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中国传统医学 – 董乃強

中国传统医学俗称中医学。谈及中医，我们还是先从当前的疫情说起。

2020年2月份，中、西医医疗队同驰援武汉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这一行动，实际上是中、西医的又一轮打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曾海基大夫公布了中、西医分组对比治疗新冠肺炎试验结果的数据：

治疗人数：中医组320人；西医组320人。

治疗方式：中医组使用中药、针灸；西医组使用氯喹抗生素、激素、吊生理食盐水等等。

痊愈时间：中医组平均7天结束治疗；西医组治疗20余天还未结束。

最终死亡人数：中医组0人；西医组113人。

死亡率：中医组0；西医组35.3%

后遗症：中医组患者无后遗症；西医组患者治愈后出现肺纤维化、尿毒症、心肌炎等后遗症。

医疗费：中医组患者每人需几百元钱；西医组患者每人需大于40万元。

因此在试验远未结束的时候，西医治疗组的很多病人坚决跑到了中医治疗组，导致了事实上中医治疗的病人超过了320人，而西医治疗的病人少于320人。试验结果以西医打擂彻底失败告终。

曾海基大夫说，这次我们用的全部是中药加针灸治疗，在中医治疗组一共有320个病人，无一死亡。而西医治疗组的320个病人中就死了113人。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视察中医治疗组的时候都佩服得不行。

西医治疗组使用盐酸氯奎，还有进口的抗病毒药加输液等等。中医治疗组用传统的百合救肺汤、麻杏石甘汤、五味败毒汤等等加减。后来西医治疗组的许多患者都转到我们中医治疗组来。患者基本上一个礼拜出院，各项检查正常。

病毒感染使人患病是西医的理论。中医理论认为人的免疫力下降才是使人患病的主因，外邪是辅因；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预）”。所以中医治疗疾患的根本是在扶助人体中的正气、使之壮大，同时祛除人体中的湿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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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西医治疗新冠肺炎的这次大规模打擂是历史上的第二场。历史上中、西医第一场大规模的打擂发生在九十年前的1929年。

1929年，汪精卫刚被国民政府委任为行政院长时，即于同年2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在这场没有一位中医医生出席的会议上提出了《废止旧（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史称《中医废止案》）。其内容为：一，施行为期一年的旧医登记，过期即止。以使旧医行医者死后无继。二，旧医训练只限5年。三、自1929年止，年满50岁以上之旧医可发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15年，且不得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开具死亡诊断书。四、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五、禁止新闻杂志上非科学的医学宣传。六、禁止成立旧医学校。他还放话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是章太炎的学生，曾在日本留学学西医11年，是纯西医科班出身的坚定的中医反对者。他将中医称作“旧医”，并把中医书籍基本上都翻过一通，然后对照西医观点，将中医理论及治疗实践逐条逐项地加上批注后整合出书，以对中医进行系统性的批判。除学术批判中医外，更对中医实施政治打击。在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公然提出中医废止案就是其手段之一。而这项荒谬的提案居然在同样持反中医观点的汪精卫的支持下被通过，并将“取缔旧医”决议写进了当年2月25日的会议记录。

此事一经披露，立即激起了全国民众和中医药界的极大义愤。1929年3月17日全国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举行临时大会，华北中医代表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诊并组织起“联合赴京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也是两种意见：汪精卫、褚民谊等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谭延闿、于右任、林森等国民党元老则力主保存中医；两派针锋相对，争执不下。

在“联合赴京请愿团”与汪精卫会谈时，临时大会主席孔伯华首先舌战余云岫，质问得余云岫无言以对；接着又提出请汪精卫找一些急症患者，由西医先挑一半，剩下一半交给我；中西医同时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汪精卫当时年轻，为了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一听孔伯华提出中、西医对抗打擂，觉得是个解决争端的好法子。于是找来12个病人，让西医先挑选了6个，孔伯华接了剩下的6个，开始同时治疗。孔伯华分到的，都是一些高烧、哮喘、呼吸道的重症患者。他知道西医对高烧、哮喘、呼吸道这类病患一向毫无办法；而自已医术得自家传，善用中药石膏（医界雅号“石膏孔”），是公认治疗温热病的大行家。因此不慌不忙地给病人一一把脉煎药，几副药下去，6个急症病人很快就被治愈回家了；而西医那边则未见疗效。这场打擂对比明显，中医治病的惊人效果把汪精卫也吓了一跳。

事有凑巧，汪精卫的岳母此时突患痢疾，坐在马桶上泻得起不了身。找来德国医生、英国大夫和中国西医，吃了无数西药都不起作用。眼看自已母亲日益憔悴，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便不管汪精卫废除中医那一套，立马找来了与孔伯华齐名、并列为北京四大名医的施今墨。

施今墨与孔伯华不同。他学过法政，参加过辛亥革命，因无意涉足权斗而从医。施今墨行医并非半路出家，少时便从娘舅学医且已显露过头角。他把自已原名“毓黔”中的“毓”字去掉，把“黔”字拆分成“今墨”二字作为已名。以表明自已既具墨子“兼爱”胸怀，又有自励为医界“绳墨”（标杆）之心。在应约给汪精卫的岳母把脉开药后，施今墨起身就走。汪精卫岳母家知道中医到他们家都很反感，如今见大夫要走便忙讨好地问何时复诊？此次施今墨却破了从不说满话（绝对话）之例说了句：“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如需再诊，你让你女婿砸我招牌！”待施今墨所开之药吃完，老太太痢疾立止。再次见证了中医神奇疗效的汪精卫，终于闭嘴了。

首场中、西医擂台赛中医的完胜，使国民政府收回了“废止中医”的成命。但中医界的这次图存抗争却使得中医在不自觉的过程中，走入了西医界预设的“中医非科学”话语系统，由此走上了自我否定并自我摧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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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果真非科学吗？

首先，请看这张表：

这张表是我在2014年给国家汉办“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案例培训班”讲授中国传统科技故事时制作的。得到了英国著名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数据的支持。

此表在说：如果在公元前9世纪至前3世纪时我们要判断哪国是否“科学”，就要看其是否合乎古希腊理性科学的标准；如果在公元前3世纪至17世纪时我们要判断哪国是否“科学”，就要看其是否合乎中国博物科学的标准；而现在我们在判断哪国是否“科学”，是不是正在看其是否合乎近代欧美实证科学的标准？

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无论判断哪种事象，标准绝对不会是统一的，更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我们有谁见过哪个家庭是用邻居家的标准为指导来过自已家的日子呢！

其次，请读懂这张图：

这张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试刊号的首页插画——“化生万物”。插画的左边是1965年中国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里出土的唐绢本设色《伏羲女娲双缠交尾图》。插画的右边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线分子结构模型示意图。

《伏羲女娲双缠交尾图》为什么会与“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线分子结构模型示意图”印在一份国际性刊物的同一张图上呢？

原来，1953年，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和美国的詹姆斯•沃森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生物的一种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即DNA。当年除他们二位外，还有不少科学家也都取得了和他们二位相同的发现；发现是发现了，但这些发现者却都描绘不出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图。后来，还是克里克和沃森两位科学家从中国伏羲女娲交尾图中获得灵感，率先完成了对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线分子结构形式的研究，并第一个向世界公开了他们制作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线分子结构模型。这一研究成果被称为20世纪以来生物学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学科的诞生。克里克和沃森也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国传承了千年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交缠的双尾图形和生物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线分子结构模型高度相似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因此，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里又出土了唐绢本设色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就一直想将这一成果公诸天下。惜无时机。直到1983年该组织创办《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时，才在当年的试刊号上，以“化生万物”为题，把唐绢本设色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线分子结构示意图放在一起，作为首页插画刊出。

许多学者认为，图上伏羲女娲交尾双缠的造型和线条分明就是在暗示人类：这就是人类繁衍的关键所在——DNA，即生物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形分子结构形态，并对克里克和沃森的研究给予高度赞扬。而DNA生命螺旋模型发明者之一的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却表示：“毫无疑问，这是伟大的中国人在6000年前就已经知晓的秘密，我和沃森只不过重新发现了这一秘密。”

对伏羲女娲双尾交缠的这一解读，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在《伏羲女娲交尾图》出现时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与陆续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黄帝内经》与《（八十一）难经》等同时期的医书文献一起，彰显了中国传统医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更说明了中国传统医学甫一起步，就是针对生命的本源或本质着手研究的，与西方医学专门研究病灶形成机理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上面的表格与插画明确地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一、判断事象正确与否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更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脱于诸种文化之上的绝对（即“超绝”）标准。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处于时刻变易之中的。

二、中国传统医学发生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发展于探求生命本质（或本源）的钻研中。西方医学发生于对“神赐疾病”的否定中，发展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学说”，专门在判断与消除病灶上下功夫。可见中、西医所走的是方向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这样看来，我们站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立场，依照中医的标准，完全可以得出“西医是非科学的”判断。近年德国尤格·布莱克医生《无效的医疗——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专著的出版和媒体上西医学博士呼吁取缔西医长文的出现便是对这一判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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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新冠肺炎疫情。

十六、七年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国生，在其专著《物质基元结构力学原理及运用：短期气候过程(1～20年)预测理论基础》第一册里附印了十页名为《实证化中医基础理论依据及应用》的论文。文中他根据《易》学原理及中医“五运六气”理论，作出“在2019年12月26日凌晨五点，手太阴肺经将爆发瘟疫。到2020年3月24日上午十点基本结束。”的预测。事后看来，这一预测还是较为精准的。

但我们没有见到哪位西医提出过类似的预测。

我们所见到的是，西医把人类疾患划为三大类。即原发性疾病、食源性疾病和医源性疾病。

第一类所谓原发性疾病又称进化病。是西医实在无法找出病因，而将人归入动物一类做出的解释。西医认为高血压就是因为人在进化中直立，头颅高于心脏；心脏为保证大脑供血充足，加大血液输出的压力所致。这类病不过十一种。

第二类所谓食源性疾病也称文明病。西医认为是因社会文明程度增高，食材加工过于精细干预到内分泌紊乱而致。如糖尿病就是因人长期大量食用现代糖品，导致人体中为帮助代谢的胰岛素分泌失调所患。这类病也就百十种。

第三类医源性疾病。西医也承认这是由医疗器械和西药的研发形成的。前者如X光机、CT、核磁等医检器械，其发出的射线会杀死正常细胞或使正常细胞变异。后者如为祛除患者体内病灶，患者需服用或注射杀灭“致病细胞”的药剂，而长期服用或注射，“致病细胞”则会产生抗体，这就还得研发新药来对付抗体。这一过程在永无止境地持续循环，形成了现今被西医治病时新造出的数万种“现代病”，影响着全球数亿人。可见西医并非在治病，而是在“致病”。边“治”边“致”导至了西医的异化。

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西方医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传统医学态度的变化：如在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的《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中，已将中国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类别中分离出来，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又如近十年来，西方医学正在尝试着超越传统线性医学模式和机械化医学模式，向能量医学和意识医学发展。而能量医学类似于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讲求的气场或能量场。意识医学类似于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讲到的“心之官”功能。对西医界认识的这一转变，中医界普遍予以肯定并表示出极大的欢迎。

2020年4月9日，董乃强于禁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