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教文化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被认为是决定家庭、家族乃至社稷兴衰成败的核心要素。传统女教文化，以天人合一的乾刚坤柔为立足点，以家国同构、男女有别为基本点，以“四德”为教育纲领，以家庭和睦、国泰民安为根本目的。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母教文化的内容、特点、历史经验，对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家、国关系，以及当前家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当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统 女教文化 历史考察 借鉴
女教文化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女教专书统称为女训。按照《中国丛书综录》的分类,女训著作属于“儒家类·礼教之属”,与“帝范”、“家训”、“蒙学”、“乡约”等各类著作并列。从先秦时期的《礼记·内则》，汉代班昭的《女诫》，历代都有女训专书。如唐代的《女论语》、《女孝经》,明代的《内训》、《闺范》、《女范捷录》，以及清代的《新妇谱》、《女学》、《女儿经》等等,源远流长自成系列。据初步统计，今存的女训著作尚有30余种。
二千多年来，女性被认为是决定家庭、家族乃至社稷兴衰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妇女道德伦理规范,既有其小农经济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确实为稳定社会、和睦家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其中的精忠报国、自尊自强、尊老爱幼、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自古及今，一直是培育优秀母亲，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女教文化内容。
一、传统女教文化的发展脉络
我国传统女教文化源远流长。周秦时期，就有非常丰富的女性教育、母亲教育思想，其言论主要散见于《周礼》等儒家经典中。现归纳其记载如下：
内宰：掌书版图治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禁其奇邪，展其功绪。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诏其礼乐之仪，赞九嫔之礼事。凡宾客之裸献、瑶爵，皆赞，致后之宾客之礼。凡丧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妇，正其服位。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中春，诏后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岁终，则会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献功者，比其大小与其粗良而赏罚之，会内宫之财用。正岁，均其稍食，施其功事，宪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纠其守。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而献之于王。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赞玉粢，赞后荐，彻笾豆。若有宾客，则从后。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凡祭祀，赞世妇。大丧，掌沐浴。后之丧，持翣。从世妇而吊临于卿大夫之丧。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掌以时招、梗、襘、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
典妇功：掌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赍。凡授嫔妇功，及秋献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贾之，物书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颁之于内府。
文中所说“阴礼”，是专门针对王室贵族女性诸如后妃、命妇而言的，男为阳，女为阴，故称阴礼，内容主要涉及应对宾客交接之礼、丧事祭祀之礼等等。以上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主要内容的“妇学之法”、“妇式之法”、“阴礼”、“妇职之法”等等，都可谓女教文化之滥觞。
两汉时期，是我国女教文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主要阶段。这时期出现了第一部纪传类的女教著作，即刘向的《列女传》；产生了班昭的《女诫》；在纪传体史书中也有了为女性专门立的类传。
唐朝是女教文化的又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女教文化史上的两部重要著作，郑氏的《女孝经》，宋氏姐妹的《女论语》。
明清时期，出现了女教文化丛书。明儒王相的《女四书集注》，秦淮寓客的《绿窗女史》，清陈宏谋的《教女遗规》。
总之，中国古代女教书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散论于先秦儒家经典，到专著、专传、丛书；从数量和文类上看，女教文化有逐渐从上层女性向平民阶层扩展、传播的趋势。到明确时期，女教教材的发展和推广，达到了顶峰。
二、传统女教文化的基本典籍
我国古代女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既不同于男子所使用的成人教材，又有别于蒙学读物，自成一套体系，显示出其独到的特点。女教典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纪传类教材。
第一，西汉末年刘向著《列女传》。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
刘向的《列女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专为女性所撰写的类传。它约于公元前20年成书，书共分七卷：卷一母仪传，卷二贤明传，卷三仁智传，卷四贞顺传，卷五节义传，卷六辩通传，卷七孽嬖传。《列女传》屡经传写，到了宋代已经不是原来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现存的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后面都有颂。书后有《续列女传》1卷，相传是东汉班昭所增加，《续传》又收列女20人。流传到晋朝时，名画家顾恺之为之一个个画出图像来，于是《列女传》的影响逐渐大起来。
《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著述《列女传》的起因，“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刘向编撰《列女传》，是因为看到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荒淫奢侈，他认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即王教应当从皇帝周边的人开始教育，此书以劝谏皇帝、嫔妃及外戚。可知刘向作《列女传》，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作为妇女的教育用书，同时也以”古列女善恶所以兴亡者以戒天子”（宋人曾巩语）。所以全书除孽嬖传外，其他6大类，都是记述了上古至汉代妇女的嘉言懿行，为中国最早专门阐述妇女生活准则的教科书。
刘向通过《列女传》,宣传了一种女性价值规范系统，树立了一批符合以上标准的女性典范形象，体现了对妇女“兴国显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史无前例地强调了女性价值对于家国兴亡的意义。
刘向《列女传》是中国妇女史上，影响至为深远。西汉以来注释、校勘、整理者层出不穷。不仅出现了梁端《列女传校注》、王照园《列女传补注》、萧道管《列女传集注》三部著名的注作，还曾吸引了茅坤、段玉裁、王念孙、黄丕烈、顾广圻、孙诒让、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后世续写绵延不断。
第二，史书中的女性传记。
《列女传》对史家产生了较大影响，从那以后史家逐渐注重对女性人物的记载，随时缀录，代不乏人，无论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列传，都曾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启示和影响。作为正史的廿五史中，多有专门的篇章记叙各朝妇女事迹，随着妇女观的变化，各朝侧重记叙表彰的妇女德行也有所不同。
如《后汉书·列女传》曰：“《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可知作为正史中《列女传》的首创者，其意在于记载东汉王朝的杰出女性。
如《新唐书·列女传》曰：“女子之行，於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中古以前，书所载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后彤史职废，妇训、姆则不及於家，故贤女可纪者千载间寥寥相望。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可见作者欧阳修对于女德中贞洁的重视。
如《宋史·列女传》曰：“古者天子亲耕，教男子力作，皇后亲蚕，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风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师，女有师氏，国有其官，家有其训，然而诗书所称男女之贤，尚可数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犹可隆师亲友以為善；女子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岂易得哉。故歷代所传列女，何可弃也？考宋旧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传”。
如《辽史·列女传》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与其得列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列女之名，非幸也。《诗》赞卫共姜，《春秋》褒宋伯姬，盖不得已，所以重人伦之变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列女三，以见人心之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
《明史·列女传》评议女性传记著述的变化：“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
可见，无论观点怎样变化，所记录女性的类别如何增损，廿五史中有关妇女活动的历史记载，既是作为历史中重要人群的难得的史料，同时也是历朝历代有关社会风化的女性教材。
2.阐明义理类教本。
第一，东汉史学家班昭（曹大家）所著《女诫》，载《后汉书·列女传》。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贤淑女性，其父班彪、兄长班固都是大史学家。班昭继承父兄之志，续写并完成了《汉书》 。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她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女诫》一书，原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大概是由于被收入《后汉书·列女传》，所以能够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是历代女子德行教育的良箴，后被列入“女四书”之首。
其序云：“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音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班昭担心自己家族的女子，“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辱宗族。”因此在身体尚有疾病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写出《女诫》七篇，传给家中女子传阅，以免遭别人的诟病或各种灾难。
《女诫》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篇，从理论上论证女子立身处世的道理，并具体规定了约束女子言行的准则。
《女诫》是集东汉之前女教大成之作，被奉为古代女子教育的经典，被誉为“简要明肃，足为万世之规”。
第二，唐朝女官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女论语》。
宋若莘，唐贝州(今河北清河)人，出身儒学世家，擅诗文，志高远，一生未嫁。唐德宗贞元中期，被召人宫，封为“学士”。贞元七年(791)，诏宋若莘总领秘阁图籍。著有《女论语》十章，若昭释之。宋若昭，若莘之妹。若莘去世后，唐穆宗召若昭入宫中，掌管六宫文学，封为“外尚书”。同时，还教导诸皇子公主，被称为“先生”。
其书体例仿效《论语》，而以前秦太常韦逞之母宋氏代孔子，以曹大家（即班昭）等代颜、闵（此据《旧唐书》，而《新唐书》作颜、冉），彼此问答，阐述传统妇道。其妹若昭申释此书。《女论语》为仪则规范类教本，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12章，语言浅显通俗，对推广普及正统女教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著《内训》。
徐皇后乃明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之长女，“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1]]徐皇后在自序中清楚地说明著述的原因和目的，“常观史传，求古贤妇贞女，虽称徳性之懿，亦未有不由于教而成者。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聴姆教。小学之书无传，晦庵朱子爰编缉成书，为小学之教者始有所入。独女教未有全书，世惟取范晔《后汉书》曹大家《女诫》为训，恒病其略。有所谓《女宪》、《女则》，皆徒有其名耳。近世始有女教之书盛行，大要撮《曲礼》、《内则》之言与《周南》、《召南》诗之小序及传记而为之者。仰惟我髙皇后教训之言，卓越徃昔，足以埀法万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于永乐二年冬，用述髙皇后之教，以广之为《内训》二十篇，以教宫壸。”由此序可见，明朝初年，是女教大兴之时！徐皇后于此时亲自做《内训》，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内训》采辑“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封建品德的教诲，于永乐二年(1404)编著成书。流传至今的版本共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20章。
第四，《女范捷录》，
此书为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全书分有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11篇。褒扬历代列女，称赞《女诫》、《内训》诸书。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明末﹐先後相继问世和传播﹐由明末儒者王相一一加以笺注﹐于明天启四年(1624)﹐由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教育的教材。嗣后翻印此书﹐简称为《女四书》﹐广泛流传。书中教人持家和睦﹑勤俭﹑慈幼等项﹐以及用道德榜样感染人的教育方法和运用便于诵读的韵语编写教材等﹐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第五，郑氏《女孝经》。
郑氏，朝散郎侯莫陈邈之妻。侯莫陈，三字复姓。书前载进书表，称侄女策为永王妃，因作此以戒。《唐书·艺文志》不载，《宋史·艺文志》始载之。宣和《书谱》载，孟昶时有石恪画《女孝经》像八，则五代时乃盛行于世。
其书仿《孝经》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其章目为开宗明义、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贤明、纪德行、五刑、广要道、广守信、广扬名、谏诤、胎教、母仪、举恶。书前有《进书表》。进表所谓不敢自专，因以班大家为主，其文甚明。陈振孙《书录解题》直以为班昭所撰，为误读所致。郑氏的侄女被选进宫中，册封为永王的妃子。郑氏作《女孝经》也是侄女被封为永王妃后，她写出来用以教导其为妇之道的。但是后来永王李璘反叛被诛，《女孝经》因此不被收入《唐书·艺文志》，当在情理之中。《女孝经》是在宋代，以《女孝经》画像的形式重见天日的。
清人庞元济在《虚斋名画录》中说:“《唐书·艺文志》有曹大家《女诫》一卷，薛蒙妻韦氏《续大家女训》十二章，而不载《女孝经》……然宋人画此者颇多。”宋人画《女孝经》像当是后蜀石恪的影响所及，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百姓教育女子需要的促使。到了元代，《女孝经》已在皇宫里公开流传了开来。《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完者忽都奇氏事曰: “后无事，则取《女孝经》、史书，访问历代皇后之有贤行者为法。”明代，后宫及民间传习《女孝经》一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如明人秦元方的《熹庙拾遗杂咏》记载: “选高年有学内官教宫女《女训》、《女孝经》等书，教成者升女秀才女史官。”看来，明代后宫不仅选专人向宫女教授《女孝经》，而且教有所成者还给予升任职务的奖励。由此足见当时对学习《女孝经》的重视。清代传习《女孝经》更为广泛，很多家庭将《女孝经》作为家传书籍用以教女。甚至到了晚清和近代之交的《女子师范学堂各科要旨程度》规定的旨在涵养女子德性，期于实践躬行的修身课本中，除经训之外，兼及女教书籍，其中就列有唐侯莫陈邈妻郑氏所撰之《女孝经》[[2]]。
3.论传综合类教本。
吕坤《闺范》可谓独树一帜。吕坤(1536-1618) 明朝文学家，思想家。字叔简，新吾。河南宁陵人。万历年中进士，累官至刑部左、右侍郎。吕坤所至，颇有政绩，深受士民爱戴。如历山东参政时，“祟文教，恤孤寡，伸武备，禁邪党，立社学，创冬生院以恤残疾。”巡抚山西时，著有《实政录》，被仕宦奉为楷模。吕坤爱亡民如子弟，视贪官若仇人，所刻《风宪约》、《民务》各款深受称颂。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
吕坤在序中讲到自己著述此书的原委。他讲到，世风日下，女教衰危。闺阁中的女子竟然被摒弃在教育之外。贫民女子，从小耳濡目染粗言鄙语；富贵家女子，从小任性妄为，纵容骄奢的性情滋长。头戴金银宝珠，身穿绫罗绸缎，模仿轻浮姿态，语言邪黠刁巧，说不出好话，做不出善行。从舅姑妯娌那里，不能传出她贤惠孝顺的名声，从邻里乡党和亲戚那里，听到的都是她凶顽强悍的恶名。这都是她从小没有接受女教的缘故。而天赋稍高的女子舞文弄墨，在世人面前。作些既无志气，又无正理的歪文，卖弄风骚的才气，以博取虚浮人士的一片喝采。天赋差的女子，拨弄琴弦，唱些庸俗不堪，煽情的词曲，炫卖女色近似娼家。这些失当的现象是偏邪教育的产物。“闺门万化之原。审如是，内治何以修哉？女训诸书，昔人备矣，然多者难悉，晦者难明，杂者无所别白，淡无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闺人无所持循，以为诵习。”因此，共辑录了经传典籍及历代女教家训的“嘉言”，选摘了历代妇女可资效仿的“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等9类“善行”，流传颇广。
4.儒学经典论女性教育及夫妇关系
家庭及女教文化是儒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选取几段，可见先秦时期，女教主要内容、特点及程度：
《诗经·小雅·常棣》讲兄弟及家庭和睦：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中庸》对此评价道：“父母其顺矣乎。”
《易传·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仪礼·士婚礼》详细说明了青年男女结婚仪式的过程，尤其是双方父母在婚礼上的谆谆教诲。男方这边：父醮子，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大意是：亲迎之前，父亲为儿子设筵饮酒，告诉他说：“去吧，迎接你的内助，继承我家宗庙之事。勉力引导她，敬慎妇道，继承先妣。你要始终如此，不可懈怠。”儿子说：“是。只怕力所不及，不敢忘记父命。”女方这边：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大意是说：父亲送女儿，告诫她说：“敬慎行事，从早到晚都不要违背公婆的教命。”母亲为女儿束好衣带，结上佩巾，告诫女儿说：“勤勉谨慎，家内之事，从早到晚，不违夫命。”庶母送至庙门内，为女儿系上盛物的小囊，对她重申父母之命，告诫她：“恭敬地听着，遵奉父母的话，从早到晚不要有过失。看一看父母的赐物，就会想起父母的教导。”
5.传统女教经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古代女学教材，
大部分女教读本出自长辈女性手笔，如汉代班昭晚年“但上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族”，编写训女之作《女诫》。也有以父母亲长教女的形式写成的，如唐代郑氏为侄女写《女孝经》，“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寄寓了对侄女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
第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也是古代女学教材的特点。
在多种女教读本中，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形式上，或纪传，或论说，或图像，或格言，不拘一体，灵活多样，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夫画者，所以助教化，成人伦”，为普及女教，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著者还尝试为女学教材插图配画。刘向把《列女传》“画之于屏风四堵”，顾恺之为《女史箴》作插图，仇英为《列女传》配图像，这些图文并茂的读本，使空洞的说教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第三、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帝王后妃、重臣名儒亲自撰写，是古代编印女教读本的又一特点。
唐代长孙皇后“传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传》、《古今内范》等书，并以女皇名义颁行天下。明代数位皇后分别撰写了《内训》、《女鉴》、《女训》，帝王为之作序。其余刘向、班昭、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解缙、张居正等名家也都有此类著述。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对女学教材的直接控制和指导，充分反映国家政府对于家庭建设的高度重视。
第四，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以《女论语》为例，作为一部规范具体的女训著述，其训诫形式和体例非常清晰。每一章里无不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直接陈述正面规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如何行为才是符合礼教要求；第二，列出违背规范的后果及惩罚。后果与惩罚体现为责骂、谴告、报应等。三方面内容逐次递进，清晰明了明确禁止的规范，告戒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作为礼教训典，其较之前代女训更加清晰、具体、完备，它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更强。而这些明显是借鉴了佛教的戒律戒条的形式。前代儒家女训，多是正面疏导，体现了道德规范的任意性，鲜见禁止和惩戒规范。宗教戒律强调禁止性和惩罚性，更接近法律规范。而这种宗教的禁止和惩罚与法律规范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的禁止规范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宗教戒律则完全是依靠信徒对宗教的信仰而在自己内心产生的强制性。宋氏姐妹将宗教戒律的心理强制性特点引入《女论语》，开创了唐以后女训道德教化与内心惩罚相结合的先河，促进了女训思想的拓展和实用。最终使得以儒家女性道德观为核心的女训在社会中下层中广泛普及。
三、中国传统女教文化的主要思想及特点
从前面对于各类女性教本的情况简介中，已经可以看出我国传统女性教育的概况。以下是对于教育思想及特点的进一步说明。
第一，女教思想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
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天人关系。天，主要是指大自然，有时也指神，指人无法控制的外力，比如规律、命运等。“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顺应天时而动”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多个层面，都有突出表现，充分反映出这一中华文化的特色。1990年，96岁高龄的钱穆先生断言：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3]]“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壮大的人文密码，也是理解一切中华文明的秘钥。女教思想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
《周易·乾》：“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周易·坤》：“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第二，在阴阳交错基础上，提出“男女有别”的基本观点。
《周易·系辞下》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乾道成阳,坤道成阴。”
《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礼记·昏义》“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4]]
以上论述，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分属不同领域，有各自不同的职责，但又必须依据天地运行规律，相依相存，天地、国家、家庭方可安顿。这些主张虽说起源于是我国女教文化早期，但其对于夫妻、夫妇地位的安排和规定，奠定了其后二千多年中国人在家庭和夫妻问题上的基本认识。
第三，承传《周易》“家道正而天下定”思想，非常重视女性尤其是其作为妻子、母亲的社会作用，但同时，也把她们的社会作用，微缩在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小细胞、小天地之中。
“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这是自古及今我国社会普遍认同的道理。《汉书 ·外戚传》把家庭、夫妇在社会中的作用讲得比以往更透彻一些：“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外戚传》又用很多篇幅举例说明，《易经》是从乾、坤二卦开始的，《诗经》以歌颂爱情的关睢为第一篇，《尙书》赞美唐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春秋》讽刺鲁隐公娶妻而不亲自迎娶。从国家兴衰来看，女性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及有新女，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女子之身。于是，完全提出了女性在家国天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当然，从少有的对中国古代妇女的各种社会贡献及才华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妇女的作用应该说是很缺乏全面的重视的（史学家、文学家、外交家如出塞和亲、科学家等等），记载主要注重妇女的道德评价，而忽略她们在不同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这也是与我国古代社会中，妇女社会地位、作用被长期单一化、凝固化，相吻合的。
第四，传统女教的内容，基本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
1.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教育。
其内容最初由《礼记·内则》提出，对女性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都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按郑玄的解释:
“妇德为贞顺，妇言为辞令，妇容为婉娩，妇功为丝枲”。
至东汉班昭的《女诫》,明确提出“四行”的涵义: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女诫·妇行》：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
妇德，不必才明绝异；
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
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
妇工，不必技巧过人也。
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犬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
其后的《女论语》《闺范》等书，也为女性应有的品德和容止，进行了规范。
总体来说，妇女“四德”，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孝敬长辈：
“子媳虽殊,孝敬则一。夫孝者百行之源,而尤为女德之首也”[[5]]表达了传统女性道德教育对孝事舅姑的高度推崇。《内训》云:“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说的是孝顺敬爱亲人,是服侍亲人的根本,奉养老人并不难,难的是尊敬、爱戴他们。“妇人既嫁,致孝于舅姑。舅姑者,亲同于父母,尊拟于天地。善事者在致敬,致敬则严。在致爱,致爱则顺。专心竭诚,毋敢有怠,此孝之大节也。衣服饮食其次矣。”妇人对待公公婆婆应象敬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诚于中必形于外,有了敬爱之心,就会始终如一地谨慎、一温恭、和颜悦色、任劳任怨,敬亲比养亲就更有道德意义。
（2）扶持丈夫（包括劝诫和教育）。
“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6]]夫妻双方要各尽职责,在家庭生活中彼此相互扶助、相互支撑、相互尊重,建立美满的婚姻关系。但妻子也不能一味地顺从,它还包括对丈夫的过失和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和规劝。“夫有恶事,劝谏谆谆”,即丈夫若有所失,行非礼之事,为恶劣之行,必善劝而阻止,帮助丈夫建功立业。在历史上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相夫成业的贤妻,即所谓“贤内助”。北宋司马光《家范》讲述了春秋时期晋文公妻齐姜助夫成霸业的故事。明吕坤《闺范》详细记述了乐羊子妻劝夫勿眷恋家室,一心求学问道的故事。
（3）慈爱晚辈（尤其是对待继子女）。
首先是注重怀孕和胎教。我国早期的胎教理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使太子正而天下定”,当太子在胎中时就开始进行教育。“周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邪声,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圣明,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能胎教”。[[7]]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也充分论述了胎教方法。他认为女人怀孕三个月后就应该“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色滋味,以礼节之”
传统女教强调母亲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8]]说的是母主内事,男女幼小居外于内,故母教为专,把子女教育看作“内事”,一则是家内事,一则是份内事,要求母亲应“不出闺门,以训其子”。《内训》要求母亲应该做到:“导之以德义,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烙,以立其身,以成其德。”母亲对子女的启蒙教育作用是非同小可的。在养育子女方面,大部分女训典籍中都谈论到这个问题,论述的观点也非常明确。
（4）勤俭持家。
纵观历代女训著述,大都列有“早起”、“学作”、“习女工”、“勤俭”、“戒懒”等内容。
“妇功”就是专门对妇女提出的习工劳作的要求。“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勤也。”意思是要求妇女晚睡早起地工作,不要计较日夜辛苦,一定要把家事处理好,大事、小事不搪塞,要做的事情就一定做好,双手所及之处可见干净平整,这就是所谓的勤劳。《内训》“怠惰态肆身之殃也,勤励不息身之德也。”认为“怠惰态肆”是人身的祸害,而“勤励不息”对自身是大有好处的,“早作晚休可以无忧,缕积不息可以成匹”。
在辛勤劳作的同时,妇女还须节俭。要求女子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衣服要朴素,饮食清淡。司马光《家范》中也讲:“妇人固以俭约为美,不以侈丽为美”,并讲述了汉明德马皇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崇俭约,“袍衣疏粗”、鲍宣妻“归御服饰,着短衣裳”、梁鸿妻“屏绮编,着布衣、麻履”等崇尚俭约的美德故事。《女论语》中特别强调妇女理家还要“随家丰俭”,懂得理财,根据具体的经济情况主持家事合理安排家庭生活,要“惟勤惟俭”,“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 奢则家贫”, 并提出“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一日之计惟在于寅”的传世名言。
第五，树立了品行标准和道德楷模。
以第一部女性专传刘向的《列女传》为例予以说明。
《母仪传》主要选取那些言行仪表中合礼仪道德的母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讲魏芒卯的后妻宁肯委屈3个亲子，而绝不亏待前妻5子，勤劳忧惧，仁爱持家，致使前后8子亲如一母兄弟，后来皆为魏大夫卿士。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明廉正、动作有节、通晓事理、遵纪守法的女性。如周宣王后姜氏，贤而有德，非礼不言，非礼不动。周宣王曾沉湎于女色，早睡晚起，不理朝事。姜后即脱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痛责自身以谏宣王。宣王惭而从谏，乃早起晚退，勤于政事，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预识难易、避危趋安的女性。如曹僖氏妻善于观人。晋公子重耳不得志时，曾到曹国，曹恭公不予礼待。曹僖妻则谓僖曰：不知其子者，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从。视晋公子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将来必有成就，应该礼待他们。曹僖即从而礼待之。后来公子重耳果然成霸业，成为著名的霸主晋文公。文公为报曹僖当年之恩，令兵士不许入其间里，而士民百姓却扶老携幼，赴其闾门以避祸，门外成市。时人都夸赞曹僖之妻有远识。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恶疾，其母欲改嫁之。该女认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结婚，则终身不改。今夫不幸染上恶疾，正应细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弃之而再嫁呢？遂不从。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书、终不背义、为了节义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鲁义姑姊的故事。齐军攻鲁，于郊野之中见一妇人怀抱一儿，手牵一儿而行。见齐军将至，妇人弃怀中儿而抱手牵者向山中奔去。弃儿啼哭，妇人径行而不回头。齐将追及而问之，才知妇人怀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释说：见齐军将至，力不能护两儿，则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义也。齐人听之，而罢兵。
《辩通传》选取的是智慧聪颖、能言善辩，以讽喻而排忧解难的女性。如齐钟离春故事。齐无盐氏之女奇丑无比，但很有辩才。因年已40而无能嫁人，乃自荐于齐宣王，谏曰：齐国有四殆：西有强秦之患，南有劲楚之仇。外有国难，内聚奸臣，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如此，一旦山陵崩驰，社稷不稳，则一殆也。修渐台，饰以黄金白玉、珍珠翡翠，致使百姓疲惫，则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立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则三殆也。饮酒沈湎，夜以继日，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齐宣王闻之，愧而从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由是大安。无盐女也因之被立为齐宣王正后。
《孽嬖传》选取的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如殷纣之妃妲己，淫乱无度，唆使纣王造酒池肉林，令男女裸体而相逐其间。又鼓动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其子于狱，逼走微子，终使殷朝佐臣尽失，殷终为周所灭。
传统女教文化典籍中还讲述了许多教子有方的良母,以起典范作用。东晋陶侃为得阳县吏,尝监鱼池,送鱼给母亲,其母“封鲜及书”,责之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9]]”。北宋欧阳修母郑氏“家素贫无资,亲教公(欧阳修)读书,以荻画地,教公书字”[[10]],并勉励儿子继承父志:崇廉、厚仁、行孝。南宋岳飞母教子“精忠报国’夕,等等。这类生动的教子故事不胜枚举,也可以看出一个杰出人物的背后往往有一位理智的慈母苦心指教。教子成材集中体现了女性的奉献精神,也是神圣母爱的一种表现,在现代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中国传统女教文化的现代启示
《易传·彖辞》中有“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开篇则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是国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和基础，只有基础稳定了，国这座大厦才能坚固稳定。儒家理论中的家国同构思想，解决了如何使家庭成员的团结与国家的凝聚整合在一起的重大问题。其意义正如古人所云，“治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正夫妇，首重女德。”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社会的和谐，妻子、母亲的道德品格之教养，可谓至关重要！它是关系个人幸福、子孙贤良，甚至影响着国运昌隆与世界和平与否的重大问题。
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因素，近一百年来，人们对于我国传统女性教育的历史和内容，或者是缺乏周详的考究察辩，或者是存在普遍的以偏概全的误读，导致对于我国女性教育传统的全盘否定，继而则是女性教育传统的断裂，对女子品德教育的抛弃。
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道德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诸多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乃至官员腐败堕落、以权谋私等等沉疴痼疾，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与女性教育有关。女性品行之优劣，已经成为解决国家政治清明问题的关节点，也是突破口。
因此，深入检讨悠久而丰富的女教文化传统，认真分析其对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作用，对于复兴中华家庭美德，重塑优良家风，当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简介：任宝菊，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副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传播普及委员会委员。
[[1]] 《明史》卷113《后妃传·徐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 参见郭丽：唐代女教书《女孝经》相关问题考辨，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5。
[[3]]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1990年12月号刊。
[[4]] 以上引文分别见《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 王相:状元阁女四书下卷之《女范捷录·孝行篇》,清光绪14年(1888)共赏书局刻本,25。
[[6]] 王相:状元阁女四书下卷之《女论语·事夫》,清光绪14年(1888)共赏书局刻本，11。
[[7]]《国语·鲁语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
[[8]] 王相:状元阁女四书下卷中的《女论语·训男女》,清光绪14年(1888)共赏书局刻本,12。
[[9]]房玄龄:《晋书·列传》第六十六,中华书局,1974,1781。
[[10]] 杨杰:《家范·家训》,海南出版社,1992.12,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