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期至18末的百多年间，是中国清朝初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统治时期，也是欧洲人极为追崇中国思想和艺术的“中国热”时期。
原来，欧洲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就进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时期。帮助欧洲走出这段黑暗历史的是历时四五百年的三大思想运动，即：14至15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16世纪以德国为中心的宗教改革，17至18世纪心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运动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从而引发了推进欧洲历史进程的法国大革命。
在13世纪前，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主要是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和技术知识的传递。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经济技术层面上的交往铺垫，才使后来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的中华典籍西传得以大范围的传播。
一、物质文明西传
篇幅所限，只取对世界影响巨大的技术知识传递二例及对欧洲影响巨大的三例稍加介绍：
例一、数学
中国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的陶器上发现了原始数字刻符，说明那时的先民就发明了计数用字。
这里着重讲一下数字“0”。数学中有无“0”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因它涉及到计算能否运用十进位值制。公元前4世纪，我们先民在用算筹计算时，开始以算筹之间拉开的空位表示“0”，后来改用四根算筹排成方框□来表示“0”。在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汉字碑文与686年苏门答腊附近邦加岛上的汉字碑文中都出现了数字“0”，而870年瓜略尔的波闇提婆印度文碑文中才出现“0”，表明古中国使用数字“0”的时间至少要比被认为世界上最早使用“0”的古印度早了200多年。
我们特别强调数字“0”的出现和使用，是因为它与十进位值制的产生密切相连。
十进位值制是我国古代数学界的一项重大发明。“十进”，指以十为基数、逢十向前进一位；“位值”，指同一数字因排列位置前后不同而具有不同数值的意义。公元前14世纪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相当完善的十进制记数系统，这与汉字是方块形状而不是用拼音有关，因用拼音文字表示的数字字符肯定会超过9个而难以形成十进制。如古希腊是用27个字母来表示1000以内的数字，古罗马只有7个基本数字符号，古巴比伦使用的是60进位值制，古印度是字母和积累法共用、直到公元6世纪才采用十进位值制；近代欧洲如法国则是在1799年才使用十进位值制进行度量衡的。前些年英国一项评选活动可做十进位值制为我国先民所创的旁证，即英国在2007年评选影响世界的101件小发明时，将中国的珠算列为第一。珠算就是使用算盘运算。算盘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那时我国就有了算珠和“算板”。把10个算珠串成一组，将若干组平铺入板框内，即可拨动算珠进行运算。珠算是东汉数学家徐岳《数术纪遗》中总结当时14种计算方法的第13种。书中记叙，当年的算盘是“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各当一。”与现今中式算盘中梁以上一珠当五，中梁以下各珠当一相同；中梁上某柱两珠相当于中梁该柱前柱的下一珠。直观地表示出了数字间的位值关系。数学上的这种十进位值制对地球村的形成贡献极大，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值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例二、航海
航海的成功在于辨别方向的成功。世界上最早并沿用至今的测向工具就是中国发明的司南、指南针、罗盘。
2002年11月英国退役海军舰队司令加文·孟席斯所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用大量史实说明，早在1410年前后，中国郑和船队就利用罗盘测向，沿亚洲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等地区海边远航，直抵今非洲东海岸甚至南极大陆北沿，并测绘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李约瑟称这张“郑和航海图”是“一幅真正的航海图”）。后来，郑和船队积累的全部资料被兵部尚书刘大夏隐匿焚毁，但其航海知识却通过当年郑和船队上的葡萄牙船员和随船同行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达·孔蒂带到了欧洲，郑和的远航知识（包含13世纪传到欧洲的指南针、罗盘及使用法在内）和《马可·波罗游记》促成了87年后，即1492年哥伦布驾船出海寻找中华文明，但因对行驶方向的错误判断而使航船抵达美洲，意外地“发现新大陆”。
西方学者认为，郑和在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时曾派遣副使洪保率分队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与在那里的教皇尤金四世会面，并带去了元朝“授时历”、明朝“星历表”，及宋元明各朝“农书”等大批中国科技文献。此事确切与否不谈，只说“授时历”的制订过程：当年在制订“授时历”时，郭守敬等人创制并改进了浑天仪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等等十几件天文仪器；并在北起西伯利亚铁勒、南至西沙群岛的广阔地带设立了27个观测站，进行大规模的“四海测量”；还首创出“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将观测所得数据代入公式而计算出一回归年的天数。因其天数与300年后欧洲格里高利历（即现行公历）一年的天数惊人巧合，以至一些西方学者认定格里高利历是对《授时历》的抄袭。认定的根据一是当年欧洲根本不具备进行如此大规模测量的条件，二是欧人即便掌握了这样的计算技术也是完全用于神学。如1589年意大利威尼斯就出版了一本叫做《换算成我们的长度系统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经过科学测量”，已经测出“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说明地狱距人们近、而天堂离世间远。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上述了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二例，下面谈对欧洲影响巨大的例子：
例一、金属马蹬
马蹬的功能是可以解放双手，使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不用手握马鬃或缰绳操控战马，上半身活动不受限制，从而提高战斗力。据漠北出土的壁画看，匈奴或鲜卑可能是最早使用马蹬的民族。西晋时有了金属单蹬，到东晋十六国（407年）时才有金属双蹬，已从北燕墓葬里出土了金属马蹬实物，但文字记载还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中。金属马蹬约在公元800年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灭亡、查理大帝统一西欧前后传入欧洲，此后西欧才有了双手可以自由活动、并可身着沉重甲胄的骑兵。骑兵是11世纪骑士阶层的雏形。骑士被视为耶稣基督的卫士而有“圣骑士”之称，其对巩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对集英勇、谦恭、忠诚、优雅等等优秀品格于一身之“骑士精神”的形成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骑士不再成为战场上的武装力量后，逐渐转成为一种至今尚存的荣誉称号（如现今欧洲某些国家王室仍在授予特殊人士骑士勋章以彰显其荣誉），骑士阶层又慢慢发展变身成了“绅士阶层”；准确地说，欧洲近现代的“绅士风度”就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细究可知，中国一副金属马蹬的西传就这样由小到大、悄悄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
例二、农业技术
中国的农学思想、农书、水利、农具、耕作技术等很早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仅以农具中的犁为例：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已广泛使用铁包（或铁镶）木犁和实心铁犁进行耕作；随着冶铁和铸造技术的提高，在公元前3世纪时又研制出了有档板、呈脊形的铁犁头并不断改进；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先民已做到可根据土壤类型的不同而选用装有不同犁壁的铁犁进行耕作。一千八百年后的17世纪，荷兰海员来华，首次将中国铁犁带回荷兰，并从那里北传英格兰、苏格兰，西传美国，南传法国，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国铁犁的仿制品风靡欧美，成为当地最便宜、最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农具。同时传入欧美的，还有中国农民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采用的分行栽培农作物的方法和稍后制成的种子条播机耧车。《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一书认为：中国铁犁和精耕细作等等农业技术在17世纪传入欧美后，“直接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1760–1800），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
例三、造纸术、印刷术
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汉文帝时就有了纸绘地图。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他将树皮、麻头、破布等物，经挫、捣、炒、烘等工艺流程制成了“蔡侯纸”，是为现代纸张的渊源。纸及造纸技术在唐代（11世纪时）通过“丝绸之路”传至中东，后延伸西传到了欧洲。
西班牙是最早掌握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1150年就在萨狄瓦建立了造纸场。意大利于1276年在蒙地法罗建造纸场。法国于1348年在巴黎附近建立造纸场。此后，德国于14世纪、英国于15世纪、瑞典在1573年、丹麦在1635年、挪威在1690年都陆续建立了造纸场。此前的欧洲因埃及严禁向欧洲出口纸莎草纸，不得不使用产量极低的羊皮纸书写。那时只准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抄录《新旧约全书》（《圣经》）或官方文书。而要完整地抄写一部《圣经》则需要300多张羊皮制成的羊皮纸。如写了错字须改正或要书写新文书，则需将这张已写满了字的羊皮纸刮去要改的部分或将整张纸刮成无字后再写，直到把羊皮纸刮薄刮透为止。因此流传下来的羊皮古典文献量极其稀少。以至许多中外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因文字资料匮乏而对西方古代史是否存在、可信度如何均持怀疑态度，出版了不少讲说西方古史皆为神职学者伪造的学术著作。可见纸张、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缺失给欧洲历史带来的灾难之大。难怪西方学者称赞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使欧洲增添了历史感。
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欧洲在5世纪到17世纪严禁个人持有印刷物）、火药（中国南宋1132年起始用管状火器，而西方最早使用管状火器的记载在1326年）、指南针（用于野外及航海辨向，13世纪传入欧洲）这四大发明西传欧洲及在欧洲的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
仅只上述几例即可证实，李约瑟在自己7卷34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表达出：“现今技术可能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的论断确实不虚。他强调：“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技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技成就先后传到欧洲，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他的学生坦普尔更是以“西方受惠中国”作为自己主编《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一书的序言题目。
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给中华精神文明的西传做了最好的铺垫。
这时期欧洲实证科学技术也在东传，但这不过是西方传教士为传教顺利而用西方科技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我们可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85年）编纂的为禁“反书”而收缴国内全部书籍兴修《四库全书》看出端倪。《四库全书》收入西方传进中国的书籍37种，其中23种讲述天文、地理、农业及算法的书都收进了《全书》的“全编”，即属正文；而宣讲西方哲学与宗教的14种书则只在《全书》目录中开列书名，叫做“存目”。《四库全书》纂修馆对此种分别处理的解释是：“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强调“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代表了满清王朝的态度。
其实，传教就是为了把非教徒变为教徒、把非宗教地区变为宗教地区，这是传教士职责所在。前提是传教手段必须正当。但基督教内天主教派为对付新教派组建起的耶稣会，所用手段却并不光彩。如当年威尼斯共和国为独霸海路，曾利用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毁灭郑和海图。又如耶稣会士南怀仁为巩固自己在清朝康熙皇帝身边的地位，先诬告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是反贼鳌拜的同党，致康熙罢免了杨光先职务而改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后又因吹嘘“子母炮”非比利时人不能造出，但南怀仁自己却耗时1年也未造成。后康熙命戴梓试制，戴梓仅8天即将“子母炮”造成且威力较南怀仁所说更大，康熙喜赐炮名为“威远大将军”，并命将戴梓姓名镌刻于炮身。南怀仁妒恨心起，遂勾结叛臣张献忠养子陈弘勋共诬戴梓暗通东洋（日本）。康熙再度听信了南怀仁谗言，导致戴梓全家流放东北边地、清军配备戴梓所造火器全部被禁。这就不能说是西来科技对中国科技的“互鉴”，而是西人在有意地破坏中国科技发展了。
二、精神文明西传
不断传入欧洲的丝绸瓷器已显示了中国的富庶，13世纪末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在欧洲人眼前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美好，这就促使欧洲教会派出传教士寻找东方这块可能是最容易接受耶和华神“福音”的园地，也促使世俗统治者派出哥伦布等人出海远航探查东方文明的究竟。
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1579年前后被派往中国。他在澳门一接触到《三字经》这本儒家启蒙读物便感到其巨大的文化价值，遂于1581年将其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虽未能发表，却不能否认这是传教士将中国典籍译为西方文字之始。随罗明坚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郭居敬神甫的协助下，于1598年完成了对“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的合称）的拉丁文翻译。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杰出的贡献，也是西方研究汉学的始祖之一。
自17世纪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中国除了盛产瓷器丝绸之外，还拥有如此精深博大的哲学思想与生活智慧。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到中国收集并翻译中国典籍，或者直接将中国教徒以留学生身份带回欧洲进行文化交流。如随耶稣会士柏应理到欧洲留学的天主教徒沈福宗，就将一批中国文献赠予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又于1684年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稿赠予法王路易十四及请求在法国刊行，并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筷子使用法和汉字书写法；还为英国博德利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编目。等等。这些中国典籍的西传落户，使儒家与道家学说成为欧洲哲学家对抗教会与世俗专制的思想利器，从而引发了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这里要说明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二字，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启蒙”，即从无知到有知，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对欧洲学者借用中华传统思想与智慧击败欧洲神学与王权结合的特指。可见欧洲“启蒙运动”与“中国热”在时间上和内涵上几为同一概念。
17、18世纪时，宝塔、凉亭、中式园苑等建筑纷纷出现在欧洲宫庭里；中国绘画、刺绣、瓷器和漆器，成了欧洲上流社会把玩的珍品；殷实的市民阶层用精巧茶具喝茶，着丝绸旗袍，执纸制折扇……。中国趣味弥漫着整个欧洲。特别是在1785年前后，法国巴黎街头“所有的玻璃灯罩上都画着一个奇异的中国人物，几乎所有的家具都仿照中国样式制作”。无怪乎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
法国思想家们认定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唯物论与自然主义，可以起到反神学的作用，便极为自觉地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以对抗教会。启蒙学派代表人物、哲学家伏尔泰七岁便在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中接受中国思想文化教育。他钦佩孔子言论“仅为极纯粹之道德，不谈奇迹，不涉玄虚。”因此在自己的小礼拜堂里供奉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在自己一生97种著作里极度颂赞中华文明，称“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他还把京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欧洲人易于接受的五幕话剧《中国孤儿》，颂扬儒家伦理；除自己以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座右铭外，还公开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并感慨“我们不能身为中国人，这真是大不幸。”
启蒙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法学家孟德斯鸠则认为法国要繁荣，必须“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1713年10月至12月，他多次造访首位定居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黄加略，与之谈论中国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话题，并将对话内容整理成三大本记录，分别装订成册，最厚的一本达20页之多，封面上特别标明《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黄加略还协助孟德斯鸠完成了《波斯人信札》及《论法的精神》（亦译作《万法精理》《法意》）二书的写作。《波斯人信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黄加略，其内容至少有5处取材于两人《对话》的内容。而《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一章孟德斯鸠给“法律”所下定义中提出的“万物自然之理”，主张“有理斯有法”，则完全是中国宋儒的思想；该书起码有6次引用了《对话》的内容。《论法的精神》提出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的理论，对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洲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促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领导者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1791年受委托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著名的《人权宣言》），他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权宣言》获得法国制宪会议通过，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革命成功后制订宪法时，又将《人权宣言》作为法国宪法序言的附录。把一位中国先哲的格言写入本国宪法，法国宪法可算作首开先例。此后，《人权宣言》的精神便成了西方民主制宪的依据，欧美各国宪法文本的序言附录里几乎都载有《人权宣言》。
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名言的故事远不止于此。1866年，中国清政府遣使祝贺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向中国政府答谢时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平等权利；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87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在所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普遍地支配了人类的关系时，才能得到。”又，西方伦理学家虽早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做处理人际关系的“银律”、虽儒家思想并非宗教，但是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普世）伦理宣言》概括世界各大宗教的共同点时，还是将儒家思想纳入其中；《宣言》认为世界宗教的共同点有二：即，一、“尊重生命”和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2009年，美国联邦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了《纪念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诞辰》议案，议案说“……孔子《论语》中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道德品行的典范，也是人类和谐的楷模”。此外，在西方商界长期流传至今、对外密而不宣的“黄金法则”，也是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汉字。可见孔子这句名言在欧美影响之深远。
下面再用三个例子简要介绍中华传统思想对欧洲后世的影响：
例一、启蒙运动与德国古典哲学。第一个承认中华文化对西方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完善自己关于二进制算术的文稿时碰到难题，这时正巧接到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向他介绍“伏羲先天卦次序图”的信，莱布尼兹立即以此对自己的文稿作了修改补充，定稿后以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刊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该论文在对“二进制算术”的补充说明中所使用的材料几乎全部取自白晋信中的内容。论文发表后，莱布尼茨即函告白晋：“这张图（指‘伏羲先天卦次序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这的确令人吃惊。”但白晋却在复信中称：“你（指莱布尼茨）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后来莱布尼茨通过白晋，把自己手制的一台手摇计算器赠送给清朝康熙皇帝，该机现仍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亦被中国哲学所迷，他曾到哈勒大学作过名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宣传中国哲学。他将自己老师的哲学见解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系统化，建立起当时在德国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康德推翻了这一哲学体系，却保留了其中“二进制算术”原理，即吸收了中国《易经》的辩证法思维，引申得出了“二律背反”的哲学基本概念。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顶峰过程中，曾研读过全部13大本《通鉴纲目》与其他耶稣会士搜集到的中国古代文献和小说。一位英国学者认为，黑格尔思想的中国来源远不止于此，他还受益于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一路继承下来的宋明理学传统；受益于共济会思想家斯威登堡从瑞典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中国智慧；尤其受益于法兰西学院“满、鞑靼、汉语言教授”讲席、汉学家雷慕莎对老子《道德经》的阐发。黑格尔曾专门到巴黎听雷慕莎讲《道德经》并在课堂上作了一本中国哲学笔记。黑格尔曾指控他朋友的文章抄袭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并为此打了近两年的官司。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连体系、概念及名词都全盘套用老子《道德经》（例如“有”与“无”的概念等），却反过来指责老子著述“说得很笨拙”是一种巫术迷信、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等等。这位西方“哲学大师”就这样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袭取哲学概念，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概念系统。上述关于黑格尔思想中国来源的叙述皆为笔者转述那位英国学者的观点。
但据说黑格尔后来读到《易经》，则不无惊讶地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现今网络上还流传着据称是黑格尔的一句感慨：“《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但真伪有待核实。
由于黑格尔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而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确立了自己居于近代整个哲学高峰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二版跋中写下了：“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例二、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法王路易十四的御医魁奈，在研习中国文化后，提出反对在欧洲一贯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及农业是国家财富源泉的思想，成为启蒙运动中重农学派代表人物；他刊行了其弟子称之为全盘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经济学图表》，还于1756年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效仿中国皇帝实践“亲耕”，以示法国对增加财富的重视。因此魁奈被称做欧洲“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和“欧洲的孔夫子”（或“西方孔子”）。另一位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哥，受中国影响亦深，写下了经济学名著《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对此，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评论道：“（中国）清代……启发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及其友人……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进西方……。中国思想通过重农学派的传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设中，中国留学生所起作用极大。如高类思、杨德望二人1751年被传教士带到法国，在教会学校和法国科学院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期间首次较为系统地将中法经济、科学、工艺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在结业回国前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国情的长篇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当时就给予法国重农学派以重要影响。1764年，英国亚当·斯密旅行欧洲时逗留法国10个月，期间在巴黎结识了法国启蒙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魁奈把高类思、杨德望合写的这份报告推荐给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受该报告的启发和影响，当即便构思并草拟一本经济学著作提纲，在返回英国后隐居写作10年，于1776年完成及出版了这部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国富论》（亦译作《原富》）。亚当•斯密由于建立起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被后人誉为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法国汉学家戴密微中肯评论说：“近代经济学是在18世纪由受中国史料启发的魁奈和亚当•斯密等理论家们创立的。”英国经济学界泰斗凯恩斯更是赞叹：“孔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
例三、启蒙运动促发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恩格斯曾将广义空想社会主义细划为主张保留私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主张实行公有制的空想共产主义两类，但都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首领法朗贝尔的学生圣西门，主张以道德“理性”改造社会；其实际领导者法国哲学家傅立叶在研习伏尔泰等人思想后，提出要建立和谐制度，全民都在按性格兴趣自愿结成的协作社里生活。圣西门与傅立叶的见解明显源自儒家思想，颇有《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描述之意。
另两位有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法国摩莱里和英国实业家欧文。摩莱里力主消灭人类私有制度以回归自然，欧文则在美国印地安娜州购置了1214公顷土地，在其上建立了一所“新和谐公社”，招募志愿者入社进行一系列公有化的共产主义试验。他们的理想社会是恢复到原始初民的“自然”“共产”状态，明显是受到道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影响。
但无论是源自儒家思想还是受到道家影响，儒、道两家都是中华传统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恩格斯指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总之，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而在这三个来源的每一个源头上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中华智慧的身影。因此美国副总华莱士1944年来中国游成都时，在其发表的《中国民主的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励者，而且是间接的创造者。”而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也在1950年成书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作结论式地说：“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重农主义学说对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两个人有重要的影响。”从而肯定了欧洲“启蒙运动”亦即“中国热”之后的百多年间接地影响到了马克思的事实。这也是中华文明对欧美后世深远影响之所在。
三、“中国热”逆转与西方中心论诞生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欧洲大陆掀起的“中国热”，尽情地涤荡着中世纪的腐败黑暗。但在18世纪末，整个欧洲都在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对黑暗势力做最后的清扫时，“中国热”却出人意料地突然逆转为“西方中心”，现在就让我们来探讨其中藏有的玄机？
1、“礼仪之争”——“中国热”逆转的根由
“礼仪之争”是从1610年到1939年发生在中国本土上天主教传教的一件大事，起始时间几与欧洲17、18世纪“中国热”同步，但延续的时间比“中国热”的一百多年还要长上一百多年。
其实，1299年《马可·波罗游记》一问世，就引起了欧洲宗教界和世俗势力的重视。宗教界着眼于尽快把富庶的东方变作可传播耶和华神“福音”的地区；世俗则重在寻求供本国发展的海外市场与土地。共同的愿望促成了15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时代。“西学普渐”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特征。
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中国并摸索出尽量不违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教方法，颇具可行性。但利玛窦去世后即被继职者否决，从而引发了天主教内多明我会与耶稣会对中国信徒尊孔祭祖是否合乎天主教教义的争辩，称之谓“礼仪之争”。后来争到罗马教廷，教皇英诺森十世在1645年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之后，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亦于1704年对中国教徒再次发出禁约。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在看到教皇禁约后口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此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虽礼待和重用西方传教士，但均遵祖训严禁其传教。到了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才撤消了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习俗的禁令，“礼仪之争”告终。
从上述公开的史实看，“礼仪之争”不过是一件闹大了的小事，但如果深究，就会看到它背后深藏着的两种不同文化。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这三家对待人世“彼岸”的态度是：儒家孔子“未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等未明确有无鬼神的表述，给后人开启了一个无限大的想像空间和探索空间；道家和佛家的学说又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多神的世界。儒、释、道三家对待世俗的态度是：道家和佛家仅只身行于世且与人为善、余无所求；儒家则是重视人际关系、讲求亲情伦理、仁爱道德、家国情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释、道两家的“慈悲”“为善”与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构成了中华传统为人处世的基点。
基督教（含天主教派、东正教派和基督教新教派）文化中最基本的两条：一即“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3章）即每个人的父亲都是耶和华神，也就是说地上所有的人都是创世主耶和华造出来的，与他们世俗家庭中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地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每个人只对耶和华神负责。二是人人都背负“原罪”，“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圣经·新约•罗马书》5章）即每个人都得承受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不听从耶和华神吩咐而犯下的罪过，故而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圣经·旧约•创世纪》8章）人们既都为罪恶之身、便都没有了地位高低贵贱之分，其生存于世的意义就是赎罪。赎清了罪才能重返天堂。
可见中华传统文化重家国群体与基督教文化突出个体、中华传统文化讲人性善良与基督教文化讲人皆为罪恶之身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天主教传教士希图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难点。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将有无神或多神信仰的东方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将有一神信仰的西方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明确了东西两种文化分属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2、“中国热”逆转的导火索
一般认为，导致欧洲17、18世纪百多年“中国热”的突然逆转，在于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率团访华的失败。
从表象看，清廷因马戛尔尼在面见乾隆皇帝时坚持单膝跪地而不双膝着地磕头的“觐见礼仪”发生争执，从而慢待了英国使团，致使他们访华失败。马戛尔尼回到英国后即嘲讽中国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其随员安德逊在《马戛尔尼航行中国记》中夸大渲染道：“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自此，“马戛尔尼访华受到清朝不平等待遇”的说法便完全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中国富庶文明的形象被完全颠覆，“中国热”也迅速下降到了冰点。至今国内诸多史家还据此指责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诩，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 （见朱学勤：《从马戛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南方周末》2001.11.29⑨）。
但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却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中国人拒绝得对。……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而更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历史事实是：马戛尔尼在出发前，英王室只要求与中国达成4项协议即可。但马戛尔尼到达中国后却向清廷提出了6项要求，除两项是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与禁收高额关税的正当条款，另外4项条款则是要求清政府准许英商在北京设立享有种种特权的“洋行”，将舟山附近一座海岛割让英商居住及存放货物，在广州附近划出专用土地供英商自由往来而不得干涉，凡英商自澳门运至广州的货物均得享受免税或减税待遇。（这6项要求是：1、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2、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子，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3、请于珠山[今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4、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5、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率从宽减税。6、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外征收。……）
英国首次派出专使访华就提出如此强横无理的要求，那么，倒底是不应许此种要求的中国“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呢？还是与甘当英国殖民地失之交臂？！
乾隆皇帝虽然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他阅过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又通过刚俘获的廓尔喀族间谍得悉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获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正对本国西藏构成威胁，深知英国使团此次访华并非寻求平等贸易、而在于侵略殖民；出于初次交往不宜当面戳穿的考虑，故而转在“觐见礼仪”上面做起了文章。
这种说法的史实根据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博士在研究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的600份军机处、宫中档、内阁、内务府文献后指出，其中只有一两份文件涉及“觐见礼仪”，其它几乎都是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前后，乾隆皇帝对各地颁布的严守海防口岸，特别提醒舟山、澳门要提前备兵，加强军事防御、防止英国突然袭击与切勿提高关税、防止英国据此挑动争端的旨意。
正是因为中方对“觐见礼仪”背后史实的善意隐匿，而英方也绝不会主动公开自己的殖民意图，这就放任了众多英文文献对马戛尔尼访华“觐见礼仪”之争的大肆渲染。这些文献一昧强调中国自大愚昧、不肯与别国平等贸易等等“无状恶行”，以图造成一种“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是正当的”、“英国与中国打仗是有道理的”舆论。结果造谣得逞。19世纪初，此种舆论喧嚣于欧洲，“中国热”就在这一背景下逆转而为“西方中心”。
3、“中国热”逆转的国内因素
马戛尔尼嘲讽当年中国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的话并不为错，他在中国清朝初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统治时期，也就是被后世誉为“康乾盛世”期间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已证明他确为一名相当称职的外交官员。因为马戛尔尼凭借他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已看出清朝表面繁盛背后所隐藏着的衰败。
首先，建州满族以较中原社会后进的农奴制文化、以较中原地区人口数目少得多的背景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所产生的自卑与恐惧心态是必然的。满清克服此种心态的办法之一是杀人。打仗杀、剃发杀、屠城杀，如铁帽子王、贝勒爱新觉罗·多铎麾下清军的屠城扬州十日，一次就斩杀了80万人，还有嘉定三屠以及对济南、潼关、四川、赣州等等广大地区的屠城。粗略统计，杀人总数当在4000万至8000万之间。较为精细的计算则是明朝天启三年(1623)全国登记人口5165万，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朝江山初定时，全国登记人口为1908万，也就是说全国人口被杀掉三分之二。大批汉族文化精英和宝贵劳动力损失殆尽。办法之二是实施奴化教育。满清统治者建立了空前的中央集权，在皇室、兄弟、政敌间展开残酷争斗，使汉族皇帝和大臣之间原本延续着的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不复存在，而彻底改变为满族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又进而彻底摧毁了全国百姓的骨气，将其统统当作满人的奴才驱使。办法之三是行文化高压政策。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和兴修《康熙字典》、《四库全书》以“寓禁于修”。先说文字狱：从满清入关建政到败象丛生的260年间，仅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发生了190余起，而其中的150多起都集中于“康乾盛世”的132年间。每起文字狱都是从凌迟当事人起首，并灭其九族，还牵连到印书人、卖书人、买书人、看书人，甚至连接触过该书的人都要受到严惩。政治的黑暗与极度血腥的镇压几使民族文化绝断了承传。再说修书：为“修”《四库全书》，皇帝下令收缴全国图书，并对这些图书实施了大审查、大删改、大烧毁，据不完全统计，有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焚毁书10万部以上。实际上是满清政府进行的一次文化毁灭工程。
其次是乾隆年间各级官吏贪污腐化的程度达到了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顶峰。
再次是使后进经济操控先进经济，例子之一是清王朝根据建州满族游牧民族不尚农耕的实际，采用了以农业补贴牧业的税收倒贴制度。这种为满足满族贵族要求而采取的异常经济政策，使国家财政每年要向朝廷倒贴农业税白银2000万两。这种主次颠倒的税收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例子之二是，在满清王朝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量，特别是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手工业产品的总产量，都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朝末年的水平。1840年左右，中国手工业产量仅为世界工业产量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世界的比例排名，都远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在上述种种打压摧残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凋零、国力渐衰。马戛尔尼访华后不久，乾隆皇帝退居太上皇之位，清朝的“盛世”果然没能维持太久便走向了下坡路。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满清由衰而亡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仅是内因，维持王朝较长时期的统治并非不可能；但外因是当时西方各国殖民侵略之风大起，欧洲诸国蜂拥抢占中国土地。文明礼仪之邦难抵行丛林法则的强横武力，加速了满清的完败。
4、“西方中心”论的诞生
从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中国热”降温始，欧洲人的思想也发生了逆转，从认为东方一切优异变为一切唯西方独尊的“西方中心”论，认定西方人是“耶和华神的骄子”、是人类文明的“主宰”。
在笔者看来，“西方中心”的产生是有其宗教原因和经济原因的：宗教原因是，欧洲数千年来的传统是信奉基督教，基督徒牢记《圣经·旧约·创世纪》1章中耶和华神所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尊崇耶和华神的吩咐并认真履行“治理”和“管理”是每位教徒应尽的义务与职责。无可指摘。经济原因是，欧洲世俗一贯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在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有能力远航的国家都先后在各大洲占据了“海外新大陆”，开拓了原料、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又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用机器扩大了生产与销售规模，且在不断扩大本国“海外新大陆”的范围，以致英国由一个岛国迅速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这样，有几百年海外殖民扩张和掠夺经验的欧洲人，自然会把自己认定是人类文明的“主宰”。
许多人以为中国的“海禁”是中华文明落伍的根源，笔者却以为中国人即便泛轮海上，也远学不会欧洲人的行为。自15世纪初的1410年始，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历亚、非、澳等若干大洲地区，船队所到之处没有血腥屠杀、没有强制占领，只有诚信互易、缔结盟友。这是因为儒家主“仁”，以“和而不同”处理国际、人际关系的结果；再说儒家从不以血统、种族、地域考量某人某地的统治是否合法，而是用道德与文化加以区分，《春秋·公羊传》“夷夏之辩”表明，孔子认为符合或赞同一定道德文化标准的诸侯国就是“夏”（即中国），不符或不赞同此种标准的诸侯国则是“夷”；夷、夏二者虽道德文化不同，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儒者奉行至今。
中国自古以来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重农不在于耕者占据土地的多与广，而在于能否使用改良农具与精耕细作的方法不断提高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故无须到海外去争抢土地。在中国人眼中，粮食安全是立国大事，经商只不过是往返贩运、起互通有无的作用，并不能在实质上往国库里增添财富。因此古代在给“士农工商”四民排序时，“商”被排到了最末。
正是这样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从不把自己认做是人类文明的“主宰”。
几位西方学者则从历史真伪视角论说“西方中心”论。他们首先将“西方中心”定义为是从西方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隐含信念，是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其次公开“西方中心”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东波斯地区的）马其顿人用对付奴隶的办法进行统治，是为“西方中心”论的古代表现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西方文化决定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命题，是“西方中心”论在近代的经典形态。最后从语言文字学入手，揭示欧洲人在“中国热”中获取中国智慧后造假作伪的事实。例如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就是受教会委托，以所得中国文献为根据，假借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写下了17部“历史著作”。这些书虽然出版不久就被戳穿是在造假作伪，安尼乌斯本人也因此变得臭名昭著，但这些伪史至今还在作为研究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作伪史者还有法国的神职学者斯卡利杰、德国的神职学者珂雪（基歇尔）等等。而这些虚幻的西方“历史原始资料”正是“西方中心”论赖以存活至今的基础。
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就写下《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一书，指出“古希腊、古埃及”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说：所谓“异教（指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的古代历史”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纸残片所构成的。这种指责之声一直延续至今。现代西方学界甚至有人说，欧洲在16世纪后才开始有信史。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西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早在197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断言，重创人类与自然的西方主宰必将终结。但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顽强坚持“西方中心”论世界伪史体系的正是中国学术界。他们从没有放弃过批判自己的真实历史和优秀传统，从不去认祖归宗反而妄自菲薄、崇拜伪史、执迷不悟。以上两个自然段皆为笔者转述西方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抨击及对中国学术界的期望。
当前，在回顾欧洲百多年“中国热”的突然逆转和“西方中心”论的诞生时，我们要衷心感谢西方学者们的点拨提醒；我们自己更应该认真研究一下17世纪至19世纪这段中外历史，以找回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和增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2019年5月9日初稿，6月15日二稿于励耘蜗居。本文原为研究欧洲百多年“中国热”而写，后以第三部分作为参加国际儒联和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联合举办的《2019年尼山“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论坛》论文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