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强 2020.3.17国博讲座提纲
今天这场讲座是由我和诸位一起来探讨孔子思想在国外传播情况的。我不是研究哲学的，对孔子思想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讲不了孔子思想。但讲孔子思想在世界上的传播就比较容易，查查历史资料、再将其串起来就可以了。查资料耗时费神、吃力难出成果，故而做这种事情的人并不多。我知道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朱谦之老先生，他是从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研究孔子思想的传播的。可惜已故去半个世纪了。另一位是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杨焕英女士，她是从教育史视角来研究孔子思想的传播的。比我年长。我今天的这场讲座，很多材料借用了他们二位的研究成果，因此在讲座之初，先向这两位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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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思想博大而精深。自春秋末成型以来，他就以一个私人教师收徒授课和著书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播到社会上。他传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可以说已经包涵了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等当时社会上的全部知识。可见在儒学那里，科学技术即后来所说的格致、本身就是儒学体系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如《论语》中就有许多介绍科技知识、自然现象的段落，而在西方、科技是游离于《圣经》之外的。可见那种认为孔子思想就是单纯讲人间道德学说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孔子去世后，其言行被弟子聚众回忆并记录在《论语》中，其思想由不同的弟子辗转传播发挥。《韩非子·显学》：“自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即孔子弟子们从不同的侧重点来阐释老师孔子的思想。如对孔子的历史著作《春秋》，就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和曾参所传的《孝经》等等等等。孔子思想经战国时期的孟子整理完善，已成显学，传遍全国。秦汉大一统以来，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均为经孔子整理或撰著的儒家元典）和隋文帝首开科举、以儒家经典选取人才后，孔子思想就已渗入到君主施政、社会管理和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华国力的强大（公元前9世纪至前3世纪古希腊沉思型科学[简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顾颉刚]，公元前3至17世纪中国博物科学[格致]，17至20世纪实证科学）和孔子思想的睿智成为世界各国景仰与学习榜样的背景下，孔子思想便走出国门，古代世界传播到亚洲、中世纪以后传播到欧洲而遍布天下。
在亚洲的古代世界里，我国周边许多国家因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其在政事行为和文化风习等等方面也呈现出与我国行为处事和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某些趋同性。据此，一些西方学者就把我国和与我国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这些近邻统统划在一个“孔子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内。其实，“孔子文化圈”里这些国家对孔子思想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对孔子思想全盘照搬移植，而是根据本国特点撷取孔子思想中的某一部分发扬光大。
下面我们就先从“孔子文化圈”里的韩国开始说起——
【亚洲韩国】
相传西周初年，纣王叔父箕子“东去”，抵达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带去了先儒文化。秦末燕国贵族卫满领兵打败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汉武帝为抗击匈奴，在打败卫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即在朝鲜半岛2/3的面积上设置了四个郡（即玄菟、真番、乐浪、临屯四郡，均属幽州管辖），因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国策，这四郡的郡县官吏在履职时就把孔子儒家思想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汉四郡控制范围时大时小）
自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起，朝鲜半岛在汉四郡势力达不到的地方陆续出现了高句丽、（马韩）百济、（辰韩、弁韩）新罗三个国家。313年汉四郡结束后，这三个国家就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即他们自称的“三国时代”。从这三国的官方文书记载来看，当年各国国内“盗贼多起”，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孔子思想中关于礼制秩序和调节人际关系的主张就恰好满足了统治者稳定社会的需求，而过安定生活也符合群众的意愿。通过举办学校和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或求中国派儒者到本国讲学的方式，孔子思想得以快速地在朝鲜半岛上传播开来。
如2005年6月，在韩国仁川附近一个古代要塞遗址出土了一片汉字《论语》木简残片。据测定，是公元3至4世纪百济时期的遗物。如541年，百济求中国南北朝时梁武帝派毛诗博士来讲学。据《三国史记（卷二十八）•百济本纪（第六）》载：“义慈王……事亲以孝，与兄弟以友，时号‘海东曾子’。”因义慈王是百济的国君，对孔子儒家倡导的“孝道”能身体力行，甚至达到可与孔子弟子、“至孝”的曾参相似的程度，可见尊崇孔子之深。依“上有好者下必胜焉”的一般规律，可以推想当年百济国内一片尊孔尽孝的风气。当年的新罗也是一样，学儒成风。如在今庆州（即当年新罗首都金城）博物馆就收藏有一片“无名氏二人誓记刻石”，（如侯马盟书样。即将盟誓词刻于石上，誓毕埋入地下）上刻“两人大誓，以为限于三年间，《诗》、《尚书》、《礼记》、《左传》次第习得之，为誓。”就是证例。
公元七世纪时，朝鲜半岛上三国之一的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统治者虽笃信佛教，但佛教难以使政权得到巩固；于是重又借助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伦理道德。其特点是仿照中国唐朝科举取士制度设立了以儒家思想选拔人才的“读书三品出身法”，正如《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所载：“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品；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品；读《曲礼》、《孝经》者为下品。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请注意，该法在开列的诸多儒家经典中，上、中、下三品均出现的，唯有《孝经》一部。另在《朝鲜史略•新罗记》中载：景德王时“旌孝子向德门，号其地孝家里。”兴德王时“赐孝子孙顺家一区，岁给米五十硕。”等。
公元十世纪，高丽王朝取代新罗而立。王氏高丽的历代国君虽然信奉佛教，有“佛教王朝”之称；但同时他们更把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当作治国之本，尤其提倡孝道。如《高丽史•成宗世家》载：“（成宗）教曰：凡理国家，必先务本，务本莫过于孝。”并下令遍访国内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予以表彰和免除徭役赋税。《朝鲜史略•高丽纪》里也记有不少赏赐孝子顺孙和制裁不孝不悌者的事。《高丽史•尉貂传》则详细记载了“（貂父）患恶疾，医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杂置馄饨中，馈之，病稍闲。王闻之，诏曰：‘貂之孝冠绝古今，《传》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则貂之孝在所必赏。’命宰相议加褒赏。”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个“佛教王朝”里，竟然出现了一位“海东孔子”崔冲。据《朝鲜史略（卷之三）高丽纪》载，因高丽与契丹的战争破坏了高丽官学，国老崔冲为培养人才，便在首都开京（今开城）创立私学，教授儒家的“九经三史”。因其行为类似孔子首创私学，故被称作“海东孔子”。
十四世纪末，李氏朝鲜取代了王氏高丽，改高丽王朝崇佛尊儒政策为崇儒抑佛，被后世称为“儒教王朝”。太宗即位时以十二事晓喻国中，其中之一就是奖掖忠孝节义，《太宗实录》卷一载“教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关系风俗，在所奖劝。令所在官司，询访申闻，优加擢用，旌表门闾。’”此令通贯李氏朝鲜始终，共五百余年。
二十世纪前半期，朝鲜半岛经历了被日本长期侵占和战乱的过程。韩国在走了一段西化之路后反思历史，重新认真研究孔子思想。除派出留学生到中国攻读“孝”博士学位外，一些教育工作者还把儒学伦理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的感恩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2年10月，韩国政府实施了向孝子优先分配房屋的政策，即凡赡养65岁以上父母一年以上的家庭将先分配到国民租赁住宅，凡赡养父母达三年以上的家庭将优先分配到85平方米以下的公共住宅。2006年9月，韩国政府发布《住房认购制度改革方案》，规定赡养父母、岳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庭将获得优先购房权。
以上可知韩国从孔子思想中所侧重撷取的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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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日本】
关于孔子思想传入日本的时间，学者们的看法大体是两种：一是据《史记》、《汉书》、《日本刀歌》、《异域志》等中国古籍及日本和歌县现存的徐福墓古迹，认为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徐福已将先秦显学书籍带到日本；另一是据《增补文献备考》及日本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认为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为孔子思想传入日本之始。如按前者计，孔子思想传入日本已有2200多年；按后者计，孔子思想传入日本也已1700多年了。
其实，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古代时期，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关系。据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在其《支那诸子百家考》中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密接……及孔教传入，因能适合于日本国体与民俗，故日人之祖先，取之而为国教。”
又据日本《国史纂论（卷之一）》载：王仁到达日本后，即被延聘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菟道稚郎子是应神天皇的少子，因受天皇喜爱而被立为皇太子，他从《论语•泰伯》中知道周太公喜爱弟弟季历儿子姬昌（文王）后，季历之兄太伯与仲雍就逃到荆楚让位事，接受了孔子思想中长幼尊卑秩序规则后开始对天皇不立长子大鹪鹩（弱小易自足而不自信）而立自己为皇太子感到不安。应神天皇去世后，他即让位于兄长大鹪鹩。大鹪鹩不受。兄弟二人互相推让天皇位达三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以自杀相让皇位，大鹪鹩不得已而登基，是为仁德天皇。可见孔子思想一传入日本，其思想中的长幼尊卑秩序规则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六世纪初，继体天皇诏书“朕闻天下一夫不耕，则天下或受其饥；一妇不织，则天下或受其寒。是故帝王躬耕，以劝农业，后妃亲蚕，以劝女红。”表达日本接受了孔子重农、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付诸实施。
七世纪初，推古天皇在位时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在公元604年制定并颁行了“宪法17条”，除第2条属佛教的“笃敬三宝”外，其余16条都来自孔子儒家思想。如第3条的“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如第12条的“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如第6条的“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如第4条的“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不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等等，并各条都引用了如“使民以时”“以和为贵”“惩恶劝善”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由此看来，在这部宪法中已较明显地凸现出对孔子思想中“忠”和“秩序”观念的侧重。
中日交往不断。王仁到日本后建学问所，抓儒学教育，派留学生，特别是在中国隋唐年间（7–10世纪）达到了高峰：日本政府不仅仿照唐都长安的样式建造了日本奈良城，还多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交流文化，中国高僧鉴真亦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德富猪一郎在《昭和国民读本》中说：“日本和土地之大，人口之众，文化高胜我几倍几十倍的中国为邻，终于利用中国所有的文化，而将之日本化了。”
12–19世纪日本幕府（军事贵族独裁）时期，武士阶层成为军事独裁的社会基础。军事独裁者要求武士具备效忠主上、尚武勇敢、信守诺言、坚忍守纪、尊卑有序、寡欲廉耻、视死如归等等品格，于是理论家们便将孔子儒家思想中忠、勇、信、义等等多种道德观念与佛教的清心寡欲、不念生死等思想混合，构建出了一套以“以死尽忠”（切腹，因灵魂在每人的肚腹中，要展示给大家看）为基本道德要求的“武士道精神”并大力倡导。武士道理论认为，“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即武士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尽忠自杀才是武士理想的归宿。
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运动，天皇重掌权柄，武士阶层被废止，但“武士道精神”仍长期被统治者宣扬、灌输和利用，其精髓甚至渗透到民族审美心理之中。如日本家庭中出生一个男婴，则这家便要在自己庭院之中树起旗杆，升起鲤鱼旗。这是他们认为，在以死尽忠时，濒死那一刻武士的生命虽然即将结束，但是其大无畏的精神世界却显得异常壮美；而鲤鱼在被放到砧板上的濒死挣扎又是所有鱼类中最壮美的，正可视为武士临死前大无畏精神的外在表现。因此形成了用鲤鱼旗来喻示该男婴必然延续武士尽忠赴死精神的习俗。又如樱树开花时花朵绚丽璀灿而花期极短。这与武士以死尽忠、生命即将结束、但其精神却在此刻大放异彩相似。因此樱花被奉为日本的国花。
综上所述，可知日本从孔子思想中所侧重撷取的是“忠”“勇”和秩序。
综上可见，亚洲韩国抓住的是儒家之“孝”、日本抓住的是儒家的尊卑秩序和“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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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欧洲】
我们上面讲了孔子思想在亚洲古代世界、即文化背景大体相同的国家间传播的情况，下面谈一下孔子思想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传入欧洲、即在文化背景各异国家间传播的情形。
据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考证，中华文明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在汉朝时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西传了。但那时的重点是中华物质文明的传播，是以贸易为主的经济往来和技术知识的传递。如中国丝绸和瓷器长期以来就是西方世界的抢手货。这里只举两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例子：中国算盘（珠算）和金属马镫的西传：
我们先说中国算盘。2007年初，英国《独立报》在评选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科学发明时，将中国珠算（算盘）列为第一；同年11月19日，印度的《印度时报》也把中国珠算排在世界科学发明贡献最大的首位。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说：“珠算蕴含坐标几何学的原理，是人类最早利用工具代替大脑进行复杂计算的例证，它的运算过程蕴含着数学发展的机械化思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说得更直截了当：“中国的算盘是最古老的计算机。”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天文、数学、农业、医学四大学科体系。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烧制的陶器上发现了原始数字刻符。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时期甲骨文卜辞上就出现了十进制记数系统。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西周的先民就会用算筹进行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及开平方和开立方的计算。在公元前6世纪东周时期出现了算珠和算板，算板就是在一片木板上挖出一排排的竖槽，将陶丸放入槽内，以拨动陶丸（算珠）的方法进行计算。算板就是算盘的前身。
有人据阿拉伯人825年写出的算术书提出阿拉伯人发明了现代算术，但我国公元前8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墨经》一书中就已提出了点、线、方、圆等几何概念。在我国湖南里耶古城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写在秦简上的乘法表，比欧洲乘法表早出现600多年。公元前1世纪汉代成书的《周髀算经》里已有了勾股定理的运算方法，同时代成书的《九章算术》，则记录了公元前7世纪就已成型的数学知识。中算学上的这些成就都领先于中东和西方1000年左右。
这里着重说一下数字“0”。数字中有没有“0”是涉及到能否运用十进位值制计算的大事。公元前4世纪，我们先民在计算时就以算筹之间拉开的空位表示“0”，后来改用四根算筹排成方框□来表示“0”。在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汉字碑文与686年苏门答腊附近邦加岛上的汉字碑文中都出现了数字“0”，而870年瓜略尔的波闇提婆印度文碑文中才出现“0”，表明古中国使用数字“0”的时间起码要比被认为世界上最早使用“0”的古印度早了200多年。
十进位值制是我国古代数学界的一项重大发明。“十进”，指以十为基数、逢十向前进一位；“位值”，指同一数字因排列位置前后不同而具有不同数值的意义。这与汉字是方块形状而不是用拼音有关，因用拼音文字表示的数字字符肯定会超过9个而难以形成十进制。如古希腊是用27个字母来表示1000以内的数字，古罗马只有7个基本数字符号，古巴比伦使用的是60进位值制，古印度是字母和积累法共用、直到公元6世纪才采用十进位值制；近代欧洲如法国则是在1799年才使用十进位值制进行计算的。
中国算盘上格一珠当五、下格一珠当一，在上格二珠同落到中档时则在下格的前一位拨上一珠。直观地表现出十进位值制的内容。
算盘经两晋发展最终在唐代完善定型后，先流传到日本、朝鲜半岛和泰国、缅甸亚洲各地，后被蒙元大军西征时带到欧洲。从15世纪即明代始，算盘被27个国家使用。算盘上所反映出的十进位值制对地球村的形成贡献极大，类似秦朝度量衡统一稳固了大一统帝国那样。李约瑟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值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我们再来说金属马镫。
我们骑马时都是踩着马镫跨上马背、又是靠双脚紧蹬马镫稳坐马背的。马镫的功能是解放了双手，使骑兵策马作战时身体有了一个较稳固的支点，上半身活动不受限制，并能用脚操控战马，从而提高了战斗力。据漠北出土的壁画看，匈奴或鲜卑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镫的民族。在三国东吴（220-280年）的墓葬里就发现了备有马镫的陶马俑。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陶制骑马乐俑，只在马俑左侧鞍下有一个仅及小腿一半高的三角型镫具，马俑右侧没有，而骑者的脚也未踏于镫中，看来只有踩镫跨上马背的功能。东晋十六国时，在辽宁北票北燕（407年）冯素弗墓中出土了木芯直柄包铜皮的双马镫。有关马镫的最早文字出现在《南齐书•卷二十五•列传•张敬儿传》：“（刘）攘兵无所言，寄（张）敬儿马镫一双。”《南齐书•卷四十•列传•庐陵王子卿传》：“纯银乘具乃复可尔，何以作镫亦是银？”
金属马镫传入欧洲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据在匈牙利出土的公元6世纪阿瓦尔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属马镫实物，说明马镫系被突厥驱赶到西方的柔然人后代（阿瓦尔人）从北路带到欧洲的；有的说，据公元580年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提比略二世在训练骑兵时明令必须使用铁制马镫，和萨珊波斯王朝称马镫为“中国鞋”或“中国靴子”来看，表明马镫是从南路先传入今伊朗（中东）再传入欧洲的。
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事实都是马镫在6世纪传入西方后，西欧才有了双手可以自由活动、并可身着沉重甲胄的骑兵。欧洲重装骑兵的战斗力极强。李约瑟评价这段历史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的建立。”那时的骑兵是11世纪骑士阶层的雏形。骑士因被视为耶稣基督的卫士而有“圣骑士”之称，其对发展与巩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对集英勇、谦恭、忠诚、优雅等等优秀品格于一身之“骑士精神”的形成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骑士不再成为战场上的武装力量后，逐渐转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如现今欧洲某些国家王室仍在授予特殊人士骑士勋章以彰显其荣誉。其后，骑士阶层又缓慢变身而为“绅士阶层”。准确地说，欧洲近现代的“绅士风度”就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中国一副金属马镫的西传就这样由小到大、悄悄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因此，2016年中国科学院推选出88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时，马镫才会被列为其中。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强调：“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技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技成就先后传到欧洲，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我们知道，思想的传播是要有前提的：如果你不能在科技上证明你们国家的文明与富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接受你们的文化思想。可见，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是给中华精神文明西传的最好铺垫。
中华精神文明传入欧洲，一般认为有三位人物比较关键：一为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一为中国航海家郑和、一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的家庭里，17岁时随父亲和叔叔到中国经商。他们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信和礼物，走了三年半才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并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最后，马可·波罗一家是借护送阔阔真格格到波斯的伊利汗国、与阿鲁浑汗成亲之机才得以返回故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回国后，在威尼斯共和国与热那亚共和国一次海战中被俘，关入监牢。他对同监狱友、法文作家鲁思蒂谦诺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种种见闻；鲁思蒂谦诺记录了他的讲述并将其整理成书。这部名为《马可·波罗游记》或《马可·波罗行纪》或《东方见闻录》或《寰宇记》等名称的书，从1299年底开始风靡了整个欧洲。
在这部书里，马可·波罗讲说了元大都附近的卢沟桥，因他把这座辽金时代修建的联拱石桥描述得格外迷人，故欧洲人至今都把卢沟桥称作马可·波罗桥。他还说到中国人做买卖时使用的纸币，即印刷在桦皮纸上的中统至元宝钞。说到中国人冬天点燃一种黑色的石头（即煤炭）取暖。说到人力开挖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以及运河中南北来往航船的繁忙。更讲到在中国这个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里，北方人尚武雄健，南方人温文尔雅；人们个个谦恭、孝敬、聪明，崇拜偶像而又相信天命，对外来宗教都有宽容精神。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时正是欧洲“黑暗中世纪”末期。那时教会宣扬神权至上，凡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者均被捉入宗教裁判所折磨致死；世俗统治者如罗马尼亚大公格拉克拉，在宫殿门口竖起数十根铁签，每天都将新的“犯人”穿剌其上；如英国女王玛格里特三世，为保持容貌秀美，动辄就在用12岁以下少女鲜血灌满的水池里游泳。且教会与世俗统治者对新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打压更为残暴。再加上那时黑死病瘟疫席卷欧洲，造成了1/3以上人口的死亡。这天灾人祸使欧洲陷入极度的压抑、恐惧和绝望之中。但欧人从《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华文明的描述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诱因。
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
文艺复兴被称作欧洲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提出了要把当前的封建文化复归到西方文化源头二希文化上去。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圣经•旧约》和用古希腊文写成的《圣经•新约》，二者合一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就是二希文化的总合。
《圣经•旧约•创世纪》通过讲述人类与兽类同一天被造出来而后又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表明了人、兽同源与耶和华神不喜欢人类知羞耻懂善恶；而古希腊创世神话中又展现了个个天神做事随心所欲、生活淫荡乱伦。都突出了二希文化源头中人的自然性和动物性。可见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豪华建筑、奢靡生活和裸体艺术，就是二希文化中这种人的自然性和动物性的反映，也是那一时期人们渴求回归自然、恣意纵欲的表现。德国风俗史学家爱德华•傅克斯评论说：“文艺复兴时代完完全全是一个肉欲的时代”，“除了肉欲之外，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其他任何东西。它是时代唯一的理性。”
我们常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说成是“人文主义”，这种说法不对。其实那时的理性就是“人性主义”（Humanism），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是在强调人类的自然性和动物性；而“人文主义”的终极目标则是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性和动物性。可见“人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歌颂个性发展的长诗《神曲》和揭露权贵伪善的小说《十日谈》等一批文学作品，建立了收藏古典文献3650多册的梵蒂冈图书馆，修筑起了反传统建筑样式的美蒂奇宫殿，米开朗基罗雕塑的裸体像、达·芬奇和拉斐尔等的挑逗性画作公然陈列，……。从而展现出与“黑暗中世纪”阴晦压抑格调截然不同的风采。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首先是宗教统治者权势的推进支持，因为教皇处于弗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操控之下；其次是但丁、薄伽丘、米开罗佐、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等人才都聚集在佛罗伦萨；再次是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应用使人们复归奢靡淫乱的意愿得以广传；但文艺复兴最根本的支撑是雄厚资金的保证。弗罗伦萨银行巨头美第奇家族借助地处“丝绸之路”西端终点的优势，长期垄断丝绸贸易。他们规定12盎司（373.2克）黄金购1磅（453克）丝绸，黄金重量几乎与丝绸重量相等。而当年中国国内一疋丝绸平均重10–20公斤即30磅左右，售价仅为400—500文钱。（明朝一两银子可换1000文钱。大家若有兴起可以自行换算一下：金银比例中国1：6，欧洲1：12）。真可谓之暴利中的暴利！因美第奇家族垄断丝绸贸易获取巨额财富用于制作新奇建筑和裸体艺术品，故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蚕丝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经济支柱。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造纸术、印刷术提供了思想传播的物质保证，丝绸贸易则从资金上给予了保证，这就是中华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
【郑和】
2002年11月英国退役海军舰队司令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用大量史实说明，早在1410年前后，中国郑和船队就使用罗盘远航，直抵今非洲东海岸甚至南极大陆北沿，并绘制出了被李约瑟称为世界上第一幅真正的航海图。后来，虽然郑和船队积累的全部资料被兵部尚书刘大夏隐匿焚毁，但其航海知识却通过当年郑和船队上的葡萄牙船员和随船同行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达·孔蒂带到了欧洲，郑和的远航知识（包含13世纪传到欧洲的指南针、罗盘及使用法在内）和《马可·波罗游记》促成了87年后，即1492年哥伦布驾船出海寻找中华文明，因行驶方向的错误意外“发现新大陆”，开始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
西方学者认为，郑和在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时曾派遣副使洪保率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与在那里的教皇尤金四世会面，并带去了元朝“授时历”、明朝“星历表”，及宋元明各朝“农书”等大批中国科技文献。因1582年教皇颁发的格里高利历与中国元朝“授时历”异常相似，以至后世的西方学者认定格里高利历是对元朝“授时历”的抄袭。
【利玛窦】
《马可·波罗游记》展现中华文明的美好，引发了欧洲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寻找东方这块可能是最容易接受耶和华神“福音”的园地。
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派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之一。他抱着“我们耶稣会士依照本会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目的，于1852年来华。在长期的传教实践中，体会到要在一个儒学传统深厚的环境里传播天主教，必须要熟知儒家经典。于是，他不只自已钻研，并为给传教同行提供方便，还把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1598年完成了对“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的拉丁文翻译（但没有发现印出的文本）。成为西方研究汉学的始祖之一，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被称为“基督教的孔子”。
也就是从这时起欧洲人才知道，中国除了盛产瓷器丝绸之外，还拥有与他们不同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到中国收集并翻译中国典籍，据法国吉美博物馆统计，从利玛窦1594年开始翻译“四书”到1830年的二百三十多年间，约有一千二百种中国古代典籍被译成西方文字，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耶稣会士翻译的。除翻译儒经外，传教士们还著书立说介绍和评论中华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三大名著。欧洲许多名人都是通过耶稣会士对中华文化介绍和评论的文字开始了解中国的。还有一些传教士直接将中国教徒以留学生身份带回欧洲，欧人借此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如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随耶稣会士柏应理到欧洲后，就将一批中国文献赠予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又于1684年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稿赠予法王路易十四及请求在法国刊行，并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筷子使用法和汉字书写法；还为英国博德利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编目。等等。总之，中国儒家典籍的西传落户、耶稣会士的介绍评论、和中国年轻天主教徒进入欧洲，都使欧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可以对抗欧洲教会与世俗封建统治的思想利器，从而引发了欧洲“启蒙运动”。欧洲“启蒙运动”被称为欧洲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应说明的是，启蒙运动中的“启蒙”二字，与我们通常理解为从无知到有知，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对欧洲学者借用中华传统思想与智慧击败欧洲神学与王权结合的特指。与思想界“启蒙运动”启动的同时，整个欧洲兴起了“中国热”。
16世纪始，宝塔、凉亭、中式园苑等建筑纷纷出现在欧洲宫庭里，特别是伦敦丘园里建起的欧洲唯一一座孔子庙和十层中国宝塔；中国绘画、刺绣、瓷器和漆器，成了欧洲上流社会把玩的珍品；殷实的市民阶层用精巧茶具喝茶，着丝绸旗袍，执纸制折扇……。中国趣味弥漫着整个欧洲。在1785年前后，法国巴黎街头“所有的玻璃灯罩上都画着一个奇异的中国人物，几乎所有的家具都仿照中国样式制作”。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
【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
欧洲启蒙运动始于法国。
启蒙学派代表人物、哲学家伏尔泰七岁便在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中接受中国思想文化教育。他钦佩孔子言论“仅为极纯粹之道德，不谈奇迹，不涉玄虚。”因此在自己的小礼拜堂里供奉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在自己一生97种著作里极度颂赞中华文明，称“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 “在伦理道德和治理国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以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座右铭，还公开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并感慨“我们不能身为中国人，这真是大不幸。”此外，他把法国传教士马约瑟翻译到西方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改写成欧洲人易于接受的五幕话剧《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颂扬“忠义节孝”的儒家伦理道德。后来，英国剧作家谋飞重新编写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该剧在此后60多年中，不仅在英国反复公演，还在英语国家演出了四、五十场。德国诗人歌德曾将《赵氏孤儿》改编成剧本《埃尔佩诺》，但未完成。意大利诗人梅达斯塔苏根据《赵氏孤儿》创作出的歌剧《中国英雄》，曾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宫演出，影响很大。
启蒙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法学家孟德斯鸠则认为法国要繁荣，必须“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1713年10月至12月，他多次造访首位定居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黄加略，探讨中国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问题，并将对话内容整理成三大本记录，最厚的一本有20页之多，封面上特别标明《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黄加略曾应孟德斯鸠要求协助其完成了《波斯人信札》及《论法的精神》（亦译作《万法精理》《法意》）二书的写作。《波斯人信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黄加略，其内容至少有5处取材于两人《对话》的内容。而《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一章孟德斯鸠给“法律”所下定义中提出的“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则完全是中国宋儒的思想（与人复归于自然性和兽性不同）；该书起码有6次引用了《对话》的内容。《论法的精神》提出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洲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促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领导者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1791年受委托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著名的《人权宣言》），他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权宣言》获得法国制宪会议通过，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革命成功后制订宪法时，又将《人权宣言》作为法国宪法序言的附录。把一位中国先哲的格言写入本国宪法，法国宪法可算作首开先例。此后，《人权宣言》的精神便成了西方民主制宪的依据，欧美各国宪法文本的序言附录里几乎都载有《人权宣言》。
1866年，中国清政府遣使祝贺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向中国政府答谢时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平等权利；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87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在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普遍地支配了人类的关系时，才能得到。”
又，西方伦理学家虽早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做处理人际关系的“银律”、虽儒家思想并非宗教，但是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普世）伦理宣言》概括世界各大宗教的共同点时，还是将儒家思想纳入其中；《宣言》认为世界宗教的共同点有二：即，一、“尊重生命”和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2009年，美国联邦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了《纪念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诞辰》议案，议案说“……孔子《论语》中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是人类和谐的楷模”。此外，在西方商界长期流传至今、对外密而不宣的“黄金法则”，也是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汉字。可见孔子这句名言在欧美影响之深远。
启蒙运动不仅促成了法国大革命，也促发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曾将广义空想社会主义细划为主张保留私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主张实行公有制的空想共产主义两类，二者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首领法朗贝尔的学生圣西门，他主张以道德“理性”改造社会；但空想社会主义实际领导者法国哲学家傅立叶在研习伏尔泰等人思想后，提出要建立和谐制度，全民都在按性格兴趣自愿结成的协作社里生活。圣西门与傅立叶的见解明显源自中国古籍《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
孔子在《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另两位有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法国摩莱里和英国实业家欧文。摩莱里力主消灭人类私有制度以回归自然，欧文则在美国印地安娜州购置了1214公顷土地，在其上建立了一所“新和谐公社”，招募志愿者入社进行一系列公有化的共产主义试验。他们的理想社会是恢复到原始初民的“自然”“共产”状态，明显是受到道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
而儒、道两家都是中华传统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恩格斯指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从以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西方自由民主楷模、到以《礼记·礼运·大同》篇以道德理性建造“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看，儒家学说确给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期的自由民主建设提供了可资依靠的思想材料。因此，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成都发表的《中国民主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励者，而且是间接的创造者。”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也在1950年成书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作结论式地说：“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重农主义学说对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两个人有重要的影响。”
【对欧洲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启蒙运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个承认中华文化对西方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他赞美说：“中国人民的善远超西方女神的美。”认为“中国有派遣传道师来欧洲的必要。”他在完善自己关于二进制算术的文稿时碰到难题，正巧接到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向他介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的信，莱布尼兹立即以此信内容对自己的文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定稿后以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刊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该论文在对“二进制算术”的补充说明中所使用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白晋信中的内容。论文发表后，莱布尼茨兴奋地函告白晋：“这张图（指‘伏羲先天卦次序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这的确令人吃惊。”但白晋却在复信中称：“你（指莱布尼茨）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后来莱布尼茨通过白晋，把自己手制的一台手摇计算器赠送给清朝康熙皇帝，该机现仍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亦被中国哲学所迷，他曾到哈勒大学作过名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宣讲中国哲学。他将自己老师的哲学见解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系统化，建立起当时在德国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康德推翻了这一哲学体系，却保留了其中“二进制算术”原理，即吸收了中国《易经》中的辩证法思维，引申得出了“二律背反”的哲学基本概念。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顶峰过程中，曾研读过全部13大本《通鉴纲目》与其他耶稣会士搜集到的中国古代文献和小说。一位英国学者认为，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远不止于此，他还受益于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受益于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中国智慧；尤其受益于法兰西学院“满、鞑靼、汉语言教授”讲席、汉学家雷慕莎对老子《道德经》的阐发。黑格尔曾专门到巴黎听雷慕莎讲《道德经》并在课堂上作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朋友的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并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连体系、概念及名词都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中的材料（例如“有”与“无”的概念等），却反过来指责老子著述“说得很笨拙”是一种巫术迷信、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等等。
有人觉得西方“哲学大师”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自己的哲学概念系统是不道德的事。因为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是有根本差异的。西方哲学（philosophy）的定义是“以假设方法形而上学地追求天外知识”，就是说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可以由理性去把握的、逻辑性的、普遍性的、永恒的、固有的“真理”，而这一真理是掌握在耶和华或耶稣手里，需要人们到天上去追寻。但在中国哲学来看，这样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宇宙万物永远处在变易之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固有的东西，何况这个世界还表现出辨证的特性。那么，变易中值得肯定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不偏不倚、切合时宜的“中”，即中庸。由此看来，从不同的学说中汲取新鲜材料补充和完善自已的学说，是一件很正常的学术活动。黑格尔的做法并没有错。
但据说黑格尔后来读到《易经》，则不无惊讶地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现今网络上还流传着据称是黑格尔的一句感慨：“《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但这句话的真伪有待核实。
由于黑格尔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而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确立了自己居于近代世界学界整个哲学高峰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二版跋中写下了：“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启蒙运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法王路易十五的御医魁奈，在研习中国文化后，深深赞同儒家重农的思想，说出了“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的话。这几乎是《论语•颜渊》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话的翻版。他反对欧洲一贯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及农业是国家财富源泉的思想，成为启蒙运动中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他撰写并刊行了被认为是全盘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经济学图表》，还于1756年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效仿中国皇帝实施“亲耕”，以表示法国对增加财富的重视。因此魁奈被称做欧洲“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和“欧洲的孔夫子”（或“西方孔子”）。另一位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哥，受中国影响亦深，他写的《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把重农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对此，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评论道：“（中国）清代……启发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及其友人……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进西方……。中国思想通过重农学派的传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设中，中国留学生所起作用极大。如高类思、杨德望二人1751年被传教士蒋友仁带到法国，在教会学校和法国科学院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学习期间较为系统地将中法经济、科学、工艺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在结业回国前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国情的长篇调研报告《中国古代论》（被收入《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一书，为该书第一卷）。刚才我们提到的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就是他给高类思、杨德望写的询问问题的分析性引言。1764年，英国亚当·斯密旅行欧洲时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在巴黎结识了法国启蒙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魁奈向他推荐了高类思、杨德望的《中国古代论》。亚当·斯密从《中国古代论》中获得启发，当即就构思并草拟了一本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提纲，他返回英国后隐居10年致力写作，于1776年完成及出版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亦译作《原富》），建立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因而被后人誉为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中肯地评论说：“近代经济学是在18世纪由受中国史料启发的魁奈和亚当•斯密等理论家们创立的。”英国经济学界泰斗凯恩斯更是赞叹：“孔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
综上可见，欧美抓住的是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抓住的是儒典《易经》的辨证思想，英国抓住的是孔子经济思想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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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孔子学说理解各异】
上面我们谈到亚、欧各国对孔子学说的各取所需，亚洲国家多取道德伦理内容，欧洲国家则多取政治经济方面内容。 这明显地表达出了不同的文化对某一事象的理解与取舍不同。为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最简明的例子“和”来说明。
“和”，即和睦、和谐、和平；它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关系（如人与人、人与自然等），还是一种平衡；但更是世界上各种肤色人群共同追寻的理想境界。
在儒家经典里“和”字出现得很早，但含义各异。其初义是《说文解字》所说专指歌唱时的相互应和，后来由此引申为不同事物相互一致的关系。周太史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指不同事物相互聚合在一起（“和”）可以产生出新的事物，而相同事物的相互聚合与重复迭加之后仍然还是原来的事物，没有任何变化。齐大夫晏婴认为“和如羹焉”。即“和”就似调制羹汤，是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不能缺少任何一味。孔子综合了以上种种看法，以为“和”是指事物多样性统一并存的现象，并赋予了“和”以极高的人文价值，确认不止思想不一、贫富不一（“泛爱众”）的人可以并应该和睦相处，人类与大自然也可以并应该做到和睦相处。
儒家对“和”的理解也为其它学派思想所赞同。如道家《老子•四十二章》中“万物负阳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和”是事物的基本法则。又如杂家《吕氏春秋•士容论•审时》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将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表述得特别清楚。
以上就是中华文化对“和”的理解。
西方文化对“和”的理解与中华文化的理解有所不同。
《牛津英语词典》“Chinese”(中文、中国人)这个词本身定义就包含“inscrutable”( 难以捉摸的；难以理解的；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等)的意思，说明西方搞不懂中国。
西方搞不懂中国的原因首在文字。中国方块字是一字多义。“和”字在方块字中有“和谐”“和平”等多义，而西方拼音文字多是一词一义，如“和”是and，“和谐”是harmony ，“和平”是Peace。
另，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所造出的字词毫无例外地都与耶和华神有关连。如在以传教士为先驱编纂的词典中，
“仁”“benevolence”是施善，“義”“righteousness”是听耶和华神的话，“禮”“ritual”是教会礼仪，“道”“the Way”是耶和华神之路，“理”“principle”是从上天而来的推理逻辑，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前，西方文字中没有“孝”这个字。因为《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住在一起。“filial piety”这个字是利玛窦写《天学实义》时为对应儒家的“孝”新造出来的字，含义是对耶和华神的虔诚。
可见中西对同一个字的涵义与解说就不一致，而对这个字背后的文化背景的理解差异就更大。
我们回到中西双方对“和”的理解上。
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等各教派）文化倡导博爱和平。《圣经•新约•约翰福音》里说，耶和华神为拯救世人而不惜付出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显示出了神对世人最广大的博爱。
对此，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解说是“预定论”和“双城论”，认为人上天堂下地狱都是神预定的；宇宙间有“神之城”和“世人之城”两座城，世人之城的和谐一致是受神之城主宰的。近代德国神学家莱布尼茨的解说是“单子论”。认为构成事物本原的是单子，单子是完全封闭孤立的、不能相互影响的，耶和华神在创世时已经预定好了单子之间的联系和与整个世界的和谐一致。这就是“前定和谐”。
但这种已被神预设好了的博爱和平是只施与“勿从他神”（见《圣经•旧约•申命记》6章）而一心信奉耶和华神的基督徒的，不信神的人和异教徒则不配享用。如撒玛利亚最初信奉耶和华，后来不信了，《圣经•旧约•何西阿书》中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耶和华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再如，耶和华神报复异教徒的作法是，《圣经•旧约•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忿恨、烈怒，使这地荒凉，……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圣经•新约•耶利米书》中说，“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称为杀戮谷。我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作食物。……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各人吃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
由上可知，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和”是建立在人人都信奉耶和华神的前提条件之上的。即有了共同的信仰，才能实现“和”。因为“和”是神早已预设好了的。如不具备信神的前提条件就被认为有罪而受到最严厉的惩戒，“和”就无法实现。另外，基督教文化中也没有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明确把大自然交给人类管理。而这些都与孔子在“泛爱众”基础上倡导的“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为使孔子思想能更好地广传世界、让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人都能真实理解到孔子学说的本义，我们在对特定受众的传播活动前必须深入了解其文化背景，做到有的放矢。
本场讲座结束。谢谢大家！
2020.3.16写毕
2020.5.18修订
（约18844字，约9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