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视角看辛亥革命（发言大纲）- 董乃強

题解

这里之所以使用“从教育视角看辛亥革命”作为讲题，是因为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是决定这个民族国家命脉的所在。在一个国家里，无论是哪一政权或哪股政治势力，只要它所作的一切有利于本民族民族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有利于本民族历史的推进，哪个政权就是好的、哪场政治斗争（战争）就是进步的。正如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门楣上刻写的文字所说：“只要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还活着，这个国家也就还活着！”

教育是承传文化的手段，民族文化和历史唯有依靠本民族的教育世代承传，因而采用何种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如何设置、教育方式方法是否得当等等就都成了判断其是否利于民族文化承传和是否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标准。我们正可以通过这一尺度对辛亥革命进行考量。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了第一枪。随之义军便以摧枯拉朽之势，用极短的时间推翻了满州贵族经营了260多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十年后的1921年12月，面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的提问，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的道统。这个道统就是经孔子总结提出、孟子发展并固定下来的儒家学说。这一学说经后儒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而承传不绝。特别是在战国中期到明朝中叶儒学兴盛的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年产量与全球经济年总产量的百分比长期保持在30%到40%左右，极大地促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1]但自明朝中叶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弊政的恶果日益显现。其中尤以文字狱和禁海令两项为最。因朱元璋有当童僧、行过乞而后又君临天下的独特经历，个人的性格缺陷和对儒家文化的无知就成了他从禁忌“秃”、“贼”等字眼开始发展到大规模地删除儒家典籍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民主性内容、罗织文字狱的原因；他还以防范倭寇为由发布禁海令，严禁人们出海交流、贸易。我们说：文字狱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剥夺了儒家文化中人们本该享有的民主权利；禁海令则完全与儒家文化开放纳新的传统背道而驰、是以强权自我锁国、故步自封的表现。文字狱与禁海令使民族文化遭到摧残。

满州贵族入主中原后对民族文化的破坏远比明朝后期更甚。在政治上，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政权越发封闭保守。清王朝不仅以“天朝大国”自居、俯视世界各国，甚至骄横地断绝与外界的往来，如至今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的百年前未经拆封的外国首脑致大清皇帝的国书就是一例。

在经济上，清王朝根据满州游牧民族不尚农耕的状况使用了以农业补贴牧业的税收倒贴制度。即国家财政每年要向朝廷倒贴农业税白银2000万两。这种主次颠倒的税收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

对于中原汉地的先进文化，清王朝在自卑与恐惧中执行文化高压政策，大规模地焚书、改书、实施文字狱。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仅见于记载的大型文字狱就有190余起。其中150多起集中在“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663年—1795年）的132年间。文字狱动辄杀人灭族、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丧失了生命，除当事人家族外，印书人、卖书人、买书人、看书人都要受到牵连，血腥的镇压使民族文化的承传者儒生们不敢思想、不敢说话、人人自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王朝在取消了全国所有承传儒学的书院、私塾之后，又下令废止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从而彻底捣毁了自殷商以来儒学传统中行之有效的大教育体系，民族文化的承传被迫阻断。

我们回顾上述历史，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与历史都深陷沦亡危机的关头，为挽救、接续、承传、发扬民族文化、为推动民族历史进步所做的努力！这就是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所在！

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一个新政权，但这新政权却未能将孙中山先生所要继承的中国“正统思想”接续起来，也未能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得以复兴。孙中山先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国内外否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势力联手阻挠民族教育承传中国“正统思想”所致。因此，孙中山先生自那时直到临终前一直在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再来回顾史实：

早在辛亥革命前7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清王朝认定战败原因在于本国教育的落后，于是马上改全国所有的书院为日式学堂，延聘日本教习任教、使用译自日本的教材。学制、教育行政、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等等一概抄袭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皇帝又下诏废止科举制度。完全打碎了与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传统大教育体系（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合一），使教育承传本民族文化的局面不复存在。

西方看到中国如此损毁本民族的教育传统，便乘虚而入地推进“退款兴学”计划，即用清王朝赔付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款项办学来教育华人，目的是通过西方教育输入西方文化以控制中国。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斯在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写得很明确：“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则这一国家就会由于这方面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回最大的报偿。……使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即使用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2]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兴学”议案，积极推进在中国兴办西方学校和资助中国人留学美国的活动。清王朝一方面配合美国建立了人称“赔款学校”的清华留美预备校（传为清华大学前身），另方面仍在延袭日式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居然继续阻挠国人尊重及研习本民族的文化，“废止尊孔读经”，并推行德国的军国民教育。不久蔡元培辞职，教育从德式又改回了日式。1915年开始了全面扫荡中华文化教育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民族魂”鲁迅在其作品中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吃人”[3]的历史、中国人个个都是“暂时做稳了奴隶”或“想做奴隶而而不得”[4]的阿Q[5]，他嘲讽孔子[6]、“诅咒”长城[7]、“对中医很不以为然”[8]、认为京剧只是“毫无美学价值”的“玩把戏”并指名辱骂京剧名角梅兰芳[9]、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0]、主张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1]还因畸形的师生恋煽起了“女师大风潮”，不仅把当年的教育界搅得一蹋糊涂，还导致女师大校长杨荫瑜最终倒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随之，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化思潮便蜂拥而入，引发了中华文化教育界的一片混乱。

1922年，美国的“退款兴学”初见成效，北洋政府教育部将照抄日式教育改为照搬美国教育。五年后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教育部改称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又把法国的“大学区制”教育体系移植到国内。年余，蔡元培辞职他去，教育制度恢复照搬美式。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日占区推行日式教育、国统区实施美式教育。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边倒”地照搬起了苏联教育模式。与苏联交恶后不仅恢复使用美国教育模式，还容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12]和引进其它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照搬或引进的这些教育模式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有的模式在西方已经过时甚至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但中国都照搬不误。如晚清引进的具有西方保守特征的传统教育，而后引进的德国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时将“注入式”教学方法全盘搬进中国等等。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优秀教育传统的大国，就这样在中外反中华文化势力的共同作用下，用百多年的时间反复清除自己的文教传统、而将日式、德式、美式、法式、苏式等承传西方文化的教育模式照搬进来，把自己的教育领地办成了西方种种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试验场！把几代中国青少年统统变成了西方教育的试验对象和西方文化的承传人！以至于至今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还在穿戴模仿西方的学位服照毕业像，互庆自已结束了西方教育模式的试验或训练！

西方教育理念来自《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上帝耶和华对人的吩咐：“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遵照上帝对人治理世间万物的要求，西方教育就注重教人掌握攫取自然资源和征服异教徒的技术技能；中国教育理念是孔子归纳出的“仁”，因此中国教育所注重的是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生活的做人道理。正如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西方教育着重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重生活的方法。”教育内容不同，其所承载的与承传的文化自然也就不同。

中国自远古时期就开始了承传文化的教育活动，数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教”和“学”字。公元前6世纪，孔子为打破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提出“有教无类”设立私学。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学习知识技能承传文化的权利。因此他的弟子中有贵族子弟、富商、城市贫民、“鄙之野人”和“贱人”等等贫富不等、阶层不同的人。而与孔子大体同时代的古希腊教师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只收自由民为弟子，奴隶阶层则被排除在外。

孔子在教学中充分运用了根据弟子不同性格与接受能力给予不同回应的“因材施教”方法，并首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目的是造就一批“不器”的“君子”。“不器”即不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一种固定的用途之意；“君子”就是文质彬彬、谦躬有礼、道德高尚的人。简言之，就是要把弟子培养成大德多才、能够胜任承传民族文化的人。[13]

孔子的教育理念经后世儒家的发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三者紧密相合的全民教育体系：舞台上搬演的是忠孝节义、家庭中交谈的是父慈子孝、官学、书院里研习的是仁义礼智、私塾、家馆教授的是谦恭诚信，全在教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伦理、承传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城镇乡村，人人都对教书先生尊崇有加、“敬惜字纸”，表达出整个社会对教育及其所承传中华文化的极度尊崇，因此中国才有了“五千年文明”和“礼仪之邦”的美称。可见，清末以来对中国教育的损毁，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摧残！

中华文化即中国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了这个思想传统而独立存在、也不能以其他民族的灵魂与根本取代自己民族的灵魂与根本、更不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胡拼杂凑成“非驴非马”的东西，因为“非驴非马”产生不出后代。我们只能尊重、维护、承传中华文化，并积极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和发扬中华文化。

我们回顾百多年中国教育的曲折进程，不但可从一个角度反观出辛亥革命意在接续中华文化的伟大意义，更可感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言压在我们肩头沉甸甸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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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详见拙文《儒学与科学》，载《孔庙国子监丛刊：200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1月版，此处不赘。

[2] 见A.H.Smith: 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pp213—218,纽约，1907。

[3] 见《呐喊·狂人日记》，载《鲁迅全集》第一卷。

[4] 见《坟·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一卷。

[5] 见《呐喊·阿Q正传》，载《鲁迅全集》第一卷。

[6]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等。

[7] 见《华盖集·长城》，载《鲁迅全集》第三卷。

另：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成立时，要求每个参加国提供一件最能象征本国的物品放在联合国总部。当时中国送去了一件孔子壁毯。1971年11月15日恢复在联合国席位时，中国又送去了一件长城壁毯。可见国人视孔子为我国精神文明的象征、长城为我国物质文明的象征。孔子和长城同为中华文化的代表。

[8] 见《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载《鲁迅全集》第一卷。

[9] 见百度网《知道》中《鲁迅为什么在<拿来主义>中讽刺梅兰芳》等文。

[10] 见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

[11] 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载《鲁迅全集》第三卷。

[12]  《十条诫令》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极机密文件《行事手册》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修改多次，其内容为：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再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是小，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了。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片断：

“我们在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后，应该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我们一定能在他们本国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我们应消除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有中国人认为“十条诫令”不存在；但美国政府从没有否认过“十条诫令”的存在。）

[13] 有人认为孔子教育思想过时了，但孔子教育思想恰与现代教育思想相契：

  2011年9月24日于田园风光

（本文系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大纲     载国际儒教大会网刊《儒教邮刊》2011年35期、收入《东方道德研究（1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