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孔庙与长城”。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明明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建筑，为什么扯到一起去了呢？
这是因为联合国在1945年10月成立后，联合国总部要求各参加国各送一件最能代表本国特色的标识性礼品，陈放在将于1950年竣工的联合国大厦中。当时的中国政府给联合国总部送去了一块编织着孔子画像的壁毯，这块壁毯就悬挂在联合国大厦的内墙上，一直挂到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前。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派出的第一个驻联合国使团，按联合国总部要求各参加国各送一件最能代表本国特色标识性礼品的规定赠给联合国总部一块编织着万里长城图像的壁毯。孔子画像和万里长城图像先后被悬挂在联合国大厦之中，向世人昭示孔子和长城同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象征。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和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所阐发的精神与学术思想，在汉代确立了它的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地位后，逐渐发展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数千年。孔子儒家对我国古代影响的事例俯拾即是，自不必细说，至今其思想精华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世界的影响亦很大，如国际上的文化史研究者对东亚地区一向称之为“儒家文化圈”，而欧美商界数百年来则将孔子倡导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奉为从事商业活动的“黄金法则”，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又将孔子列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的10大思想家之一，等等。
前边所谈到的孔子精神品格和儒家学派阐发的学术思想这些都是人脑中的一种思维活动，而精神和思想又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使一向务实的中国人感到不易把握。大家知道古代中国是个农耕社会，而农耕社会是最讲求务实的，一般来说春天下了多少种、夏天流了多少汗，秋天就能得到多少收获（当然，除遇自然灾害之外）。它与西方文化的起源不同。如西方文化起源地之一的古代希腊，这个城邦国家地处大海与山地、丘陵之间，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以狩猎和捕鱼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狩猎捕鱼并不是花了多少力气就可以得到多少收获的，自然界的变幻莫测和捕猎结果的难以预料养成了他们随遇而安的浪漫性格，这与中国农耕的务实精神是明显不同的。务实者因其务实，因此要求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和思想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就是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字、图画、塑像、建筑等等的产生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人们要求通过文字、图画、塑像、建筑等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思想物化并固定下来。
从唐代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修建孔庙的活动，就是用孔子塑像及其亭台庙宇来物化和表达孔子儒家精神思想的一种做法。由于孔子儒家精神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主干地位，故而遍布中国大地的孔庙就不仅是凝固了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孔庙一般都建在官学附近，和官学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最初的孔庙是修建在学校之中的，建造的意图是为便于在校的学子按时祭拜孔子。祭拜是在中国古代观念支配下的一项大型活动，载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古语阐明了在中国古代观念中，祭祀祖先和保家卫国是一个政权得以巩固的最为重要的事。现代许多人认为祭祀祖先是搞封建迷信，其实这种认识是极“左”思潮误导的结果。在祭祖活动那庄严肃穆的特定氛围中，人们于寄托哀思的同时，往往能回忆起先辈们的音容笑貌、生平业绩和精神品格，往往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加深了对先辈们的印象和理解，增进了对先辈们的景仰敬佩之情，从而产生了传承先辈精神的愿望和奋发图强的决心并付诸行动。实际上这是我国古代进行家庭教育或家族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古代的祭孔，特别是古代官学里的祭孔活动，也同样如此，即古代的教化者希图通过在孔庙里进行的这样一种庄重的祭典，使广大的参加者感知孔子精神、认同孔子精神，达到乐于接受孔子精神、积极承传孔子精神的目的。可以说，古代的祭孔活动是我国古代对人们实施的、由外在形式影响内心世界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教化过程。两千年来，它在提升个人的文化素质、在维系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以至在维护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说到这里，不禁想到近几年各类媒体上不时发出“又有人到孔庙拜孔子了！” 的惊呼，仿佛现代人们拜孔子甚至连进孔庙都成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惊呼者的思想至今还没有从极“左”思潮或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并不了解，如今人们对孔子的祭拜非但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出自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出自人们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崇敬，出自人们自觉承传孔子儒家思想精华的意愿。这种思想境界是那些惊呼者所根本无法想到的。现今广大中外游客进孔庙参观文物、观看祭典则成为现代人们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好方式之一。
这里还要说一说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边境的长城，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被连在了一起，成为一条从鸭绿江畔延伸至罗布淖尔的万里长城。如果说孔庙体现的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祀”，那么，这一凝结着中国古代各族人民辛劳血汗的伟大建筑，则主要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戎”。然而这个“戎”绝非是对外的侵略与征战，而是保卫与阻挡：即保护农耕生产不使其受到游牧生产干扰的阻挡。由此可见，长城不是国界，而是阻隔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两种经济地域的一道界碑。建造长城是我国古代政权对这两种经济关系实施调控所可能采取的最好办法。长城建成之后，卫戍城墙的各地士兵用从各自家乡带来的农作物种子屯田，丰富了长城带农作物的品种；长城两边和平时期的茶市马市和榷场交易、交战时期的相互抢掠，都促进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两种经济的交流；沿长城开辟的丝绸之路因受到戍兵的保护而商旅不断，加快了中外贸易流通的速度；长城沿线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促成了民族与文化的融合，特别是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的融合。上述这些与千百年间各族人民在长城建造与修葺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坚韧顽强、知难而进的精神，与横亘万里的长城所传递出的拒绝扩张侵略、提倡平等交往的信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儒家“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因此，广大中外游客攀登长城、参观长城博物馆也同样是现代人们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好方式之一。
孔庙和长城这两种建筑物，无论是前者的思想与精神的物化，还是后者的以物质来体现思想与精神，（即孔庙的由单纯的精神一元向精神、物质二元的发展，长城的由单纯的物质一元向物质、精神二元的发展）它们同是在用永久的建筑形式向后人昭示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古代统治者所炫耀的“文治武功”）的思想。孔庙和长城正是从“文治”和“武功”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凸现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孔庙和长城价值的所在。然而，由于近百年间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与极“左”思潮的泛滥和自然灾害，为数不少的孔庙荡然无存或残破不堪，长城的大段墙体坍塌或被炸毁，虽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一些孔庙进行了修复，对长城某些毁坏了的墙体实施维修或重建，但对孔庙和长城价值观的认识却没有提高多少。具体地说，长城价值的再发现始源于20世纪30年代外国探险家看到长城遗迹时发出的赞叹，孔子价值的再发现始源于20世纪80年代席卷西方的研孔热。可见我们的思想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与极“左”思潮的禁锢有多深！因此，要做好孔庙的保护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是应该提倡继续解放思想、挺起腰杆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共中央2001年9月20日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哪一条不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没有必要有所顾忌。这是一。
为了做好孔庙保护工作，是不是不应该仅只站在孔庙的立场，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去思考问题。我以“孔庙与长城”为发言题就是想说明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它毕竟主要是由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三“流”合成的，就成分而言，孔子儒家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孔庙也并非唯一的古代建筑。近来，看到有的古建筑群中增添了一些小的建筑造型，构思很好，做工也很精良，但就是与古建的整体无关、与古建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无干。因而想到孔庙的保护恐怕就不只是保护孔庙的砖瓦泥塑，更重要的是保护孔庙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古代传统文化的环境与氛围。这是二。
为了做好孔庙保护工作，是不是应该积极地用好孔庙建筑资源，以开发带动保护。所谓开发，是不是有这样两个含义：一是深入开掘建筑物的内涵。每一座孔庙都有与其他孔庙相同的和不同的修造成因，如海南文昌县的孔庙就没有正门，相传这个正门必须由本县出的状元来修，反映出传统文化中的“重教”精神和对读书人“自强不息”的激励。如果每所孔庙都能掌握隐藏于自身的和与其他孔庙不同的深厚内涵，就便于引导游人们正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二是结合群众需要，在孔庙这个有古代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开展一些活动，如2001年北京安定门街道办事处和北京孔庙联合举办的“孔子和家长里短”的活动，就是利用孔庙的环境与氛围，在心理上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居民的距离，因其紧密联系了本地居民的需要和政府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得到了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肯定。这是一个利用建筑资源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成功尝试。这是三。
我以为，只要我们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积极用好孔庙建筑资源，就一定能把孔庙保护工作开展得更好，以便更广泛地传承弘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本文系2002年9月在“中国孔庙保护协会2002年年会”上的演说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