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颜氏家训》是在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它吸收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主轴，吸收了佛家、道家思想，形成了注重实际、不尚空谈、重视人格修养的家庭教育风格。它以家庭为平台，以人的成长需求为依据，以平民化的态度看家庭和家庭教育，从体例和思想上都为后世家训树立了典范。

本文主要从教育目的是把读圣贤书和重视日常生存技能的培养结合起来；家庭教育途径：认识到家庭对个体成长的作用；“学贵能行”的务实主义学习观；“生不可以不惜，不可苟惜”的立身处世与存身观这四大方面分析论述《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

关键词：颜氏家训家庭教育思想目的途径

《颜氏家训》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家训。在家训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家训之祖。在《颜氏家训》之前，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家庭教育的著作。所谓家训主要是日常教育中流传下来的经验案例和名言。案例如孟母三迁，曾子杀彘等等，名言如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这些案例和名言汇聚了古代家庭教育的精华，但是，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且内容也多和道德人格相联系，与日常生活联系较少。《颜氏家训》则以家庭为平台，以人的成长需求为依据，以平民化的态度看家庭和家庭教育。由此也从体例和思想上都为后世家训树立了典范。

颜之推（531年～591以后），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幼年随父到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早年生活优裕， 12岁随人听老庄之学，沾染了玄学风气，兼有魏晋文人的癖好，“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后继承家业，渐渐务实，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学业颇有成就。读书多，文辞好。得梁湘东王萧绎的赏识，因萧绎也喜好文学，颜之推的才情因此受到赏识，受到重用，19岁便任左常侍。左常侍在魏晋时期官至三品，常伴随皇帝左右。萧绎建立梁朝以后，任命颜之推为散骑侍郎，常随皇帝身边。但是，颜之推并不走运。在战事中，他被俘入关，后逃亡北齐。北齐缺少人才，颜之推的博识才辩受到重视，不久便委以重任，成为学术机构“文林馆”的主持人之一，任官黄门侍郎，还后又任平原太守。北齐灭亡后，颜之推无路可走，只得入侍周朝，任御史上士。后周被隋代，隋文帝依然重用颜之推，颜之推又被召为学士，最后终老遇隋朝。

颜之推身处乱世，比起那些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者，他也算是不幸中的有幸之人。但是，作为文人士大夫，讲究的就是名节。一生事多主，这在提倡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伦理来说，人生并不完美。颜之推自己也对此心怀计较，“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虽然也是身不由己，但是，文人内心深处节操意识还是让他心有遗憾，曾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自己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以及“予一生而三化”的无可奈何情状，作了痛哭流涕的陈述，且悔恨道：“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但是，假设颜之推没有那次被俘，可能会在南朝的朝廷中生活到颐养天年，人生便没有波澜，是由南入北的人生转折给了他许多人生启迪，让他看到了世事难料。同时，无数曾经的士族在战乱中失去了家园，由贵族变成贫民。在国不稳定的情况下，以往的家国一体的观念被摧毁。原来是有国才有家，现在是国没了，家却必须存在，如何使家庭在动荡的社会中保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焦虑，这也是有切身体验的颜之推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因为“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入隋以后（也有人说更早），他便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业之业”的宗旨，写成《颜氏家训》，作为教育子孙的教科书。

《颜氏家训》全书4万字。它以立身处世为核心，全面阐述了家庭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全书共分二十篇，即《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思想观点涉及儒学、佛学、道家、玄学，内容涉及史学、文学、音韵、训诂、风俗习惯等。重点则在教育子弟如何处世、为学、治家。由于主人公的身份和经历比较特殊，其著作也带有士大夫和平民家训的双重特征，其中贯穿着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重视节操和修身养性、追求学问、讲究养身和生活情趣，“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现；而且他将家庭教育的立足点放在普通人成长的基本需要上，对家庭的认识也无贵族阶级的等级意识。《颜氏家训》的这一特征使其家庭教育思想更具有广泛的针对性，为历代不同阶层的人们所重视。

《颜氏家训》在宋以前就广泛流传，现在可见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孝宗年间由赵善惠监刊的刻本，明代也有多种刻本流行，清代康熙五十八年朱轼评点本，雍正二年黄叔琳刻《颜氏家训》节抄本，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本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将《颜氏家训》纳入《诸子集成》。当代较好的版本是1980年上海古籍山版社出版的由王利器集校的《颜氏家训集解》。

《颜氏家训》是在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它吸收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主轴，吸收了佛家、道家思想，形成了注重实际、不尚空谈、重视人格修养的家庭教育风格。

一、教育目的：平民家训与士大夫家训的结合体

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家庭教育的基本主题，事关对子弟未来的基本期待，也就是说，要让子弟变成什么样的人，明确了目的，才有可能设定教育内容和方法。中国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士大夫之家和平民之家都有对子弟期待的目标。这一目标便成为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的依据。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就是文化人的身份，另一种身份则是潜在的官宦，有的或者就是官宦。古代官宦除了武将外，文官多来自士大夫。士大夫既有成为官宦的可能，也有成为平民的可能。一般说来，士大夫都不愿意自己的家庭滑向平民，因此，他们对生活的理想依然是走上官场，理想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王朝更替不断，士大夫阶层也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他们可能因一个王朝的兴起被重用，也可能因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沦落民间，变成一介草民。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士大夫们都有一种生存危机感。他们一方面拥有出仕为官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得不到官做而颠沛流离。颜之推就是这样，一生中随着几个王朝起落，为生计不断改换门庭，阅尽人间辛酸。在太平盛世，士大夫可以实现衣食无忧，但是，在乱世中，一切都变成偶然。颜之推亲眼目睹了许多士大夫子弟在失去地位后的悲惨处境，因此就不能不对生活做两手准备，一是努力保持着士大夫之家的传统，以便走向仕途；另一方面，也要为沦为平民做准备。《颜氏家训》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因此，其家庭教育目标基本是从士大夫之家和平民之家的两个目标展开。

颜之推始终将读书立志、为人处世、修身养性这样的士大夫素质和品质的培养当作家庭教育的目标。《致序》中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正是士大夫的基本追求，这也是《颜氏家训》念念不忘的。《慕贤》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髆也。”他以自身为例：“吾生於乱世，长於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

颜之推将读书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修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来走向仕途作准备，这是典型的士大夫之家的读书观。《颜氏家洲》说：“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尔”，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丰富知识，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前者是知识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就是将学习知识运用于实践中。最终实现“修身”“为己”，又能“行道”“利世”，而善于“为己”才能有效地“利世”。“为己”是从个体生存角度着眼的，颜之推将读书作为生存的重要条件。但是，利己和利世是联系在一起的。“为己”是“利世”的基本前提，“利世”则是“为己”的更高目的。在传统士大夫那里，还没有人将利己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人们都将利世放在第一位。但是，颜之推的表白正是乱世时期对个人存在的务实性思考的结果。乱世的见闻让他直接把读书学习和生存联系在一起。《勉学》说：“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读书的宏大目标变成了“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这与颜之推的人生经验具有深刻的关联。颜之推自幼聪慧好学，饱读诗书。但生逢乱世，无法事一主而终。但是，因为他有知识学问，所以，在乱世中也能为人所用，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都居于高位。这一切都让他体会到了读书对于生存的意义。因此，也就将读书的目标放的更为实际，“竞己栖而择木”。

与生存危机感相适应的是，颜之推特别强调对基本生存能力的培养。在传统士大夫那里，读圣贤书是安身立命之道。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并不是士大夫追求的目标。孔子听说自己的弟子樊迟学习种菜，就非常不高兴。他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因为在孔子看来：“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在《滕文公》中也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传统观念在颜之推这里已经被彻底改变。颜之推认为，读圣贤书是重要的。但是，掌握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凡是有利于生存的技能和技术都应该学习。他认为“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山。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 生民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树圈之所生。复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因此，他对士大夫轻视普通劳动的观念进行了批评，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坺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涉务》）。对劳动的轻视，也使得士大夫变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

颜之推把读圣贤书和重视日常生存技能的培养结合起来，打通了士大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界限，使士大夫之家的家庭教育走上了务实的道路。这一结合开辟了士大夫之家耕读传家的家庭教育和立家模式。耕读结合的生活方式古而有之，但在魏晋以前，这种生活方式一般是和隐士生活结合。如《论语》中记载的长沮、东晋的陶渊明等，儒家士大夫是耻于务农的。颜之推开辟了这一传统，他的思想基本源于对世事无常的担忧，将读书作为求仕的资本，同时也将农商作为退路。这种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在宋代，耕读传家深入人心。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指出：“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也将耕读传家作为避祸求生的手段。但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虽然起源于对乱世人生的预防策略，但是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耕读传家思想蕴含着一种文化精神。那就是它将士大夫文化和平民生活结合，将书香文化和礼义精神与平凡生活融为一体。明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由此可见，这种观念在农耕文化中是先进而务实的。

二、家庭教育的途径：影响与养成

养成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习惯教育，就是在行为影响和指导中培养子弟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语言思维习惯以及基本的生活修养。养成教育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日常化教育；养成教育对于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因为，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是孩子的生活场所，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孩子最基本的生活习惯都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家庭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颜氏家训》认为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道，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就是说，同样的话，孩子比较相信自己亲人说的，同样的要求，孩子则相信自己佩服的人。但是，从心理倾向上讲，孩子还是偏于佩服自己的与自己亲近的人。因此，亲人的言行对孩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保姆的作用超过了老师，母亲的影响甚至超过圣贤书。颜之推之所以作《颜氏家训》，就是因为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家庭对个体成长的作用。他回忆说，他在早年受到比较严格的教育和熏陶，行为举止都很好。但是，九岁时，父亲去世，没有人严格要求自己，兄长没有像父亲那样做得周全，结果是他也变得懒散不守规矩，“肆欲轻言，不修边幅”。通过对比，说明家庭教育对于成长的重要性。

在家庭养成教育中，颜之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重视早期教育，二是注意培育良好的家庭环境。三是采用严慈结合的教育方法。

《颜氏家训》重视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教育是一生行为品性的基础，其根本意义就是早期教育能够将品行变成习惯。他引用孔子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早期教育又分两个方面，一是早期教育要从胎教开始。胎教理论早在周代就开始出现。《史记》说周文王之所以成为一代明君，就在于他的母亲太任是一位品行“端一诚庄”、“惟德之行”的妇女。她怀文王时，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从而使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一而识百”。“太任胎教”因此成为古代胎教的典范。《颜氏家训》也援引了“太任胎教”的理论，要求母亲在孕育期间就行得正，坐的直。这种做法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其试图从出生之前就给孩子好的影响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二是早期教育要从孩提开始，《治家》说:“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而到了龆龀之年就进行比较规范的教育了。龆龀就是换牙的时候。《序致》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从其表述来看，进入龆龀以后的教育从内容上看，一是“规行矩步，安辞定色”，就是在言谈举止上养成良好的习惯。二是“厉短引长”，发现孩子的优缺点，引导孩子全面发展。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颜之推强调家庭和谐对孩子的影响。和谐家庭的首要前提就是维护完美的家庭伦理，亲情是家庭伦理的根本。维护亲情则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基本伦理。《治家》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这里，颜之推特别强调父母兄长的作用，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就是一种化成教育，化成的原点则在长者，家庭教育过程就是“自上而行于下”的过程。长者的表率作用直接影响到子弟的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还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和谐相处。家庭是一个亲情的集合体，是“九族之本”，家庭和谐的关键在于三亲之间的“笃”。《兄弟》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亲焉，故於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传统社会的家庭多为大家庭，家庭成员关系复杂。颜之推承认家庭虽然是一个亲情社会，但是，家庭成员之间在利益上都各有诉求，思想情感也各有差异，即便是兄弟之间也存在着距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如果兄弟不睦，“则于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因此，兄弟之间要牢记彼此之间属于“分形连气之人”，其亲情伦理不可替代。要“节量亲厚之恩” “不为旁人之所移”。妯娌娣姒之比兄弟，彼此疏薄。“娣姒者，多争之地也，”“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这种彼此间的矛盾也势必影响孩子的教育。颜之推提出妯娌之间要“恕己而行”，在此基础上，“换子而抚”，既可以促进彼此情感，也可以为孩子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环境。传统社会经常出现多妻现象，多妻出现的矛盾也影响孩子的成长。颜之推对于这些影响孩子成长的行为都是竭力反对的。他甚至反对后娶。在《颜氏家训》中，他专门将《后娶》列为一章。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后娶不利于子弟的成长：“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势使之然也”。他以周代尹吉甫为例，说明后娶的危害：“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闲之，伯奇遂放。”关于后母之与前期之子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话题。后母不良的说法或许是以偏概全。但颜之推通过对后娶的分析说明他对建立良性家庭环境的愿望。

严与慈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关于严与慈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就有不同论述。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孝经》有“严父莫大于配天”，或主张慈，或主张严。但宽严相济在后世越来越被人们认可。颜之推主张以严为主，宽严相济。他认为治家如治国，《治家》曰：“答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严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将严绝对化。要严中有慈，严慈相济。因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颜之推将严与慈和父子等级关系和亲情伦理结合在一起。严是为了明确父子等级关系，只有明确了父子等级关系，严才能落实。慈则是展现父子亲情伦理，没有亲情作为纽带，孝慈情感也无法建立起来。家庭教育必然会失败。因此，“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百行孝为先，颜之推主张的严与慈是以孝为起点，进而进行立身处世教育的。

颜之推将严放在首位，反对无教而爱。《教子》：“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此处讲的无教而爱就是溺爱，溺爱就是亲情之爱的过分使用。溺爱往往是对孩子的行为不加限制约束，任其所为。其结果是培养了孩子的骄慢之气，再进行教育已经为时已晚，即使是“捶挞至死”也没有任何效果。不仅不能树立父亲的威严，反而增添了父子之间的怨恨。颜之推认为，人都有爱之之心，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把握爱的分寸：“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因此，家庭教育必须坚持从严字入手。颜子推用自己的亲身感受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小时候受到较为严格的教育，“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但是，九岁以后，“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终尔变得“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

因此，颜之推不仅强调严字当头，甚至提倡棍棒教育。《教子篇》有：“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於呵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 他认为，不能严格要求子弟的人，并非要让子弟学坏，而是教育力度不够。只知道简单批评，不知道在必要时刻进行严厉的管束。严厉管束就包括体罚一类的措施。人们因爱子弟“不忍楚挞惨其肌肤”。在颜之推看来，这种棍棒教育对于孩子教育来说，犹如痛苦之针药。“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於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颜之推对棍棒教育的提倡，当然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在早期注意孩子的习惯养成，习惯成自然，就不需要棍棒的。但是，在生活中，单一温和式的养成教育不能完全解决教育问题，孩子天性中的顽劣基因也需要进行更严格的教育。因此，棍棒教育是必要的。棍棒教育是严慈相济过程中的必要手段。棍棒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曾子教子就使用过棍棒教育。后期儒教把父子关系变成一种纯粹的支配关系，父亲对孩子具有绝对的处置权。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棍棒教育甚至成为基本的教育手段。“棍棒出孝子”，就是棍棒主义的极端表现。因此，现代社会以后，棍棒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并成为封建主义摧残儿童的典型罪证。今天，棍棒主义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棍棒主义依然存在。欧美国家讲人权，打孩子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棍棒主义依然有市场。像新加坡，就不反对棍棒教育。韩国人虽然不太赞成楚挞惩戒，但是，体罚现象却极其普遍。在中小学，学生犯错误甚至迟到，都要被罚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学生对规则的遵守。这种情形都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因此，棍棒主义教育对于孩子养成教育的作用的影响，依然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三、“学贵能行”的务实主义学习观

读书学习是《颜氏家训》的重要内容。虽然颜之推强调要知稼穑之艰难，但是，读书学习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第一要务。《勉学》篇专门讨论读书的意义和方法，“为不学者言学，为学者言实学”。自汉代以来，受经学的影响，为学读书都带有学术化味道。颜之推论读书，也将做学问作为读书的基本态度。在颜之推看来，读书是立身的本钱。“人生在世，会当有业”，读书就是事业。

他首先为不学者言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读书应该是士大夫子弟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读书是成就大业的重要条件：“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惰慢，便为凡人。”魏晋以后，士族社会兴起，门阀制度将门第看成是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贵族阶级时代拥有不劳而获的特权，这也使得贵族社会失去了积极有为的动力。不学无术，饱食醉酒，无所事事。“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 结果是，遇到战乱，历史开始重新洗牌的时候，贵族和平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有学问者，“有学艺者，触地而安”，无学问者，“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读书能够为自我生存提供保障：“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因此，读书学习是关系到安身立命的头等大事。

读书之所以能够安身立命，是因为读书求学问能够“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能使人知，并能够使人行。做忠臣孝子的关键首先得懂得忠臣孝子的道理：“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赒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读书能够让人通过知而改变行。知能够改变行：“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利行是将礼义道德精神化入行动中，并在学习中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而非简单地追求个人的显达：“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进己和利行具有本质的区别。

将知和行结合在一起，强调知对行的基础作用，是颜之推治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对时下无知者却自认为无所不能的现象进行了嘲讽：“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发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在颜之推看来，不知而有能是对自身的否定，能必须建立在知的基础上。

正因为知对能的决定性作用，使知识改变行为成为可能，因此，知与行的统一，学以致用，是读书学习的根本目的：经世致用，“学之所知，施无不达”。《涉务》认为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有能力做以下几种人，一是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朝廷之臣”，二是具备高度学术素养的“文史之臣”，三是智勇双全，善于战斗的“军旅之臣”，四是熟悉民情而又廉洁爱民的“藩屏之臣”，五是出使不辱君命，从容应变的“使命之臣”，六是精通土木建筑之事的“兴造之臣”。这些人都各有所长，专精一职，具备“应世经务” 的能力，能够“行道以利世”、“事君以利社稷”。但是，“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如此读书，是没有用处的。

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有学问、本领者，都能够得到应得的位置。学与用经常发生矛盾，于是便有“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出现。颜之推在《免学》中借主客问答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颜之推借助“主人”的话说：“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学问好、精通古今的人就像雕琢过的玉石，没有学问的人像没有雕琢过的矿璞，在品质上无法和精通学问的人比较。其次，颜之推还认为，确实有不学习就能够出将入相者，但他们都是生而知之者，他们“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这些人“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但一般人都是孔子所说的“学而知之”者，“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学以致用前提是学，不学就连被用的机会也没有。

将知与行结合，并以知的践行作为读书评价的标准，使得读书行为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这也使读书学习成为永无止境的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颜之推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所求进益耳”，因此，读书需要有永不知足的谦卑。如果“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为了实现其教育目的，颜之推认为必须“德艺周厚”。他反对儒生“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他推崇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同时读书不仅限于《五经》，还应兼及“百家”，农、工、商贾等各种技艺知识，书、画、数、医、琴、棋、射、投壶等杂艺，都应该成为学习的内容。

颜之推强调早学和勤学。他认为早期积累是学习的黄金时期。但是，学习是一生一世的事，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即便是“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勤学则是为学的不二法门。他赞扬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坚毅不拔的毅力不仅是学习的动力，也可以培育高尚的人格。在学习方法上，颜之推推崇勤学好问，通过与人交流，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他引用《礼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观点，认为相互学习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水平，达到“切磋相起明”的效果，还能够结交朋友。而“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多矣”。这种交往式的学习在今天依然有意义。

在学习态度上，颜之推强调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耳受是道听途说，眼学则是亲力亲为。百闻不如一见，道听途说势必导致谬误百出。颜之推认为，学习古代典籍文字是根本，“夫文字者，坟籍根本。”学典籍，首先要通晓文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

四、立身处世与存身

《颜氏家训》产生于动荡不定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给道德坚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何在乱世中保存自己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颜之推作为一个忠于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并不愿意为了活着而活着。他为子弟们设计了一条既能保护自己又能体面做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努力在自保和守德之间寻找平衡。“生不可以不惜，不可苟惜”是其立身做人的基本底线。

颜之推将保生和存身放在重要位置。在《养身篇》中强调生命的神圣性：“性命在天，或难钟值”，因此“生不可以不惜”。时代环境的变化使颜之推对儒家倡导的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作了调整，他不主张在乱世中作无谓的牺牲：“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都为“君子之所惜”。他以为“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敬佩吴郡太守张嵊在侯景之乱时“建义不捷，为贼所害，辞色不挠”，但也对这样的惨死表达了惋惜之情。因此，他不断向子弟灌输在乱世中求生存的经验之谈。在颜之推看来，不仅动乱中世道险恶，在平安时期也要谨慎生活，明哲保身。一是要知足常乐，凡事适可而止。“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二是不要多言多事。《省事》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能走者夺其翼，善飞者减其指，有角者无上齿，丰后者无前足，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三是要克己守礼，不能任气妄为，锋芒毕露。《文章》中他对历史上任气而为者皆有微词，原因就是他们不能明哲保身：“阮籍无礼败俗，稽康凌物凶终，傅玄念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四是不为人先。《止足》云：“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这与道家“不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存”的思想如出一辙。这种既要免耻又要无危的生存策略，确实和老子的在狭缝中求生存的精心算计有相似之处。但这一切，并不是完全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人生策略。因此，求生存的原因是为了避祸，不是没有底线的。“生不可以不惜，不可苟惜”，坚守人格操守生存，讲无为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是颜之推的存身基本底线。

不可苟惜，就是在保存自身的同时，坚持道德操守，积极有为，经世致用。在封建社会，功业与出将入相的理想密不可分，颜之推也希望子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做“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但是，出将入相，做有为之臣，首先要崇道守德，《省事》云：“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如果为了求官不择手段，“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德不仅表现在事功上，也要表现在做人上。颜之推强调求生避祸，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道义坚守还是要占上风。如果为维护道义，付出生命代价也是值得的。比如保护维护道义的志士，就应该当仁不让：“死士归我，当弃之乎？”“伍员之托渔舟，季布之入广柳，孔融之藏张俭，孙嵩之匿赵岐，前代之所贵，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

追求地位名望显亲扬名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但是，求名和求官一样，都要以修身立德为前提。不求浮名，做到名与实相符，是求名的基本原则。《名实篇》云：“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颜之推将士大夫求名分为三类：“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是求名的最高境界，“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虽然修身慎行，但“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令人们唾弃的识窃名者，“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以德立身、名实相副才能够赢得威望，是存身的基础。而修身立德与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息息相关。在为人处世方面，颜之推告诫子弟要善与人交，与善人交。善与人交，就是与人和谐相处。善与人交才能存身善终。《风操篇》赞扬房文烈、裴子野宽仁笃厚，讽刺邺下将军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吝啬无比。善与人交不仅表现在态度上，更表现在礼仪细节上。在接人待物上他教导子弟要注重礼节，肢体动作到称呼用语都要合礼，参加红白喜事要真诚守时，说话要文明，不要以伤害别人来取悦自己。

与善人交，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和比自己强的人交往，二是与品德高尚的人交往。《慕贤篇》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与善人居，是儒家思想的传统，孔子讲“中人以下不可与语”，孟母三迁的故事被广为推崇，说明了与善人居对孩子成长的意义。颜之推也强调“但优于我，便足贵之”的交友原则。与善人居的道德前提是善人须有道德上的善：“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凡损于物，皆无与焉。”

作者简介：杨茂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秘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