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好!
我今天的讲题是“用中华思维研习孔子、用中华话语讲述孔子”。这个题目咋听起来会让人感到有点费解,但它却是我近一个时期研习孔子、讲述孔子的一点心得。
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文革”后当了图书资料员,算是改行进了图书馆学界;后来在向读者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无意间又闯入了儒学和妇女学两个领域,涉及的面较为宽广但都谈不到精深。退休后反倒能够专下心来研习儒学和传统文化了。但由于我不是学哲学的,没有哲学史的功底,不能对儒学和传统文化有什么精到的研究,所以只能做做儒学普及工作。而普及也就不外乎是复述如钱逊先生、张立文先生等等大师们的研究成果。在复述大师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之所以向诸位来这么一个开场白,意在说明我今天所讲既是在谈自己的心得,也是在复述大师们的研究成果。
一
我今天讲题的前半句是“用中华思维研习孔子”。大家准会反问“难道我们不是在用中华思维在研习孔子吗?”但据我的了解,现在我们许多孔子研究者,包括某些儒学研究的名家,他们的研究进程中确实掺杂了很多非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又有人会说:“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同一问题不是能够使研究结果更全面、更深透吗?”我们说,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讨同一问题确实可以起到从多种视角来观察同一事物、达到深入剖析问题实质的目的,但前提是必须是要在同一种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如果要从某一种文化的角度去评论另一种文化中的问题,是肯定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每种文化判断是非的标准未必一致、价值观也未必相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田辰山就对中、西方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结构的特点有精到的阐述。他认为,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结构是“一多二元”,中华文化思维方式的结构是“一多不分”。他解释说:“西方结构的‘一’是耶和华神概念,是主宰性的;‘多’是由耶和华神创造、宇宙间存在独立个体的一切物;‘二元’表示‘一’与‘多’(即宇宙间存在独立个体)之间单线和对立的关系;万物‘个体’之间也是孤立与对立关系。‘一’决定着宇宙的秩序。……中国有一套属于自己‘一’和‘多’。‘一’(曰‘道’或曰‘理’)是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之间相通、互变、互系(浑然而一)。‘一’不是分裂于‘多’(万物)之外的,而是内在于‘多’的;所以是‘一多不分’。”(《豁然:一多不分》,卞俊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我对田教授这段话的理解是,西方思维是由西方文化决定的。西方文化就是二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莱文化的合一。具体地说就是指用古希伯莱文写成的《旧约》与用古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合成的“一束小书”即《圣经》。《圣经》在西方流传了两千多年,其思想和价值观等等早已成为西方人的行为准则,因此不少学者称西方文化为《圣经》文化或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文化思维里,“一”就是指基督教中唯一的最高神耶和华神。(这里插几句来更正一个多年来的错误惯称,即把耶和华神称作上帝。“上帝”这个名号是地道的中华称谓,如成书早于《圣经》两千多年的《尚书·召诰》里就有了“皇天上帝”与“上帝”的称谓。可见上帝与耶和华神各自是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天神。把这两个不同文化的概念搅合在一起造成混乱的是明代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论者认为,利玛窦为了实现将中华文化基督化的野心,擅自将拉丁文耶和华神的名号翻译成了“上帝”。这种偷换概念的作法既是对中华诸神的不尊敬,也是对西方最高神祗的不尊敬。事实上,将耶和华神译作“上帝”的作法从来都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则普那克博士在1997年出版的《东亚文化和历史观点:历史和社会》书中说“利玛窦试图以错误的概念相似性诱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利玛窦既背叛了中文也背叛了基督教对神的概念……是双重背叛”。这里不更多地展开叙述。)前边我们谈到基督教文化思维里的“一”就是指基督教中唯一的最高神耶和华神,“多”就是指世上被耶和华神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在基督教思想家看来,世上被耶和华神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都是完全封闭孤立存在着的,它们之间不能相互影响、更不能相互起作用,如18世纪德国自然科学家和神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他认为,“单子”是构成事物的本原,是没有形状、没有外延、绝对单纯而最基本的一个点,每个“单子”都是完全封闭的、孤立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能相互影响、相互起作用;而人们所能看到“单子”之间外表上的联系或作用,都是耶和华神在创世时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的。就是说世上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按耶和华神预先设定好的方案在进行着。世上万事万物相互之间虽不存在着任何联系,但它们之中的每一事物又都与耶和华神保持着最密切的单线联系。这就是田教授所说“一多二元”中的“二元”。即“一”是超越时空的、有绝对主宰权的耶和华神,“多”是耶和华神创造出来的世间万物,“二元”就是指世间每一事物与耶和华神的单向联系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人重视个体的特点。
田教授认为中华思维方式是“一多不分”。上面我们说过,在中华最早的典籍《尚书》里曾多次提到“皇天上帝”或“上帝”,但中华的上帝不是一位而是六位(古人认为有“前后左右上下”六重天,每重天都有一位帝王主掌;其中一位主帝、另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帝来辅佐它。这六位均称作“上帝”),因此田教授认为“上帝”虽然尊贵但不能称作“一”。中华的“一”指的是“道”或者是后儒说的“理”(春秋前没有“理”的概念,“理”字在战国时才出现)。如《说文解字》对“一”的解释是:“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道”是什么?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知道,阴阳对立相生相尅是事物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因此“道”就是规律、法则。《周易·系辞传》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里,“易”说的是变易的规律、与“道”是同一概念,“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类事物、泛指世间的万事万物,全句是说“道”化生了天地万物,形成了“多”;但“道”生成万物后却并不超脱于天地万物之外,而是作为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法则蕴涵在天地万物自身之中,即“道”生万物、万物有“道”。这就形成了中华的“一”和“多”结为一体、密不可分的现象,这种思维方式就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从整体观察事物的特点。
西方思维重个体、中华思维重整体表现得最突出直观的就是信封的书写方式。西方人写信封先写收信人姓名、再写收信人单位、再写收信人单位的街道、再写收信人单位街道所在的城市、最后写收信人城市所在的国家,突出的是收信人个体;中国人写信封是先写国家、再写城市、再写街道、再写单位,最后写收信人的姓名,突出了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再如我收到的邀请函很多。来自中国的都加盖公章、来自西方的均为邀请人签名。等等。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整体思维方式来研习孔子,即把他放在世界的整体环境中去观察、去比较。比如说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吧,有人说这种全民都能接受教育的教育平等思想最早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来的,言下之意是孔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分析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界定的“民众”是指自由民阶层,奴隶是无权接受教育的。而孔子所收的学生中不但有贵族子弟南宫敬叔、有富商端木赐(子贡)、也有城市贫民颜回(颜渊)、“野人”子路(仲由)、“贱人”冉求(冉有)、“鄙家”和罪犯颛孙师(子张)等等,并且孔子在在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见《曶鼎》铭文)的时代,在自己家马厩失火明知在马厩里工作的都是奴隶的情况下,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说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确是涵盖了社会上包括奴隶在内所有的人。孔子的言行标志着他才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高举“教育平等”大旗的人。
不仅只注重地理环境的整体观,也要注重时代发展的整体观。例如提到孔子的女性观时许多人会脱口而出:孔子歧视女性。因为他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有一些学者为孔子辩解,但都只是从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语境找原因。如有认为是孔子见到齐君送鲁君美女,有认为是孔子见南子等。我们不能否认语境的重要,但是时代环境更为重要。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从母权制时代向父权制时代过渡(夏代已转变,但商代至周初有所反复)的末期,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趋势反映到孔子头脑中来,就形成了孔子既尊重女性、又轻视女性的女性观,表明了孔子顺应历史潮流的品性。(详见拙作《孔子女性观的形成及其意义》,载《传统文化》1993年2期) 因此孟子才赞叹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
二
我今天讲题的后半句是“用中华话语讲述孔子”。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疑惑:“难道现在我们不是在用中华话语在讲述孔子吗?”我们说,表象上我们是在用中华词语在介绍孔子生平、讲述孔子思想,但这些词语,特别是讲述孔子哲学、伦理学词语,的内涵却不一定是在正确地表述孔子思想的本义。
我们民族的方块汉字和语词大都有多种读音、多种含义和丰富的变化,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两个方块汉字任意组接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意思。这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而为西方语言文字所无。如在美国宇宙飞船首次登月时,世界各国媒体都争先进行了报道,而对语言文字极为严谨的法国媒体却迟迟不动,原因是法国原有的词典里没有这么一个词。几天之后,法国的语言文字委员会才造出了一个新词“落月”。新词造出之后法国媒体才进行了报道。也就是说,相对方块汉字而言,西方文字的专指性比较特定和单一,歧义相对较少。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Dr.Roger T.Ames)向我们揭示了中文英译的奥秘。他说,首先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在把西方唯一的耶和华神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思想介绍给了西方,为使西方了解中国,他们把中华传统文化统统都附会到欧洲的宗教体系之中。如在“以传教士为先驱编纂的词典中,‘天’是‘Heaven’(耶和华神所在的天堂),‘義’是‘righteousness’(听耶和华神的话),‘道’”是‘the Way’(耶和华神之路),‘禮’是‘ritual’(教会礼仪),‘孝’是‘filial piety’(对耶和华神的虔诚),‘仁’是‘benevolence’(施善),‘理’是‘principle’(从上天而来的推理逻辑)等等,都变成了西方宗教或形而上学词汇。西方将中国思想解释成西方那个体系,是在低人一等地位。中国反映在西方东方主义视野中,是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滞不前的。(如《牛津英语词典》‘Chinese’(中文、中国人)这一词本身定义就包含‘inscrutable’(难以捉摸的;难以理解的;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等的意思),这套话语词汇带有浓厚后殖民主义色彩,中国人在翻译西方思想时开始采用到现代语言中来。”(《豁然:一多不分》,卞俊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在这段话里,安乐哲教授指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欧洲传教士在用西方文字翻译儒家经典(无论是拉丁文时期、法文时期还是英文时期)时,都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附会到西方宗教体系之中。这种让西方人容易懂得的译法我们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第二个事实是我们“中国人在翻译西方思想时(又把这些附会到西方宗教体系的概念原原本本地)开始采用到现代语言中来”。的确,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清朝认为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后就开始全盘照搬日本,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但引进了西方各种学说、教育上又全盘照搬德国、美国、法国,1949年以后一边倒地照搬苏联等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美国对庚子赔款的“退款兴学”,客观上,美国进行的“退款兴学”确实为中国培养出了一部分近现代科技人才,但从主观上来说,这是西方在用他们的文化思想影响中国人,力图把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改变成西方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里有文字纪录可证:在1907年纽约出版的《中美关系》一书里,公布了当年力主“退款兴学”的代表人物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华·詹姆斯致里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备忘录里说:“哪一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则这一国家就会由于这方面的努力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报偿……乃至控制中国的发展,即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就这样,我们一些多年接受西方思想和教育浸润的人,已经习惯了用西方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问题、用西方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人们认为中文与英文对等许多词汇的内涵,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philosophy – 西方以假设方法形而上学地追求天外知识)。大多西方大学的哲学系不教中国哲学。学中国哲学要到‘宗教系’或‘亚洲系’。甚至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的都不是孔子,而是海德格尔。”(《豁然:一多不分》,卞俊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因为西方大哲学家康德说过“孔子非哲学家”、黑格尔也说过“孔子只是一个世间的智者”。确实,孔子的哲学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假设方法形而上学地追求天外的知识和终极真理,而是自然的哲学、人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路子。例如对“天”的认识,刚才我们提到,西方的“天”是“Heaven”,指的是耶和华神所在的天堂;而在孔子儒家那里,孔子认为“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孔子家语·五帝》)并没有把“天”人格化,而认为“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后儒据此引申发展,说出了“民以食为天,而王者以民为天”的话(《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民为天”就是视“天”为“人”,人天合一。
中、英文中的一些政治性词语更是这样。如“‘民主’与‘democracy’(追求耶和华神赐予自由幸福的政治机制),‘人权’与‘human rights’(耶和华神认可行为),‘自由’与‘liberty’(耶和华神赐予绝对自由),‘个人主义’与‘individualism’(耶和华神造人的个体性)等等,都对不上号。英文这些词汇都与耶和华神有派生的意义,而在中文里,它们都没有!”(《豁然:一多不分》,卞俊峰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如以此来反观“五四”时期喊出中国拥护“德‘democracy’先生”和“赛‘science’先生”到来的口号,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人明明有自己“小康”、“大同”的治政方略,为什么还要去“追求耶和华神赐予自由幸福的政治机制”?中国人明知自己有精深独到的博物学与领先的技术(见拙作《儒学与科学》,载《孔庙与博物馆从刊》200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为什么一定要舍弃自我而奉那些把自然事物做切片研究的分科之学为圭旨?这像不像一位学者所比喻的那样:是在跟着施特劳斯圆舞曲跳中国大秧歌!
三
既然“用中华思维研习孔子、用中华话语讲述孔子”如此重要,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我们要树立起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告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都是黑暗腐朽的、落后吃人的,而这落后正是由反动的孔子儒学造成的。
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要特别感谢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因为他倾其毕生精力撰著的七巨册23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向世人展现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极大地影响着世界文明进程的诸多史料,也得以帮助国人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进程。
《中国科学技术史》写道:在天文学方面,公元前4世纪,魏国人石申就测定了恒星138座810颗,他在《石氏星表》里记载了其中121颗恒星的准确位置,比西方最早的“西帕克(Hipparchus,公元前190年—前125年)星表”所记载的90颗恒星要多1/3;石申制定星表所使用的赤道坐标系统,欧洲在16、17世纪后才开始广泛使用。11世纪北宋时苏颂创建了集观测、计时、演示三种功能于一体的“水运仪象台”,是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机件中的擒纵装置是今天钟表擒纵叉的前身。在中医药学方面,如公元前5、6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名为《黄帝内经》的医学专著,文献中已经有了对医院雏形和使用药物与针灸治疗疾病的记载。针灸治病一度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迷信,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科学家使用皮肤电阻测定法、红外热像图摄影法等多种实证科学方法对经络进行研究。1939年苏联工程师基利安(S.V.Kirlian)夫妇首先发现活的人体会以一定的节奏发出彩色的光环和光点,而这些点正好与中国古代经络理论中的741个针灸穴位相吻合。在数学方面,如公元前14世纪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相当完善的十进制记数系统。十进,即以十为基数、逢十向前进一位;位值,即同一数字符号因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数值意义。古希腊用27个字母来表示1000以内的数字,古罗马只有7个基本数字符号,巴比伦使用的是60进位值制,古印度是字母和积累法共用,直到公元6世纪才采用十进位值制;近代法国则是在1799年提出使用十进位值制的。十进位值制的发明对世界的贡献极大,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值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在农学方面,如公元前6世纪,我国已广泛使用铁包木犁和实心铁犁进行耕作,在公元前3世纪时又研制出了有档板、呈脊形的铁犁头,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人们已做到可根据土壤类型的不同而选用装有不同犁壁的铁犁进行耕作。17世纪时荷兰海员来华,将中国铁犁带回荷兰,并从那里北传英格兰、苏格兰,西传美国,南传法国,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国铁犁的仿制品已风靡欧美,成为当地最便宜、最能提高生产率的农具。李约瑟博士的学生坦普尔认为:中国铁犁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17世纪传入欧美后,“直接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
从我们仅举在天文学、中医药学、数学、农学这几个例子,就可看到我们古代科技的辉煌。就世界科技经济而言,从公元前9世纪至今的近三千年中,中国就领跑了两千多年。这些西方人揭示的事实,中国人自己却视而不见或拒不承认。李约瑟博士的学生罗伯特•K•G•坦普尔(Robert K. G. Temple)从李约瑟文献资料中撷取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时间上或质量上居世界第一的100例发现和发明,编成《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一书,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这就是西方友人对中国人“怒其不争”后所发出的感慨。
说到古代科技,还必须要谈到一种现象,即:我国古代科技每一次发生飞跃时总是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相耦合的现象,如从公元前2世纪到1世纪是原始儒学转变为经学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对此前科技大整理、大总结和作好大发展准备的时期;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儒家经学向玄学转变,在魏晋玄学谈辨求理风气的影响下科技方面出现了精确推算圆周率和造出浑象浑仪等等的大发展;11世纪新儒家即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时,在气学派、理学派、数学派这宋明理学三大派别的作用下,最终确立了将科技作为儒家世界观的基本框架;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陆王心学兴起发展,在“格物致知”只限于“以物格物”之外增加了“以心格物”,发展了儒家对事物的认知方法,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和被西方人称为世界第一部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等等。总之,中国古代科技每一次大的发展几乎都与儒学发展的阶段同步。不仅表明了儒学与科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科技并非游离于儒学之外,中华民族的儒学与科技本是一个整体,是古代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观察和认知。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把科学当成寻求耶和华神和控制大自然的手段。
认识我们自身的历史不只是仅仅知晓科技物质,更要认识滋养我们民族成长的精神力量。而要认清这一点,我告诉诸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通过对比的方法。因为许多事物只凭单方面的叙述说不清楚,而两方面一对比就什么都明白了。构成我们民族精神支柱之一的典籍是孔子言行录《论语》,人们认为学《论语》学来学去也觉得不过就是那样,毫无新意。但我们如果把《论语》和西方精神支柱《圣经》放在一起一比较,那么《论语》的特点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圣经》 | 《论语》 |
中心观念:原罪(人性恶); 突出神人关系,将人的希望引向尽善尽美的遥远彼 岸(不可知的天堂); 宗教信仰压倒一切; 倡导一种类似禁欲主义的精神(苦行求道); 处处显示一种大起大伏、激烈冲突的色彩(非此即彼的争斗); 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人人都有原罪,故而平等;但异教徒除外)。 | 中心观念:仁(人性善); 重视人际关系,让人注重现实世界; 人生经验压倒一切; 提倡达到理想境界后的快乐(安贫乐道、理性之乐); 蕴含一种中庸和谐的基调; 平等观念与“爱有差等”(对上、对尊与对下、对卑的关爱程度不同)观念并存。 |
下边我们再把中、西方的家庭观、人生观、伦理观作一简单比较:
西方 | 中国 | |
家 庭 观 | 相信耶和华神造人并为人设 立夫妻家庭,因此耶和华神 是一家之主; 夫妻本为一体(夏娃是亚当的一 根肋骨),故夫妻关系要先于 其他家人(即夫妻伦)。在耶 和华神眼里,女人是有罪的, 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女子必须接受男人的管束。 | 由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男男性长者是一家之主( 父子伦);其成员有强烈的一体 感,共同恪守祖训、繁衍后代、 重视家庭荣誉。用二元态度对待 男女地位问题。(即敬母孝母与 男尊女卑思想二者共存) |
人 生 观 | 教科书定义:“人生就是人为 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 《波士顿环球报》:“要上表演 课。美国社会整个就是个舞台 。从教授、政治家、企业总裁 ,到律师、将军、记者,不会 表演就很难出头。” | 辞书定义:“人生是指人的生存 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每个人 都是为了家族生存的,即人人都 是为他人而活) “人生是撷取人世间精华、形成 自己特有智慧的过程。“ |
伦 理 观 | 以个人为重。(亚里士多德: “生活的意义在于认识而不是 行动”,反对所有的道德规范 。康德:“没有绝对的认识。 因此人应尽可能地按自己的意 愿行事。”罗尔斯:“难以接 受为了大众利益而牺牲个人利 益的道德观念。”) 人格平等。张扬个性。 | 以群体(国家→民族→宗族→ 家庭)为重。 人格有差等(上尊下卑)。克 已灭欲。 |
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多举例。几年前我做过一张中国和西方在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对比的简表,如有兴趣可以找来翻看(见拙作《在对比中认识中华文化》,载《孔庙与博物馆从刊》200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也希望能够帮我补充充实一下。
总之,经过这样一个对比,再运用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揭示出英文词语的内涵进行判断,就可以把中华文化的优点和不足的方面都看得清清楚楚,从而树立起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这样,我们就能够自觉地做到“用中华思维研习孔子、用中华话语讲述孔子”了。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2014年4月15日师大励耘蜗居
(文系在沈阳“第二届海海峡两岸儒家思想民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