寻求不同文明共通之处,寻求能够为人类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去化解“文明冲突论”及“中国威胁论”的误导。

今天,“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性思想。早在1993年,邓小平先生就说:“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⑧]。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两千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指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⑨]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⑩]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11]。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12]

总之,从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到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交邻、富邻”的政策,从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等等,无不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①]《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第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萨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8-229页,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③]王逢振:《全球化和文化同一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第2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萨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8页,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王圆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⑤]庞朴:《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原载《文化中国》1994年12月号第一卷第三期,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引自Confucius2000。

[⑥]杜维明在2000年5月21-23日哈佛大学召开回儒对话会议上的讲话。

[⑦]罗素:《中国问题》,第146页,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⑨] 《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第一版。

[⑩]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07日 第三版。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

[12] 《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