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是我国远古传说时代的治水英雄。
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族祖先遭受远古时期一场特大洪水侵袭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中的洪水，起因大多是天神对人类的惩罚，而其结局也不外乎或是天上的神祗看到人类过于苦难，发慈悲心平息了洪水；或是个别行善之人在洪水到期来之前得到了天神的关照，预先制作方舟、藏入葫芦而避开了肆虐的洪水；或是个别幸运者出于偶然与聪慧而侥幸从洪水中逃生。这些神话传说无一不反映出了人类先民对自然力的无奈和对天神的尊崇。显然，它们都是植根于神本主义的。
与世界上同一类型洪水神话传说不同的，是在中华民族间流传了四千年之久的大禹治水传说。这个传说的某些版本虽然也有神化大禹的成分，但其总体和结局都是在歌颂大禹和歌颂人类依靠自己的集体劳动平息洪水、获得幸福安宁的。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人本主义精神。
与这个传说相呼应，在我国远古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中，就不乏有“丰水东流，维禹之绩”[1]、“奕奕梁山，维禹甸之”[2]、“奄有下土，缵禹之绪”[3]、“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4]等等颂扬禹治水建功的句子。在我国春秋时代的文献中，也载有“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候，禹之力也。”[5]“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沟洫。禹，吾无间然矣。”[6]等等对禹治水的赞誉；一些天然或人工建造的石质古迹，如河南省登封县的启母阙、湖北省武汉市的禹功矶、湖南省长沙市的禹王碑等等，其上都留下了前人雕凿的记录大禹治水功绩的文字。
一
相传远古时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尧在广泛征求人们意见后听从了四岳的话，启用鲧主持治水工作。鲧带领人们到处筑堤叠坝，采用阻隔的方法暂时将洪水挡在人类活动地域之外，以等待洪水的自然消退。鲧和民众共聚砂石泥土四处堵截洪水，辛辛苦苦堵塞了九年，洪水却因处处受阻而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破坏力，给人类家园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祸患，也给人类施加着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尧的臣子舜断然采取了诛杀治水无功的鲧并举荐鲧的儿子禹代父治水的举措。禹接手主持治水工作后并没有急于像自己父亲鲧那样带领人们到处筑堤叠坝堵截洪水，而是在走遍了水患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弄清了洪水的流向和地势的高低之后，做出了一个“决九川”、“漳九泽”、“疏雍导滞”[7]的治水方案。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创新的方案。
这一创新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最初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吕氏春秋•乐成》中的“禹之决洪水也，民聚瓦砾。……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就反映出当年禹带领人们去疏雍导滞引流洪水时，还有不少人怀疑这一创新方案的可行性。仍按照鲧实施了九年的老办法在拼命聚土集砂筑堤叠坝。可见沿习下来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
事实证明，禹疏雍导滞的创新方案是成功的。在诸多颇见成效的实例中，最为闪光的莫过于黄河峡谷中龙门的凿宽。人们普遍认为，黄河上的龙门未开是造成洪水大泛滥的直接原因。《吕氏春秋》的作者就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洪水。”[8]而当禹在踏查中注意到龙门宽度过窄，不利于洪水宣泄的时候，便亲身率众“日夜不懈。……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注之东海”[9]，从而一举收到了“乾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10]的显著效果。
如今流经山西省的黄河岸边还留有两处与禹凿龙门有关的古迹：一处是山西省河津县城西北12公里黄河峡谷中的禹门。禹门原称龙门，后人感念大禹带领众人将龙门凿宽以疏通黄河河道泄洪，使洪水不再肆虐害人的功德，便将龙门改称禹门。又因龙门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秦国与晋国之间的一个重要渡口，原称龙门渡。龙门改称禹门后，龙门渡的名称便改作了禹门口。另一处是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大禹渡。相传大禹率众人凿宽龙门后，渡过黄河休息于柏树林中，后人便将这片柏树林称为大禹渡。现仍有一株周长3.83米的古柏树屹立在该处，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大禹的辛劳。
大禹治水创新方案的实施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和种种解说。一些神话传说说，那是因为禹在治水时，天上的应龙下界以尾画地，导致了水泉的流通；禹受到启发，便按照应龙尾巴所画的线路疏导洪水而大获成功。有人说大禹治水成功是因水之力，“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11]又有人说大禹治水成功是顺五行之性，“禹治水。顺五行之性，因天人之理，不堕山，不崇薮，壅者决之，滞者导之，行水于其所无事，故功易成。”[12]虽然解说各异，但都认为大禹治水顺应了天理即符合了自然规律。水由高处流向低处是地心引力所致，禹对洪水的疏导正符合了水向低处流的这一规律，因此获得了成功；鲧四处筑堤叠坝，人为地阻止洪水向低处的宣泄，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而违反大自然的法则，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没有不在大自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这里顺便说一句：若干年后，长江流域必会尝到在三峡筑坝的苦果。因为它同埃及的阿斯旺水坝一样是违反大自然法则之作。）由此可见，大禹治水方案的创新，绝非是对前人治水失败的反向思维，而是建立在遵循自然法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一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大禹治水方案的创新，除具有上述正确的思想认识基础而外，还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为其物质保证。《越绝书》中，冶金工匠风胡子向楚王介绍生产工具材质的发展过程说：最初的生产工具是石质的，后来发展而为较石质为硬的玉质，到禹时又发展成比石、玉都坚硬的青铜质，“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斫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坚硬的青铜工具不但使迅速凿开龙门山体成为可能，而且更能大大地提高挖泥掘地、疏浚河道的效率。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新式生产工具的出现使用，是大禹得以提出治水创新方案的两大前提。如果这二者都不具备，那么，禹在治水过程中也就根本无法展现出如此夺目的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精神。
研究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创新思想的形成，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启迪作用。
二
大禹公而忘私的精神突出表现在他对“仇人”和对亲人的态度上
禹的“仇人”是舜。
《史记•夏本纪》中说：“（尧）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的臣子）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从个人的思想角度说，舜杀了禹的父亲鲧，舜就是禹的杀父仇人。在当时已经形成了的男权社会中，这种杀父之仇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但是舜在“殛鲧于羽山”后却又“举禹使代父治水”[13]。一般来说，面对杀父仇人的举荐，任何人都是难于接受的：尤其是舜还特地举荐禹接任其父领导治水之职，对禹来说，心理状态应该更为复杂。
然而禹最终却接受了这一举荐。
有研究者认为，杀鲧而令其子继承父职是尧舜的权术，是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原始体现方式。又有人分析说，禹承继父职完全是出于被迫与无奈，接受举荐无异于替代已被诛杀的父亲接受人间的惩罚。但这些都不过是后人的猜测与臆断，因为禹接受举荐后，并没有对舜采取任何挟仇报复的行为，反而积极支持舜的工作，全力投入了治水。舜死后，禹接替舜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史记•夏本纪》记载说：“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稽古录•卷四•有虞氏下》又说：“禹封舜后于虞，而客之。”就是说在握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任何外力都左右不了的情况下，禹也全然没有以自己手中权柄惩治杀父仇人后代的泄忿复仇行为，反倒是以封地、客礼善待舜的子孙。这里，无论禹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动机，但客观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大禹忘却个人私怨的宽阔胸怀。
禹的亲人是父母。对待父母，禹是个孝子。
后人孔子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14]作为核定孝子的标准之一。而这条标准很可能就是参照了禹的行为拟定出来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父之道”，是指父亲生前所奉行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规范。鲧所奉行的是平息洪水、使民安居之“道”。这是为民谋利之“道”，无可指谪，只因为鲧的治水方法即行道方式的错误，才导至了他平息洪水的失败而未能得“道”。禹接续了鲧平息洪水、使民安居之“道”，采用了不同于父亲的行道方式即不同于鲧的治水方法而获得了成功。很明显，这里只有行道方式的不同而非“道”的不同。因此，大禹之孝，孝在父子同持为民谋利之道。
禹的亲人是妻子。对待妻子，禹不是个好丈夫。
古籍上说，禹在治水过程中结识了涂山氏女。不久，“娶涂山氏女，历辛壬癸甲四日，复往治水。”[15]禹结婚仅四天，便怀着“抑洪水而天下平”[16]的志向离开妻子，继续率众疏壅导滞。这一去便长期不归，有的古籍上说他是“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17]还有的古籍说他“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18]总之，禹是全身心地投入治理水患之中，多次经过家门都没有回家看看，甚至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经过自家门前时听到孩子啼哭，也因忙于公务而匆匆走过。“涂山氏女生子启，禹过门，闻启呱呱而泣，不入视之。”[19]
在安徽省怀远县东南的涂山顶峰有一座禹王宫，宫殿的西南有一块大石，形状好似一位妇女端坐远望，当地人传说此石为大禹之妻涂山氏望夫所化，因称此石为启母石或望夫石。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南麓万岁峰下有一处启母阙，附近有高约10米、周长43.1的人形巨石一块，传说是禹的妻子涂山氏站在这里等候丈夫归来，因等待时间过长变成了石头，被人叫做启母石。在流经重庆市附近的长江中有一块状似一位女子向远方呼唤的“呼归石”，相传禹的妻子涂山氏久站于此呼唤丈夫归来，禹长期未归，妻子却化成了一块石头。还有传说说，涂山氏和使女长期向远方喊叫的“候人兮矣！”因其声调哀婉多变，成了我国南方音乐之始。
“三过家门而不入”，让妻儿长期等候挂念的丈夫。当然不是好丈夫。。大禹并非不想回家、不念妻儿，而是他将救民于水患放到了与家人的相聚厮守之上，涂山氏的哀婉呼归反衬出了大禹公而忘私的宽阔胸怀。
三
大禹敬业献身的精神常在一些古籍记载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史记•夏本纪》中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心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如果仅从字面上看，“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心焦思”这句话，很容易被人理解为禹是因其具有代父“，赎罪”的心理才兢兢业业以从公事的。其实禹并不完全是代父“赎罪”，而是在接手治理水患后时时以父亲的失败为戒，“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20]、“劳心焦思”地对待治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生怕重蹈鲧的覆辙而再次失败，使民众长期陷于水患的苦难之中。这就是禹之所以敬业的思想基础。
在这种敬业思想的支配下，“禹治水勤劳，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原注：记录切，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能跌也。）”[21]走遍了洪水泛滥的地区。《扬子法言•重黎》中所载“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一句，通过李轨对“巫步多禹”的注释：“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透露出禹坚持亲身实地调查，因走路过多以致把腿走残的事实。
禹治理洪水并不停留在调查研究之后的发号施令上，他还“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22]“禹胼胝”[23]。可见他手持工具带头劳动也并非是短期的和象征性的，而是和民众一起顶风冒雨疏导洪水，以致双腿因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而发白脱毛，长期的劳作而使手脚上被橐耜磨起了厚厚的老茧。正是禹敬业献身的精神和亲自带头苦干、实干，才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滔天的洪水才能被大禹及其率领的民众导入大海。
四
大禹的重民爱民精神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的血缘关系，源于同一个血缘集团中人们为求集体生存而相互扶持解决吃、住需求的认识和情感。因此，在“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24]即在洪水泛滥、民众流离失所无处棲身的情况下，禹就能由彼及已，“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25]，把民众的流离失所当成自己的流离失所，挺身而出。带领民众“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26]、“乾东土”[27]“民乃有居”[28]，即排除了大面积的积水、露出地面，使民众有了可以居住的地方，从而满足了人们“住”的需求。
当洪水泛滥时，田地被淹，无法耕作，民众无以为食。《稽古录•卷四•夏后氏上》说：“时下民昏垫（原注：丁念切。昏，瞀。垫，陷。言困水灾），艰食（原注：难得食）。禹随山刊木（原注：随行山林，斩木通道），与益得禽兽，佐民食。……平田无水，与稷教民播种百谷。浚川得鱼鳖，佐民食（原注：浚，深其流）。”《史记•夏本纪》记述了禹治水成功后的述职。禹说：“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这两段记述表明，禹为了满足人们“吃”的需求，一方面带人上山捕杀禽兽、开田播种百谷、下水捞捉鱼鳖，尽量扩大食物的来源和种类；另一方面又在灾区内平调食物，并将居住在食物来源匮乏地区的民众迁徙到相对富庶的地区，以保证人人都有饭吃，都能存活。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类的存活和增加为基础的。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期更是如此。而人类能否存活和增加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管理者对民众的态度。因此重民爱民与否就成了“明君”与“昏君”的分界。大禹尽心竭力地为民众营造生存环境，于连年水患中向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我国古代强调“兼爱”的哲学家墨子，在谈“兼相爱，交相利”时就以大禹治水为例，他说禹之治水，是“（北）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利冀州之民”，“（南）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29]。将大禹树为重民爱民的典范。
《史记•殷本纪》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万民乃有居。”平息水患、使民众安居乐业，是大禹建立的大功。两千多年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说：“……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30]充分肯定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但禹并不以治水英雄自居，更不想借此捞取私利，表现出了不居功自傲的谦躬精神。
对大禹成功后的表现，当时君临天下的舜有过一番评论，舜说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原注：满，谓盈实；假，大也。言禹恶衣薄食，卑其宫室，而尽力为民，执心谦冲，不自盈大）。汝为不衿，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瑟汝争功（原注：自贤曰衿，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让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劳，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绝众人）。”[31]这个评论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大禹身上谦虚谨慎的美德。
通过对上述植根于人本主义的大禹治水传说及其相关文献、古迹的剖析，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并存于大禹身上的正确思想认识和物质保证基础上产生的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精神；在对待“仇家”和亲人不同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精神；艰苦奋斗的敬业献身精神；尽心竭力为民谋利的重民爱民精神；和谦虚谨慎的精神等等美德。这些熠熠生辉的精神品德数千年一直被人所景慕、所传承、所丰富、所发扬，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者说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承继大禹精神，是今天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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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2] 《诗经•大雅•韩奕》
[3] 《诗经•鲁颂•閟宫》
[4] 《诗经•商颂•长发》
[5] 《左传•昭公元年》
[6] 《论语•泰伯》
[7][18] 《史记•夏本纪》
[8][10][27] 《吕氏春秋•爱类》
[9] 《吕氏春秋•古乐》
[11] 《吕氏春秋•贵因》
[12][13][15][19][21] 司马光：《稽古录•卷四•夏后氏》上
[14] 《论语•学而》
[16] 《孟子•滕文公》下
[17][26] 《孟子•滕文公》上
[20] 《诗经•小雅•小曼》
[22] 《庄子•天下》
[23] 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
[24] 《史记•五帝本纪》
[25] 《孟子•离娄》下
[28] 《史记•殷本纪》
[29] 《墨子•兼爱》中
[30] 孙中山：《孙文学说•知难行易》
[31] 司马光：《稽古录•卷五•夏后氏》下
（本文系2002年4月在“全国首届禹城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原载《禹城与大禹文化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