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管理”就是工商管理。其实不然。“管理”涉及的范围远比工商管理要宽泛得多，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之所以使人产生管理就是工商管理的印象，大概因为管理学的最终形成是与18至19世纪产业革命中欧美近代工商企业的经营联系在一起、而人们又对工商管理谈论得比较多的原故。但我们应该注意，除了对工商业的管理活动之外，对政权的、军事的、文化的等方方面面的管理活动也同样是自地球上出现了人类群体后就开始了的。正是由于这方方面面的管理活动，人类社会才得以稳定有序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方方面面管理活动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才使管理学得以逐步形成与不断完善。
西方管理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他们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影响、由“神本”转向“人本”的过程：开始，他们坚信人治理万物是耶和华神赐予的权力[1]，并将这种权力应用于最初的“古典管理”理论中，用严格的精确测量与限定工人操作过程的方式，将工人变作只知执行指令的活机器，喜剧大师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对此作了形象的阐释。接着出现的“行为科学”理论虽然建立在剖析人的行为规律、并用不断满足人的需求来调动其积极性之上，但实质仍然是将人视为一件冷冰冰的工具，连想成功的管理者都必须具有“对父母没有感情上的牵扯，而且一般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品质[2]。而“目标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则是人性本恶和人本有罪（即“原罪”）[3]，因此管理者就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和惩戒办法来迫使员工实现组织目标。据此可知西方的许多法律、规约都是自这一点生发：因为人恶有罪，故而必须制定严刑苛法，以约束人和强迫人学好向善。嗣后的现代管理理论开始认识到人是企事业系统的主体，便根据日趋民主化和复杂化了的管理环境，提出了实行全体员工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如今信息时代的管理思想进而发展为：在企事业系统中，知识和掌握知识的员工比资源与资本更为重要。西方管理理论这种从以物为主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表明欧美管理学家们已逐步认识到人是管理活动中的决定因素。
与西方不同，我国的管理思想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西方管理学家梅奥提出的“人本管理”理论，据美国经济学家研究，系源于孔子的“仁”和《孟子·离娄（上）》篇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被简化为“得人心者得天下”）而西方管理学家理查德·科克和伊恩·戈登提出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则是源源本本地照搬老子《道德经》中“无为而治”这四个字。我国管理学家在为“管理”所下的定义更是强调出了这一点：“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的，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4]我国绵延数千年、植根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和诚信原则的管理实践，则给创建体现这一特色的管理理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百姓的整体主义思想[5]，就是强调人人识大体、顾全局、为集体利益尽责。这种有别于西方道德传统的思想被海外的企业管理家吸纳，就成了构成他们倡导的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团队协作精神的基础。从这一整体主义思想生发出来的诚信原则则在管理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的本义是信。‘诚，信也。’（《说文》）说话符合事实谓之诚。”[6]“诚”是指言行与其内心所想一致，不弄虚作假的个人自身品德。“信”是做人诚实，不欺骗他人，即遵守承诺、实践约定而得到他人的信任，“言必信，行必果”[7]的人际交往关系。诚信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是人们在整体主义的思想环境中所必须遵循的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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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政权管理要坚持诚信原则。管理者的真诚能使人民群众建立起对各级政权管理机构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对一个政权管理者而言，获得民众的信任比建设强大的军备还重要。我国春秋时期，秦国立志图强，秦王请商鞅起草了改革的法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8]秦王就是通过这个“移木赏金”的作法取得了民众的信任，顺利地实行了变法革新，使秦国国力大增，给以后的灭六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如我国战国时期，齐国颠复了燕国后，燕昭王于国难中即位，他为复国雪耻，采用了本国贤士郭槐的主意，“为槐改筑宫而师事之”。从而使“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赵往，士争趋燕。”[9]即燕昭王通过厚待郭槐建立起了自己诚待贤士的名声，使得魏国的武将乐毅、齐国的谋士邹衍、赵国的大将剧辛、卫国的贤士屈庸等各国人才都纷纷投奔燕国，为燕国复兴出谋画策。燕国最终不但得以复国雪耻，还成了战国七雄之一。
在政权管理中诸如政策多变、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等不讲诚信的作法，从来都是大忌。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10]是说那种只说一次而不能够再说的骗人的话，政权管理者不能说；那种只做一次而不能够再做的骗人的事，政权管理者不能做。说了骗人的话、做了骗人的事，就会引来政权复灭之祸。我国西周最后一位国君周幽王就是如此。“幽王三年，……以褒姒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烽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11]又，据曾任苏共意识形态局的负责人及新闻官津科维奇透露，在解密的苏共档案中可见，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几乎没有不造假的政治文件，没有不造假的新闻，没有不造假的回忆录[12]。周幽王欺骗诸侯，结果在敌人大举入侵时失去诸侯的兵力相助，国家灭亡。前苏联政权管理者欺骗人民，导至若干年后联邦解体。
我国现政权管理者牢记列宁所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深知一个虚伪的社会必定要垮台，因此极为注重倡导诚信原则，例如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届4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章第4条就明确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提出了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倡导“明礼诚信”等基本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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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军事管理更要坚持诚信原则。因为军事活动的本身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信守承诺、信守时间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管理者绝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士邱少云奉命与战友在敌人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一天一夜，以配合大部队进攻。他所潜伏的地点被敌方燃烧弹击中引起大火，烧着了他的衣服，他信守潜伏前对首长所作的“保证不暴露部队潜伏点”的承诺，忍受着烈火的焚烧一动不动，直至牺牲。由于邱少云付出生命的代价信守自己的承诺，使我方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由此不难反观我方军事管理者平日对被管理者的诚信教育。我国古籍《春秋左氏传》记载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事例：“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13]是说齐襄公帮助卫国国君收复失地后，为巩固战果，派连称、管至父两人率兵驻守在齐、卫交界的葵丘。并约定次年瓜熟季节撤回。第二年瓜熟时，领兵的连称、管至父提醒齐襄公按时撤兵，齐襄公大怒，要他们再在葵丘驻守一年。连称、管至父和驻守葵丘的士兵都认为齐襄公言而无信，不值得拥戴，便发动兵变打回都城，杀死了齐襄公。这便是齐襄公治军不讲诚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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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管理上同样要坚持诚信原则。以图书管理为例。图书馆是管理物化知识（即图书）的公共场所，不盗窃图书和按期归还所借图书是图书馆的规定，读者被允许进入图书馆借阅就被视为作出了默认这一规定的承诺。我国的图书管理思想多是从“人性本善”和“读者都是信守承诺的”出发，如西晋时皇甫谧请求到国家图书馆借书，晋武帝不但批准出借，同时还下令赠给皇甫谧一车图书，助其完成学业；南齐时崔慰祖个人收藏图书万卷，邻里人家前来借书，他都“亲自取予，未尝为辞”；晋代藏书家范蔚不仅对远近前来的读者开放自己的藏书，还为在自己家中读书的读者“置办衣食”[14]。
而西方的图书管理思想则是从“人性本恶”和“读者都不信守承诺”出发，如在14—15世纪的欧洲，“图书馆还有把图书用铁链锁在桌上的习惯，在开始的时候锁的并不是最珍贵的书，而是最常使用的书。……印刷图书出现后，就把许多写本加上铁锁，以保安全。”[15]法国巴黎的梭本图书馆将“比较珍贵的书用链条锁在书架上，链条很长，可以把书拉到桌子上阅读。”[16]英国的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图书馆里“一般的参考书用链条系住”[17]；剑桥大学一个图书馆的全部馆藏988卷都被“分别用链条拴在50张书桌上”[18]。这种为防止读者违反其不盗窃图书的承诺采取的措施在以后的5个世纪中得到了改变。如20世纪后期，加拿大加提诺城通过一项规定：“不按时还书都要从重罚款，罚款后仍不归还图书者处以入狱监禁两个月的刑罚。”[19]美国南加州切斯特县劳恩堡的莎朗女士，在县图书馆借了两本书，过期未还、并将所借的图书丢失，在事过两个月后仍未付赔款，被该县法院判处入狱二天[20]。在这里，无论是加拿大加提诺城通过的规定，还是美国南加州切斯特县劳恩堡莎朗女士的入狱，都是对不履行还书承诺行为的惩罚，是否遵守诚信原则的道德意义远大于妨碍他人研习同一知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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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管理，特别是商业管理中，也唯有坚持诚信原则才能生存。例如我国历来提倡的“诚工”、“诚贾”传统影响极为深远。据美国史蒂夫·哈维所著《DFP成功全集》披露，流传在西方商界数百年的“黄金法则”，就是我国先哲孔子2500多年前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汉字，而对这八个汉字的注释也是我国的一句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诚信原则是古今中外确立商业信誉的根本。
我国古代秤重一斤（每斤16两）的手提秤秤杆上镶嵌着表示每两重量的16颗星花。这16颗星花大有深义：前七颗星花代表北斗七星，中间六颗代表南斗六星，最后三颗依次代表寿星、禄星、福星。这样的秤杆除称重外还增添了警示功能：商家若少给顾客一两重量就觉得自己将会缺福，少给顾客二两就感到自己将会缺福又缺禄，少给顾客三两则自己的福、禄、寿就会都缺失。损人不利已的事谁也不愿干。这就使我国古代的坐商行贩，无不时时以秤杆星花自警自律，做到诚信交易、童叟无欺。我国明代徽商唐祁，其父向人借钱所立的借据被对方丢失，当对方说明情况后他立即代父亲还清了债款；后来有人在路上捡到了这张借据又来向他讨债，他仍分文不少地按据照付。人们嘲笑他傻，他却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21]表现出他以守信待人的真诚，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我国清代药商胡雪岩，在药店开张时自立了一块“戒欺”匾，上书“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备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并将这块匾面朝店内悬挂以戒店员欺客。因此，“胡庆余堂”经营120多年来一直以信誉闻名于世。20世纪80—90年代，温州制鞋造假全国皆知，造成真鞋也卖不出去、市场几乎丧失殆尽的地步，当市政府将全市造假鞋全部集中在广场上当众付之一炬后，温州鞋业才重又建立起了信誉，成了国内鞋业制售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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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都必须坚持诚信原则。“民无信不立”[22]“君子信而后劳其民”[23]的古语表明，诚信是使政权巩固、军备强大、文化发展、经济繁荣的基础，丧失了诚信一切将不复存在。
“诚信”是形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更是我国先秦诸子思想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今天我们谈到的“诚信”原则，就是西方和东方的管理学界回溯“轴心时代”思想库中所撷取出的、有助于推进管理学理论发展的精华之一。我们中国的管理学家，应该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突出以人为本、以诚信为原则的中国特色，建立起独具中国风采的管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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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旧约•创世纪》1、2章。
[2]美国行为科学家亨利（W.Henry）1949年在调查基础上提出成功领导者应具备的12种品质之第11条——转引自李兴山：《中外管理理论研究》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5月版——其理论根据是《新约•马太福音》23章中耶稣告诫门徒说：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3] 如《旧约•创世纪》8章：“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新约•罗马书》5章：“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等。
[4]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三版。
[5]见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编者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6]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7]《论语•子路》。
[8]《史记•商君列传》。
[9]《史记•燕召公世家》。
[10]《管子•形势》。
[11]《史记•周本纪》。
[12]（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郅友昌等译：《权力与争斗》，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3]《春秋左传•庄公八年传》。
[14]转引来新夏：《中国藏书文化漫论》，收入《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美）M.H.哈里斯著、吴晞等译：《西方图书馆史》P108，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6]（美）M.H.哈里斯著、吴晞等译：《西方图书馆史》P115-116，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7]（美）M.H.哈里斯著、吴晞等译：《西方图书馆史》P117，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8]（美）M.H.哈里斯著、吴晞等译：《西方图书馆史》P12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9]《羊城晚报》1984年3月24日。
[20]香港《明报》1988年6月。
[21]《安徽通志》196卷。
[22]《论语•颜渊》。
[23]《论语•尧曰》。
（本文为2002年9月在有11个国家驻华使节和文化参赞参加的“首届东亚论坛”上的发言稿。原载《孔孟之乡论诚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