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之道在“齐家”中的运用 – 陈杰思

摘要:中华民族重视孝道、重视家庭,视齐家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此留下家规家训来治理家庭、家族。而历朝历代的各种家规家训一般都来源于儒家经典,至于儒家经典的义理所在便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因此当五常应用于家庭之中,便产生了各种家训、家教、家规。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运用五常之道来建设家道家风。

关键词:家庭  家规家训  义理  五常  

    中华民族重视孝道,视家庭为道德教化的基本细胞。《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三字经》也说:“养不教,父之过。”中国古代的家训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为目的,有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还有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劝谕、诫勉。但是,我们要看到,家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家训其实是建立在中华经典的基础之上。国学主要包括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义理即是经典所承载的思想、智慧、价值、道德、精神。按照“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之论,义理之学运用于经济界,即成为商道;运用于政界,即成为政道;运用于学校,即成为学道;运用于个人修养,即成为道德;运用于家庭,即成为家道。所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建立家道家风的根本,儒家经典就是历代各种家训家规的活水源头,家训家规其本质就是儒家经典在家庭之中的具体运用。历史上成功的家教都是具有儒家文化教养的人推行的,这些人在认真学习儒家经典之后,将经典义理运用于家庭生活之中,用来教育子女和族人,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家训、家规。当今社会中,如果要建立“齐家之道”,就必须系统学习经典,再辅之以各种家训、家规的学习,并且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体之于事、现之于物。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大家面前,在现代人时间紧迫、压力较大、事务繁多的情况下,一般人不可能皓首穷经,去系统学习浩繁的经典。《三字经》、《弟子规》只是入门之书,主要要学习四书五经,学了四书五经还不够,还要学习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与柳宗元、宋代二程和朱熹、明代王阳明与黄宗羲、清代曾国藩的著作。学了儒家的还不够,还要学道家、佛家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代表之作,还要学习各种家训、家规,学了之后还要能提取精华,大量背诵,融会贯通,并且还要理解、体证、践行、运用,还要运用大量的事例进行参悟。完成以上过程,非花二十年的功夫不可。许多人不可能付出二十年的时间代价,只能支离破碎地学习一点点,或是望而却步、半途而废,或者只是停留在入门之处。

    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阅读了大量《四库全书》中的大量经部、子部、史部典籍,读了大量的中外思想家的著作,也阅读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形成数千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挖掘、分类、阐释、理解、体证、比较、考察、践行、运用、发展十个方面下大功夫,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精神、智慧、成功之道、管理之道结合成整体,形成《中华义理》十卷本,建立了包含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纲领、132个思想主体的国学教育体系,简称为十纲百目。一般学习者直接学习《中华义理》十卷本,就可以省去漫长的二十年的探索时间。《中华义理》可以作为当代家道家风建设读本,许多家庭采用共修的模式来学习《中华义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五常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应用于家庭之中,即成为各种家训、家教、家规的来源。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运用五常之道来建设家道家风。

仁:

    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核心,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倡导“仁”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相互关爱、重良知、重道德的民族品格。“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仁者爱人”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的概括。

    仁爱之心是内在的,但必须有被爱的对象,而且被爱的对象能够感知到爱,所以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孔子是把爱亲作为仁爱扩大的基础,他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具体的做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亲人的利益出发,站在亲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满足亲人的正当要求,解决亲人实际的困难。仁爱之道首先从家庭中开始践行,因为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感情是最真诚、最深厚、最持久的。

    传统家训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明仁孝文皇后认为,要做到 “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益亲”,否则就会出现“父不慈则子不孝”。对待仆人和邻居也要有仁爱之心。例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对待乡邻要宽厚待人,扶危济困,做到 “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仁爱之道表现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个五方面:长辈对晚辈表现为慈,晚辈对长辈表现为孝,弟妹对兄姐表现为悌,兄姐对弟妹表现为友,夫妻之间表现为爱。宋人范质在《诫从子诗》中说:“诫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孩提知爱,稍长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齿于人类也。”

义:

    义既指高尚的行为与气节,又指包括公平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社会道义体系。倡导“义”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见义勇为、重视整体利益的民族品格。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按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原则去做,不能“见利忘义”。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只能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获取利,做到义利合一。要体现“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为自身争取利益的同时,必须首先“利他”,以“利他”的方式实现“利己”,达到“利他”和“利己”的和谐统一。在夫妻关系上,儒家强调夫义妇顺,提倡“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

    孟子推崇大丈夫的精神气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传统家训注重培养人的高尚气节,具体表现为个人气节和民族气节。人要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有信誉,讲义气,信仰坚定,一身正气。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富贵、名利,理想、荣誉、人格更为重要。“为人祖宗父兄者,惟愿有好子弟,所谓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时夸耀闾里者也。谓有好名声,好名节,与日月争光,与山岳争重,与霄垠争久。足以安国家,足以风四方,足以奠苍生,足以垂后世。”[[1]]人要有高尚的气节,远离庸俗苟且的流俗,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出污泥而不染,不为低俗所同化,不为庸俗所浸染,正如王夫之所言:“俗气如糨糊,封令心窍闭;俗气如岚疟,寒往热又至。”(王夫之《示侄孙生蕃》)“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2]] “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气。”缺乏骨气,就沦为低贱;放纵情欲,就难保气节:“难操而易纵者,情也;难完而易毁者,名也;贫贱而不可无者,节也贞也;富贵而不可有者,意气之盈也”。[[3]]人处于贫寒之中,但贫不意味着贱,在贫困中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家处穷约时,当念守分二字……人当贫困时,最宜植立自守衡门之节,若卑诌于豪势之人,不独自坏门风,且徒取人厌,其实无济于贫乏也。”[[4]]要树立良好的家风,传之后世。魏晋南北朝时期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5]]

礼:

    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婚礼、丧礼、成人礼、生日礼、祭祖礼,都是重要的家庭礼仪。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约之以礼”,“齐之以礼”。荀子也讲:“礼者,所以正身也”,“礼以成文”。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体现出仁爱、和平、秩序、优美等人性原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对“礼”的倡导,可以养成中华民族谦逊好礼的民族品格,获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

    中国有博大精深的礼文化,《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礼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动物只能依据生物本能而行动,而人则必须按一定的文明规范行动,通过礼表达互相的尊重与友好。传统社会中的家规、族规,就是礼文化在家庭中的具体运用。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各种家训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诸如杖责、鞭挞、开除族籍等。

    有的家庭还规定举行定期的家庭会议,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全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进行反思忏悔,或进行劝告勉励,从而产生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庭礼仪中最重要的礼仪就是立牌位,牌位可以分为以下多种:天地圣亲师位、天地君亲师位、天地国亲师位、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本姓祖先之神位、孔子神圣画像等。建立此牌位的理论基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

    北宋初期,已经正式出现“天地君亲师”之牌位。明朝后期以来,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牌位在民间广为流行。至今,在中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设立天地国亲师位或天地君亲师位。由于时代的变迁,君主制度被推翻了。儒家黄宗羲说,君主是天下的大害。实际上许多君主,很难成为人们的道德榜样。“君”位应当去除,可以采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的意见,将“君”改为“圣”。将圣人的位置从最末的师位提高到天地之下,位于亲位之上,方显圣人孔子之尊。在天地圣亲师的牌位中,其中每个名词各有所指。

天:即昊天上帝,也可指自然之天。

地:既指大地之神,包括土地神﹑五谷神﹑山神﹑河神等,又可指大自然,即人所生存的自然世界。

圣: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人,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上承数千年,下启二千五百余年,孔子之后有孟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孔子为万世师表,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榜样。

亲:祖先崇拜是儒教的一大特色,人们将自己的祖先奉上神位,进行祭祀、敬拜。

师:指创造精神财富、可供人敬仰学习的历代贤者、仁人志士,他们践行并阐释大道,维持中华道统数千年不堕。

    传统的家礼重在培养人的谦恭精神和忍让精神。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人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6]]在不同的情况下,谦恭表现为不同的行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周公《诫伯禽》)明代高攀龙在《高忠宪公家训》中讲“ 临事让人一步 ,自有余地。”有的人只有血气之勇,动不动就因小事动武,酿成悲剧。如果大家都有忍让的精神,每个人都会后退一步,反思自己的过失,就可以减少无谓的争端。唐朝朱仁轨说过:“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意思是说,一个人一辈子给人让路,不过多走几百步而已;一辈子让田界给人,也不会失去一片土地。

智:

    包括重视教育的精神、重视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视“智”, 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非常重视文化知识,也非常重视实践。他说:“知(智)者不惑”,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中讲“格物致知”。《大学》有句名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南宋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儒家倡导的智,是与仁相统一的智,仁智并重,仁智统一。《孟子·离娄上》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是二者弗去是也。”在农耕社会中,许多家庭以耕谋食,以读谋道,耕读并重。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清人张英在《恒产琐言》中讲:“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与读两字。”清人张英《恒产琐言》讲道:“人家富贵两字,暂时之荣宠耳。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与读两字。”科举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晋身之阶,但是,如果读书仅仅是为了科举考试,就会歪曲读书的真正目的。读书的真正价值在于修身正己,而不在于求取富贵。清人唐彪在《唐翼修人生必读书》中说:“尝见人家子弟,一读书就以功名富贵为急,百计营求,无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缘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于身心德业,所当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朱伯庐在《劝言》中也说:“先人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会读。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

    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要用圣贤之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看看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与圣贤的教导相符合。圣贤的书主要就是用来教导人的,所以,读书与做人不能分开,清人陆陇在《示子弟帖》中说:“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体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读书的人。”读书要讲究合理的方法。郑板桥在《寄舍弟墨第一书》中指出“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并说:“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 郑板桥在《谕麟儿》一信中说:“阅书时见有切于实用之句,宜随手摘录”,并指出“若能分门别类,积成巨册,则作文时,可作材料,利益无穷也。”这些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推行经典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有的家训主张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如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信:

    信即真诚、诚信。诚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而信则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真实,是万物存在的重要标志。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讲“朋友有信”,《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精神。诚信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中庸》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以仁立诚,以义立信。当诚信原则同仁义相冲突时,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同时,诚信又成为仁义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诚信,仁义就变成假仁假义。如果只是口头上讲仁、义、礼、智,而不真实地实践它们,仁、义、礼、智丧失诚信之基础,那么,仁、义、礼、智都会变为虚伪的东西。倡导“信”的精神,可以养成中华民族待人真诚、做事认真、诚实守信的民族品格。

    交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诚信。许多家训反复教诲人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吾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对于不良的朋友,要持谨慎态度,姚舜牧在《药言》中说:“交宜亲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则诱之佚游而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枝,甚则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交了有益的朋友,可以增长自己的德性和智慧,杨继盛在《杨忠愍公遗笔》中说:“拣着老成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不入下流也。”与人交往,要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才会有进步。元人许衡在《许鲁斋语录》中说:“凡在朋侪中,切戒自满,惟虚故能受,满则无所容。人不我告,则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

    在劝谏的时候也要讲究正确的方法,清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朋友谏诤,须求有济,不可自谓直谅,令人有难受之实,徒贻拒谏之名。忠告善道犹后,积诚而动,自令人不忍负。不信,未可轻言谏也。”明人杨继盛在《杨忠愍公遗笔》中讲了许多具体的朋友相处之道:“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同干事则勿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亏;宁受人之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

作者简介:陈杰思,香港孔教学院国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组委会主任、云南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华义理》、《中华十大义理》等。


[[1]] 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08.

[[2]] 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99.

[[3]] 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494.

[[4]] [明]姚舜牧.药言.转引自张艳国.家训辑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236.

[[5]] 姚思廉.徐勉传.梁书[A]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7.

[[6]] 马道宗.曾国藩家训.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83.