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指出：“要重视家庭建设”，“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加强家庭建设，首先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其中儒家美德就极具传承价值。在家庭建设中，践行儒家“仁爱孝悌”、“崇礼贵和”、“诚信知报”、“家国情怀”、“勤俭廉正”、“修身以道”等美德，对于匡正家风，提升家庭成员的道德素养，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家庭建设 儒家美德 现代传承
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当前我国的家庭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强家庭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其中儒家美德就极具传承价值。在中国道德史上，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率先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他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礼义、孝悌、忠恕、诚信、克己、廉俭、中庸等一系列德目。孟子则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将传统道德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董仲舒以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便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这些德目，当然并非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有必要在辨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具有现代价值的德目。笔者认为，儒家至少有以下美德值得我们在家庭建设中予以弘扬和传承。
一、仁爱孝悌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在儒家美德中最具特色。仅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就出现过109次。“仁”没有固定的定义，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它，但是为历代人所普遍认同的要义是“爱人”。孔子把“仁爱”视为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有“仁爱之心”，尊重和关爱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两句名言是孔子的一贯之道，亦即“忠恕之道”。从家庭建设的角度来看，“忠”就是“尽己”，尽自己的心意，对家人要忠，要负责任；“恕”就是“推己”，推己及人，要与家人和睦相处。
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基础。中国人自古就把夫妻比作比翼鸟、连理枝，“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这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理念。儒家提倡夫妻好合、“夫义妇顺”，为夫者要以身作则，以义制情；为妇者要温柔和顺，谨守妇道，如此则夫妇和而家道正。儒家还主张“夫和而妇有别”，需要合理分工。为人妻者应是“贤妻良母”，要“相夫教子”，与丈夫共同担负起教养子女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个“程氏相夫教子”的例子。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号称“三苏”。《三字经》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说，后来苏洵成了大学问家。还有一个“苏氏三白”的故事，讲的是苏轼和弟弟苏辙在准备科考时，由于家境不好，每天只吃一碗白米饭、一碟生的白萝卜和一撮白盐，苏轼称之为“三白”。但兄弟两人甘之如饴，将其视为人间美味，终于同年考上进士。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三苏”背后的程氏。她是苏洵之妻、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小时候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喜读书，通经、史，有气节，为人忠厚，有远见卓识。据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载：（程氏）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苏氏极贫。苏洵穷不思变，不事治生，游荡不学。程氏虽不言，却耿耿不乐，忧其泯没，终使苏洵幡然悔悟，发奋读书。苏洵游学期间，程氏“勉夫教子”，担负起养家糊口、教育儿子的责任。她在眉山城南纱豰巷租了房舍，以经营布帛织物为生，而不求助于娘家，以免丈夫难堪。程氏相夫教子，注重以德教化，终使“三苏”功成名就。
“仁者爱人”，根本是“孝悌”。有子曰：“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悌之德的基本内涵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得到普遍奉行。亲人相亲相爱，浓烈的家族亲情，对于保持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孝悌之德的弘扬及其所形成的稳固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孝悌”是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也是一切道德和所有教化的出发点。孔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爱是从亲爱父母和兄弟姐妹开始，进而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形成中华民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宽广胸怀和安老怀少的优良传统。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儒家伦理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再加上西方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人们的亲情渐渐地被金钱所替代，“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致所造成的“夫不义、妇不顺”，“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亲人反目成仇、家庭关系破裂等现象，屡见不鲜。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强调“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因为只有恪守儒家伦理，才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才会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二、崇礼贵和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义之邦”。崇礼、有礼是儒家传统美德。《论语》中提到“礼”计七十五条，其含义有三：一是礼制，泛指两周以来的社会制度；二是礼节，各种礼节仪式是不同阶层人们生活方式的标志；三是礼貌，有谦虚、恭敬的意思。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记》云：“凡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礼记·冠义》）儒家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人要明礼义、知礼节、懂礼貌，要从仪容体态端正、表情和悦、言辞恭顺做起，然后才有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礼义立。礼还是治国安邦之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转·隐公十五年》）国家治理要从礼义教化入手，教人们坚守礼义，遵守礼的约束。只有这样，国家、社会和家庭，才会秩序井然，人们才能安分守己，成为懂礼仪、守规矩、有秩序的人。
儒家既崇礼，又贵和，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和”，体现在待人接物上为“和气”，在人际关系上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则为“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儒家将“致中和”视为极高的道德境界，认为只有把中与和结合起来，并维持其统一和均衡的局面，才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正常运行，才会实现太平和合的理想社会。
但是，“和”又是以“不同”为前提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正是对“中和”这一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和而不同”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包容“不同”，并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寻求统一与调谐的兼容精神。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应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
当前，我国的家庭建设亟待弘扬儒家“崇礼贵和”的美德。一是要加强以“明礼义、知礼节、懂礼貌”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教育。要通过开展亲子共读、构建“书香家庭”等活动，让儒学（含蒙学）经典深入千家万户，提高家庭礼仪素养和道德水准。二是要加强以构建和谐家庭为目标的亲情教育。亲人要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互尊重、信赖，相互支持、关怀。要信守“和而不同”的理念，通过亲情沟通与交流，建立起相互理解、承认与包容个性差异的和谐家庭关系。三是要加强以伦理制度建设为重点的“家规”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注重亲子共读《弟子规》，并联系实际，制定“家庭守则”“家庭行为规范”等，以形成尊老爱幼、谦和好礼、和睦邻里的良好家风。因为加强家庭伦理制度建设和家规教育，可以有效调控和抑制家庭成员的个人欲望和行为，使其符合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进而做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诚信知报
儒家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所以特别重视“诚信”，认为这是一个人应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其中“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内涵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认为诚是天道的本然，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相关德目，如为人“诚实”，待人“诚恳”，对事业“忠诚”等。正如《中庸》所言，“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第二十五章》）。
“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孟子曰：“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善行，并不是外表的装作，而是内心真诚的呈现，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便是“信”。孔子把“信”视为做人之根本，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子路》）作为自己的三大志向，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个要领。这三者之中，“信”是最基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董仲舒以后，儒家伦理又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讲诚信、守信义便成了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在人伦关系中，儒家不仅有“诚”与“信”的德目，还有“报”的德性。“报”即知恩思报，“投之木瓜，报之桃李”。孔子把“孝”的准则诉诸于回报的情理，认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要报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师长培育之恩等。与此相反，“忘恩”与“忘本”、“负义”是同义的，必然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知报”作为儒家道德质朴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已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和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背信弃义的事件频频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足以表明社会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人之初，性本善。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但在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些人却明目张胆地大行损人利己、鱼肉百姓的违法之道。可见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形成讲诚信、讲良心的社会舆论氛围，不仅是维护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贪赃枉法等丑恶行为的土壤。
四、家国情怀
由于家族本位的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儒家历来注重“家国一体”，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家”与“国”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儒家伦理中，“爱国”历来被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被视为一种“大节”、“大义”和必备的人格品质。因为“祖国”不仅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还是情感之源，中国人对其具有强烈的依恋意识。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是爱亲爱家情感的升华，进而可以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崇高品德。虽然在封建社会中，爱国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各族人民都会起来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保家卫国”，不屈不挠，不惜以身殉国。中华民族在多次外来入侵面前之所以没有亡国，与这种爱国传统和家国情怀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如爱国诗人屈原，不辱使节的苏武，抵御外族入侵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飞，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等，都是中华民族爱国美德的杰出代表。现以岳飞为例。岳飞（1103-1142）少时，其母就在其背上刺了“深入肤里”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其父亦训曰：“汝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宋史·岳飞传》）在父母的勉励下，岳飞勇敢杀敌，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自律、励人、诫子，五个儿子个个成才；岳云转战各地，屡建奇功，其余四子或武或文，亦不辱岳门。再以现代的周恩来总理为例。去年10月，本人在江苏省淮安市出席海峡两岸家庭教育论坛期间，有幸参观了周总理的故居和纪念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从小就立志报效祖国，书房墙壁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但是长期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缺失了，被形式化了，人们的家国情怀也淡漠了。随着“去中国化”歪风的袭来，一批“裸官”纷纷将妻子儿女移民国外。2014年，“裸官”被纪检部门列为重点整治和清理的对象，仅广东一省就发现“裸官”2190名，其中有866人还拒绝接回家人。一些名流、富豪在国内从业，却相继加入了外国籍。一些人想方设法移民国外，甚至弄虚作假办理签证到国外生孩子，图的就是一个外国籍。还有的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叫嚷：“若日本鬼子再来侵占中国，我甘愿做汉奸。”受这种歪风毒雾的熏染，难怪会出现小学生填报志愿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外国人”的现象。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爱国是一个民族最首要的，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没有国，哪有家。家国情怀教育再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了，而要成为当代家庭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勤俭廉正
勤俭持家，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家庭美德。勤指勤快，勤于劳作，反对懒惰；俭指节俭，生活简朴，反对奢侈浪费。《论语》中提到“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五种德行之一就是“俭”，就是勤俭戒奢。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还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礼，与其奢华铺张，宁可俭约朴实些好。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省俭朴素就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其实，孔子本人就是节俭寡欲、清廉自守的典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有着乐趣。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我看来好像浮云。”
三国时，诸葛亮就曾提出过“俭以养德”的思想，其中的“德”，主要是指廉德。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廉者，清不滥浊也。” （《周礼·小宰注》）清白不污，纯正不苟，为“廉洁”；能辩是非，以义取利，是“廉明”；能自我约束而不贪求，是“廉俭”。“廉犹俭也。”（《淮南子·道训》）“廉”的根本是在取予之间，取道义、去邪心，严格自我约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乍看起来，像是可以取的利益，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可以取，倘若取了，反而有害于清廉。有了“廉”，才能做到“正”。“正”指的是为人“正直”，处事“公正”，一身“正气”。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廉明公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以身示范，告诫家人勿贪勿奢，清廉自守。宋包拯就立家训诫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补遗》，见《包拯集》卷十）
勤劳节俭、廉正做人是儒家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人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环境中自强不息，与具备这种美德是分不开的。然而，与“勤俭廉正”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当今社会所蔓延的贪腐浪费之风。据央视报道（2013年），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仅餐饮业一项，我国每年就要倒掉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一个仍处在发展中的大国，一个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及困难群众的国家，奢华浪费之风却如此严重，确实值得深思与反省。另据报道，当前在一系列反腐案件中，老虎苍蝇屡打不绝，且常常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一个贪官背后往往牵出的是全家人的贪腐，着实令人震惊。看来，加强家庭建设，确需从家庭教育入手，践行儒家“勤俭廉正”的传统美德。
六、修身以道
《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经一章）上至天子下到庶人，不论老幼贵贱一律均须修身，修身为人生一切之本。那么，修身要依据什么原则呢？《中庸》曰：“修身以道。”（《中庸》第二十章）要修身，必须遵循人类共生共存之大道，这个大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认为这三种美德就是修道所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
在“三达德”之中，仁是核心，最为重要。前面已论，此处不再赘述。而“智”，通“知”。不仅是指专业知识，还包括道德知识；不仅是指知识，还是“知人知己”（知人善任、自知之明）的能力；更是指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的智慧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今人多将“智”片面地理解为学科知识，甚至等同于“分数”，只能说是一种“偏见”。孔子认为，“勇”作为一种德性，应是“行仁”之勇、见义勇为的道德之勇。反观当前的教育，不仅“仁”的教育缺失，“勇”的教育也是如此。“勇”的缺失带来的必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缺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和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2014年3月1日晚发生在昆明火车站广场的暴恐事件，就是一个例证。10余名暴徒持刀砍杀无辜，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面对暴徒，人们尖叫四散，近40名旅客躲进了火车站西侧的一个“便民超市”，却无人敢于挺身而出、率众勇斗歹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长期所缺失的“勇”的教育。
儒家认为，只有修身以道，才能成为仁、知、勇兼备的贤人君子，才能进入不忧、不惑与不惧的理想境界。那么，修身又该从何处入手呢？《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中庸》第二十章）“好学”、“力行”与“知耻”是修身近仁的三个基本条件。
（一） 好学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吃食不要求满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做事勤劳敏捷，说话谨慎，接近（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用他们身上的美德来）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孔子不敢以圣人自居，却一再以好学自许，“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把好学看作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一个人只有好学，才能习得“仁、知、信、直、勇、刚”六种美德；而不好学，则会产生“愚、荡、贼、绞、乱、狂”六种弊害。
（二）力行
儒家一贯倡导“力行”的美德，认为人格的修养，重心不在知与言，而在于行。“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刚毅木纳，近仁。”（《论语•子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讲的都是“力行”之意。因为只有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方能实现“求仁而得仁”的目标。中华民族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不尚空谈、勇毅力行的传统美德，才会历经种种险恶却能化险为夷，自强不息。因此，孔子说：“力行近乎仁”，“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三）知耻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原思名宪，向孔子问耻。孔子说：“国家有道的时候，毫无建树，只知道食俸禄；国家无道的时候，不能独善其身，只知道食俸禄；这些都是可耻的。”孔子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令刑法，在于使人民避免触犯刑律。惟有教化，方能使人长存羞恶之心，自觉自悟而日趋为善。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耻对于怎样做人，关系极大。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知耻方能有所奋勉、有所作为。若丧失羞恶之心，就会陷于堕落、麻木、萎靡、苟且、卑污之中。只有知耻，方可论道，才会具备“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的高尚品格。
在家庭建设中，传承“修身以道”的儒家美德，“仁、知、勇”是三项基本原则，“好学、力行、知耻”是三个基本条件，除此之外，还要学习掌握必要的修身方法。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儒家积累了一套极有实效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识、主敬、集义、养气等，值得我们学习、践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践行“修身以道”的儒家美德，旨在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的人生价值，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参考文献：
1.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
2. 冯友兰：《论孔子》，见《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
3.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陈立夫：《四书道贯》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版。
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作者简介：姜宏德，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课题组特聘专家，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