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谱在齐家中的价值及对家风的记忆作用——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撰谱序及《黄氏雪谷公家谱》为考察中心
摘要：以谱齐家，是历代谱学家所秉持的谱政观念；而谱载世系、志传、祖典、家训及家学等恰好也成了家风的物质记忆。黄炎培先生修谱坚持“以谱齐家”的观念，认为修谱能促进家庭文化建设，激励后人立德、立功以继承祖典与家学，由爱一家一族而至于爱民族、爱国族，甚至可以形成家族乃至民族的文化特质，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据黄炎培举人中式《朱卷履历》和《黄氏雪谷公支谱》史料，参以明清诗文别集及方志文献史料，考证黄炎培始祖为春申君黄歇，上海始迁祖为黄彦，而其十世祖至七世祖则为黄锡周、黄霂、黄恒松、黄焜和黄煜，累世经商，“富而好礼”，成为商才儒魂的典范，而这也形成了黄氏家族的家风，并影响到黄炎培的父祖辈及其本人的人生价值取向。
关键词：黄炎培 家谱 谱以齐家 家风 商才儒魂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号楚南，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人，我国著名的诗人、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教育、历史、文学、方志和家谱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中华职业教育之父。著有《新大陆之教育二编》、《黄炎培对于棉兰华侨教育意见》、《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清季各省兴学史》、《苞桑集》、《空江集》、《八十年来》、《民国川沙县志》、《川沙县志金石志》等多种，其新旧体诗则收入《黄炎培诗集》。黄炎培还曾发起和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两个民主党派。民国时期曾任国民参政会议委员，1949年后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关于黄炎培的家世、家学与家风，学界已有所关注。[[1]]然囿于新材料的缺乏，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笔者检书，觅得黄炎培《举人中式朱卷》和黄炎培纂修的家谱《黄氏雪谷公支谱》等稀见文献，获得了有关黄炎培家学、家风的若干史料，以及黄炎培所撰谱序及谱例等，故缀文，考证黄炎培先生谱学思想及其对商才儒魂家风的传承，并论证家谱的价值，以飧同好。
我国著名文化学家柳诒徵先生论述谱牒的价值，认为：“圣哲诏人之相续，有宗庙焉，有谱牒焉。年祀绵延，礼制演变，后世之宗庙、谱牒不尽合于古代。要其续天立人，源流一贯，无二道也。……而吾族人守先待后，禀圣哲之教不渝，其亦缘兹族谱。守其特质，而益勉于人之贵且大者，由一族而广推及于国族乎？”[[2]]柳诒徵先生认为谱牒与宗庙在齐家治国中具有“续天立人”的价值，而固守家学，团结族人，禀持圣贤做人的教诲，并形成家族的风貌与特质，也有赖于家谱的记忆功能。这就是所谓的谱以齐家观，或曰以谱为政观。蔡元培先生在论述世界每一民族必有其不同之特质方能赖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撰文说：“予以一氏族之谱与一民族之历史同，必有可以推见特性者。虽其中传记者所著足以见其人之行习性情者，仅及于历世最著之贤哲，然即此代表之数贤哲而推暨之，又征之于其所传诵之家训、普守之规条，则所谓特性者尤足以抽象而得之。”[[3]]以上二贤之论，皆认为修谱不仅可以齐家治国，而且还可推见和彰显民族、国族的特性与文化，以见其与世界之不同。
黄炎培先生共撰谱序三篇，并两次参与纂修《黄氏雪谷公支谱》，不论其所秉持谱学观念，还是修谱之实践活动，皆奉这一“谱以齐家观”为群治之规条和治家之圭臬。
一、《练西黄氏宗谱序》与谱记祖典
黄炎培于民国四年（1915）为《练西黄氏宗谱》作序。《练西黄氏宗谱》，共十四卷，首一卷，诚明堂刊本，黄守恒[[4]]编撰。是谱共载谱序四篇，黄炎培撰《序》列第二篇，其文云：
世界进化，由宗法社会进而为国民社会，论者信为不易之原则矣。以亚东开化之早，而留恋于宗法社会者数千年，其故盖缘交通所及，政权统一。即有纷扰来，数十年复其原状，无至剧之竞争，无至坚之抵抗，故其进取之途较迂，而行较滞欤。二十年来，以外力之激荡，而国家主义大昌，人人皆将辍俎豆而执干戈，作新民，而弃旧德。虽然，吾于今所谓文明先进国，亦尝游其闾巷，揽其简编。写伟人之生平，累累先德；拜英雄之遗象，赫赫故居。几见谈群治者，忘祖典邪？
吾族居扬子江下游，崇明、嘉定、宝山、川沙诸县至繁，而吾家与顽公家（黄守恒）尚未获深究其沟通之所。顾余交顽公久，尝共事于教育界、行政界。每见其业务余暇，篝灯伏案，朱墨燦然。非先世之遗文，则乡邦之掌故也。辄心感其致力之勤，而愧余之有志弗逮。乃者辑《练西黄氏宗谱》成，邮示印本。顽公可谓不忘本者矣。若其体例之精审，纂辑之密致，为家乘开新纪元。此则老手斫轮，顽公之以是见称于侪辈，匪自今始。
案，黄炎培与黄守恒，同为上海人，一居川沙，一居嘉定。二人共事于教育界和行政界，故黄守恒请序于黄炎培。黄炎培撰《序》，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四月二十三日，当时黄炎培正从日本赴美国考察途中。据《黄炎培年谱》，是年四月九日，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炎培被邀参加，乘坐太平洋公司的“满洲利亚号”轮船由沪启航，先抵日本横滨。短暂逗留后，再由横滨往檀香山，至四月二十六日抵檀香山。[[5]]
观是序，黄炎培认为家谱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但是在国民社会，崇尚国家主义和人人要作新民、摒弃旧道德的背景下，谱学并不会被废止。所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的观念并非过时，仍属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国五年（1916）孙中山曾应族人孙可畏之邀撰《孙氏宗谱序》，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凡事必有起点，由家族主义推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推为五族共和，而成天下大同胞主义”，并说道：“持救世之志，仁也；先九子之亲，义也；遵尊长之命而请序于予，礼也；由家族主义而悟民族主义及天下共和主义，智也。孟子云：‘凡有四端于我者，智皆扩而充之矣！吾子信可人矣！’”[[6]]后来又在1923年给《詹氏五修宗谱》作《序》，重申他的观点，认为：“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城。今欲甲乙或丙无强弱不更为敌，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7]]再如，冰心在给福建《谢氏宗谱》作《序》时说：“族谱是承上启下的家族历史，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8]]难怪章炳麟有一次观平湖《孙氏宗谱》后，心情非常愉悦，赞美说：“我览图传，好仰春风；言深如海，乐复何穷！”[[9]]
其实，在西方所谓的“文明先进国”亦有作谱的传统。黄炎培数次到美国、日本考察，曾经“游其闾巷”，阅读他们所编纂的家谱、简谱等，对于家谱史料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向“谈群治者”指出，家谱有记载“祖典”的记忆价值，可以“写伟人之生平，累累先德；拜英雄之遗象，赫赫故居”，具有强大的齐家治家的教化价值，能够促进家庭文化建设。黄炎培家谱《黄氏雪谷公支谱续辑》收录黄氏宗族祠堂图、祖先画像及墓地等，同时记载明、清至民国三个时期家族文献将近40部，包含经、史、子、集四部（俟后详论），足称文献世家。
同时，在论及黄守恒所编纂家谱在体例上的创新时，认为有开新纪元的价值。《练西黄氏宗谱》的体例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现代统计法的运用上。比如“世纪表”的编纂内容改为分栏单列讳字、生卒、学行、事业、职位、妻妾、子女和居宅、墓地等八栏，分类清楚，内容一目了然。而在谱后所开列的家族人物统计表则有“累世出生统计”、“累世年齿统计”、“累世族长统计”、“累世列传邑志统计”、“清代科举统计”等五种，这种科学统计法的运用，也给黄炎培家族的修谱实践带来影响，当然也会对今天有志于家庭文化建设而欲创修或续修家谱者提供借鉴。
二、《黄氏雪谷公支谱初辑序》与谱以志善
《黄氏雪谷公支谱初辑》是由黄士焕[[10]]编纂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共十卷，雪社刊印，卷首署“黄氏支谱”，由著名教育家沈恩孚[[11]]题签。雪谷公即黄炎培八世祖黄霂（1660—1702），字既霑，号雪谷，雪社之名亦由此来。该谱共载谱序两篇，一篇为黄士焕自序，另一篇即为黄炎培所作。黄炎培《序》云：
吾家就谱考之，当是春申君后。按今所存家谱，为清同治六年丁卯，崇明埌庵氏所辑，以宋侍卫元一公为始祖。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至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此皆谱中语。而谱首乃畲氏序，又称谱载宋淳熙已酉春申君之五十二世孙细一公创建法昌寺于清溪，旁设家庙，供春申君为始祖云云。此殆据其所见旧谱。果尔，则细一公为春申君五十二世孙，元一公先细一公十一世，即春申君先元一公四十一世。其自元一公以下，固斑斑可考也。相传黄浦为春申君所开，以通吴水利者，故亦称春申江。吾子孙沿浦东西而居，历二千年未之夷，且加繁焉。远念先泽之留传如此，其长且久。观夫濬浦以托迹者，其人包五色种，其所徙来遍五大洲，此一衣带水，名闻于全世界，吾宗固足以自豪，而吾后人所负光且大之责亦重矣哉！曾叔伯文创议合十九世祖雪谷公后组为雪社，并调查自十九世以来名字、年龄、职业、住所等，编以付刊，而叔祖季纯[[12]]慨任刊资。余方服社会役，长日卒卒，未克终随诸伯叔兄弟后有所尽力。辄写吾家与斯土之关系，弁于其编，以自勉，且勉吾后焉。
案，此序撰于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一月二十八日，即黄氏家族的所谓“雪社常会日”。由序知，黄炎培亦曾参与该谱纂修工作，但因“服社会役”[[13]]而未尽力。再据黄士焕《序》，则《雪谷公支谱》是黄士焕从黄炎培所收藏的同治六年（1867）《崇明黄氏宗谱》中抄录出的元一公第五子黄天瑞一支，再以雪谷公一宗五支为主干重辑而成。黄士焕《序》有文云：“余于民国八年冬，由族侄任之（黄炎培字）处觅得旧谱一部，计五十本，费数月之精神，始悉我始祖宋侍卫元一公由汴梁从宋高宗南渡至句曲，距今七百九十余年。”[[14]]元一公即黄彦，元一其字也。黄炎培举人中式《朱卷履历》云：“始祖黄彦，宋南渡时为康王府侍卫亲军，随驾至临安，致仕后隐居嘉定之滕阳，再东迁居青浦。”[[15]]黄炎培先生是在光绪壬寅（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的，他的举人《中式朱卷》，内容包含三篇科举文和履历表。三篇科举文涉及了经济、法律和政治思想，对于研究黄炎培早期的社会观念与思想颇具价值；履历表记载其家世甚详，从迁上海始祖黄彦一直列到祖、父辈。
再，据黄炎培《黄氏雪谷公支谱·序》，元一公为上海开派始祖春申君黄歇四十一世孙，而黄炎培为元一公二十七世孙，则其为春申君第六十八世孙。是故，黄炎培据此记载，始知其为黄歇后裔，亦颇引以自豪，他说上海：“其人包五色种，其所徙来遍五大洲，此一衣带水，名闻于全世界。”因此激励后人说：“所负光且大之责亦重矣哉！”[[16]]可见修谱记先人之事实与显绩，可以激发其后人向善崇学之风。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亦持相同观念，他说：“虽然人性固恒，恃有所观感激劝，而日以向上。为人子孙者，食旧德，诵先芬，知吾祖若宗，所以立身砥行，效忠于国，而光大其家者，为何如？则往往悚惕鼓舞，求所以自建树，不坠其绪。”[[17]] 梁启超先生对于家谱记忆功能的分析，指明追念先祖旧德有四善，即可以劝励人心，可以让人努力向学，可以光大一人之门庭，可以扩而至于忠心爱国与建功立业。真可谓善莫大焉！
再，《雪谷公支谱》编纂体例，明显受到黄守恒所编《练西黄氏宗谱》体例的影响，其“世纪表”亦分栏详列世次、名号、年岁、职业、妻妾、子女、住址、坟墓等，眉目清晰，深得近代统计学之妙。
三、《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序》与谱重优生
《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共十卷，由黄炎培与黄士焕、黄洪培等一同修纂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卷首有黄炎培题署“重辑黄氏雪谷公支谱”。《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序》黄炎培、黄洪培共同撰写，从其内容来看，实为黄氏家谱的“导言”，其文云：
吾宗伯文叔于民国九年发起修辑黄氏雪谷公支谱，群策群力，三年成书。最近创议重辑，仍邀共事，洪培、炎培义不容辞。然前后两次均以困于职务，未能多负责任。此次亦仅得于参加商讨计划之外，洪培分任调查，炎培分任世系图表整理，至全稿仍由伯文叔偏劳，乃底于成。此重辑本就原有资料，取近三十年间事实调查补充，如世系图表、世传等，均有增补，而伯文叔所创议在世次以外，每人编定号次。自元一公以下八百年间，共得三十世，著录者八百二十人，辑成名字世次编号一览，既易检寻，尤便统计。其他如五房户口增减图表，多子者一览，学力一览，官职一览，年寿统计耆老一览等皆由伯文叔起草，而稍稍修饰之、润色之，亦有重违叔意，而仍之者。
尊父系而略母系，万难认为合理。然欲两系并列，则资料之调查与方式之排列，两感困难。既在世系图表中，苦于无法求合吾人理想，惟有勉就可能，试为之范，以供学人研究，中有洪培、炎培试制一部分男女双世系图，实本此意。
吾宗无大贵，亦无大富。就本谱世纪表所载，明清两代曾无一人受禄于朝者，入民国仅炎培曾受职教育行政，后辈未计及也。论富力，虽闻有记载，如景旸公被称为黄半海，而相尚施舍，旋聚旋散，贻子孙者盖少。如吾宗者，虽或出入于小资产与小工商阶级，实未丧失其平民身份。论科举则终有清一代，入府县庠者五十六，举于乡者三，以上无闻焉。自新教育推行四十年来，受高等教育者不足四十人，留学国外者不足十人，此非吾子弟之不悦学，殆平民社会，富力限之，机会限之，良可悯也。但行谊采入邑乘者，则班班可考焉。
论吾宗年寿，全谱八百人中，享寿男性最高者九十二岁一人，八十以上六人，七十以上二十六人，六十以上五十六人。女性则最高者九十五岁一人，九十岁以上三人，八十以上十四人，七十以上四十三人，六十以上四十二人。其生存者，男性最高仅七十以上四人。洪培年七十二，忝居最长矣。试就洪培、炎培上推之，洪培父佐臣公年二十四、炎培父叔材公三十九，伯父平甫公四十二，叔父一林公三十六，里百公四十八，颂椒公十七岁入学，然享年仅十九耳。祖厚余公五十二，曾祖贞庐公三十九，曾叔祖爱愚公二十八，高祖范夫公仅二十四耳，享年如此其短，为儿孙者能无警惕？……
世界正在演进，最近三十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变化尤为剧烈。政治则一致祈求民主，经济制度则以社会主义为公共之趋向，社会组织则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渐进而以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为大目标，对家族主义唾弃之不暇矣。此为人类社会进化必经之程序。吾人岂宜留恋过去，忽视未来？后生子弟，尤宜各自滋培其理想，努力以求实现勉为大群之一员，勿以家庭佳子弟自足。
谱牒之学，当惟优生学者珍视之，而偏于父系，抹杀母系，亦岂能满足优生学者之要求？若夫一家一姓之绝续，兴衰曾何足道？吾人虽随诸伯叔后从事修辑，然其价值之多少有无，不敢不自反也。亦正惧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耳。
今何时乎？对日抗战结束，继以惨酷之内战。政府以发行纸币为惟一养战之财源，人民则以尽力购储物资，为一线求生之路。战区死于战火，非战区死于饥饿。全国忧惶，不可终日。而吾重辑支谱之举，虽印刷费数字大可惊人，乃以秋生、杏园两人之慷慨担荷，终于蒇事，诚幸事也！
尤有一事，吾宗若干代系，大都置有祭田，历年收取田租以供祭费。管理上种种纠纷，几于无时蔑有。此时政府努力推行土地政策，土地政策之基点有三：一为惟耕者乃得有田，不许有人坐享其利；二为有田不患寡，而患不均，必须公平分配；三则单位过小，将违反经济原则，乃设为合作农场，或集体农场等，制度以调剂之。今后必须依此以行，族田制度行将无法存在。愿吾雪社同人早为之谋，置田将一变为最不可靠之经济基础，同人其深念之。
此《序》撰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二十八日，黄炎培从重辑黄氏支谱的缘由、过程、男女双世系图、仕宦、年寿、著述、留学、谱牒学演变、祭田制度变革等方面对黄氏家族的详细情形进行了介绍。其中黄炎培创制的男女双世系图，一改过去谱牒重父系、轻母系的谱法，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黄炎培在此《序》中论及谱牒在齐家方面的价值，则尤其推重优生学价值，这也是黄炎培“谱以齐家”观念的现代意义。从明末至清末，全谱合计八百人，90岁老年人口比为0.5%，80岁老年人口比为2.5%，70岁老年人口比为8.62%，60岁老年人口比为12.25%中，而无论享寿最高，还是老年人口比，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若推广开去，则由黄氏一族情形则可约略推测出上海一地区之老年人口比例的情形，甚至亦可推见江苏全省乃至全国人口情形。这无疑会给优生学学者提供借鉴，也会给人口社会学家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又因传统谱牒抹煞母系一族，无法全部满足优生学者的研究目的和要求，而黄炎培男女双世系图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
再，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黄炎培此时的思想，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在经济上主张社会主义，而在社会组织上则尤其反对家族主义，主张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渐进而以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为目标，而这又促使他对谱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明显打了折扣，故谓家谱的“价值之多少有无，不敢不自反也”，“正惧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这表现了他家谱学的矛盾心态。关于这一问题，也正是今天以修谱建设家庭文化者所着力思考的。
四、黄氏家谱对黄氏家风的记忆及对黄炎培的影响
所谓家风，是一种家庭文化的传统基因，属于家庭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要通过长期的家庭文化与道德建构才能自然凝成。家风内容广泛，包括家学传统、家庭信念、礼仪传承及家训家规等。据黄炎培家族《黄氏雪谷公支谱》初辑本与续辑本，黄氏家风的内容与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儒学传家
《黄氏雪谷公支谱》的谱主雪谷公黄霂共有五子：岱松、衡松、华松、恒松和中松。其中黄中松（1701—1754），字宗喦，号中岩，专治《诗经》，是著名的经学家，著有《诗疑辨证》六卷、《易粹》四卷、《春秋释例》八卷，《霞起楼诗文集》十二卷，后世学者称文瑞先生。沈德潜曾撰《文瑞先生小传》，赞曰：“余尝游上海，谒公村庄，第树参天，寒泉无底，不见一人，惟闻鸟声。与余啜茗论文，无一尘土语，而翛然自得，有不可一世之意。”[[18]]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亦将《诗疑辨证》收入。纪昀云：“是书主于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故以辨证为名。然亦有间有疏舛……至全书之中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可谓详于陆玑，而典于蔡卞。瑕不掩瑜，亦近人中之留心考证者矣。”[[19]]
黄烈（1718—1785），黄中松子，谱载二十一世，字右方，号淼亭，又号一斋，廪膳生，亦能秉承家学，博览群籍，工于说经，时人称为“黄经解”。曾得到礼部尚书彭启丰（1701—1784）特赏，而清代史学三大家之一的王鸣盛亦引其为同道中人，并誉其为“中流砥柱”。黄烈著有《书疑辨证》六卷，此外尚有《诗传拾遗》三十卷、《云间文献》二卷、《江夏著作林》二卷，并编有《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二卷、《金堂县志》九卷等。民国《上海县志》载其小传，述其生平较详[[20]]。此外，黄中松三子黄灼著有《礼耕堂诗古文集》、五子黄燿著有《易疑辨证》四卷、《霞起楼诗稿》二卷等，而黄燿夫子曹氏亦著有《茹荼集》及《女诚》等。
黄元吉（1751—1807），黄烈子，谱载二十二世，字廷翰，号西堂，廪膳生，亦克绍家学，撰有《诗经遵义》二十卷、《西堂遗稿》一卷。黄元丰，生卒无考，黄灼子，字协占，著有《海曲吟庐诗集》四卷、《应岳堂学古录》六卷、《话雨山庄乐府小令》一卷。
黄衔，黄元丰子，谱载二十四世，字凤韶，号远山，邑庠生。著述甚夥，有《四书汇说》十二卷、《五经汇说》十六卷、《沪渎文献录》十卷、《高行镇志》四卷、《古意轩文集》六卷、《养娱室诗集》四卷、《偶寄轩诗余》一卷。
川沙黄氏雪谷公第五子黄中松一支治经学，而第四子黄恒松一支则多著诗文小品，著作计有八部：黄协埙《鹤窠村人诗抄》、黄轩如《秋风集诗》，黄陶然《陶然诗存》和《金阊杂咏》、黄小涪《小涪诗稿》、黄丽泉《香草堂诗》、黄次香《延秋馆诗稿》、黄洁泉《洁泉诗存》等。此外，黄秀岩著有《字类标韵详注》一卷，黄沐三著有《小家语》四卷、《枭林小史》一卷，黄锡三著有《四音定切》四卷。而黄梦畹为《申报》主笔，富于著述，有《鉏经书舍零墨》、《爱愚公八股遗文》等。
民国以来，黄氏家学亦随国家形势而有变革，其学术亦有新变化。正如黄炎培《导言》所云：“自瀛海棣通，青年恣吸新知，学术为之一新。”[[21]]黄自（1877—1938），黄洪培长子，字今吾，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毕业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归国后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长兼教授。黄炎培《导言》云，黄自“专攻作曲，所制诸曲见重于中外专家，积稿甚多，如《音乐史》、《和声学》、《对位法》、《怀旧曲》、《幻想曲》等，俱未印行，仅印行《春思曲》、《长恨歌》、《爱国合唱歌集》及《复兴音乐教科书》等”。黄组方（1911—1944），黄洪培次子，专习经济，于会计及统计颇多创见，曾主编《立信会计丛书》，著有《决算表之分析会计名词汇译》、《基本会计学决算之编制及内容》等。至黄石（1901—1944），黄炎培长子，字方刚，学习哲学，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有《道德学》、《苏格拉底》等。
2.以经商起家
川沙黄氏经商历史悠久，早在明朝时即开始经商。如黄炎培十六世祖黄昇（1396—1472）在明初时即经商，主营布业，家业颇隆。“近青浦盐课司中间二十里，十九皆公业，自场司至海滩，延长三十余里。”因此，当时苏松人皆称黄昇为“黄半海”，后因种种原因，家道中落。至清初，即黄炎培十一世祖黄学禄时，则迁居上海高行镇，亦是经营布业，后至十世祖黄锡周家道复隆。黄锡周（1625—1683）字令闻，擅长货殖，外出二十年，历九省。孙秉侃曾撰《令闻公传》，有文云：“公禀性孝友，尤善经营，先后出游，凡二十年，阅历九省，与人交尚气谊，重然诺，物我无间。”[[22]]
黄炎培先世货殖亦影响到黄炎培祖父辈，如黄梓，谱载二十五世，以营豆米为业；黄钟俊，谱载二十八世，先营米店，后营钟表、呢绒等；黄关生，谱载二十五世，营纸业；黄守楠，谱载二十五世，营花行、米行等；黄增和，谱载二十世，营染坊业；黄观九，谱载二十六世，营绸缎业；黄洽，谱载二十四世，营布业；黄佩珍，谱载二十七世，营药业等。黄天祥，谱载二十八世，营报业等。黄濬培，谱载二十七世，营布米业；黄荣培，谱载二十七世，营洋货；黄兆培，谱载二十七世，营豆米……。比如黄佩珍，号杏园，善于经营药业，家业有成。《世经表》云：“光绪廿二年生，年十三，习六陈业（杂粮），三载。年十七岁，从浦左胡达文夫子习针灸专科，得传临诊。然彼自觉不足，年二十二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吾国加入协约，彼志愿随工兵出国当护士之职。……和约成后，返国，年廿四，遍游大江南北及平津等地，行医十余年。年四十，八一三日军侵滬，专心从事祖传秘制养真栖肺露，营业蒸蒸日上，彼热心族事，捐资协同秋生重辑《雪谷公支谱》。”[[23]]可见，黄佩珍经历丰富，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祖传秘方经营药业，起家后，亦曾出资编辑家谱。
3.商才儒魂
由上文知，黄炎培十世祖黄锡周以货殖为业，颇富商才，不数年即广积资财；又颇有义行，能“富而好礼”，以儒为商，热心慈善。《上海县志》卷十五《人物传》亦载其小传，其文云：“黄锡周，字令闻，幼习贾，慷慨尚义。尝客润州，有盛某为邂逅之识。后十五年游岭南时，时盛为岭南邑佐，被黜流离。以情告锡周，悯之，护送其家二十余口归润州，并出二百金为生计。盛感德以爱妾赠别，锡周艴然曰：‘是鄙我也。’不顾而去。居乡，当明季之乱，东沟设木椿以御水寇。历数年，寇靖而椿木未撤，船户侍以为利，铺家苦之，锡周白于台宪，革其弊，远近感颂其勇于为义，类如此。子霂，字既霑，号雪谷，持躬敬慎，有三老佛之称。”沈德潜所撰《文瑞先生小传》亦提及黄锡周相助盛某事。至黄霂，黄炎培九世祖，继承祖业经商，且慕义尚捐，“持躬敬慎”，因此有“三老佛”[[24]]之称。黄煜，黄炎培七世祖，陆锡熊（1734—1792）为其撰写《家传》，有文云：“黄君名煜，又名熙，字郁文，晚自号曰陶然。上海县东高行里，有笃行君子黄古存者，君之父也。……盖君负异才，意气踔厉，欲有以自见。而试有司，辄不中格，罢则从其父行贾吴中，间从吴老宿论文章源流……君所著曰《陶然诗集》二卷，《金阊杂咏》一卷。”[[25]]
再，黄炎培先世经商捐赈事，《上海县志·黄云师传》亦有文云：“云师从弟炳尝贾吴门，付家事于弟焜，而焜亦好施。乙亥岁歉，与弟煜、炘承父恒松志捐赈。”[[26]]故知，黄炎培先祖黄锡周、黄霂、黄煜等人，生活在清初至清中叶，兼具商才与文才，秉持儒家义行，以儒为商，以商养儒，堪谓“商才儒魂”的代表。而且，此种士商互动精神也成了上海黄氏的家风。余英时认为：“明清商人如此看重道德修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商业经营看得很严肃，甚至很神圣。认为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士之下。所谓‘良贾何负闳儒’。”[[27]]无疑，这种家风对黄炎培当会产生巨大影响。
民国时期，黄炎培先生与著名商人、企业家，如张謇（1853—1926）、陈嘉庚（1874—1961）、卢作孚（1893—1952）等人关系都很密切，非常赞同他们从事公共事业，倡导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如张謇从事轻纺织工业、卢作孚从事民生交通实业，而陈嘉庚则在南洋从事多种实业。于此，朱宗震先生撰文曾评价说：“黄炎培作为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摆脱了传统儒生的傲慢，与民营企业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希望他们为公不为私，为国家牺牲自己，为民众谋求福利。”[[28]]朱宗震先生说黄炎培希望商人、企业家要“为公不私”，甚至要“为国家牺牲自己”，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说他与商人、企业家交往是“摆脱了传统儒生的傲慢”，就有失偏颇与谬误了。因为究其源头，黄炎培先生经商理念与社会思想正是与其黄氏家族先辈这种作为“传统儒生”的“富而好礼”、“商才儒魂”的价值追求是相一致的。
作者简介：赵春辉,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文献和文化学研究。曾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
[[1]]许汉三撰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黄方毅撰有《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江淮文史》2012年第5期。此两部文献对黄炎培的先世，仅仅是对其父、祖辈偶有涉及，对其祖父以上先世情形均未详考。
[[2]]柳诒徵著：《柳氏宗谱序》，《京江柳氏宗谱》卷首，柳诒徵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刊本。
[[3]]蔡元培著：《胡氏宗谱序》，《张川胡氏宗谱》卷首，胡钟生纂修，光绪三十一年敦睦堂刻本。
[[4]]黄守恒（1874—？），字心舟，一字佛星，号卹臣，自号顽公，又号复疁。上海嘉定人,清廪贡生。曾任上海广明师范、城东女学、爱国女学、浦东中学校教员。著有《荀子谷梁学考》一卷、《定庵年谱稿本》一卷和《谋邑编》五卷，编有《初等地理》、《参考地图》和《初等手工教程》等教科书，译著有赫胥黎的《原人》六卷、大乌圭介的《长城游记》一卷和田边朔郎的《西伯利亚铁道》五卷。
[[5]]许汉三著：《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6]]饶嵩乔著：《一篇新发现的孙中山佚文》，《广东史志》1997年第1期。
[[7]]孙中山著：《孙中山全集》卷七，中华书局2006年版。
[[8]]冰心著：《谢氏家谱序》，载《谢氏家谱》卷首，1986年编纂。
[[9]]章炳麟著：《题孙氏家乘》，载《孙氏家乘》卷首，民国二十年重辑。
[[10]]黄士焕（1881—？），号伯文。生于高行镇，年十三遭母丧，寄居上海，曾自修英文投考上海邮政，取为甲等。民国成立后，曾任江西都督彭盛藩的构办军械翻译。
[[11]]沈恩孚（1864—1949），字信卿，江苏吴县人，清末举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著有《沈信卿先生文集》。
[[12]]黄桢熙（1872—1930），字季纯，号缉震。经营绸缎业，在上海小东门及杭州大新等地创立大成、大昌公司，营业甚佳，暮年积资丰富，甲于同族。性孝友，好施。独捐巨资于民国十一年冬初次修辑《雪谷公支谱》。
[[13]]据《黄炎培年谱》，民国十一年（1922）正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周年，黄炎培又主持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奔波于南北各地。
[[14]]黄士焕、黄炎培等纂修《黄氏雪谷公支谱》卷首，民国十二年刊本。
[[15]]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0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54页。
[[16]]黄士焕、黄炎培等纂修《黄氏雪谷公支谱》卷首，民国十二年刊本。
[[17]]吴德洸等纂修《延陵吴氏宗谱》卷首，民国十四年刊本。
[[18]]沈德潜撰：《文瑞先生小传》，见《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卷八，民国三十七年刊本。
[[19]]黄中松撰《诗疑辨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2页。
[[20]]吴馨、姚文枬等纂修《上海县志》卷十五，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1]]黄炎培撰：《雪谷公支谱导言》，见《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卷首，民国三十七年刊本。
[[22]]孙秉侃撰：《令闻公传》，《黄氏雪谷公支谱》卷七，民国三十七年刊本。
[[23]]黄士焕、黄炎培等纂：《黄氏雪谷公支谱重辑》卷六，民国三十七年刊本。
[[24]]吴馨、姚文枬等纂修《上海县志》卷十五，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5]]陆锡熊撰《宝奎堂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4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26]]吴馨、姚文枬等纂修《上海县志》卷十五，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7]]余英时著：《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4页。
[[28]]朱宗震著：《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