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让我在这个场合把我所见闻的民间儒学百年历程作一学术性的回瞻。
一、几个观点
最近几年，研讨民间儒学的风气渐成热潮，出现了民间儒学、社会儒学、乡村儒学等等许多新名词。我觉得儒学就是儒学，这么多的新名词不过是在用不同的视角来表述儒学的传承途径而已。儒学本就是来自民间的，是两千五六百年前孔老夫子在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总括了在他以前的文化思想创造出来、并经后世也是民办教师孟子的承传发挥而得以光大的。儒学先是在民间流传了两三个世纪，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才被皇帝接纳，成为官、民双方共同尊奉的学说。
一般说来，每种学说都是在某种思想主导下为适应社会的某些需要而产生的。儒学产生于“礼崩乐坏”和“春秋无义战”的社会混乱时期，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是要建立并维护一个使天下人群都能够享受正常生活秩序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孔子选择了以人类善良本性1和人类的自然亲情作为主导思想，并由此生发创建出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学，即运用伦理道德教化以开启与提升人类善念良知的方法，来建立并维护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由于儒学倡导的伦理道德与人类天性相符、极易被人们接受和践行，故而数千年来，中国虽历多次朝代更迭与分裂统一，却能够维系中华文明长传而无中断，成为地球上一个和谐发展的超稳定大国。
西方与中国不同。西方诸种学说产生的主导思想均来自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义说耶和华神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将他们逐出天国、罚下地球，并据此判处地球上的人类自一出生起便犯下了“原罪”2；基督教教义还认为“人在地面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3“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4，所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就都是“罪人”和恶人。为使这些“罪人”和恶人遵从神所立下的人类社会秩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唯一方法就是使用暴力使之屈服。因此，偶犯过失的人被击杀和异教徒被灭除的血腥实例在《圣经》中比比皆是5。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形成的学说大都是在提倡斗争和抢掠暴行的：如西方人类社会学说主张在人群中进行阶级斗争，西方自然学说主张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地索取和掠夺6，等等。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将东方主人性善的儒学文化称为“耻感文化”、将西方主人性恶的基督教文化称为“罪感文化”7，颇有见地。知耻在道德层面，知罪在法律层面，可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在同一个层面里的两种文化。作为传承文化手段的教育，在东、西方实施起来当然也就各不相同。东方教育传递的是“着意生活本身”8的耻感文化，造就的是“不器”9的君子，行为规范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10，强调社会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西方教育传递的是“着意生活的工具”11的罪感文化，目的是造就万物的统治者12，行为规范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13即人人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只要能不触碰到法律即可。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传数千年，除了它与人类天性相符、极易被人们接受和践行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具备了中国农村中独特的人文环境。我国古代行政管理权的最低一层是县，县城以外广大乡村则由村民自治管理。各村的财主（近代以后被称为“地主”14）、回乡闲居的富商和致仕官员、宗族长辈与科举落第的士子等等一批有经济实力、有管理经验、有血缘亲情、有道德文化的人，这些被村民视作当地精英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村民自治的管理层，被统称之谓乡绅。
时下，“写出来的历史”15书说，中国古代农村乡绅都在万恶不赦之列，因为农村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动荡，就是他们盘剥欺压农民恶行的结果。但真实的史料却在告诉我们：那时农民与财（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而成的租赁关系和契约关系，并非强制性的封建人身依附。正因为如此，农村中95%以上的乡绅阶层才会以其财富、道德、学识等实力组织生产、兴修水利、架桥铺路、放赈救灾、调解纠纷、赞助文教活动(如办学、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以及经营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慈善事业。因此，在绝大多数时候，农村里贫富上下两相安，生产生活相互依存，社会平静、秩序井然，不存在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动辄就激发一场血腥斗争的现象。
最值得称道的，是农村中一直沿习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者合一的教育活动。内地乡村无须多说，就是在我生父生母家乡广西融县壮、苗杂居地区，村村都有家馆、私塾。和乡绅出资建立、村里适龄儿童均可免费就读的义塾。塾师则由地主、富商本人及其子弟或村里科举落第的士子等充任，如我养父家庭在山东邹县城里经商，可他祖父和父亲都是塾师。他祖父和父亲教授儒家经典辛劳后的满足感深深地感染了我养父，使他产生了“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就是教书”16的想法，以致他长大后攻读师范专业当了教师，最终成为一位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乡绅们在逢年过节或村中有大事喜事时，常出资雇请戏班到村里唱戏，搬演的剧目无一不在宣扬儒家伦理道德或戏说神佛因果报应，既是娱乐村民、又是用这种形式对村民进行社会教育。通过儒佛道三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化，村民们个个孝亲敬老、关爱礼让，人前人后都不敢做一点坏事，生怕招来村中舆论的讥讽或受到神灵的惩戒。当年“敬惜字纸”风气极盛，村村都建有“化字炉”，写过字的纸张绝不能撕碎或作它用，必须揉作一团丢进字纸篓，定期送往化字炉焚化，表达出了全民对文化的极度尊崇。家馆、私塾、义塾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村里的文化中心。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农村的乡绅阶层是在自觉地承担并补足政府职能在基层的缺失、经营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坚实载体、起着打造中华民族优良民俗、民风的作用。许多学者都给这一乡村中以“兴养立教”17为已任的乡绅阶层以很高的赞誉。
二、首遭冲袭及应对
有论者认为，民间儒学首次受冲袭的起点应该远溯于满清“康乾盛世”的大兴文字狱。确实，康雍乾三朝132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180多起。次数虽多、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虽大，但那都是在清除文字犯忌讳的行为。虽给儒学的正常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可是并没有用其它学说来改变或取代儒学。
由教育视角看，儒学首次遭受冲袭实起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的惨败。这场惨败被清政府归咎为本国教育的落后，故而战事甫一结束，便即通令改全国所有的经馆书院等为日式学堂，学制、教师、教材、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等等一概抄袭日本。而日本当时的社会形态早已“脱亚入欧”，日本教育业已具有军国主义化、并成成传递西方罪感文化的手段。这样，西方文化便通过日式教育，特别是日本课本教材内容，开始挑战清王朝各官学、私学中传授的中华伦理道德。
三年后的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自然界物种某种演化过程的假说引入中国以解说社会问题，在国人思想界中首开使用“优胜劣汰”自然假说来比附中国甲午战败这种人类社会活动的先河。我们以为，不仅这种用自然现象来比附人类社会现象的作法极不科学，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本身也不过只是没有经过实证科学检验的假说，例如关于动物眼睛的初始与进化等等问题就在其理论中根本无法得到解释。现在，达尔文进化论假说虽已遭到世界上超过500名拥有博士学位科学家的公开联名否定18，但因当年是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根据引进、意在抨击以“仁”为中心、用伦理道德平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儒家学说的，故使中华传统文化在遭到这次巨大冲击中深受重创，其影响延续至今。
八年后的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废止科举制度。此举不只完全打碎了与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传统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合一的大教育体系，摧毁了传统文化承传的手段，造成了儒家伦理道德传递的中断；也使乡村中从此没有了科举考选获得功名的致仕官员，更没有了众多科举落第的士子，农村私塾则因无塾师补充而渐次停办。废止科举起到了事实上削弱与取消乡村文化中心的负面作用。
最为严酷的打击发生在六年后的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明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儒家）经（典）”，同时大力推行德国的“军国民教育”。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则扩大并增强了此前引入的大量各式西方学说的影响，并将这些宣扬斗争、掠夺及提倡个性发展等与中华传统道德相悖的学说尊为正统，儒家学说则被宣布其为封建落后而遭抛弃。
面对西方罪感文化对中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强势破拆，国人并没有沉默，而是及时地作出了积极应对。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对此，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19可见辛亥革命初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儒家传统。这一革命虽在形式上取得成功，但恢复“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目的却始终未能达到。
国人对清末以来先后全盘照搬来的日式、德式、美式等西方教育统称为“新教育”。教育界对因照搬西方教育而引发中国教育乱象丛生的现象早有不满，黄炎培早在1913年就对此提出了批评20。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口号，并进行了理论阐述。其实在此前后，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开始了将西方教育的优长吸纳到中国传统教育中来的探索和试验，即“新教育中国化”的实践。我的养父董渭川是其中积极的一位。他无论是在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中学校长、还是大学教授任上，都在致力于探寻如何在中国本土现实环境中建立农村文化中心，如何恢复起传统的家庭、学校、社会三合一大教育体系21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观点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和实际对中国广大乡村的冲击力度更大。由于科举制被废止、功名不复存在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被宣布丢弃，村民自治管理层发生了巨变：有文化有道德的楷模慢慢失去了精英的光彩，令人畏惧的恶行暴力逐渐肆虐，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恃强进入并主宰了村民自治管理层。随之，管理层中的帮派争权夺利取代了传统的“兴养立教”与慈善公益。许多有志之士预见到这一变化可能导致乡村社会的稳定将彻底崩塌，故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自发地组建起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纷纷致力于重建稳固农村基础的试验，以挽救整个社会面临的不稳定危机。我以为其中最著名而又取得实效的当数梁漱溟发起并领导实施的乡村建设运动。
不仅仅是民间，就是当年的政府也对西方罪感文化的冲袭作出了应对。1934年2月，中央政府筹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促进会”拟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发起一个重整道德、改变因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所造成不良社会风气的全国性“新生活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之所以规定这样一个目标，是因为自1931年起日军已侵占了东三省，并对整片中国土地虎视耽耽。
但很不幸，所有这些对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积极应对都被1937年日寇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事所打断。
三、冲刷殆尽 复兴有望
1950年6月，全国开展了“杀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年12月又发动了“镇反”运动。这两次运动杀掉了不少地主和一些赋闲居乡的前朝富商和致仕官员、宗族长辈等人。也就是说，古代乡村中村民自治管理层里，举凡有经济实力、有管理经验、有道德文化、有血缘辈分等被村民视为精英的乡绅，即便是先前侥幸躲过打击的遗老遗少，在这两次运动中统统都被清理殆尽。乡村里不再实行村民自治，改由中央政权在各村设立基层机构、并通过事实上委派的干部进行直接管理。
有农村生活经验或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人大都知道农村中“赤贫”者的“赤贫”原因及在每次运动中都充当“勇敢分子”者的为人。这些人因身无财产和参加运动积极，大部分成为运动后村政权的干部。他们在办理公务或当众讲话时，往往一开口就是：“我是个大老粗……”丝毫不因缺失文化知识自惭自谦、反而以此为荣为傲。他们也根本不具备组织劳动的能力，只会盲目听从上级指挥安排生产。更有甚者，如赵树理在谈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创作过程时写道：“村里的恶霸金旺兄弟伪装积极混进了村政府，兴旺被选为武委会主任，金旺被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村里的事几乎由他们两个人调遣，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兴旺垂涎于小说中小芹原型的美貌、意图霸占，便硬给与小芹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形象原型岳冬至扣上“搞腐化”的罪名关押毒打，造成岳冬至“被几个把持村政权的坏人迫害致死”。传统伦理道德的承传、淳朴民风民俗的养成在这样村政权的领导下根本无从谈起。
继在农村清洗乡绅后，1957年开始了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以根除上层知识分子对乡间承传儒家伦理道德的支撑。因而这个运动由上至下直深入到了农村。我养父的亲生女儿在山东农村一所小学任教，仅仅因为我养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和她同为乡村教师的丈夫也先后成了“右派”分子，被迫离开讲台。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同样把农村搞得天翻地复，村子里的传统孝道和谦恭礼让行为被当作封建糟粕被批判，连无意间说句儒家名言、甚至提到过“孔子”人名的人都会受到审查和追究。中华传统面临被清除殆尽的危险。
“十年浩劫”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年。这一年提出的“改革开放”国策，对儒学及其传播造成了两大影响。影响之一是1978年8月12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庞朴的长文《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可视为封锢儒学研习的禁区就此打开的标志。虽则如此，但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研习和传播儒学还只限于某些城市、某些科研单位或学校的极小范围内，没有能够直达乡村。即便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小范围里，也是异象频生。如我参加某中学孔子像揭幕典礼时，就被告知因他们是该市中学里首家塑立孔子像的，担心此举会遭非议，故而不敢邀请记者报道；又如当年我的一部书稿中有继承儒家传统字样，一位审稿者就在旁边直批：“不对，我们的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可知当年儒学研习虽已开禁，但在中国土地上不能理直气壮地宣讲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反而认定西方文化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现象不在少数。
另一影响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长驱直入。我们直观看到最明显的是从城市到农村人人都以身着西服、颈系领带为美、为准，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却失去了“正装”的地位。最为严重的是，西方瞄准了此前中华传统儒学的传播成为禁区、农村中信仰与道德约束力缺失的状况，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便都乘机闯入或渗入中国广大农村填补这一缺失。他们积极发展教徒，盖起教堂，摆开了要在中国乡村大地上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决战的阵势。
这些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有了改观。特别是从1990年儒家蒙学经典《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开始，儒学研习与传播的范围日渐扩大，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学校和儿童身上。如1994年台中师院语教系兼任教授王财贵发起的“儿童读（儒家）经（典）”活动。如1995年赵朴初、夏衍、冰心、叶至善、曹禺、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倡议等。1997年国际文教基金会支持“儿童读经”活动后，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都掀起了儿童诵读儒家经典的热潮。自1912年教育总长颁布废止读经法令到如今“儿童读经”初起前后已历85年，可见几代人奋起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的不易与艰辛。
通过学者到农村宣讲的方式直接将儒学知识送还农民，还是2013年以来的事了。这次会上诸同道都是亲为亲历者，这里不班门弄斧。
以上向大家所作极为简略的历史回溯，目的重在探寻今后儒学在乡村复兴的道路。我以为目前是民间儒学复兴的极好时机，应该及时利用：
1、习近平主政以来一直在公开推崇和褒扬中华传统文化，力挺中华传统的复兴。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十八次会议上也说：“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古往今来，外来文化传入中华大地都会被中国化。”这都是在强调我们应对中华传统文化持有“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对自己的传统并不缺乏自信，倒是那些“写出来的历史”22书总在宣扬中国闭关自守、毫无自信。远的不说，仅近300年的历史史实就在告诉我们：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收入了当时引入中国的西人著作37种，其中23种讲科技知识的书被正式收进了《四库全书》，其余14种谈宗教哲学的书则收入了《四库全书存目》。之所以这样处理，《四库全书》馆在其评论中说：“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可见《四库全书》对西方书籍的取舍决非“闭关”一律不纳，而是东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对西方文化的神文精神的天然排斥。像基督教教义那样要求人人都舍弃自己的生身父亲而以耶和华神为父23的伦理就与中华伦理相悖，国人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再有清朝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还有清朝光绪年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后，政府全盘引进了战胜国日本的教育。等等。这些都不能被说成闭关自守。国门开放并不等于外来的一切我们必须统统照搬照收，而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华大地都会被中国化”，只吸纳外来文化的优长为我所用。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复兴中华民族传统就有了希望。
2、中国农村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废除后，恢复了久违二三十年的村民自治制度。自1987年民政部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乡村里已经都建立起类似过去村民自治管理层的村委会。村委会虽然与古代农村村民自治管理层的构成和职能等等大不相同，但终究是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在乡间实施儒学教化、可以用来打造民俗民风的民间机构，使推行民间儒学有了机构上的保证。
3、自21世纪以来，城镇乡村书馆、私塾纷纷成立。这是群众自发抵制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教育”被杂乱无章地引进中国、百年来一直被照抄照搬、严重干扰中华教育正常发展所造成乱象24的对策。这些书馆和私塾的设立虽然意在改变现有的不东不西、不伦不类的教育现状，但正好可以让我们能够借力构建乡村传播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与价值观的文化中心。
以上是利于民间儒学复兴的三点。下面再提两条建议：
其一是，改变现在用外力向农村灌输儒学的现状，培养当地儒学传播者。我这样说，不是在否定教授学者们定期向村民宣讲儒学的做法与取得的成就，而是说要像古代的村民自治管理层那样，在乡间造成一个当地的文化中心。也就是说要改现在的定期“喷灌”为常年的“滴灌”，使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常年都在滋润村民的心，以重塑新的民俗民风。为此，当前紧要的任务就是要用教授学者的学识来着力培养打造村委会委员，使之个个都成为自身具备传统道德文化、又能以传统道德文化教人的人。
其二是，对目前正在向农村传播儒学并培养当地儒学传播者的学者而言，建议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儒学知识外，最好还能掌握一点其它的中外文化历史知识。如读一点佛经，因为佛学也是中华传统的一部分，读不了那么多，就只读大乘佛教的核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一两部篇幅短小的经书，了解一般的佛学知识即可；也要读一点《圣经》，因为《圣经》是西方罪感文化之根，西方种种学说都源自于此。还建议大家在研习和传播儒学时最好能够多使用东、西方文化对比的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对比中，授、受双方都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更加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更积极自觉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
注释：
1 儒家蒙学教材《三字经》首句即是“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于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编入“儿童道德丛书”后，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对“人性善”观点的研究，其正确性已得到证实。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心理研究所的实验。见《海外文摘》2006年第8期。
2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3章。
3《圣经•旧约•创世纪》6章。
4《圣经•旧约•创世纪》8章。
5 为维持耶和华神规定的秩序，对犯过失者如“诅圣名者杀无赦” 《圣经•旧约•利未记》24章，“犯安息日者致之死”《圣经•旧约•民数记》16章；对异教徒如“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圣经•旧约•出埃及记》12章，“勿从他神”、否则“就把你从地上灭除”《圣经•旧约•申命记》6章；又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忿恨、烈怒，使这地荒凉，……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13章。1095年至1291年罗马教廷发动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基督教遵循耶和华神的教诲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实践。
6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1章有耶和华神赐人管理地上万物权力的叙述。后世最有代表性的言论之一是前苏联园艺家米丘林所说的“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责任。”
7 参见《菊与刀》，1946年英文版初版，中文版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
811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9《论语·为政》。
10《孟子·尽心》上。
12 西方教育的目的，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1592年就已说得很清楚：“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深藏于知识之中。”
13 此语出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的《神曲》。
14 中国古代所称的“地主”是指所在地的主人。如《左传·哀公十二年》：“地主归饩”，杜甫《园官送菜》：“常荷地主恩”。1919年前后引进了英文中指既具备土地、并以此作为产业资本的人的名词 Farmer 。其实 Farmer 的直译就是“农民”，但因近代西方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个体农场主，故而引进者就以此义改换了中国古代“地主”称呼的本义，约定用“地主”之称来泛指那些拥有相对多的土地并作为资本的人。
15 22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一再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要区分真实历史和“写出来的历史”。
16 见董渭川：《我十年来学校生活之经过》，《学生杂志》1923年第10卷第1号。
17 对古代农村乡绅阶层实况的描述，可参阅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2001年10月在福建连城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以“兴养立教”为己任的村民自治》。
18 世界科技界对达尔文进化论假说的否定，参见互联网新浪科技2009年1月23日、《科学日报》2011年3月29日、云南科学技术学会出版的《奥秘》期刊等等。
19 这是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问题后孙中山的回答。
20 黄炎培：《实利主义与教育》，《教育杂志》1913年。
21 参见董乃强：《董渭川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董渭川：《家庭、社会、学校》，中华书局1947年版等等。
23《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0章：“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3章：“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等等。
24 先父董渭川在20世纪30年代到欧洲游考察民众教育时，看到了西方中小学教育分阶层进行的现象。现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正是如此。各阶层子女接受的是本阶层学校教育：如兰领阶层的教育就是死记硬背，要求学生所做一切都按程序进行；中层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及独立性；上层教育则教授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决策和选择。我国将这些分阶层的教育引入后混杂在一起实施，给中国传统教学生做人的教育造成乱象是必然的。
2017年5月3日完稿
（文为参加2017年中央民族大学“民间儒学与乡贤文化”学术研讨会撰，并在据此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