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君子之道论-韩星

韩星

摘 要：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其思想源泉是儒家经典，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之中的君子思想，是当今弘扬君子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有多重阐发，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共同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贤，但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通常谈的最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通过弘扬君子文化，使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得到提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备条件。《中庸》的君子之道对当今弘扬君子文化，提升国民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庸》；君子；君子之道；修身；现代意义

“君子”一词常见于儒家《诗》《书》等原典，最初是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的。《白虎通·号篇》给“君子”定义是：“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君子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近代以来，有学者把“君子”一词翻译成英文的nobility和gentleman倒是十分妥当的。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许多规定，主要是指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通常也被称为仁人、志士、贤士等。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其思想源泉是儒家经典，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之中的君子思想，是当今弘扬君子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有多重阐发，本文依据文本和历代重要注释，以经证经，梳理解读，发挥其微言大义，以便于人们研读修习。

一、君子之慎独

《中庸》第一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间居之所。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之。”孔颖达疏：“‘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这都是把“慎独”理解为独居时谨守道德，而与君子相反，小人在有人处会收敛自己，一旦独处无人时就会放纵自己，做出违背道德礼法之事。然而，从他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他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到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便故态萌发，做不到这一点，从而背离大道。所以，“慎独”后来就泛指人们在与别人相处时自觉地严于律己，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这样，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这个注解是最正统的解释，也是社会上广为人们接受的一种解释。

从文字学渊源看，这种解释也没有错。“慎”字从“心”从“真”。《尔雅・释诂》：“慎，诚也。”《说文》：“慎，谨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曰：“诚’、‘谨’义同”。可见，“慎”是谨慎、真诚的意思。“独”字从“犬”，《说文解字》：“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羊是群居的动物，犬则是习惯独居的动物。段玉裁注云：“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可以看出，“独”字从字面上理解，是指空间上的独处。“独”用于人事，如《庄子·养生主》：“天之生是使独也。”《礼记·儒行》：“儒有特立而独行。”指人独立、独行的行为方式。

到了朱熹就进了一步。《中庸集注》说：“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朱熹把独解释为“独知”，人欲之私即使在隐微中，己所独知，他人不知的情况下要戒惧谨慎，不要背离大道，这一点与孔颖达的“谨慎守道”意思一样。

王阳明《传习录·薛侃录》载正之问曰：“戒惧是己所不知时之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之工夫，此说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而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王阳明在朱熹“独知”的基础上指出“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分界源头，强调立诚为本源的诚身工夫。这实际上是综合了《大学》的意思。《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一段是解释诚意，强调“诚其意”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自欺欺人就像像厌恶污秽的气味，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不要有双重标准，不要欺骗自己，这就是要君子坦荡荡，是非分明，表里如一，追求自我的快意满足。怎么达到诚意？基本途径就是“慎独”。这里解释“诚意”，落脚在君子慎独上，是说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内外一致，所以“慎独”就是君子由发自内心的诚使生命达到一种内外浑然一体的本真状态。

《大学》与《中庸》都讲“慎独”，二者是什么关系？许谦《读中庸丛说》：“《中庸》慎独兼《大学》两慎独意，《大学》慎独是诚意地头，故先专主于心，而后乃兼于身；《中庸》前既言戒惧工夫，故慎独兼外说。《章句》谓隐是暗处，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内外言之。细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见闻者，亦即是毋自欺之意。”即《大学》由诚意讲起，由心而兼于身，身心一如；《中庸》由恐惧讲起，由内而达于外，内外一体。

刘宗周特别重视“慎独”，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慎独者,兢兢无失其本心之谓,致良知是也。” (陈确《辑祝子遗书序》）“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慎独”就是“致良知”。刘宗周受王阳明影响，以“良知”解释“独”，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君子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此所以中庸之道也。”（刘宗周《中庸首章说》）把中庸之道归结为“慎独”。他以“慎独”为其学说的宗旨，强调:“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自立其说呢?他解释到:“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就是说”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易于学者下手。刘宗周的《中庸首章说》：“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贯、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他还“慎独”与“中和”联系起来，因为《中庸》首章接着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即由此慎独功夫，就可以达到“中和位育”的最高境界。

二、君子而时中

第二章引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①]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和小人在中庸修养方面的本质性差异及其原因，强调君子品行中最关键的是修养中庸之德。中庸：《说文·|部》：“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其中“口、|” 最早是指礼器一类。中作为一种礼器，天子用之以号四方，后来成为一种准则。据《尔雅·释诂上》：“庸，常也。”《礼记正义》，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在郑注的《礼记•中庸》里头他又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在《河南程氏遗书•第七》中，宋儒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概括诸历代经学家注疏及时贤诠释，“中”，指合宜、适度、合理、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庸”的理解稍显复杂一些，但多训为“常”、“用”，指日用常行。“中”与“庸”合称“中庸”，始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也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文字略有差异，而意思是“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可惜人们很少能行中庸之道。《中庸》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所以要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事。

“时中”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观念，需要解释清楚。郑玄注云：“‘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者，此覆说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为中庸，容貌为君子，心行而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故云君子而时中。”依他们的解释，“时中”是君子能够做到时时节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喜怒，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从而符合中庸之道。朱熹《中庸集注》解释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里提出了“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即中道没有确定点，要在时间维度上动态地随时把握中道。《朱子语类》卷五八也载：“问：‘孔子时中，所谓随时而中否？’曰：‘然。’”“随时而中”也即“随时而在”。另外，“时中”是与“无忌惮”相对。孔颖达说：“形貌小人，而心行无所忌惮。”小人心理行为无所顾忌，肆意妄为。朱熹说：“小人不知有此（中），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小人不知道“中”，所以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这里的君子“时中”、小人“无忌惮”与孔子讲的君子“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意思相近。《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所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小人而无忌惮”意思接近，小人不知敬畏天命，狎弄德行高尚的人，轻慢圣人的教诲。所以，《中庸》“时中说”有敬畏天命、尊重圣贤的含义，这一点特别重要，也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当今国人很容易言语偏激，行为偏颇，浅层看是不懂得中庸之道，深层看是对天道没有敬畏，对圣贤无敬意，于是无法无天，无所顾忌，肆意妄行，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这里“时中”的概念与二十五章“时措之宜也”也相互发明。郑玄注:“时措，言得其时而用也。”孔颖达疏:“措犹用也。言至诚者成万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时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宜。”后以“时措”谓因时制宜。有“时中”才能“时措”。

三、君子和而不流

第十章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郑玄注：“南方以舒缓强。北方以刚猛强。”孔颖达疏：“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假令人有无道加己，己亦不报，和柔君子之道。”“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生刚猛，恒好斗争，故以甲铠席，寝宿于中，至死不厌，非君子所处，而强梁者居之。”通过比较区分南方人与北方人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个性气质，南方偏舒缓和柔，北方偏坚急刚猛。

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子路性情鲁莽，勇武好斗，自然平时崇拜强者，有次向孔子请教“强”的问题，于是有孔子关于强的这段议论。强的本意是壮健、强盛，但实际上是很大的概念，包含了强壮、强健、强悍、强大等等。就子路的个性气质和思想倾向而言，他所说的“强”可能是一种外在的体质的强壮、强悍，孔子心中很清楚，所以他以反问的方式启发子路，提出自己关于“强”的二种理解和四种境界。

为什么孔子要在这个问题上区分北方南方？春秋时期的南方北方又指哪里？为什么南方北方有这样的差异？孔子所在鲁国位于中原，他所谓的南方应该是指吴越荆楚之地，北方应该指燕赵或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活动区域。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生存空间和生存压力不同，生活于其中的人对强的理解也自然不同。按照孔子的概括，南方之强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宽是宽容、宽怀，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雍容大度；柔是柔和、柔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温良和善。南方人具有雍容大度气度，温良和善的修养，这样，对于无道的人或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强。而北方之强以兵器﹑甲胄为卧席，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杀，就是死了也不后悔，是一般英勇顽强的人具有的强。这两种强孔子都没有否认，但孔子似乎有南方之强“不及”，北方之强“过之”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是从具体的地理人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不能以此作为对任何一个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直接判断，也不能将这种抽象出来的判断仅限于南方或北方。

然后，孔子提出了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的四种境界[②]。他认为君子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强：

一是和而不流。孔颖达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指“不南北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矫然。”君子“和而不流”讲作为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为人要按照“和”的原则做事，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既不与别人搞对立，也不是被别人同化，更不是无原则地随声附和，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而是自主独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这是一种鲜明的人生态度，也是难得的处世智慧，更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与“和而不流”相反的就是孔孟非常反感的“乡愿”，《论语•阳货》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中作了具体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显然，“乡愿”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原则，同流合污的人，是道德之贼。

二是中立而不倚。孔颖达说“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是指为人恪守中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行必中正”（《礼记·儒行》），才能不偏，不走极端，才能不倚，不倚仗某种势力，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的人有时似乎并不强大，甚至有点孤立，但因为他心里有“中”，就不会偏激偏颇，就有定海神针，生命就有定力，有定力就能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冲突中安然处之，不去主动攀援、依附别人，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强啊！“中立不倚”与《礼记·儒行》所讲的“特立独行”的儒者接近：“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值得注意的是“中立不倚”很容易被人们理解成“素隐行怪”，所以《中庸》下面马上又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之矣”，那些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不是“中立不倚”。现在人们很容易把“特立独行”理解为“我行我素”，其实是“素隐行怪”的现代版。

三、四可以放在一起讨论，是指君子面对国家有道无道，即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两种不同情况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他人生通达，有机会出仕，干一番事业，这个时候不要得意忘形，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实现自己困窘时的理想、抱负，抵制各种诱惑，守住道德底线，不要借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他有能力有机会就会临危受命，努力改变危局，无能力无机会也会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坚守道德操守，在面临民众利益，国君危难之时，会挺身而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强啊！这其实是以中庸之道应对不同的国家政治现实，与儒家的出处之道相关。

这四重境界的“强”与南方之强的“不及”与北方之强的“过”比较起来显然是是一种符合中庸之道，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强”，是孔子推崇的真正的“强”。

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评述了三种人的所做作为。第一种人是素隐行怪，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智过了头而不择乎善，行过了头而不择乎中。如有些学者故弄玄虚，创建让人难以理解的思想体系，以此想成名成功，流芳百世，汉代杨雄以圣人自许，他的作品都有向孔子看齐的趋向：孔子有《论语》，于是他就作了《法言》，孔子作《易传》，于是他就作了《太玄》。后世不少人对他这种自充圣人的作法颇有微辞。扬雄模仿《易》作《太玄》，在世时就很少有人能看懂，他死后四十多年，《法言》流传了下来，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太玄》还是没有几个人看。第二种人是找到中庸之道的正确道路，可是走到一半又停止了下来，这显然是不合中庸之道的“不及”，这也是孔子所不欣赏的。《论语•雍也篇》记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从本章孔子与冉求师生二人的对话来看，冉求并非不好学，还颇有才艺，但因偏重于艺，缺乏求道之心，所以孔子勉励他积极向道，而冉求以能力不够为借口。于是孔子对他提出批评，认为冉求并非能力的问题，而是他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做怪，所以中途而废。这里的“力”不仅是指外在的力气，更是指心力，即意志力。孔子认为姓冉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意志力不够，自我划界，半途而废。第三种人是能够按照中庸之道为人处世，即使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这里有涉及到儒家的出处之道了，《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尽心上》也载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实要做真隐士也不容易，一般人难耐寂寞，更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所以孔子说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君子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也就优入圣域了。《论语•学而》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希望他的学生那个做个“人不知而不愠”的真君子。《易·乾·文言》载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子以龙的德性说明君子在特定的情况下当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身虽隐退而道得以存，所以并没有什么郁闷，而是内心感到快乐的事情就去做,是内心感到忧郁的事情就不做。如果眷恋禄位，苟且留连，必遭祸患。《易·大过·大象传》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君子在危机的时刻自我独立就没有忧惧，隐居而没有郁闷。上述都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义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儒家君子、圣人人格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四、君子之道费而隐

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中庸集注》：“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说明中庸之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连愚夫愚妇，普通男女都可以知道，可以学习，也可以实践。不过，知道是一回事，一般性地实践是一回事，要进入其高深境界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庸之道最高深境界显现于天上地下。说它大，至大无外；说它小，至小无内。所以，即使人群中出类拔萃的圣人，对于中庸之道也有不清楚，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君子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从夫妇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的，如果推衍到精微深妙的地步，那就天地万物，无所不包了。所以，对中庸之道的践行，就要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如孝悌之道、洒扫应对，这就像“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远行要从近处迈步，登高要从低处起步，即必须从小事做起，从平凡的行事中体现出中庸之道的高远博大，精深微妙。朱熹《中庸集注》还认为子思引《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认为这两句诗是对中庸之道“费而隐”形象化解释。万事万物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费”；然而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其深刻的道理，非耳目见闻所能即知即晓，这是“隐”。故学者要默识天理，就必须“观此流行之体”，不间断地上下察识，格物穷理。

五、君子忠恕之道

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正是孔子《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人们从忠恕之道做起，敦伦尽份，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敬，交朋友以诚，由此推己及人，以实现社会基本的伦理秩序。顾炎武《日知录》说：“《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是中庸之道的直接体现。具体而言，忠恕为内外相关的德目，尽内在之中心真实无伪为“忠”，其外在的推己及人为“恕”。内外相维相济，主观客观交会，我人贯通为一。换句话说忠恕之道就是在人伦日用之中兼顾个人内在德性和对他人的外在行为的统一，以中庸之道实现人伦关系的和谐圆满，这样就与天下有道不远了。

为了实现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作为君子要言行一致。《中庸》继续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郑玄注：“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孔颖达疏：“庸，常也。谓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谨也。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处，不敢不勉而行之。己之才行有馀，于人常持谦退，不敢尽其才行以过于人。”这样言行相顾，就是君子“守实言行相应之道。”即君子要言行一致，言不过行，行不掩言。

六、君子素其位而行

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里的“素位而行”与《论语•泰伯》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易经·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意思相近，《论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是强调注意礼制的“名分”，安分守己。如果不能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于礼则有僭越之嫌，可能被人认为是“违礼”。孔颖达疏：“素，乡也。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论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乡富贵之中，行道于富贵，谓不骄、不淫也。乡贫贱之中，则行道于贫贱，谓不谄、不慑也。乡夷狄之中，行道于夷狄，夷狄虽陋，虽随其俗而守道不改。乡难患之中，行道于患难，而临危不倾，守死于善道也。”如何素位而行？如处在富贵之地，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一般人富贵了，便春风得意，傲慢无礼，吃喝玩乐，纵情声色，以极口体耳目之欲。如果是有修养，懂得中庸之道的人，即使富贵了，也能心态平常，富而好礼，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对于处在贫贱的人道理也是一样，不以贫贱累其心，能够安贫乐道，像颜回那样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至于处于夷狄，落后蛮荒之地，可以入乡随俗，但要坚守大道，感化影响夷狄。《论语•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说，君子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把那些地方变得文明开化起来。对于患难也是这样，人人都希望人生平安，万事如意，但往往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忧患灾难。身处在患难之中能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很不容易，孔子厄于陈蔡，围于匡人，弦歌自乐，便是圣人处患难行乎患难的气象。君子无论人生进入什么样的境地，富贵贫贱，文明野蛮，患难安乐，都能安然处之，便是自得的境界。得者得道也。有道之人，身处富贵，不以富贵以欺凌人，即行富贵之道；身处贫贱，安贫乐道，不去攀援富贵，即行贫贱之道。这就是儒家的“自得”之说。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君子要达到高深的造诣，进入精深的境界，就要行中庸之道，从而自有所得。只有自有所得，才能够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运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孟子所言的“自得”,强调的是道德实践，自有所得，达到的一种博大精深、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素位而行”是出于“知天命”，既知天命，便能“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是儒家对待自身境遇和天命的一种态度。孔颖达疏：“‘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处，恒居平安之中，以听待天命也。”有道之君子处于自得之境，便总是平安地听待天命。朱熹对《中庸》里的这段话作注曰：“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愿乎外也。”把居易俟命与素位而行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后儒经常说君子“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说到儒家的天命观，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转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的宗教神秘“天命观”。但孔子仍然肯定“天命”的存在, 《论语·为政》载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颜渊》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死富贵这些东西是天命决定，非人力所能及的。尽管如此，孔子却不废弃人事的努力，主张遵循天命，但又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相反，强调积极有为，乃至被隐士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赵岐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个人生命的长短那是天命，是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努力修身养性、勤奋学习尽到做人的本分，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也说：“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气之屈伸无所施其作为，俟命而已矣。”君子修身养性，安分守己，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境遇，甚至生死之际，都能够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以待天命或机遇降临。当然，这里的等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尽当下该尽的本分，该干什么还尽力干好。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这山望到那山高”，对功名利禄汲汲而求，总是不满足自己的目前地位，总是想向上爬，看不起地位低的人，巴结有权势的人，奢望高升，妄想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能成功就怨天尤人，自己活得累，还把人际关系搞的一塌糊涂，结果是深深地陷入无休无止的勾心斗角和无尽的烦恼之中，迷失了本性，甚至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要做到“素位而行”还要“反求诸己”，这样就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以射箭为例，阐明反求诸己的思想。君子射箭，射不中，不能埋怨别人，而应反求诸己，看自己是否做到了心正身正。类似的思想见《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孔子认为，遇事是求之于己，还是求之于人，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之一。君子那儿做得不对，会从自己内心去查找原因，要求自己做好，从而修正自己；小人凡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从别人那里找借口，总是怨天尤人。如果多回过头来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躬自省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所以，君子的人生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就要自我反省，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很多人平时的做法却往往与圣人背道而驰。有了问题，不是反躬自省，而是怨天尤人。《孟子·公孙丑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仁者（的行为）就如同射箭一样。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发射；发射而没有射中，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要反过来找自己的问题就行了。类似的话又见于《礼记·射义》：“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都是通过射礼来说明反求诸己的道理。

“反求诸己”也就是自我反省，所以第三十三章还说：“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于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内省不疚”是儒家心性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见于《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要是经常自我反省，没有内疚，那又何来的忧愁恐惧呢？要做到“内省不疚”平时做事说话都要合乎中庸之道，不能随便，不能走极端。否则，如果一时冲动，做事说话犯了过错，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心中内疚有愧，怎么能没有忧愁恐惧呢？

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大学》讲“自天子以助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第二十章也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强调修身是君子所必须。怎么修身？《中庸》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颖达解释说：“修身以道”，言欲修正其身，先须行于道德也。“修道以仁”者，言欲修道德，必须先修仁义。朱熹解释说：“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修身以道”明确指出了“修身”要以“道”为其根本，其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修道以仁”则指出了“修道”的依据是“仁”，即要实现中庸之道就要以仁为标准。仁是儒家核心价值观之核心[③]。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所以“仁”就是“道”。明白了“仁”就是“道”，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孔子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修身的内容和顺序就是事亲→知人→知天，即通过修道修身，下学上达，希贤希圣，以人合天，合内外之道，由君子而圣人。这就第十五章所说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之道既广大又精微，“道不远人”，道“须臾不可离”，所以，要践行中庸之道就得从近处开始，即从孝悌之道起步。而“孝悌为仁之本”，孝悌乃实践仁道的基础。

修身为本，具体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是“三达德”，所以《中庸》第二十章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是古今通行不变的个人品德。怎么获得这三种美德？要通过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种美德要落实在修身上，修身关键是修养这三种美德。修身治理别人，才能治理国家天下，这就是《大学》修齐治平的意思。

第三十三章云：“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之道是收敛深藏，却由于本身的光辉会自然地不断地发扬光大，对人们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反之，小人则爱表现，多张扬，向外求，得虚名，最后被人看穿，走向自我消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是中庸之道在君子修养上的直接体现，表明他通过中庸之道进入了道德的境界。

第三十三章又云：“君于笃恭而天下平。”阐明了君子如果能够自己心性纯厚，时刻恭敬有礼地对待一切人和事，就能够正己正人，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就能够实现由内而外，内圣外王，国治天下平。朱熹《中庸集注》说：“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君子这样做，就能够达到圣人境界，是中庸之道最大的功用。曾国藩在《诫子书》中这样强调主敬的力量：“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结语

可以看出，《中庸》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出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当今国人因为百多年来批判割断传统文化，特别是几代人没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基本经典，造成了价值观的虚空和信仰的空白，特别是国民基本素养堪忧。2016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北京美兰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国民素质”为主题，选取了东中西部12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收集到2405个有效样本。调查从民族精神、道德水平、法治意识、职业素养、文明素质、防灾减灾意识、海外形象、科学素养、身体素质、学习习惯、家风家教等11个二级指标入手发问，虽然并不能涵盖国民素质的全部内容，但窥斑见豹，或可提供一个观察当下我国国民素质基本状态的独特视角。从调查来看，受访者对整体国民素质只打出了刚刚及格的61.4分，可见问题不少、期待很多，预留了极大的成长空间。[④]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倡君子文化。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贤，但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通常谈的最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通过弘扬君子文化，使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得到提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备条件。 《中庸》的君子之道对当今弘扬君子文化，提升国民素养，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The Theory of the Junzi（Man of Virtur）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n Xing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ecome a Junzi is the pursuit of life for most Chinese people. The admi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Junzi and the pursuit of the Junzi ‘s personality formed the culture of Junzi.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the origin of this thought. The systematic review and excavation of the Junzi ‘s thought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the basic work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e of Junzi nowaday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s multip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Junzi ‘s way. In particular,  the main line of the Confucian Junzi ‘s way i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the self-cultivation is the main part of it, alone with introspection, moderate in time, and 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Broad and subtle, the rule of loyalty and consideration, and Settle in the position now formed the structure of Junzi ‘s way.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Junzi ‘s way provides a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cultivation of Junzi’s personality. The highest ideal personality of Confucianism is the sage, but the personality of the sage is hard to reach, so the most common one is the Pursuit of Junzi personality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 achieve.The promoting of the culture of Junzi could improve the moral quality of people and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level. This action is a necessary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In conclusion, the Junzi ‘s wa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as significant value as carrying forward the Junzi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national Moral quality.

Key word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Junzi（Man of Virtur）; Junzi’s way; self cultivation; modern significance

《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P5-13

[①]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②] 孔颖达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以下“皆述中国之强也。”“中国”在先秦多指中原华夏，

[③] 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哲学研究》 2016年第10期。

[④]袁元、韩冰、李松：《大国公民养成记》，《瞭望》新闻周刊 2016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