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日本政府财务相麻生太郎宣布，因2019年5月1日皇太子德仁继天皇位并实施新年号，将在2024年度上半年发行新版日本银行券。新版日本银行券1万元纸币正面人物肖像图案为涩泽荣一，取代了自1984年以来印在1万日元纸币正面的福泽谕吉肖像。
这一改动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一般认为，这是日本对前此实施“脱亚”行为后深刻反思的结果，表明日本将放弃霸权扩张、回归亚洲、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意愿。人们欢迎这种态度！
涩泽荣一（1840－1931）是日本实业家。他创办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东京证券交易所、多家企业以及理化学研究所，作出了对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故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是日本儒商的典范，其名言是：“一个好的商人应该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通过授课、演说和在报上频刊论述的方式，以一位平民教育家的身份宣扬西方文明和自己“脱亚入欧”主张，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思想、甚至对政府决策，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同时他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1984年，日本政府为纪念福泽谕吉1885年《脱亚论》发表一百周年，还将1万日元纸币正面所印圣德太子肖像换成了福泽谕吉肖像，直到2019年日本政府宣布将启用新版日本银行券为止。
其实，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古代时期，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关系。中国儒家思想在2200年至1700年间就已传进了日本，并被“取之而为国教”（见[日]儿岛献吉郎：《支那诸子百家考》，目黑书店1931年版）。自那时始，双方便交往不断。特别是在中国隋唐年间（7–10世纪）达到了高峰：日本政府不仅仿照唐都长安的样式建造了日本奈良城，还多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交流文化，中国高僧鉴真亦东渡日本弘传佛法。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时颁行了“宪法17条”，其中除第2条属于佛教的“笃敬三宝”外，所余16条的内容全部源自中国儒家“忠”与“尊卑秩序”观念。12–19世纪日本幕府（军事贵族独裁）时期，统治者又将儒家“忠”与“尊卑”等观念与佛教某些思想混合，构筑起一套以“以死尽忠”为基本道德要求的“武士道精神”。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运动，天皇重掌权柄，武士阶层被废止，但“武士道精神”却早已渗透进了大和民族的审美心理之中。如日本家庭出生男婴后，这家就要在自家房前竖起旗杆，升起鲤鱼旗。这是人们认为，武士以死尽忠前的大无畏精神异常壮美；而鲤鱼在被放到砧板上的濒死挣扎又是鱼类中最壮美的，正可视为武士临死前大无畏精神的外在表现。这便形成了用鲤鱼旗喻示本家男婴必然延续武士尽忠精神的习俗。又如樱树开花时，花朵绚丽璀灿而花期极短。这与武士以死尽忠、生命即将结束而其武士精神却在此刻大放异彩相似。因此樱花就被奉为日本国的国花。等等。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中日友好不再。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进入日本江户（今东京）的“黑船事件”和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事件，这两次日本历史上仅有的被侵略事件促进了日本的政治革新，即明治维新。维新的实质就是从此割断与中华文明的联系，改为接受西方中心论而“全面西化”。自那时始，日本全国迅速出现了一种鄙视、仇视以至侵占吞并中国的情绪。引导日本舆论作出此种转变的第一人，当数福泽谕吉。
出生在日本下级武士家庭里的福泽谕吉青少年时十分好学，他先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后又觉得“兰学”有助救国，就到长畸、大阪的“兰学塾”就学。（当年日本只准许与中国及荷兰交往，并允许荷兰人长期在九洲长畸附近的种子岛上居住和通商。荷兰人向日人传授西方医学等知识，被称为“兰学”）其求知欲及开放的思想都值得赞许。
幕府统治末年及明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在不长的时间里被三次派到欧美做译员。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世界的利炮坚船和繁华的工商业使他眼花缭乱，基督教教义中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更让他萌生了“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的想法。归国后，福泽谕吉没有在明治政府中任职，而是利用自己开办的庆应义塾、利用依托庆应义塾创办的《时事新报》、利用在庆应义塾中建立的三田演说馆，以学校、报纸、演说这“传播文明之三利器”（日本明治政府首相犬养毅语）向国人传播西方文明。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人权（human rights），而中国传统将“国”与“家”都置于个人之上是对人性的束缚，根本没有人权；西方人无“国”无“家”的束缚、一生只对天“主”（指创世主耶和华或救世主耶稣）负责则使个人得到尊重、才是有了人权。我们知道，西方因数千年来都受基督教文化浸润，因此在创制字词时，其每一个被造出的字词都与“主”有派生意义，英文字词“human rights”（“人权”）的派生义是“个人所做的经主允许了的行为”。这与东方汉语字词中的“人权”即“每个人所应有的权利”之义截然不同，二者完全是两个概念。福泽谕吉因本无对东西方文化语源学的认知，故在将西方“人权”思想引进日本并大加宣扬的同时，也将“欧美文明的傲慢”态度引进了日本。所谓“欧美文明的傲慢”出于西方人以为自己所作所为全都是被主所允许了的、而非基督徒做事都必定会受主严惩的心理，所表现出的基督徒鄙视非基督徒的态度。这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评说东方文明的是非成败是完全错误的，站在某种文明的立场上轻蔑他种文明的态度更不可取。
然而明治政府却接受了福泽谕吉们对西方文明的鼓吹，并以此确定了“明治维新”的总目标是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也就是将西方列强倚仗武力向世界“野蛮”地区扩张作为实现“文明”的楷模，特别是日本为一资源有限的岛国，正与英伦岛国相似，日本要发展就必须如英国那样去开拓世界所有的“落后荒蛮”之地，若能做到“战胜野蛮”，就是“文明开化”了
明治政府深知宣传与教育在传播西化和左右舆论的重要，于1871年设立了文部省，颁布《学制》，发展资本主义制式的义务教育；颁布天皇《教育敕语》，灌输忠君爱国与武士道精神杂揉合一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强化天皇集权、建立对外扩张的理论基础。这种由福泽谕吉所著《劝学篇》反复倡导的教育一直延续至今。如现在日本幼儿园里普遍都开设军事课程，教授幼儿手持带枪刺的步枪突刺；所有学校的在校生晨间都要身着武服、手执竹刀，到空旷处练习日本刀劈砍术；日本新泻县从小学开始、日本岛根县出云农林高中等校从二战结束后即设置了为时半年的“生命教育课”，让学生亲手饲养小猪、小鸡，至学生与所饲动物产生感情后，再令学生亲手将猪、鸡宰杀并制成菜肴、亲口吃入腹中。这种与中华文明仁爱精神截然相悖的课程使学生们心存的同情善念完全崩塌湮灭，培育出的只能是盲从冷酷的杀伐工具。
明治初年，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入侵朝鲜。1879年并吞琉球王国，将其改为日本冲绳县。对这一系列的侵略扩张行径，日本国内的媒体无一不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鼓吹日本所有侵略邻邦的战争都是在响应明治政府“文明开化”使命的召唤。
福泽谕吉从1882年3月到他临终的1902年11月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将侵略中国与日本的“文明开化”进程紧密连系。他公然将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假说社会化，颂扬西方文明用武力征服“野蛮”地区的“弱肉强食”哲学；认为不知改变的中华文明，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象征，与中国这样“野蛮”国家为邻则是日本人的“大不幸”，日本应该摒弃一切“有支那色彩的东西”。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应奉行的，“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凸显出福泽谕吉对日本强盛必经全面西化的狂热姿态，也成就了他军国主义理论、及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和《旷日持久会上支那人的当》等文，说“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直冲其大本营，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谕吉在日文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董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此外别无选择。”
1900年日本加入八国联军侵华。福泽谕吉撰文献计说，“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谕吉公然使用“侵略”一词——董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因福泽谕吉为日军历次侵华战争所造舆论及献计之功巨大，以至明治天皇在获得清廷的“庚子赔款”后亲口指令：这笔钱谁都不要动，全部投入教育。
可见，近代日本所走的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设计的脱亚入欧、以西方列强为榜样侵略中国等亚洲近邻、建立“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谕吉提出的先侵占朝鲜、再吞并中国台湾，后占据中国东北三省，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土地上“使之飘扬”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付诸了实施。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1940年日寇攻入广西时，广西学生军的一个中队在南宁莫陈村竹林边与日寇正面遭遇。因人数与武器相差过于悬殊，学生军这一中队全部为国捐躯。日寇清理战场时，发现一棵竹竿上刻有字迹，便把竹竿上刻字的地方锯下，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1966年2月，日本九州“宫崎宫”宫司田村克喜随日本神道国际友好代表团访问台湾，将这段刻字竹节送还中国。
这段竹节上所刻字迹充分表达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抗战必胜的信念，也有力地证明了广西学生军战士中肯定有留日学生。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贯串着福泽谕吉“征服野蛮便是文明”，鼓噪在中国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的思想。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这套军国主义教育肯定持有深仇大恨。他们在竹竿上刻下“终有一天将我们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富士山头”字迹，就是中华儿女对福泽谕吉日本军国主义理论的当头棒斥！
2019.8.5草于励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