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家训文化在中国有着三千年之久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家训虽然涉及领域及其广泛，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的。我国传统家训中的“齐家之道”由居家之道、治家之道、教化之道几个方面构成。家训中的齐家之道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肯定的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科学地评价传统家训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文化的历史地位，剔除其封建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的精华，这对于我国当前的家庭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齐家 家训 传统 家庭建设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齐家”视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为宗旨的古代家训文化十分发达，尤其是家训中的“齐家之道”，更是先人们留下的极具特色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传统家训文化在中国有着三千年之久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家训一般是父母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训示教诲，另外也包括兄弟姊妹间的诫勉，夫妻间的嘱告。正因为如此，传统家训虽然涉及领域及其广泛，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的。我国传统家训中的“齐家之道”由居家之道、治家之道、教化之道几个方面构成。
（一）居家之道：谨守礼法，各无渐德
《颜氏家训》认为要使家庭和睦，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这三种关系，“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实际上留有家训传世的大多是官宦之家或世家大族，因而还有调整主人与仆人关系的伦理关系。居家之道由调适家庭各种关系的规范组成。
1．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的父辈之道
尽管传统家训极为强调家长的权威，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封建专制主义，但也有不少家训作者在论述父母子女关系时，也同时对为父母者提出了“慈”为核心的父母之道，要求做父母的在不失家长权威的条件下，对儿女、家人宽以待之，这样，如仁孝文皇后《内训》所言，“慈者，上之所以抚下也。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 袁采的《袁氏世范》中的《睦亲》篇讲得更为入情入理。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
由于家训的制定、撰著者均为家庭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长者，他们多是深受儒家封建伦理熏陶的人士，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因而，每篇家训在论及治家的道德要求时，总是把家长以身作则、正身率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赵鼎《家训笔录》特别强调子女多的大家庭的家长更要憎爱不偏，“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隐，乃可率下。不可以久远不慎，致坏家风。”《袁氏世范》强调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
2．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
“孝”是传统伦理的基本范畴。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长一般是由家庭中辈分最长的男子担任，加之家庭权力的转让、财产的继承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儿子绝对地服从、孝顺父母就成为封建家庭道德最为根本的道德规范。对此，传统家训无一例外地都把“孝”放在家庭道德的首位加以强调。范质《戒从子诗》一开始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尊长，不敢生骄易。”王夫之认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船山遗书姜斋文集补遗》）不少家训都将“孝”与“敬”联系起来加以要求，认为“养”固然重要，而“敬”更应提倡。如仁孝文皇后《内训》中就说：“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孝奉为孝，斯末也。”
3．择偶重品、夫义妇顺的夫妇之道
夫妇关系是“三纲”、“五常”所强调的重大伦常关系之一。在古代的宗法社会中，夫妻关系的调适是片面地遵照着“夫为妻纲”、“男主女从”的准则进行的，古代家训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传统家训仍有不少可取之处。一是婚姻关系上强调重视品行，忠贞专一。姚舜牧的《药言》主张“一夫一妻是正理”，他特别强调婚姻的忠贞专一，告诫子弟“结发糟糠，万万不可乖弃”；“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袁采一再叮嘱家人不能在儿女幼小时就为他们议定婚姻，以免误了子女的终身。蒋伊极力反对婚嫁上的门当户对、嫌贫爱富的旧观念，主张“嫁娶不可慕眼前势利，择婿须观其品行”。二是不少家训都反对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主张应允许女子再嫁。《蒋氏家训》告诉家人，“妇人三十岁以内，夫故者，令其母家择配改适，亲属不许阻挠。”范仲淹甚至给再嫁的本族女子以经费资助。三是认为夫妇和睦，夫义妇顺。彭定求的《治家格言》教诲子弟“为夫妇，和顺好”；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中指出，“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
4．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的兄弟之道
传统家训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都把兄弟姊妹妯娌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是“家道隆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要求“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方孝孺《逊志斋集》）《颜氏家训》强调了兄弟失和、家庭不睦的危害性，指出：“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童仆为仇敌矣。”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开篇一章就是“睦亲”，它不仅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兴家”、“齐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从财产的分配，不受婢妾仆隶的谗言迷惑以及避免姑嫂妯娌间的言行失和等方面保证家庭和睦的具体措施。
5．关心体恤、宽其处之的待仆之道
由于大多数的家训作者都是官吏和家道殷实的士绅，因而如何对待奴婢下人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论及的问题，调整主仆关系的道德准则在家训中非常具体。除了强调坚持封建尊卑原则、要家人对仆人严加管束之外，同时要求家人善待他们。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关心仆人生活。《袁氏世范》从许多方面告诫做家长的要关心奴仆，“婢仆欲其出力办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婢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婢妾无夫子兄弟可依，仆隶无家可归的，要养其老。姚舜牧认为“待童仆不可不严，然饮食寒暑，不可不时加省视。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药言》）二是体恤仆人辛苦。庞尚鹏要求家人宴会宾客应早点结束，好让下人早些休息，“大寒、大暑，犹当体息厨下人。”（《庞氏家训》）《郑氏规范》说“佃家辛苦，不可备陈，……新管当矜怜痛悯，不可纵意过求。”“田租既有定额，子孙不得别增数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党之人。”郑板桥甚至嘱咐弟弟将前代家奴的契卷烧掉，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难能可贵。三是对待奴仆要宽恕。蒋伊严格规定“不得苛虐童仆，女人不得酷打奴婢”（《蒋氏家训》）。《袁氏世范》认为凡为家长者在使唤男仆和婢妾时，应“宽其处之，多其教诲”，不可轻易鞭挞惩罚。康熙皇帝认为，下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教训过以后就不应该记恨在心，更不能借一些烦细小事蹂躏折磨他，使他恐惧不安。（《庭训格言》）四是尊重仆人人格尊严。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就委托其严格教育儿子，要求将自己的儿子与下人子女一样看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我儿凌虐他。凡鱼飨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之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洋溢着浓郁的人道精神。[[1]]
（二）治家之道：持家谨严，勤俭睦邻
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详细交代了周密藩篱、防火防盗、宅基择选、房屋建造、雇请乳母、管理仓米、置造契书、借贷钱谷、纳税应捐、植种桑果、饲养禽畜等等家务管理的具体事宜。良苦用心，跃然纸上。《郑氏规范》对制度制订、管理人员任用、具体家事料理等都作了详尽周到的规定。
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在历代家训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平常百姓，还是达官贵族，无不在家训中反复叮嘱家人尚节俭，戒奢糜。几乎家喻户晓的家训名篇－－《朱子家训》仅五百多字，涉及勤劳、俭朴内容的就不下一百多字。告诫子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在辞官回乡途中，针对当时的奢糜之风日甚，拟出《德星堂家订》这篇著名的家训。家训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他规定招待来客不许用“燕窝鱼翅之类”；客人如住数日，中午只以“二簋一汤”相待；他要求家人衣着朴素，婚嫁务求俭约，丧葬祭祀从简，不得“鼓乐张筵”，将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这些主张，实在难能可贵。
农耕文明时代，一个家庭、家族要能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邻里关系。这是因为从小处说，“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袁氏世范》）从大的方面说，盗贼土匪侵扰，也好有个照应。因此，许多家训在家庭生活管理中都强调奉行和待乡邻、讲究人道的睦邻之道，体恤孤寡，救难怜贫。被朱元璋誉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的家训《郑氏规范》，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家训还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诸如：灾荒年月借给穷苦乡亲的粮食不得收息；开一爿药店为无钱请医生的穷人医治疾痛；炎夏季节在大道旁设一些茶水站，以济行路的“渴者”；捐资修桥补路，“以利行客”；族人中无子嗣者，应在生活上予以周济；设“义冢”一座，以供无地的乡邻死后安葬……
（三）教化之道：端蒙重教，修身做人
教子也是传统家训“齐家之道”的重要内容。因为“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家范》卷二《祖》）由于子孙担负着延续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因而历代家训都十分注意子孙的教育，将加强子弟修身做人的养成教育作为家庭教育、“整齐门内”的一个基本原则。
首先，在教育宗旨上，强调清白做人。传统家训提倡“爱子有道”，反对溺爱、宠爱，强调以进德修身，贵名节，重家声，清白做人为重。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诫子弟，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郑板桥也认为，做个好人是第一重要的，“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2]]他将这种思想意识贯穿于对儿子的教育之中。
其次，在教育的时间上强调“蒙以养正”。传统家训的作者们，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明代的《庭帏杂录》是儿子们记录父母尤其是母亲李氏平日训诫的家训。李氏注重从孩子小时加强教育，也十分注意从点滴小事上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儿子袁衷说母亲对他们“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辈幼而知礼。”儿子袁衮谈到，自己小时，有次家童阿多送他和哥哥上学，回来时，见路边的蚕豆刚熟，阿多就摘了一些。母亲见了，严肃地教育他们说：“农家辛苦耕种，就靠这些作为口粮，你们怎么能私摘人家的蚕豆呢？”说完，命送一升米赔偿人家。李氏每次购买柴米蔬菜之类的东西，付人银子时平秤都不行，她总是再加上一点。袁裳对此很不理解。李氏利用这件事，教育儿子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吃亏的道理。她开导儿子说：“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3]]
再次，在教育内容上，传统家训的作者们着重从勉学、自重、处世、交友几个方面加强训诲。要求子孙从小读书知礼，立志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要自立自重，淡薄名利；要谨慎处世，宽厚待人；要慎重交友，“择善而处”，“近贤远佞”。
二
上述家训中的齐家之道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积极的方面。由于传统家训形成和流传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道德的影响，加之这些家训多出自封建官吏及士大夫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
一是为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宣传和辩护。
汉代以降，历代封建君主几乎无一不在践行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法律中也把“不孝”作为重罪来严惩。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下“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封建君主对国家的治理不过是宗族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应用，这样一来，调整两方面关系的道德规范“孝”和“忠”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差别，“资父事君，忠孝道一”（《魏志·文聘传注》），“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忠臣出于孝门”。这种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移孝作忠、忠孝一本的观念在自然经济下的家庭中找到了滋生和培植的土壤，而封建家长从维护其绝对权威和家族的兴盛考虑，也把向子弟灌输孝亲敬长、“父为子纲”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历代家训中，这一内容都占了相当的篇幅，“孝”成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常的核心。
二是强化了家族认同心理和排外意识。
宗法制度是形成家族主义的基础，而家训文化又促进了家族主义在世人心中的沉积。不少家训族规都要求族人患难相恤，团结互助，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导致排外及宗族冲突甚至械斗的可能。如同治年间《东阳潘氏宗谱》的族规就明确提出：“族属同气，休戚与共，凡遇水火、盗贼、诬枉，一切患难，须协力相助。”
三是片面要求卑幼服从尊长的“愚孝”伦理及男尊女卑观念的消极影响深远。
尽管这方面的家训数量不多，却很有影响力。例如司马光家训中所宣扬的“愚孝”思想，将父子、夫妻关系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推向了片面的极端。他认为，做儿子的应该绝对服从父母，唯父母之命是从。他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居家杂仪》）即使夫妻非常和睦，感情很好，只要父母不满意，就必须将妻子休掉；反之夫妻关系再不好，只要父母满意，就得凑合一辈子。这种荒谬的说教对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家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从当时和以后的家训中，可以看到世家大族、普通人家，或将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作为治家、教子的范本；或引用司马光家训，作为教家立范的根据和借鉴。
还有一些家训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家训，倡导男尊女卑、“烈女不更二夫”（王刘氏《女范捷录》）的道德观念。有学者统计，明以前的史书中记载的贞女烈妇一共才两百多人，而《明史》中“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4]]即便如此，也是十分之一，正如《明史·烈女传·序》所说“湮灭者尚不可胜记”，史书中只“存其什一”。明太祖朱元璋，无疑是将广大妇女推进火坑的罪魁祸首。《明会典》载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不仅表彰，而且还有经济上的利益，这种对贞节的奖励，自然刺激了贞女烈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明朝政府还有官员专门负责其事，对事迹昭著的，赐祠祀或树牌坊加以表彰。[[5]]尽管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明清时期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政策激励，不能归咎于家规家训，但家训中的这些愚腐说教无疑也难辞其纠，是应该彻底抛弃的。
四是压抑人性，增强子弟奴化意识。
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在强调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家训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强化，自幼生活在封建家长耳提面命、动辄惩罚的环境里自然容易形成片面服从尊长的盲从意识。
五是培植了安土重迁的小农意识和重农抑末观念。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世世代代囿于闭塞的乡村，极少有机会去外地或城市，而且封建家长还通过家训、家规对子弟进行约束，认为“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陆游语）；要求“早晚不时稽查，不许远离膝下”（于成龙《治家规范》）；有的硬性规定家人“累世乡居”“子孙不许移家入城”，以免将来“不知有宗族”（《庞氏家训》）。封闭式的经济和管理培植了浓郁的乡土意识和重农观念。
三
源远流长的祖国家训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科学地评价传统家训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文化的历史地位，剔除其封建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的精华，对于我国当前的家庭建设大有裨益。
第一，汲取传统家训齐家之道的精华以涵养当下家庭美德。尽管家训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衰落了，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它的思想文化价值和重要教化作用。今天的家庭，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文化尤其是齐家之道的精华以涵养家庭美德，应着重吸收传统家训中孝敬长辈、待人以诚、勤劳节俭、和睦邻里、乐善好施等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合理借鉴其养正于蒙、家风陶冶、言传身教、实践养成、情法并用等具体做法，并结合时代需求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家训文化。
第二，借鉴传统齐家之道的家风建设经验营造和优化时代家风。“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张九龄语）。因而，家庭教化、家风培育就至关重要。做过刑部尚书的清代官吏魏象枢说：“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这话道出了营造优良家风的重要意义。
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面貌。良好家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优良品德和传统起着积极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传统家训中不少都强调继承家族的良好家风，特别是仕宦家训。司马光特别重视家风对子弟的熏陶作用，他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司马康不仅自己要吸取寇准不良家风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以继承祖辈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清白”家风。包拯在短短几十个字的家训中，要求为官的子孙不得贪赃枉法，保持清廉家风。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在教子诗中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6]]要他们耕读传家、甘于淡泊、不贪富贵、重节崇德。元朝出身于皇族的大臣耶律楚材，经常对儿子进行显赫家史的教育，要儿子建功立业，“勿学轻薄辱我门”。[[7]]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优良家风的形成，会使孩子在其中如沐春风，收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效，而良好家风又反过来促进民风世风的净化和优化。
第三，学习传统家训齐家之道的主要内容培育青少年优秀思想品德。
鲁迅先生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代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以教家立范为宗旨的家训文化，其核心始终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上述家训齐家之道的主要虽然良莠杂陈，但基本方面至今仍然有较强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父不慈子不孝、家庭暴力、婚外恋情等违法悖德事件屡见不鲜；由于家教不严引发的“官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违法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重智轻德、重养轻教、子女叛逆以及代际矛盾、代际剥削等现象日益突出。
传统家训齐家之道的各个方面剔除其封面糟粕都可以为今天的青少年家庭教化参考借鉴。调适家庭成员关系中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的父辈之道，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择偶重品，夫义妇顺的夫妇之道，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的兄弟之道，家政管理、家业兴建中持家谨严、勤俭睦邻的治家之道，家庭教育中的端蒙重教、修身做人的教化之道，无一不可扬弃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所用。
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曲阜孔府及孔子研究院讲话结束时郑重强调，“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14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传统家训中的“齐家之道”就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弃之不用，而应该发扬光大，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来为我们今天家庭美德、家风培育、家庭教化以及整个家庭建设服务。
作者简介：陈延斌，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首席专家。
[1]参见拙文：《中国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与21世纪的道德文明》，《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2期。
[2]《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3]参见拙文：《“庭帏杂录”与李氏的以身立教》，《少年儿童研究》2005年第6期。
[4]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本，第180-181页。
[5] 参见拙文《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齐鲁学刊》2003年第3期。
[6]陆游：《示子孙》，《陆游集·剑南诗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13页。
[7]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