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按语——联合国规定每个参加国必须把一件最能象征自己国家的物品送到联合国大厦展示。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幅孔子壁毯；1971年11月15日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后，中国政府又送去了一幅万里长城壁毯。
这就是说，无论谁在掌权，都会把代表本民族精神文明的孔子、代表本民族物质文明的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公诸天下。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华文化时，就一定要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结合在一起谈，即将孔子与长城放到一起讲述，而绝不能把二者分隔开来！
*
正文——对长城的研究早在长城初建前就已开始，时断时续、时起时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明显地形成了几个阶段。我们可以根据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重点，将长城研究的历史进程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军事设施研究时期；历史、地理研究时期；十年沉寂时期；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时期。
一、军事设施研究时期
广义地说，这一时期起自古代传说时代；狭义地说，这一时期起自春秋末期，止于明末清初。历经数千年。研究内容集中在力主兴建长城、反对修筑长城和客观记述长城史实三个方面。
1、力主兴建长城
就广义而言，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贫富、阶级和国家，富有的一方或统治阶级便在自己的居地周围“封树”（即设置木质栅栏）“土墉”（筑土围墙），作为自我保护的防御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拥有的土地、百姓和财富不断地增多，他们也就在不停地加长加厚自己的“土墉”，形成了最初的城墙。《说文解字》称：“城，以盛（cheng）民也。”正表明了“城”字的读音是由其功能而定。《世本》称：“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这始也。”不仅进一步说明“城”的军事防御功能，还说明了鲧是一位具有城堡防御思想并亲身实践的代表人物。而长城则是城堡防御思想扩大的产物。
就狭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曾出现了管仲、孙武、田穰苴、孙膑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家，他们军事思想中对战略防御的设计之一，就是把障水之用的“防”（堤堰）加固重筑而为“钜防”，并向东西两端延伸，从而在齐国南部边界线上形成了一条横亘千余里、首尾不相连接的高大墙体，用以防止南方楚国的进犯。楚国的军事家出于同样的战略防御设计，将其北部边界所筑的众多防御性小城，用高大的墙体予以连接，以防范齐国的南侵。齐、楚边界的这些军事建筑工程，是为我国最早的长城。因其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对固定防御对象的战略防御作用十分显著，故中山、燕、赵、魏、秦等诸侯国纷起效尤，都在本国的边防线上筑起了互防长城。短短的五十年间共修起七、八条长城，每条短则500余里，长则2400余里。充分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备者国之重也”、“国备”、“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墨子•七患》）的建长城以御敌的军事防御理论和实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普遍认同。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首先下令尽行拆除原六国间的互防长城，接着又大规模地征发夫役、历时九年建成了一道“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这一拆一建，无不是秦朝对防范内部可能发生的据险反抗和阻挡外部匈奴部族南侵的重大军事举措，都反映出秦始皇对长城军事设防作用重要性的认识。
汉朝对长城功能的认识较秦朝要深刻得多。当汉文帝作出北筑长城的决策时，太常掌故晁错便以向皇帝上书的形式给以铨释。晁错指出，匈奴部族因居无定所，随时往来转徙，故南侵劫掠很难对付。遇到匈奴扰边，朝廷如不发兵反击，则边民有降敌之心。如发兵，兵少则不足，临时调兵又需时日，等大军赶到边境，匈奴早已远去，而大军一返，匈奴复又侵扰。使朝廷甚为被动，“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汉书•晁错传》）。对付匈奴劫掠的最好办法就是修筑长城。晁错的这一见解，代表了当时对长城研究的一个新高度。汉武帝为充分发挥长城对匈奴的战略防御作用，在秦长城以北又建起一道长长的“武帝外城”。并将秦长城的西端向西迁至罗布泊，使其起到确保往来于中土和西域之商旅及拓边者安危的作用。还接受了治粟都尉桑弘羊、大将赵充国等人提出的屯田戍边的主张，发数十万人到长城沿线屯垦守卫。汉元帝时郎中侯应则认为长城不止有防御匈奴南侵的作用，还有可防范被俘将士的子女家人、边民奴婢、盗贼罪犯北逃至匈奴部族的作用。这些认识和筑城实践，体现了汉朝对长城功能研究的深入。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为了对付柔然的骚扰，采取中书监高闾的建议“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因“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资治通鉴》卷136）除北魏外，东魏、北齐、北周，以及后来统一全国的隋朝也都修筑了长城，或用其防御，或借此显示威慑力量。借长城这一军事防御工程以炫耀武力，是隋炀帝赋予长城的又一新功能。
唐朝突厥寇边，诸大臣请求皇帝重修古长城。虽未重修，但在黄河北修建了三座相距400里，并在其间置“烽堠千八百所”的受降城，加强了对大漠以南地区的监控。
宋朝因其北部所辖范围已在原秦、汉、北朝诸朝长城以南，一时难以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于边防线上新建长城。宋太宗接纳六宅使何承炬的建议，下令在今河北省中部开凿一条沟通易水、白洋淀、文安洼、贾口洼至渤海的水道，构筑成一道全长800余里的用于阻挡辽朝骑兵南侵的“水长城”。从筑城转而开挖水道虽是权变，但却反映出了宋朝的“国备”方略和在战略防御上的灵活性。
金朝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齐一样，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但他们又都在汉族“国备”指导下大修长城，并在设防上有新的发展。如北魏，除加固首都大同之北的长城外，还在大同以南环绕着首都修建了一道“畿上塞围”，使首都处于四面围护的长城之中。又如金朝，有金一代所筑长城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远远超过了汉代以后各王朝所筑长城。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老儒生朱升“高筑墙”的建议广筑长城，其子孙恪守祖训，直至明亡也未停止修建长城的工程，而且在结构设计上有改进、有发展。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大将戚继光等驻防督修的长城段落，城墙上建有空心敌台，墙上建“马面”，及建有垂直于主墙的支墙等等。使长城这一军事防御设施最终得以完善，体现了两千余年来长城科研和建造实践的最高水平。
2、反对修筑长城
两千多年来，反对修造长城的也大有人在。反对意见多出在大兴筑城之时及其后，如秦、汉大规模地建造长城，这两个朝代中的反对声也最多。如明朝修筑长城延续了200余年，清朝否定长城的意见也最尖锐。这些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役民暴虐，另一是治边要以仁德。
前者如汉文帝时太中大夫贾谊，在分析“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的秦始皇统治之过早败亡，是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论》）。而从西汉初年开始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则反映了人民对暴君的痛恨。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刘焘发表议论：“殊不知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刘带川书稿》）
后者如汉昭帝时的御前盐铁会议上，与会的文学、贤良针对治粟都尉桑弘羊提出的“蒙（恬）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提出“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故在德不在固。诚以行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冲隆不必为强，高城不足为固。行善则昌，行恶则亡”的观点（《盐铁论•险固》）。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以胜利者的口吻告诫皇子、臣下：“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趋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圣训》卷七）
以上反对修建长城的意见，并非否定军事防御而是不赞成以暴虐的手段，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长期构筑这道永备的军事建筑，指出应以修仁德服敌而以众志成城为根本。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建设精神长城、无形长城的问题。这种思想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完善和丰富。但在当时，特别是在汉朝时，却是作为一种与建造有形的物质长城相对立的意见出现的。
3、客观记述长城史实
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军事家在其史志著作、地理著作和军事著作中，对其所见所闻的长城修筑年代、动用人力物力财力的状况、长城的位置走向、长城的结构形制和附加设置、以及长城沿线驻军的分布等等，都作了客观而详尽的描述与记载。如：“二十五史”中的《兵志》、《括地志》等志书、郦道元的《水经注》、孙应元的《九边图说》等等。这些记载既是当时对长城科学考察结果的记录，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城文献资料。
这个时期对长城的研究之所以侧重于军事功能方面，其关键在于这两千年来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冷兵器作战时期，以纯军事角度来看，对弓箭、长矛、骑兵而言，长城确是一道坚不可摧、难以逾越的人造宏伟险阻。也就是说，在冷兵器作战时期，长城充分展现了它的军事功能：无论是实战防御，还是军事威慑。故而才有从军事角度进行研究的价值。
二、历史、地理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从清朝开始，止于1964年，前后历经约三个世纪。其间又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即：清朝的研究；19世纪末叶外国人考察我国西北所激发的研究热；“长城”概念的转变与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研究。
1、清朝的研究
这个阶段的研究当以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部书中有关长城的论述为代表。
《日知录》是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该书卷三十一有“长城”一节，系作者广集历史资料的汇录。在此节的开头，作者提出了始建长城的起因：“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 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这一提法，是前所未有的。它明确指出：①先有关城，后有连接关城的城墙；②长城的起因首先在于经济发生了变化，引起军事兵法的变化，兵法变而防御手段变。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接着，作者摘抄汇录了自《史记》至《水经注》中有关长城修筑年代、修筑时征发的人力物力、长城起讫地点的记载，但只录到隋朝为止。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据史书、志书和历朝奏疏文集而分类辑录其有关民生利害部分并进行论述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地理著作，在书中的屯田、边防、关隘等章节都提到了长城。对长城的经济和军事功能的看法，作者辑录了历朝毁与誉各异的论点。这样的处理，在当时确是一种创新。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历时30年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完成的一部著名历史地理著作。书中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及山川险要战守利害，提到长城时多从军事作用和历史地理方面加以阐述。问题是此种阐述还不够客观，如认为长城东端起自山海关，根本未涉及辽东段长城等。
这阶段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与踏查，前者的成果未出上述三书的研究范围，后者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行围打猎时发现的一段古燕国北长城。总的来看，这阶段对长城的研究已从军事转向历史、地理方面，其中也不乏探讨长城与经济（主要是屯田）的关系问题。
2、19世纪末叶外国人考察我国西北所激发的研究热
自1856年至1935年，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美国、匈牙利等八个国家的探险者、考察者、学者组成了种种名目繁多的“考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一带的广大地域，进行了约计71次的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虽带有刺探我国资源情报、损害我国主权、破坏或掠夺我国文物的性质，但也有促进学术发展的某些积极因素：一是“考察探险团”中真正的科学家经实地考察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另一是由外国人的考察、探险、劫掠所激发起的中国学人的爱国热情和研究我国西北的热潮，如1927年中国学界反对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cn Anders Hedin）无条件地到我国西北考察，在与其交涉后达成了共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协议规定中外各派一名团长，中方团员十人，中方负有维护本国主权之责，考察采集品均属中方所有，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筹措等等。成为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空前的一个利用外资进行自主科研的实例。
由于这些考察集中在西北，因此所接触勘查的长城遗址主要是汉代长城的遗存。考察活动对我国长城研究影响较大者，一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另一就是中外共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916年前后三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在其1932年所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他用了两章多一点的篇幅论述了汉武帝时长城的建筑方法、走向、功能、守卫规则乃至秦、汉长城和罗马长城的对比等内容（即该书第10章“古代边境线的发见”、第12章“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发现的东西”）。字数虽不多，论说却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长城建筑方法上，他观察到“城垣用土砖和杜松枝相间迭砌而成”，有些段落是“以芦柴和相间的泥层”筑墙，在“经过一大片流沙的地方，城墙全部用红柳束建成，厚度同平常一样，……至今还将近有15英尺（4.57米）高”，在途经河湖时“疏勒河沼泽同大湖所构成的‘水墙’甚为宽广，……竟没有建造城墙的必要”，长城沿线的烽火台建得“几乎成一直线，位置似乎是用反光镜观察摆成的”。又如对长城修筑的目的，他认为汉武帝下令筑城是“要用兵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一带新征服地域的需要”，故“即刻开始沿路建立屯戍，并把秦始皇以防匈奴的万里长城向西边延长出去”。“古长城之向西延长，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护新开的通向中亚的大道。秦始皇的长城纯粹是一种防御的性质，这同我们所熟知的后来中古时代的城墙一样；但是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罗马人的长城线（Limes systems）原来就是帝国向边陲军用道路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中国用作向西发展工具的汉武帝的长城，正同古代罗马帝国的长城制度相像。Limes一字用为从行动根据地推向前方的罗马军路的专门名词，这里我们正好用以称呼中国古代的长城。”此外，这部书还提出了两个尤为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自唐室倾覆，……那时中国本部的边陲已不再是以长城为界”的观点，和“我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筑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到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老实说，这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胜利”的观点。这两个观点被后世广为接受。
中外“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长达三年的科学考察活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研究西北地区汉代长城有卓著贡献的，是中方考察团员、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黄文弼。他在内蒙古发现了黑柳图汉代兵营遗址、秦汉故长城遗址、额济纳河及天仓北的汉代古堡，并在古堡中首先得到了居延汉简。他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西汉烽燧台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牍。这些重大的发现和他的整理研究成果，成为深入研究长城的宝贵财富。
在频繁的考察探险活动激发下，国内开始出现了研究长城的专门论著。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专著2种，发表了专论论文57篇，以及内容涉及长城研究的论文10余篇。这些论著绝大部分是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历代有关的记载作文献上的考证纠谬。如寿鹏飞《历代长城考》、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这两种自行刊印的小册子，就是对历代长城的修筑年代、地理位置、及其沿革等详加考证。《地学杂志》1911年2卷7期发表的我国第一篇长城研究专论论文，即傅运森的《秦长城东端考》亦属此类。此外，也出现了探讨长城在军事上的作用和研究长城两边民族关系的论文，前者如贺昌群的《烽燧考》，后者如容肇祖的《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另有几篇论文是专论历代经济问题的，但其中也涉及到了长城沿线的屯田和市易问题。这些论文的出现，表示对长城的研究已在开始深入，虽然仅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个良好的开端。还需指出的是，这些论著集中出现在1933年—1937年和1940年—1948年这两段时间，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思想的活跃和20世纪40年代我国学术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
3、“长城”概念的转变与扩展
这阶段的长城研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即对长城的总体认识由原来单一的、仅从物质方面的认识进而扩展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认识，也就是“长城”这一概念从物质的一元概念转变为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概念。对这种转变，我们稍微展开一点介绍。
简要地说，此种转变的基础在于四个方面：①千百年来朴素的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早在公元前500多年，民间就流传着“众心成城”的谚语，即万众一心，便“莫之能败，其固如城”。后世成语“众志成城”即由此而来。②军事上的象征意义。南北朝时刘宋王朝的大将檀道济，因屡立战功，遭人忌恨，皇帝亦疑其有叛意而令杀之。檀道济于被杀时怒斥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此后，便以“万里长城”喻为国守卫疆土的将士。③古代修筑长城，是军事防御设施，同时也是国力、武力、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长城的有效军事防御和所体现出的强大国力，使人们增加了心理安全感。④17至18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人到中国看到长城时对这一伟大工程的赞叹，以及他们对中国人民在修筑、戍守长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精神的评价，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长城内涵的深入探讨。
转变虽有基础，但实现这一转变却并非是在书斋里完成，而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完成的；并非通过论著的方式，而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报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将我国东北变为其殖民地，并进而觊觎我国华北。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明星公司拍摄了影片《万里长城》。虽然长度只有一本，又只是教育片种，但它首次使观众产生了以长城抵御日军入侵华北的联想，反响很大。1933年3月4日起，日本关东军向古北口及其以东的长城要隘大举进犯，中国军队在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据险抗击，展开了“长城抗战”。这时，暨南影片公司摄制了影片《热河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摄制了影片《热河血泪史》、独立制片人张汉忱拍摄了《长城血战史》和《榆关大血战》等新闻纪录片，进一步将抗战与长城相联系，在广大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古代筑就的长城已无法阻挡现代的飞机、坦克、重炮，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还是很快地越过长城，侵入了华北。“长城抗战”的失利，使国人大为震惊，为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剧作家田汉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上海码头工人拒绝给日本侵略者搬运军火的报纸纪事为素材，创作了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写下了“我们不做亡国奴”、“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的歌词。这歌词配以音乐家聂耳的谱曲，很快传唱开来。不依靠古代构建的长城防御体系而结成“铁的长城”，即以统一的意志和血肉之躯形成强大的力量，结成无形长城抵御外侮的概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几乎与此同时，电通影片公司在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摄制完成故事片《风云儿女》，讲述了一个以古北口的长城抗战为背景、知识青年们奋起走上抗日前线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歌仍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歌词写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影片插曲，迅速风靡了全国，构筑“新的长城”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团结一致、坚强不屈、守卫疆土、以及发挥聪明才智等等逐渐成为这“新的长城”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象征，完成了“长城”由单一的物质的概念向精神和物质二元概念的扩展。故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后来又正式定为国歌。
自然，对“长城”的内涵也有另外的看法。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一》中认为：“中国最有名的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长城之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当时之筑长城者……未尝知其收效之广且远也。彼迫于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计其工程之大、费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四章》）他在肯定了物质的长城之伟大及功绩后，赋予“长城”的内涵是：干革命看起来难，但只要有此需要而埋头去干，终会成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对长城的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进行的是对古长城的保护和维修工作。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就提出了修复古长城的建议。不久，修复长城便被列入国家重点维修项目之中。1961年3月，国家又正式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山海关长城、嘉峪关长城和八达岭长城都被列入其内。可见国家对长城保护工作的重视。
国家在财政力量并不宽裕时拨款修复长城古迹，激发了学术界研究长城的积极性。据目前所掌握材料小计，在建国初期的16年间，发表了有关长城的专论论文就达45篇之多（包括港台学人的论文在内）。其中有谈长城军事功能的，如侯绍文的《万里长城的国防价值及其厄运》，陈梦家的《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有谈长城内外经济贸易的，如田静的《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有谈人物的，如刘文瑞的《戚继光和明长城》；等等。但数量最大的，还是长城游记、考证长城建置沿革和描述长城古迹的，如颜浩的《长城怀古》、黄恒浩的《万里长城东方起点的考证》、严洪流的《万里长城的里长》，等等。虽有几篇谈长城与经济的关系、长城和人物的论文，但绝大部分论文是集中在探讨长城的军事功能与长城在历史、地理上地位的。
总之，这三百余年，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社会制度不同，但对长城的研究却都集中在历史、地理方面，故称这一时期为历史、地理研究时期。
三、十年沉寂时期
这一时期自1965年始，止于1978年。
这一时期全民都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暇对长城进行考察研究。但有一件事值得一说：
1971年11月1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的决议后，我国当即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该届联合国大会，并参与了联合国各重要机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按照慣例向联合国赠送了一件最能代表本国特色的礼品。这件礼品是一块编织着万里长城图样的大型壁毯。表明中国人民心目中早已将标志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万里长城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四、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时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迸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科研工作者从事长城研究的积极性也被大大地激发起来，将长城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时期，即从多种学科领域、从多种的不同角度来对长城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恢复起步阶段，逐步深入阶段。
1、恢复起步阶段
这阶段始至1978年、止于1984年9月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的发表。前后约七年。有三件事令人瞩目：
- 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通
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决议。国歌歌词原由田汉撰写，突出歌颂了“新的长城”即以“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歌歌词被修改。这个集体填词的国歌歌词根本不提“长城”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且浅薄平庸、毫无深义可言。修改成这个样子的歌词理所当然地必遭国人的批评。在1982年12月4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说明将万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意识，早已在广大国人心目中生根。
②据不完全统计，这阶段出版了包括译著、重版在内有关长城的专著32种，发表了（包括旧作重新发表）长城研究论文266篇。这些论著大都是长城游记和长城遗址调查方面的，反映了当时长城研究者首先了解研究对象的实际。当研究者在游览和调查中，发现历经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许多地段的古长城城墙都已坍塌破败的状况，便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要保护和维修古长城的呼吁，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79年9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中国首次“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座谈会”，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参加了会议。这些分散在众多学科领域的长城研究者，在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的倡导下，组成子“中国长城研究会”，认真地对长城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进行了探讨。这与新中国建立初期修复长城的情形极其相似。会后，所有境内有古长城遗址的省、市、自治区，都集中力量对这些遗址进行了普查。普查工作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除各地文物工作队实施有组织的普查外，还有文物工作者、热爱长城研究的青年、长城沿线居民群众，自发的考察活动。如刘谦只身骑自行车探查辽东长城的走向与源头；董耀会等三名青年徒步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沿长城的实地踏查等，都反映了广大群众对长城考察研究的极大热情。第二，普查与前不同的是，使用了摄像、航空摄影、航天遥感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普查的视角也不仅限于地面观察，还同时从水面下、天空中不同的方位观察长城。这就使得这次普查更客观、更加具有科学性。第三，由于普查的面相当广泛，普查人员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使这次的普查取得了重大成果，如：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汉代烽火台遗址发掘，出土文物千余件、汉简千余枚；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明代城墙上发现大量碑刻；河北省滦平县文物保管所在清理明长城遗址发现文物千余件等等。又如：大量的长城测量图被绘制出来，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等考察报告书和结合调查实际与历史文献对长城沿革进行考证的论著陆续出版。这就突破了以往长城研究多停留在文献考订而不做野外调查的沿习，将长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③长城遗址普查工作极大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导致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群众活动。这场活动中，工薪阶层、个体户、年迈多病的老人、幼儿园里的儿童、海外华侨，甚至国际友人，都争先捐资献物，积极支持修复长城的工作。表现出了强烈地热爱伟大祖国、树立民族精神的激情。
198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为这次活动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八字题词。这题词给前一段的长城研究做了肯定的总结，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投身于长城的科研工作。
2、逐步深入阶段
始自1984年9月邓小平题词的发表，目前正在步步深入。粗略统计，到1992年年底，已出版有关长城的图书57种，发表长城研究专论论文158篇。这些已发表的论文从数字上看是略少于前面“恢复起步阶段”论文266篇，但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较前宽广，除叙写长城调研报告、长城考古、长城军事功能、考证长城沿革外，还探讨了长城与政治、民族、生态环境、地理区划、以及中外长墙比较等等新问题，反映出长城研究视角的拓宽；论文的质量也较前有所提高。
这阶段出现的长城研究学术团体的建立和“长城学”的提出，实际上是长城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
在长城研究学术团体建立方面，1984年9月，在河北省山海关成立了“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1986年9月，在甘肃省嘉峪关成立了“中国嘉峪关长城研究会”；1987年6月，“中国长城学会”在北京成立，国务院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著名专家教授任副会长。中国长城学会成立以来，曾于1990年10月召开“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举办“中国长城学会长城工作研讨班”、1992年6月召开“首届中国长城区域经济及资源开发研讨会”、1992年9月召开“嘉峪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1993年10月召开“北京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等学术研讨活动，并出版《中国长城学会通讯》和会刊《长城学刊》，汇集科研成果、交流科研心得、指导各地的科研活动。
同时，“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黄崖关长城博物馆”也相继落成开放，除供游人参观外，还为进一步开展长城研究集中提供和汇集保存资料。
在“长城学”的提出方面，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和董耀会在《文物春秋》1990年1期上发表了《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首次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备长城学的问题。1991年，罗哲文在《长城学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谈谈长城学》。青年学者董耀会也在1991年第3期的《中国长城学会通讯》上发表了《长城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这三篇论文较系统地回答了长城学的学科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如学科定义，罗哲文指出：“长城学是从总体上去研究长城的一门学问，长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认识论的学科，是对长城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论文并对长城学学科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加以阐述和论证，初步奠立起长城学的学科框架。
这阶段的长城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 长城的政治、军事研究
长城是军事防御的直接产物，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论持久战》），因此在长城研究中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古代各朝的边政和古长城的军事功能和价值问题。其主要论点有：
修筑长城对冷兵器作战时代的各王朝来说，其治边政策和战略思想都是积极的，应予肯定。其主要观点是：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是卓有成效的，长城防线还是具有重大的防卫价值，对抗御游牧民族入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长城除防御功能外，当转入战略进攻时，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秦皇汉武无不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的同时构筑长城，都表明这既是一程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潜藏着进一步攻击手段的战略措施；修筑长城是明廷当时的最佳选择，是明朝必然实行防御战略的产物，它不仅在阻止敌人进入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敌人进入之后，它又可以阻止敌人撤出；长城作为出塞击敌的依托，它有利于军事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防御战略思想的发展。。另一种论点是：修筑长城是各王朝国力衰弱的无奈举措，反映了统治者的消极防御思想，“筑墙置戍”绝不是固国强边的最佳途径，长城大多修筑在国力衰微的年代，也就从主客观上规定了必然贯彻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长城的修筑，尽管生动体现了古代军事家在军事地理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组织战略防御的谋略才能，但它也从客观上造就了消极防御的僵化模式，束缚了将帅们的创造性思维。这些王朝之所以大搞边墙建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综合国力的衰弱和由此而抉择的“守为长策”的国防战略，以及为贯彻此种战略而采取的“筑墙置戍”战略方针。
在对长城的政治、军事研究这一大类里，还有不少学者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如，对居延汉边塞和防御组织、对汉代烽燧系统的考核制度、对汉代边塞的徼巡制度等，都比前人的工作又详尽了一步。
还有一些论著在其行文中，对原苏联学界所持“长城是中国北部边界”、“柳条边是中国边界”的说法给予了驳斥。
综上所述，对长城的总体评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古老文明的象征。它显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已成为中国人民坚强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另一观点则认为长城是“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的院墙，是一个“限制文明空间的环”。
②长城考古调查和长城历史地理研究
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中占绝大比重的，还是关于长城墙体本身研究的论著，其中有调查考古、有建筑研究、有筑城沿革等等。在实际论述中，这三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调查考古方面，有的学者结合以往经验与教训，提出对长城进行实地调查中应注意的一些具体方法问题。有的学者则对战国秦汉长城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给予归纳小结，指出“要搞清长城的问题必须下大功夫做切实细致的考古工作”。更多的学者则提出了自己的调研报告：有按王朝时代提出的，有按地区进行研究提出的。许多论著都是作者实地调研的成果。这一阶段还发表了我国首次运用航空遥感技术进行长城调研的报告（曾朝明等：《北京地区长城遥感调查》，《文物》1987年7期）。这些调查，弄清了长城的走向、年代、采集到一些珍贵文物、绘制了图表，纠正了讹传谬误，为进一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建筑研究方面，借助于调查考古得来的材料，对历代 长城不同的建筑方式、不同结构、关隘城堡的不同形制给予介绍和研究，如杨永生《古建筑游览指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朱希元《蓟镇长城与金山岭长城结构》（载《长城学刊》1991年2期）等等。
在筑城沿革方面，本阶段无专文发表，探讨这方面问题大都与长城调研报告结合在一起论述。
③长城与民族关系研究
在这阶段之前，谈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论著并不少见，但一般只谈到秦、汉、明长城是起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而已，并未对长城和民族关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这阶段出现的长城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题，其本身就是对长城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深入、重大进展。早在1959年，姚从吾在其《东北史论丛•代序》（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中曾说：“中国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次第，是自北而南的。边疆民族的入侵，也以北方与东北方的南下为主潮，甚至说我国的历史，是由北方、东北民族与中原文化交织而成，亦无不可。因此长城、黄河与长江，也确实形成了国史上的三大防御线，我们称之为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长城，奠基于秦代，显耀于两汉，形成隋唐以后中原文化对东北与北方边疆民族势力消长的关键。它可以说是中原汉民族的前进基地，也可以说是中原民族与儒教文化的门户。自东汉以后，北方与东北边疆民族，欲问鼎中原者，必先占领长城。占领了长城，才能有权力过问中原黄河流域的政治；才能对中原政治有发言权；才有用武力干涉的机会。契丹是如此，女真是如此，蒙古更是如此。”这里虽然提出了民族的融合问题，但还是把长城作为民族防御线来对待的。30年后仍有人持这样的看法：“明代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同化政策、筑边墙退守关内等消极防御政策以及封锁民间互市等经济封锁政策，并不能消灭蒙古等少数民族，而只能延缓他们经济的发展，引起民族之间尖锐的冲突与无穷的战祸。”（杨运新等：《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但这一时期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则是“长城对南北各民族的阻遏或限制只能是一时的，次要的；而往来和交流不仅是持久的、主要的，而且是源远流长，与日俱增的。”（舒振邦：《前汉时期长城内外的民族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社版》1988年4期）“唐人边塞诗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和睦关系”，它“反映各民族的和睦融洽”、“歌颂了兄弟民族的将领军士”、“是各族思想、文化、艺术的融合”（车宝仁：《唐代边塞诗所反映的民族和睦》，《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3期）。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还从站在长城外的角度描述、研究游牧民族及其与农业民族关系的历史（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也不否认长城不能阻断民族间的融合。而持融合说的论述最为全面的，是李凤山发表在《长城学刊》1991年2期上的《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一文。作者以万余字的篇幅逐朝逐代分析论证了“以这条长城为中心，南北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即长城带的民族融合过程，得出了“长城带民族融合的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久，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仅见的。中国各民族在这条巨大的纽带上获得了新生，成为创造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新的起点”这一结论。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从平城到洛阳——拓拔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逯耀东著）一书则具体分析了原居长城之北的鲜卑族进入中原后的汉化过程，提出在长城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游牧民族南下越过长城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这个地区时间的久暂成反比”。南下游牧民族最初在政治上引用的“多是‘居近塞下’有胡化成分的汉人，或‘往来中国’受农业文化熏陶的胡人，……由于他们居间的协调，缓和了当时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的冲突”。揭示了长城两边民族融合的具体历程。
这阶段还发表了两篇影响较大的论文，即李凤山的《长城与民族》和《长城学刊》1991年1期上董耀会的《对长城研究中民族问题的认识》。李文从“长城带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长城带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长城”三个方面、董文从“长城研究中的民族战争”、“长城研究中的民族同化”、“长城研究中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三个方面，探讨了长城研究中处理民族关系的有关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④长城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以往的研究认为，长城的最大作用是保护了农耕生产，即为长城最重要经济成就的体现。这阶段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长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先进经济的体现”，它“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绝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我国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时期”，“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又推动经济关系发生急剧变革，导致长城的兴建”。 “秦统一中国后能修建万里长城，其根本原因……是一种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经济得到发展的结果”，“农业经济的雄劲发展为秦汉时代修建万里长城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人力、物力基础”（李兆朝等：《论长城兴建的经济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长城的兴建，在此前还不多见。
许多学者认为，长城沿边的屯田是与长城有直接关联的经济活动，它开发了边地、提供了军粮。屯田的参与者有军户、民户与商户，故分别称为“军屯”、“民屯”和“商屯”。这阶段的研究深入到各地区实行屯田的时间、屯田分布范围、军士（民众）屯守份数及其来源等问题，如崔永红：《明代青海河湟地区屯田的分布和军户的来源》（载《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6期）等等。
研究边塞贸易也和研究屯田问题一样，是很早就零星开始了的。这阶段则深入到贸易场所的位置、称呼，如“交易监”、“场”、“榷场”等。贸易的内容，如茶市、马市、木市等，贸易的主办机构，如官市、民市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并强调这是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一种互惠的交流方式，贸易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在研究长城与交通上，除了前所叙述过的“保护丝绸之路，保障中西交通往来”之外，还提到了与长城垂直相交的陆路——秦直道、和水路——大运河。有学者在研究中还一反以往所论秦汉道路时总强调以咸阳或长安为全国交通网中心、道路都呈向四外辐射状的定式，着力论述了“长城防务与北边道的经营”、“北边道的形制与特点”、“攻守兼备的军用道路”和“繁荣北边的经济动脉”，特别指出“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还包括有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许多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6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从目前来看，长城是一个潜在极大的旅游资源宝库，应充分开发，“古为今用”，进行修复，搞成“长城行”特种旅游，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吉举：《秦皇岛市北部山区长城沿线旅游资源评价》，《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版；董耀会：《开发“长城行”特种旅游的构想》）。
⑤对长城有关人物的研究
这阶段发表的论著中，有许多涉及到与长城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有修造长城的秦始皇、汉武帝，有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维护蒙汉关系的三娘子，有凭城御敌的杨家将、徐达、戚继光，有开关降清的吴三桂，有借险抗日的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这些人物因在长城的活动而显得性格鲜明，长城则因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显得生动多彩。
⑥对长城文艺作品的研究
这阶段出版了不少关于长城传说的故事集，是民间文艺工作者着力搜集、整理的结果；也发表了不少对这些传说、特别是对孟姜女哭长城传说进行研究的论著；此外，还有多篇长城游记、咏长城诗词、表现长城宏伟壮丽的美术作品、根据长城传说编写的戏剧、反映长城内外风情的电视连续剧等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向广大群众展现了长城的风采、揭示了长城精神。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对长城传说的研究。有学者认为“长城传说的主要审美特征”是“雄壮阳刚”，“悲壮是它们最具典型意义的审美特征”，“因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之一的长城毕竟不是阴柔之美的代表，它在总体上是人类智慧的奇观和审美上阳刚、悲壮的文化载体”（宋孟寅：《悲壮：长城传说的主要审美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1期）。对流传几千年之久孟姜女传说的研究，这时期也突破了考察其缘起、发展，及谈论其歌颂爱情、控诉暴政的文学意义这样一个研究模式，深入到对传说中“姜女坟”的调查考古（辽宁省文物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对孟姜女传说中风物的研究（窦昌荣等：《孟姜女传说风物论》，《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和《对孟姜女传说的再认识》（张岩撰，载《长城学刊》1993年1期）。在《对孟姜女传说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认为这一传说之所以“流传两千年而不绝”，是因自秦至明有“旷日持久的大修边墙之役”。进而分析秦朝修筑长城夫役的成分，从范喜良的“赘婿”身份谈起，论证得出“孟姜女传说是我国母系制遗存现象一次大规模破坏过程的反映”的全新结论。
⑦对长城地理界线的研究
以往对长城地理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历史地理方面而对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今日长城的地理意义等涉及甚少。这阶段冯嘉苹研究成果《万里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一文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文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为了地域的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长城建筑在高原到平原过渡的丘陵、低山地区地形的过渡带，而这一带正是“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农区与牧区分界线”，这条“人为的防御工程，客观上却成为农牧业生产的分界线，反映了当时的农业文化景观与牧业文化景观的分异”。由长城位置的变动，可以看出长城地带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农牧交错带——农牧过渡区”。从政治地理角度看，长城地带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变量形成的平衡带”，长城“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其“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今日长城的地理意义是：对长城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可以找出一条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开发、整治的科学途径；对长城带经济地理的研究，可以掌握这个地带经济规律，使“这一地带经济有长足的发展”。文章最后指出，“长城，这条有形的文化界线，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它已成为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习已成俗的界限指标，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我们既不能以它为线，限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不顾客观规律，随意越过界线，做出愚蠢的结论和行为”。这种观点，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⑧长城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长城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是此前从未专门提出研究的课题，这阶段也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研究。研究的基点是：“中国的长城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民族原因，但也有其生态环境方面的基础。中国的长城在修筑和使用过程中又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进而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孔繁德：《中国长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初探》）。论者认为，修筑长城是利用了适当的生态环境，但对古代生态环境是一种破坏，首先是修建和战乱对植被的破坏，其次是屯田和农耕扩展引起的大面积水土流失（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长城学刊》1993年1期）。而这些变化引起了大气层下垫面的变化而影响了气候，“使气象灾害频率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破坏了长城附近的农业基础，而且使长城失去长久性防御功能，这是中国明代长城位置和汉长城相比不得不南移数百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孔繁德：《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的移动》，《长城学刊》1991年2期，收入《中国北方资源开发与环境研究》，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这也“使农、牧业界线向北推移，中国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迁往长江流域”。因此，“长城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既是显著的，又是复杂而微妙的，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对这种视长城为古代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意见，许多学者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应联系多种因素具体分析，不可简单论定。
⑨关于中外长城的研究和中外长城的比较研究
一种观点是，中国长城不只北方有，而且南方也有。云南、贵州、福建等地都长城（如，舒之梅：《南方早有古长城》，1981年3月29日《长江日报》等）；外国长城自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修筑三道长墙始，直到1989年12月拆除的柏林墙都应纳入研究范围之内（董乃强：《国外长墙年表》），并对罗马长城在英格兰的遗迹进行了具体研究，如建筑、功能、对当地人民生活的影响等（李孝聪：《欧洲的古罗马人长城》）。
另一种观点是只承认中国的万里长城是长城，而国内外其它类似建筑不是长城，从而提出应在“对长城有个比较全面深刻认识，从它的各种表象中提炼出”“一个准确的概念”的看法（成大林：《长城研究和长城学》）。
⑩关于国外对中国长城的研究
1949年后，国外对中国长城的研究并不很多，这些论著引入的更少。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原版书引入，但因研究人员范围不广，故被译成汉文的很少。这都给我们了解国外对中国长城研究的状况造成了困难。在此仅就所掌握的材料大体上勾勒出一个轮廓：
[日本]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是很下功夫的，这自有其历史渊源。远的不说，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研究中国长城的论著发表，如箭内亘的《满州地理历史》、稻叶君山的《中国长城之变迁》、《论凹字边墙》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有青木富太郎、渡边龙策、植树清三等人研究中国万里长城的多种论著出版。其中既有对中国长城作整体研究的，也有具体研究中国长城的某一细节的。在作整体研究中，提出了长城的东端在今朝鲜平壤东南方，“正合自然境界”；“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并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长城线走向的变更继承，非只一成不变，其变化关系到国际局势的推移；长城始建时还是国境线，但至汉代已开始转化为国防线；等等论点（转引自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在细节研究方面，则有专门研究明代辽阳东宁卫问题的（河内良弘：《关于明代辽阳的东宁卫》，《黑河学刊》1988年3、4期），及研究其它关堡的问题等等。
[苏联] 苏联学者在1960年以后，在研究中羼入了政治，20世纪60-70年代中出版的论著里都强调长城，特别是东北清代的柳条边是中国国境界线。20世纪80年代重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如认为长城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自然地带，即农业地带与牧业地带的一种划分，是用来确定中国文明界线与“野蛮人”对峙；如评价长城是古代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又是强大、稳固和无法攻克的象征（瓦西里耶夫：《万里长城》，收入《苏联考古文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
[欧美] 剑桥大学的林霨教授于1990年在该大学出版部出版了《长城：从历史到迷思》一书，书中回顾了西方对中国长城的认识过程：最早从传教士游记中知晓，而后18世纪时由法国伏尔泰（Voltaiel）和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宣扬导致神秘。这通俗文化影响精英文化的结果，是西方的史学理论引入了中国长城，但又与传说中的古罗马长城附会，形成西方人对中国长城的“迷思”。因对其并不真正了解，故又引起想象：人类各种建筑物，只有长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观察到。这一回顾说明了欧美大部分学者对长城不能正确认识和研究的渊源。
与此相反，《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85年的再版，杨建新《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出版，表明西方学者只要正视客观事实，并以科学态度进行研究，对中国长城的迷思是不难打破的。如《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的记载就很客观。
试以该书1987年版为例，摘抄如下：“中国的长城于秦始皇统治时期（公元前246—210年）建成。主墙长达7150英里，另有长达1780英里的支墙。高度从15英尺至39英尺不等。宽32英尺。长城从渤海湾的山海关到甘肃玉门关，直到16世纪都得到不断维修。自1966年以来，有32英里长的城墙被毁掉。1979年7月，为了筑坝又炸掉了一段长城。1985年3月6日中国的一份报告宣布，经过5年的勘测，证实长城的总长度为6200英里。”就是客观叙述而未附加任何色彩。
*
以上对数千年的长城研究做了简要的概述。可以看出长城研究在步步深入，即从研究物质的军事防御工事本身，逐步扩展到研究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境界上的长城。这是符合“都是先从物质着眼，进而着眼于文化”（任继愈：《新旧交替之际》，《群言》1994年2期）这一认识规律的。正确认识长城，“对准确认识和评价历史、对发挥长城在今日中国的作用都有着重大意义”（黄华：《把长城研究工作提高个新水平》，《长城学刊》1991年创刊号）。为了正确认识长城，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如对长城墙体的研究，虽有不少文物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发掘，绘制了许多长城走向图、建筑结构图，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发表了不少调查报告，但每次的再考察、再发掘，又总有不少新的收获；又如对长城与经济、长城与生态环境、长城与民族长城与地理等等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虽发表了一些成果，但还属于刚刚起步，有待深入进行；再如从广义的文化角度和社会学角度来研究长城，还只是刚刚涉及；而长城学学科本身也只是近年来才提出，尚属初创阶段。为此，团结一切热爱长城事业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做好这些工作，推进长城研究的发展，以正确认识长城、认识历史、发挥长城在今日的作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上文原以“长城研究史”的篇名及“昔人”笔名刊载于《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