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思想的層面之1：重人生體驗

就歷史的綿延來說，資料的取得與延用;當是從事思想史者須要探討的主題，這樣的主題如果只是散列式的資料置放，到底仍無法顯現主題的意義，因此，如何處理資料及如何解釋資料，對治思想史的學者而言，應是當前重要的課題。近代學者余英時先生曾就近代哲學的發展，對歷史資料提出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玄學派」的解釋，一是「批評派」的解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頁124-125。台北：聯經出版社，1969年。）。所謂批評派的解釋，指的由許多孤立的史實中找出其中真正的關係，使發展的歷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對象；而玄學派的解釋，卻是人由歷史事實而賦予價值的主觀看法。當我們在尋求歷史事實時，批評派解釋是重要的。然而就整體思想史的延展而言，這兩種解釋都各有它值得採取的地方，雖然分立，但並不是對立。至於思想家在運用材料時，是否一定保持客觀性，或者持衡作一中立主義者，那其實是很難說了，畢竟眼前的許多事實容易左右思想者的思維，最後的結果仍然脫離不了主觀心態的認定。

其次，談到治思想史的難處，即以今之從事高等教育哲學門類的學者，大都偏向於西方哲學，中國思想課程所編列的時數雖亦不少，但對學習者而言，卻很難提供一系列必要的基礎訓練，學習者一開始就不容易從這方面發展自己的思路，一旦他們習慣了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要再回到中國思想的路徑，其間的過程即非常的複雜，就很難培養出相應的心情和親和的感覺。因為中國思想學脈系統嚴謹條理分明的作品非常鮮少，加之文字詮釋又有些隔閡，順著文勢讀來難免艱奧而扞格不入。但如下定工夫努力研習，時間久了，文字的障礙相信仍能克服，正如徐復觀《重印名相通釋序》所說：「今日治思想史者之責任，乃在顯發古人思想史中所潛在之邏輯性，使其具備與內容相適應之理論結構。（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釋》，徐復觀《重印名相通釋序》。台北：廣文書局，1961年。）」所謂的邏輯性和理論性，當指的隱藏在簡略文字間的思辨意涵，治思想史的人必須把這意涵發現且表達出來，但難處就在這裏，在於那人是否具有深沉的辨析理論架構的能力，且能順著好的理論架構與典籍所述的思想內容彼此相應。基本上，中國思想家純由理論層面去發展思想的畢竟不多，他們的理論或思想大多發之於反躬自得的體驗或自身覺悟的基礎，不瞭解他們的體驗或覺悟，其實是很難了解他們的理論或思想。即以明朝的王守仁為例，王陽明的「致良知」，主要並不是從邏輯的演繹和抽象的思辨中獲得，據他所說是從千死萬難的困境和工夫中取來，他的後輩因為欠缺類似的經歷，所以被有識者譏評為「現成良知」，只能當光景當話頭說說，換言之，良知的致與不致，分別在於體驗之有無，須得對道德生活的體驗認真反躬自省，才能把握良知的意義，也才相應中國思想的特質。

（二）中國思想的層面之2：重人格教育

再其次，談到思想家本身，除了專業知識外，扮演著的即是知識份子的角色，對國家當前的關懷就非常迫切。比較起來，不兼有知識份子的思想家，對人生事況雖也充份關切，但對社會的貢獻和效果，與思想家相較，畢竟遜色許多，這因於他們對整體文化的認識仍未通盤瞭解。此外，如依照中國傳統的標準，在人格與思想的分釐上，人格的價值應是超過思想的組合，試以「天不生仲尼，萬古不長夜」的話說，孔子的弟子對老師的尊敬，就那個時期，主要仍在敬仰孔子的人格，後代了解孔子且能感受到孔子人格的光輝的人，依靠的仍是前代留存下來的思想；此外，又如後人讚頌的李白、杜甫，由「李杜文章在，光輝萬古長。」之句，所謂的文章在、萬古長，代表的也是李白、杜甫的思想，可見思想除了歷史的傳承外，在時空的運轉中，相對的也提供了一個開闊的境界。

再者，人的思想除了主觀的人格因素，外在客觀的環境的影響也很重要。如同在許多情況許多範圍下，人常常被許多複雜的環境因素所決定，人的意念也常常被所處環境所左右，不同的人在不相同的環境中，一定導至不同的反應，因環境的發展，左右交差的結果，結論常常是相反的。推而言之，歷史上屢屢被判為異端的特立之士，所傳達的訊息，其表達的個人見解，或許仍能突破環境的限制而不全然地被否定。事實上，任何一種決定論，都只能表示某一偏向的見解，其所局限的仍在某一方面，所以對歷史思想所衍生的問題，實在應該要仔細考量，對主客觀的情勢也應該作一理性的衡斷，如果只是是盲目地接受，沒有做審慎的析解，結果將可能導至對歷史的不理解而做了錯誤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